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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6-03-17
我在金村的日子
1970年8月，我到浙江省建德县大洲公社金村大队插队落户(注1)。
建德是杭州地区所属七个县中较为偏远的一个西部县域。从杭州到建德有公路，长途客车一直通到县城(新安江镇)。当时320国道杭州段是水泥或柏油马路，但是出了城区不久便是一条高低不平的泥石公路，客车从杭州经富阳、桐庐、新登到梅城（我们去的大洲属建德县梅城镇）需五个多小时。从下涯埠的主干道再转到大洲公社一段还没有通车。
大家坐在一辆陈旧的客车里，行李用绳子捆绑在车背上，同车还有二十几位与我年龄相仿的插友，车子将我们一直送到下涯埠，就开走了。
真运气！
刚下车，只见路旁蹲着的二个公社干部模样的人站起身来，他们带着十几个农民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将大家的行李装上各自的独轮车。
初时，我们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便问:“还有多远?”
一个农民说:“有三十多里地。”大家沿着溪边一条卵石小路，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大山，高耸入云，挡住了视线，仿佛再向前已经无路可走了（到了丘陵地带的尽头），那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老话，不由冒了出来。
这是一条蜿蜒曲折、傍着溪滩的卵石泥路，大家跟在独轮车后面，慢悠悠地往大山深处走去（因行李已经装有独轮车上了）。
一边走，一边仿佛有这样的感觉“天越来越小”了。
原来，越往深山里走，两边的山也就越来越高，溪滩越来越窄，溪滩旁的梯田也越来越少。因而，给人的感觉是“天越来越小了”。按乡间的习惯，社员在野外劳作时，往往是根据太阳光照到高山的那个位置来判断时间的：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什么时候可以息工回家了。
此时，帮我们推行李车的一个叫刘长春的大叔悄悄对我说：
“你真运气，派到我们金村来，他们那几位就要苦了！”
当时我不解其意，后来我才知道，道旁十几位农民一涌而上，分别将我们各自的行李装上自己的独轮车，也就意味着，我们就要跟着那位农民到他所在的村庄去。而拿到我的行李的人，刚巧就是这位刘大叔，换句话说，我是要跟刘大叔到他所在的村庄…..金村去落户了。
他向后面几位知青瞟了一眼，当时我没弄懂什么函意，以后才明白，按当地习惯，在整个大洲地域内，金村是一个比较接近于丘陵地带的山村，再往里走，要更偏僻，实说了，也就是人烟稀少的深山坞。那里耕地面积少，人口更少,劳动强度更大，生活则更艰苦。
深山坞通常不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山民多依靠杂粮（玉米、番薯、南瓜等）过活。因此，山里的姑娘多喜欢嫁到平原、丘陵地区，以改变自己与生俱来的恶劣命运，而丘陵、平原地区的女孩则是不会嫁到山里去的，因为那里的生活实在太苦了：谁愿意将自己女儿推到穷乡僻壤里去呢?----一个连饭都吃不饱，一日三餐靠杂粮、粗菜过活，干活要跑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岭里呢？
我所在的金村，虽然在山外人看来，也是一个山沟沟，但是对山里人来说，仍然是一个较为富足的大村落，令周围村庄的乡民刮目相看。
因而，在刘大叔诡异的眼神里（他瞟了一眼后面那几位将要到更加荒僻山村去的女孩，其意也就昭然若揭了）。在他看来，我们这几个被派到金村大队去的知青自然是非常幸运了!
