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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6-03-31

　　上中学之前我不认识挂钟上的时刻，记得小学六年级时，任课老师觉得下课时间已到，但工友没有打下课铃，叫我到礼堂去看那壁上的挂钟，核实一下时间。看完挂钟，我不能确定时间，只能告诉老师长针和短针的位置。在县城上中学时，我第一次看到校长和个别教师带有怀表，看到他们偶尔从前胸口袋里摸出带链子的银表，打开表盖，确定时刻。我觉得他们是地道的绅士，那时代的绅士都是身穿长衫马褂，加一块怀表，如果再戴上一副金丝边眼镜，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绅士了。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才看到同事中有少数人戴上了手表，我的要好朋友从‘亨得利’钟表店购得一块旧瑞士手表，让我仔细把玩观看，觉得它又薄又精巧，神奇得很。从此，在我的思想上出现了希望拥有一块手表的奢侈念头，之所以说是奢侈，是因为当年的北京，只有王府井百货公司才偶尔有瑞士手表出售，象山度士、英纳格之类的手表，都是120~165元的价位，而我第一年的月工资只有五十元左右，除去自己的生活费，还要寄一笔钱接济父母亲的生活，如何买得起一百多元的手表？

　　到了我工作的第二年，即1955年，我的要好朋友从西藏出差归来，他去西藏从事勘测工作，属于高原地区野外作业，出差补贴已足够他在当地的生活开销，在北京的那份工资得以完全保存下来；他看我求表心切，慷慨地借给我一百元，我自己从积蓄中拿出四十元，到王府井百货公司购得一块瑞士山度士17钻手表，带上这块手表，我足足兴奋了一个星期：半夜醒来，我就要在温暖的被窝里看看我心爱的夜光表，这样我可以放心睡到大天亮；每天的上下班和频繁的会议，可以不再迟到而受批评，也不必提前半小时到场，从而节省了宝贵时光，其价值远远超过140元了。

　　1956年初，大学同班同学刘国清要离开外贸部，调到哈尔滨水利局任职，这项调动实在事出无奈：半年前有人借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机会，向外贸部书面检举揭发，说刘国清有杀人前科，而且是杀了两个人，为此他被隔离审查，开除共青团藉，停发工资……外贸部派专人进行外调，化去差旅费八百元（超过一般工作人员的年薪），结果啥也没有查出来，完全是子虚乌有。刘国清恢复了名誉，但是人已经被搞臭，留在原单位大家觉得不方便，调到外地可以解决这种尴尬局面。

　　我在鼓楼大街马凯饭店请刘国清吃饭，为他压惊和送别。散席时我把一个月的工资放在信封内，交给他说：“你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我没有能力给你过多的帮助，希望你再加点钱买块手表，那是很实用的东西。”

　　这次分别之后，我和刘国清再也没有见过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把借钱给他买手表的事情忘记得一干二净，因为那时还没有学习雷锋精神，没有习惯把助人的钱数笔笔细账写入日记，直到三十年以后刘国清写来一信，才让我记起这件事情。刘国清不忘旧情，打听到我的工作地点，通过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寄我一信和一张三十元汇票，让我激动不已。他在信中说，过些日子还要寄我一张汇票，以补足全额，看来他经济仍然不宽裕，我赶紧给他回信，请他不要再费神汇款，因为他的来信已使我大喜过望，借钱的事情我早已忘记，不必计较了！

　　还有一个手表故事值得记载如下：

　　老同事邱启刚与我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北京共事六年，分手之后听说他受派到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担任援外工作，历时达七年之久，简直成了阿尔巴尼亚通，而且有幸与当时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在毛泽东水电站合影，名噪一时，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回国。有一次，我从金湖农场休假回南京，邱启刚专程前来看我，我们游览中山陵时遇雨，邱启刚不慌不忙地从手提包中拿出一把意大利产弹开式尼龙折叠伞，令我感到十分新奇，原来这是他七年国外生活带回国的唯一物品。我问他：“出国人员带回家的主要物品是手表，你怎么连块手表都买不起？”他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在国外我们除了免费吃集体食堂之外，连一双袜子都买不起。抽烟的同事都要请人从国内捎带‘大前门’，以解烟瘾。水电部的一位陈姓总工程师，在国外考察时省吃俭用，在机场免税商店看到一块瑞士手表，爱不释手，但是掏尽腰包也凑不够支付手表的价钱，弄得满头大汗，尴尬万分，售货小姐看他可怜，打折优惠，成全了他的购表热情。事后，水电部为此事对陈总工程师进行通报批评，批评他给国家丢脸，丧失国格、人格。这是水电部尽人皆知的‘丑闻’，即使有钱我也不敢触犯这种大忌？”

　　我非常了解邱启刚的经济情况：他出国期间，虽然在国内保留了全额工资，但是他有三个孩子要扶养，文革一开始他的妻子被打成‘小地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她还是未成年人，怎么可能成为‘小地主’？），原来的一份报酬不高的工作也丢掉了，家庭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

