“行吟”中的诗人：黄亚洲

上传人:新老年发表时间：2017-01-24

“行吟”中的诗人：黄亚洲

　　主席台上，黄亚洲奋笔疾书。

　　都以为他是在做会议笔记，但这时候若凑过头去，会发现上面潦草地写了一段人物对话，也可能是一首诗或者半首诗。

　　这个秘密在不久后成了小圈子里乐道的话题——在下一次的会上，看到他又闷头开始写了，知情人心照不宣地交流一个眼神，露一丝不易察觉的笑。

　　尽管有过几次略显窘迫的“露馅”，但黄亚洲还是改不了这个习惯。

　　向他求证，黄亚洲笑。又正色说，千万不要写这件事。

　　因为那时他的身份还是在任的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兼主席。

　　但是，突然灵感来了，昨晚上一直想不妥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出来了，怎么办？冒个险吧。

　　抛开作协前书记与主席的身份。

　　作家黄亚洲身上有多重标签。最重的一枚，大概是“主旋律”。

　　但若一不留神看到他的散文，比如那篇曾经刊载在本报西湖副刊上的《作家的话你能相信多少？》，你没准先是一愣，接着大笑，然后，想上一想。

　　不过千把字的短文，第一段是“上午，我应早报之约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怎么舍得拒绝喧嚣》”；第二段是“下午，我应晚报之约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只有山野才放得下疲惫的灵魂》”；第三段是“晚上，读者的反馈来了——作家都是龟儿子相，我想跳楼！”

　　当然是虚构的。黄亚洲笑，作家总是在虚构一个又一个幻境。

　　但他较真的东西，对他来说并非幻境。

　　比如《雷锋》，又比如正在写的五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邓小平》。

　　他企图从中搜寻历史演进中的客观规律，寻找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儒家几千年来“文以载道”的思想和入世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这个男人。

　　［作家黄亚洲］

　　黄亚洲上的众多标签，最重的一枚，大概是“主旋律”

　　他写长篇电视连续剧《日出东方》，写小说与话剧《雷锋》，写长篇小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黄亚洲身上众多标签中，最重的一枚，大概是“主旋律”。

　　我为什么写长篇小说《雷锋》？

　　网上关于雷锋的争议很多，我就说我了解的雷锋。

　　我采访过雷锋的家乡，透过别人的嘴接触到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我也去营口，坐在他当年的战友中间，一群退伍的、话不多的老军人。这样一个22岁就牺牲的青年，从小是一个孤儿兼乞儿，从小就习惯于不怕苦，热忱地帮助人。他真实地在我们这片大地上生活过22年。

　　那天西安一家报纸记者同我聊起雷锋日记中“义务帮生产队捡粪”的事，说雷锋自称一天捡粪三百斤，那是他自吹，除非他那天直接跳到粪坑里去。我告诉他一个黑龙江农村青年亲口对我说过的话：这有什么不可能，我们当年就做过，北方的粪，冬天都冻成了冰渣，一铁铲铲进筐里，马上就装满了，连冰带土的，一筐就重五六十斤。一天三百斤我们这些孩子都能捡到。这种当时当地的背景，你不清楚，怎么就下结论？

　　要否定雷锋的人，他并不在乎雷锋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只是借这个话题否定另一些东西。

　　没错，那个特定的时代强加在雷锋身上的东西肯定很多。但不能因为一些宣传上的问题，把那个年代一些人性美好的东西都一并否定。你应该把真实与浮尘剥离开来。

　　某天，一个陌生女人在杭州图书馆门口拦住我，说黄老师，我女儿看了您写的小说《雷锋》，感动了，对我说，妈妈，雷锋叔叔小时候这么苦，我今年过年不买新裤子了。

　　有这句话，我写雷锋，就够了。

　　“主旋律”这个词，背后有太多东西。今天说的主旋律，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是那些全人类都信仰的精神性的东西？

　　我更认可的一种观点是“文以载道”。

　　我曾参与写长篇电视剧本《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与长篇小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进行了大量的资料研究，研究关于他的文献。100个人心里有100个邓小平。但在一个个历史进程中，邓小平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有人生的困顿与人性的突围么？

　　我们这一代是跟着起伏跌宕的当代历史摸爬滚打过来的。到现在回过头来反思历史，觉得这个历史发展的进程，肯定有必然的东西，一些被称作“客观规律”的东西。作家的义不容辞的任务就是要做解读。

　　［诗人黄亚洲］

　　“海拉尔的月亮，是用水洗过三遍的

　　洗过月亮的的水，就直接泼洒在草原上

　　这种泼洒的形式，我们一般叫做月光”

　　黄亚洲写诗的快，不挑环境，是出了名的。

　　小板凳上，打印过的废纸背面翻过来，刷刷刷，就写上了。

　　并且总是出人意料。比如写“海拉尔的月光”。

　　又比如写黄河——

　　“山西的山，对半切开，就是两座黄土高原。大雨切下一块高原，那种运输的过程，我们就叫做黄河。”

　　剥掉一层层世俗和防备，只留下一双黑得发亮的眼睛。

　　行吟诗人，我喜欢这个说法。

　　我女儿说我是“长不大的孩子”。确实，到现在我看到好诗还会激动，比如“鹰，一动不动，趴在风的肩膀上”，高凯的诗，你瞧那种西北的气势。我当时一读到，就像被雷电击中一样。＼

　　写诗的时候，一个人特别放松，因为这个时候，你表达的各种情绪，是最自由的、最靠近真实的，本质的东西。

　　你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擅长的表达方式，但也有很多制约你的东西。一些小说，也有不太自由的地方。写影视剧本更是如此，太多的人为制约，太多的不靠谱的“二度创作”。

　　但诗不是这样。

　　有一年过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推着妈妈去曲阜过年，呆了8天。之前也去过曲阜，但都是匆匆路过，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在那8天里，我去孔庙、孔府、颜回庙、少昊陵。写了一些曲阜的诗。

　　那时候，我为写长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每次高铁往返杭州和北京，都提出要在中间的曲阜停留两天。因为我承诺插空为当地写一本描绘曲阜的诗集。我要采访，我要想一想。儒家哲学作为一种东方人类存在的哲学，肯定有它具有生命力的地方。

　　所以，我愿意成为一个“行吟”中的诗人。我要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我的理解重新组合世界。我乐此不疲。

　　摘编自《杭州日报》记者郭琳的文章《黄亚洲：君子坦荡荡》

　　(诗人武眉凌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