后来，他特别告诉我，他是一眼看中我“老实”，才过来拿我的行李的。换句话说，他的一刹那的感觉，决定了我今后近十年的生活历程。
经过城里文革惊心动魄的喧嚣：山里仿佛多了几分清静感。
刚到金村的村口，只见村前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溪流淌着，村落隐蔽在溪边一长排高大的樟树后面，也许，这就是人常说的“村口风水树”罢？
我举目望去，溪滩上有几条水牛在悠闲地吃草，过了一座木排扎成的小桥，木柱桥墩插在溪滩的水中，将村庄与卵石小路连接起来，过了小桥，便到金村。
这里与外地相同的景观是，靠路边房屋泥墙上全部都刷着毛主席语录及宣传标语，什么“农业学大寨”、“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的横幅。令人意外的是，道旁站着一长排小学生，个个挂着红小兵袖章，在村口高呼：“热烈欢迎知识青年来我大队插队落户！”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等，当时流行的口号。
我们从未领受过如此隆重的礼仪，个个面红耳赤，拎着行李，低头而过。
按公社规定，知青落户的去向是按全社各大队的生产小队数量，平均分配的，每个小队分配到一名知青。因此，一起来的几十个知青都被分派到不同村落的生产小队去了（一个人一个生产队）。我被派到金村大队第一生产队。
原本一起来的一伙人，大家仿佛有点同命相怜，一路进来，一下子被拆散，过一个村落，少几个人，剩下的显得有几分孤独感。
霎时，命运将我们各自推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
乡村虽然偏僻，但与城里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相比，仍多了几分宁静。当时，父亲在单位被“隔离审查”后，放了回来。但母亲仍在一次刮“政治台风”中被抓进去，关在祥符桥的造纸厂里劳动。
我原来下乡时，被人家将户口强行迁到了黑龙江，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听说家庭成份不好被退了回来），由此，才被下放到建德的金村插队落户。
刚离开杭州时，家里只有三个人，父亲、姐姐与我。
姐姐已经早下乡了，她听说我也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特地从农村赶来送我。我上山下乡以后，前途未卜，全家只有父亲一个人留守这个“家”了。
于是，我们三人到杭州大华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图1）。
下乡前摄（1970）
初到金村
在金村，我扎扎实实干了三年多的农活。坦率地说，金村的农民对我们知青相当友善，一方面上边有文件规定，大队要照顾知青；另一方面，乡民对于我们这些城里人也另眼相待，不经常给我们派重活，生产队长多数分配一些简单易干的活计，诸如，耘田、植保、晒谷、记账之类“半劳力”的轻便活。
我当过植保员、仓库保管员等活计。
初到时，住在一家姓许的农户家中，他自称房东，叫许启有，一个非常忠厚老实的农民，住在前坞几间泥瓦房内。所谓“前坞”也就是村子前面的大山口上。这种房子由黄泥夯堆起来，外面刷上白石灰，木格窗子很小。
他的儿子虽然长我几岁，但是与我很说得来，后来我带他到杭州来玩过（图2）。过了一年半，上面为知青造屋的款项拨了下来，知青屋盖好后，我们都搬到知青屋去了。知青屋是比照当地人的房屋造的，也是那一种泥夯墙，一座缩小的本地农民住房。不过，这样的条件比起其它地方的知青点来说，条件还是要好多了。村民说，金村这个地方，别的东西不多，有的就是山林与木材。
作者与许启有的儿子到杭州玩时拍摄（1973）
我所在的大洲虽然是全县最偏僻的几个公社之一，但是森林资源丰富，木材蓄积量在全县名列前茅。可以说，知青屋“麻雀虽小”，农具、桌椅、板床、锅台，等等，一样不少，竟然还有一个小阁楼，土坎驳墙，地面是用黄泥拌上石灰敲打而成的，虽然不很结实，但也显得平整。