　　当然，邱启刚专程来南京找我，并非为了展示他的尼龙折叠伞，而是在工作方面有求于我：当时援助阿尔巴尼亚的任务繁重，许多设计资料、科研成果都要翻译成俄文，供阿尔巴尼亚技术人员参考（阿国技术人员都精通俄文）。可是，水电部的设计院、科学研究机构已经全部下放到全国各地的水利工地，好不容易凑了一些老资格技术人员，集中到浙江富春江水电站，成立一个“援阿组”，来完成各项援阿的后勤技术工作，也是人手严重不足。邱启刚就是为此来找我，希望我去富春江帮忙。他对我说：“援阿组的许多成员都是你当年留苏学习时的同学，或者是北京工作时的同事，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一道工作也一定是很愉快的。”我对他说：“现在我们都在农场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宣队对我们这批臭老九凶得很呀，我恐怕爱莫能助。”

　　幸亏老邱公关水平高超，他通过水电部的外事司，向华东水利学院发一份公函，要求借调某某人协助阿尔巴尼亚修建毛泽东水电站的国际主义任务，公函上还打印了毛主席语录“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东水利学院政工组以及农场工宣队立表同意。

　　1969年5月，去富春江水电站参加援阿工作时，我给邱启刚带去一件礼物——南京手表厂生产的紫金山手表。“援阿组”的老同学老同事们，除了对我热烈欢迎之外，还特别赞扬我的赠表行为，认为这块手表太贵重了，出手是否太阔气一点？我对他们说：“惭愧得很，紫金山手表是低档计时器（瑞士手表都是17钻，紫金山手表只有5钻），在南京也只值三十元，而且这块表是旧货，是数年前我为上大学的胞弟购买的，他大学毕业之后，这块表就没有人用了，穷大学生带这种手表还算凑合，给国外工作七八年光荣归来的同志用这种低档旧手表，实在太委屈一点了！”话虽然是这么说，这块旧手表走时还算准确，穷哥们邱启刚还是笑纳留用。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二十多年之后，我和邱启刚都成了退休人员，我每次返回浙江老家，总是要绕道去邱老兄家共叙友谊。有一次他突然向我提到了紫金山手表，表示要还我三十元大洋，把我窘得无地自容，我对他说：“这本来是没有人用的低档旧手表，如果送给别人，说不定还会惹人生气，认为是看不起人家，你我之间当然不会计较了，咱们半个多世纪的友谊难道就在于这区区三十元？”我顺便建议到附近的酒家，点几个菜，共饮一怀，花掉这三十元大洋。这一顿饭是谁请客，也搞不清楚了，不过这一怀酒饮得心中无比痛快，我非常感激邱老兄二十多年来还记住这么一件区区小事。

以上记述的是关于手表的故事，说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的漫长岁月内，知识分子的日子过得何等艰难，想要买块手表是多么不容易！

　　联想到学习雷锋的政治运动，开展至今已有半个世纪，这是当年五十六场政治运动中，唯一流传至今，久盛不衰的运动，只是其内容在十年前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一贯被描写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身穿打布丁衣服和袜子的雷锋同志，一夜之间却拥有了瑞士英纳格手表，外加皮夹克上衣、料子裤和黑皮鞋，令全国人民惊得目瞪口呆。主流媒体强调指出：“雷锋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拥有普通人所有的感情和欲望”，“ 雷锋的手表、皮夹克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是一种光荣”，“ 戴了手表的雷锋让人觉得更亲近、更真实。它把雷锋还原为一个更真切可感的普通人”等等。反正当初那样宣传雷锋是正确的，现在从另一方面宣传也是正确的，而且更加正确，越来越正确，永远正确，永远伟光正！

　　如今的雷锋，变得更加多才多艺，他戴带着英纳格手表，身穿皮夹克上衣和料子裤，脸上涂了雪花膏，足登一双黑皮鞋，在晚会上蓬察察跳舞；他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在天安门前照相留念，简直是一个现代“潮人”。一句话，媒体把雷锋塑造成“百变金刚”。

　　闲话少说，因为本文写的是手表，还是回到雷锋同志的英纳格手表上来。根据媒体几十年来的宣传介绍，雷锋的一生，包括他历年的收入和支出，都已经一清二楚。雷锋生于1940年，1958年11月雷锋来到鞍钢参加工业建设，每月工资18元。这期间他为自己添置了皮夹克、毛料裤、黑皮鞋等高档行头。其中的皮夹克是天津公私合营华光皮件厂生产的“光荣花”牌，定价44元人民币。可以看出，在鞍钢工作期间他根本没有钱来买英纳格手表，相关文献资料中也没有他购买英纳格手表的记录。

　　1960年1月7日，雷锋参军入伍时有200元的积蓄。1962年8月15日他因公殉职，参军期间他每月有6元到8元的津贴，他的全部收入也是一清二楚的。在支出方面，根据记载，庆祝抚顺市望花区人民公社成立，他送去100元；辽阳地区遭受洪水之灾，他寄去100元；战友小周的父亲病重，他寄去10元；一位妇女车票和钱丢失，他为这位妇女买了车票。这几项支出就超过200元，而在雷锋逝世后，在抚顺市望花区储蓄所“雷锋存折”中还有229.67元余额。那么，价值165元的瑞士英纳格手表是怎么来的？宣传部门为什么对于雷锋一生中最重大的一笔支出默不作声，含糊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