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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行教英语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6-03-31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理工科院校开始招生办学，于是我们在1971年底先后从金湖农场回到校园，继续各自的专业工作，按当时的说法，叫做一个萝卜一个坑。外语教研室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五十年代毕业于俄罗斯语言专业的中年教师，因为中苏交恶俄语变成了小语种，英语成了主要语种，俄语教师们面临着尴尬的局面：或者改行教英语，或者无事可做。

　　有少数几位俄语教师，他们高瞻远瞩，预先有一些准备，很快就改行教英语了，其余俄语教师包括教研室主任，只好到邻近的南京师范学院，跟随该院的英语专业学生，从字母开始学习英语，我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在中学时代我学过五年英语，加上我的死记硬背功夫，学习英语不是非常困难，至少比那位大舌头先生强一点，也比那位light与 night不分的女士学得好一点，更不用说与那位用中文注音的“油球来先生”相比了（这位先生在education后面用汉字注上‘烟酒开心’，在usually后面用汉字注上‘油球来’，故而得名‘油球来先生’）。

　　学习英语一个学期之后，教研室主任对我说：“老毛，你的英语学得不错，不过即将入学的工农兵学员中，许多人在中学里学过俄语，看来还得为他们开俄语课。你的俄语基础较好，而且到苏联学习进修过，又能使用俄文打字机，所以教研室决定请你停止英语学习，回到学校编写俄语教材，准备为新生开俄语课，你以后还是专教俄语吧。”

　　在几位同行的协助之下，我尽快编写了上下两册俄语教材，其中几篇主要课文，还请曾经留学莫斯科动力学院的左东启校长审定。这套俄语教材编写得十分仓促，经过1973年新生使用之后，证明其质量只能勉强达到及格标准，不过这是当年全国工科院校中唯一的自编俄语教材。在随后高教部组织的全国工科院校统一俄语教材编写工作中，华东水利学院由于有了这套教材，理所当然地成了编写组成员。按照高教部计划，同济大学、上海交大、南京工学院、合肥工学院和华东水利学院分别派代表参加，为时两年，编写四册全国统一俄语教材。为了工作的连续性和前后内容的一致性，各校的代表都是从头到尾全程参加，唯有华东水利学院派了四名教师，分别参加一至四册的编写工作，对于这项决策我很感诧异：除我之外的三名教师，早已改行教英语了，为什么要他们停掉英语课，再去编写俄语教材呢？

　　两年之后，教研室主任对我说：“老毛，现在学习俄语的学生越来越少，英语课的压力越来越大，你是不是可以承担一点英语课？”

　　我十分为难地说：“1962年教研室曾经宣布要开设英、俄、德、日、法五门外语，指派我在职进修法语，1972年我们一道学习英语，准备转行教英语，一个学期之后你又叫我停学英语重拾俄语，现在又要叫我改教英语，让我如何是好？”

　　她说：“德日法三门外语，现在无暇顾及，至于英语，你的基础挺好的，现在从字母开始授课，不会有困难，反正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水平，求你顾全大局，那怕少教几节英语课也罢，你看怎么样？”

　　为顾全大局，尊重领导决定，我勉为其难地同意改教英语。像诸葛亮先生在前出师表中所说：余深知重任在肩,诚惶诚恐,无暇懈怠,闻鸡而起,夜半而息,尚恐时日不济,又怎敢荒废光阴；我抓紧时间重温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科书，熟读“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和第三册，把“英语九百句”中的最后三百个句子读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自觉有了点把握之后，终于昏昏然铤而走险，开始任教一年级大学英语课。可惜没过多久就悔之晚矣，天下没有后悔药也！

　　记得同事傅信平老师在改教英语之前，教研室让他讲公开课，邀请教务处长和副校长光临指导。在公开课上，我觉察到傅信平拿起教科书的双手在微微发抖，他一贯规规矩矩的板书，一下子变得歪歪斜斜，不堪入目，明显地表现出信心不足的样子。在接下来的新生英语课上，可怜的傅信平才上了两节课就支撑不住，精神全面崩溃，住进南京精神病医院（现称南京脑科医院）。傅信平住院期间我曾经代表教研室同事前去看望他，但见他目光呆滞，脸无表情，一言不发，医生跟我说：“这种急性发作的精神病，治疗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将来必须注意其后遗症。”一个月之后他基本病愈，我把他从医院护送到汉口西路的住处，心里才感到一丝安慰。不过他的病还是留下一些隐患，始终不能正常授课，直到退休。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改行教英语的人员中，大舌头者有之，五音不全者有之，还有著名的“油球来先生”，为什么没有让他们来讲公开课，唯独让老实巴交的傅信平来做这件事？

　　傅信平应该是我的前车之鉴，多怪我不自量力，过分自信，没有汲取他的惨痛教训，自认为顾全大局，尊重领导的意愿，硬着头皮去改教英语，弄得吃力不讨好，教研室主任甚至在背后说我“教学工作一塌糊涂，比李某某还不如”，令我非常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