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向全球货币市场“注水”

事实上，多数金融分析人士此前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都有或多或少的预测。而且，这已经不是美联储第一次向全球货币市场“注水”了。去年3月，美国首轮“量化宽松”推出，总规模约1.7万亿美元。美元指数从89下跌到74，但宽裕的流动性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了一场及时雨。一年之内，道琼斯指数攀升到11000点之上，涨幅比最低点时超过70%。国际石油价格则从每桶40美元左右上涨到接近90美元，涨幅超过100%。以小麦、棉花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也在连续涨价。

与资本市场的“狂欢”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是愁云惨雾。美国基础利率一直维持在0.25的低位，财政赤字攀升，占GDP比值接近10%，经济增长在短时间的反弹之后再度下调。最能反映经济活力的指标失业率超过9%，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隐性失业和放弃找工作的人，这个数字接近20%。这说明“打激素式”的货币刺激政策几乎失效了。

这种“开着直升机撒钱”的办法，并没有把救命的钱送进普罗大众手中，而是轻而易举地流入富裕阶层和大金融机构、投机机构手里。而这对经济的真正恢复根本起不到作用，受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人群，是收入微薄的老百姓，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他们面临失业、减薪、收入下降、还不起债的窘境，这使得真实经济的需求急剧下降。

钱都跑到哪儿了？中国人民大学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分析，一部分流向全球金融货币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的自我循环）；一部分跑到石油、贵金属、粮食等大宗商品市场炒作；一部分以“热钱”形式跑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市场（楼市和股市）。

由此，全球经济出现了“相当怪异的现象”：真实经济总体萎靡不振，绝大多数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却基本回到危机之前水平；以传统CPI衡量的全球通胀水平暂时处于低水平，好些发展中国家资产市场却剧烈飙升（譬如中国楼市），局部地区通胀预期急剧恶化（譬如印度）。

“美国希望为自己的经济难题找到速效药，它的药方是美元贬值。如果它迫使人民币升值，那么接下来，也会迫使日元、欧元还有别的国家的货币升值。”经济学家谢国忠称，美国这个占全球经济四分之一的经济体，总想把自己的问题扔给别人。但最后，这还是“一招死棋”。

债权人要拍桌子

如同一个信号弹，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启动之前，一些主流金融报刊却率先把矛头指向了人民币。一段时间以来，谁在操纵汇率的争论在全球蔓延，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法案。中国的货币政策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一度成为世界经济的“大救星”。可转眼之间，就成了美元货币洪水来袭之前的替罪羊。直到美联储的印钞机疯狂转动起来之后，人们似乎才明白，之前的那场“口水战”原来只是一次佯攻。

10月上旬，在美国华盛顿参加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时，向松祚切身感受到了对人民币扑面而来的敌意。某些英美金融高层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成了拯救世界经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表示，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人，但由于美元贬值，2006年~2009年中国这个债权人账面损失约5000亿美元。逼迫人民币升值，其实就是掩盖美元滥发进而贬值的事实，这直接侵犯了债权人的利益，美元长此以往，总有一天会遭到债权人的抛弃。“现在中国和美国的位置似乎颠倒了，倒像是中国欠了美国很多钱，而美国这个债务人对中国提出种种要求。”他说，“是到了债权人拍桌子的时候了”。

宋鸿兵把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同1929年的大萧条相比。在他看来，美国经济是被债务绑架了。1929年与2009年最大的共同之处，就在于美国经济的负债与GDP的比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1929年，美国总负债占GDP的300%，整个国民经济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下崩盘；而2009年，美国的总债务已近GDP的400%。

美国的债务不仅仅局限在国债，而是整个美国的政府、企业和私人对银行系统的总负债。2008年美国总负债规模已高达57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104万亿美元的医疗、社会安全等隐性政府负债。2006年，这个数字仅为48万亿美元。也就是短短两年间，美国GDP从13.1万亿增加到14.2万亿美元，债务却增加了9万亿，债务增长速度是GDP的8倍多。

借新债还旧债，但债却越借越多。宋鸿兵说，美国政府的“量化宽松”，就是通过借更多的债，来解决当前的债务危机，“这就像推石头上山，他们提供的货币越多，上的坡越长，也越陡”。

事实上，对于美元这个“欠了一身债”的货币来说，贬值和通货膨胀似乎很是受用。在货币战争硝烟弥漫之时，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张茉楠在《瞭望》刊文称，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潜在意图就是要使财政赤字货币化，再次抵消债务成本，美国反而可能是这场“货币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该文认为，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可谓“一箭多雕”：既想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实现内需疲弱下的经济复苏，又想让人民币升值稀释债务，寄希望于通过美元货币贬值实施一次中美之间财富的“大挪移”。对此，中国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准备。  

11月5日，在央行行长周小川发出了“热钱”警报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一次媒体吹风会上对美联储的行为表示“担忧”，他说，“一个国家的财长说过，滥发钞票就等于变相操纵汇率。” 他进而表示，美国的货币政策会产生“溢出效应”，如果美国一直执行这种政策的话，恐怕不仅仅是“溢出”的问题，最后还会成为“洪水”。

票子毛了，钱包瘪了

泛滥的“美元洪水”没有挽救美国经济，反而在冲击着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堤防。

针对美联储的最新货币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一时间发出警告，过量的资本流入金融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将推高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币汇率，进而影响这些国家出口，同时催生资产泡沫。他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当前汇率争端的乱局，并造成很多国家被动进行干预。”

如今，流入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等20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游资，无论速度和规模均超过金融危机爆发前。2009年4月至今年上半年，国际金融资本流入这20国的年均规模达5750亿美元。其中，2010年上半年进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78.6%都流向亚洲国家，对这些国家的货币构成升值压力、埋下通胀隐患。数据显示，20个新兴经济体中有近2/3的国家实际利率为负值，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极大。

张茉楠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是这场“货币战争”的最大受害者。“热钱”从太平洋彼岸袭来，它一边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炒高了粮食价格，并传导进国内市场；一边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的楼市、股市，炒高房价、股价。那些只有工资收入而缺乏投资渠道的老百姓，就会发现“票子毛了，钱包瘪了”。

“热钱进入新兴经济体总是一个泡沫。”谢国忠称，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呈爆炸性增长，从12万亿元上升到70万亿元。中国工业的高增长确实消化了部分增量，但更大的部分进入了高估的地产市场。“一旦资产价格正常化，钱就会一泻而出，贬值就不可能避免。”

不过，并非只有中国面临这种“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困境。印度央行今年已经第六次加息，其通胀指数连续6个月维持在两位数水平。

财经评论家张庭宾称，中美之间形成了“中国人劳苦、美国人享福”的循环关系：中国人苦干，用极其廉价的劳动和资源制造商品输送给美国，美国则印纸币来换；中国人获得了美元，积累成外汇储备，又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美国人再用这些钱享受廉价的中国商品（贸易顺差），到中国投资；外商投资和贸易顺差导致国内发行更多人民币，物价就越来越高；美资企业在华获取丰厚利润，并向美国出口更多商品……而最后，美联储还要在滥发钞票之前给人民币扣上“操纵汇率”的帽子。

人民币要为人民服务

欧洲太平洋资本投资公司总裁彼得·席夫指出，即便美元涨跌还有反复，但从长期看，“把本国的货币和美元绑在一起，就像是把自己的船绑在泰坦尼克号上”。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倡导“哪一种货币币值稳定，就支持其为贸易结算货币”，人民币应该成为中美贸易、中欧贸易、中日贸易和大宗商品贸易的结算货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表示，改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势单力薄，只能好自为之，应该“努力构筑防范外部冲击的‘防火墙’”。他强调，在面对金融危机时中国货币当局要“保持清醒”，一定要学会“以我为主”式的思考。

宋鸿兵则大力呼吁“人民币国际化”。货币的核心是信用，人民币持有人可以用它购买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而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型大国”，这就是信用的基础。

“当你接受货币交换你的劳动时，你必须完全相信你可以用它来交换其他人的劳动。你的钱包表达了你的希望，世界上某个地方有人不会违约，因为道德原则是货币的根基。”宋鸿兵说，这句话引自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精神导师安·兰德。

经济学家李才元称，某种意义上说，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金融内战”：经济结构中，实业是造血的骨骼，资源和金融是吸血的皮肉，二者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比重；世界经济如今就像得了“肥胖病、高血压”的人，早已气喘吁吁。他认为，走出大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止血加造血”——抑制资源泡沫、限制金融炒作、管住货币滥发、扶持实业和科技创新。中国政府给楼市降温，就是为了让经济机体达到平衡。

最近，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表示，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据《中国经济周刊》引述数据称，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率正在加大，到2009年年底，中国GDP总额为33.54万亿元，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而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倍。截至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已达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比GDP多出了42.774万亿元。

有分析认为，尽管随着经济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比肯定呈上升趋势。然而，假若基础货币供应速度远超真实经济增长速度，结果必定是通货膨胀。

谢国忠认为，今年以来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价格轮番上涨与央行货币超发有联系，“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蹿，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通胀风险”。

张庭宾说，中国即使要出口商品，也应换回资源，而不是换回贬值的纸币。他建议，中国应同亚、非、拉等资源国家建立直接的平等良性的互惠循环——中国购买这些国家的资源，并承接它们的基建工程，这些国家获得人民币，再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如此各取所需，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正途。”

【《中国青年报》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