楼下，前面吃饭、摆农具，还在墙壁中按了一个菜柜，后面还有一个灶头，可用柴火烧饭，灶头边上有一扇小窗子，窗外就是邻家的菜园。
屋内，还有一个小木梯直通阁楼。我当时对这样的住房条件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是一个单门独户的居所，晚上可以一个人听听半导体收音机，借以排遣孤独与寂寞。
按当地习俗，村民多住在楼下，阁楼是摆放粮食或堆放东西的地方。
我在小阁楼里摆了一张木床，铺了一些稻草，挂了蚊帐，这就是我的“家”了，还有一张两个抽斗的桌子。
晚上在躺在床上，透过瓦上的漏洞，居然能见到星星。但是，此屋却从来不“漏”。我找来一些报纸，将屋顶与墙壁用旧报纸糊了起来。
我于2014年回过金村，过了那么多年，那个知青屋居然还在，这是我在原来屋前拍的照片。（图3）。后来（2016年3月4日）在一次会议上，我恰巧碰见当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建德县的知青办主任洪德芳（图4）。他告诉我说：“那时全县知青的建房款，每人是人民币200元。”现在想起来，就那么点钱居然能造这么一座小屋，委实不易，大约是生产队贴了不少钱的。
作者在自己知青屋前（2013-5-29）
作者与原建德知青办主任洪德芳（2016-3-4）
初时，屋里点个小油灯，过了几年，村里也有了小水电站，到天黑时，居然能用上电灯了。屋子不远的地方就是溪滩，早晨自己到溪畔挑水；
息工后，拿着脸盆到溪边洗衣服。夏天，大家在溪下游的一个潭中洗澡。那个潭，村民叫它真畈潭，水碧绿清澈，能见到水底的块块卵石。
潭的上方，便是悬崖峭壁，想来潭中之水是从山崖中渗出来的。
村民说，这个潭从来没有干涸过，由此，也就成了下面真畈田的聚水池。我仔细向水中观察，只见水底的块块卵石及游鱼窜来窜去，这种带花纹的鱼，称“石斑鱼”，人们经常捕来改善伙食。
晚上，社员都到生产队的仓库去“评工分”。
当时，小队评工分是这样分摊的，一个“正劳力”，也就是男当家人，为每天“十分”，妇女或老年人，称为“半劳力”，为六分。知青虽然也是青壮劳力，但从城里下来，没有干过农活，算是“半劳力”，与妇女工分一样。但是，知青上面有文件规定要照顾，因此，给的工分是六分．．．，算是相当优惠了！
生产队对于有些特别壮实的劳力或者大队干部定为十二分。按村子（大队）收成的比值计算每年的“分红”，没有特别的天灾人祸，（多数年份）每十个工分的比值约是八毛钱左右（这个数字与别的村落相比要好多了）。
小队的仓库里放了一张方桌，墙上挂了块黑板。
大家评完当天的工分，便是队长分派明天的工作，某人派那块地里劳动，某人去焐草木灰，某人去畚田，某人去做什么事的。至于说我们知青，通常的任务是与妇女与中老年人分派在一起，诸如，耘田、烧草木灰或者畚田这样的轻便活。
至于说生产队长本人，大多是自己派自己去“捉水”。
所谓捉水，也就是从涧潭里流出来的水，沿渠道送进那块田里。因为各队常会为水源的分配而争执不休，只有队长亲自出马才能摆平各方的利益。
秋收后，农民派我去晒谷，也就是将收获的稻谷，清晨从仓库中挑出来，摊在一张张大竹篾席上晒；等太阳下山以后，再把稻谷收进仓库。
每天一大早（太阳尚未出来之前），从仓库挑出来，傍晚，再挑进仓库；平时只要过个把钟头将晒在外面的谷子翻一下就行了，这类活算是较为轻松的工作，平时多照顾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年乡民去做。如果是阴雨天，还需要将新鲜稻谷摊在走廊上晾干，怕堆在库中的稻谷霉变。
不难看出，生产队对知青特别关心了，让我做这个“美差”（图5）。
得到了一个美差(1973)
后来，我也察觉，分派我晒谷，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放在仓库中的粮食是“集体财产”，谁去看管，对于别家来说，都不放心，知青单身一人，那个小屋能存下多少东西，一个人又吃得下多少呢？
再说是“上面派来的人”，名正言顺要照顾的，场面上也好向公社交代。
每天一早一晚，我将谷子挑出来，又挑进来，周而复始。此活也相当累的，好在只要早晚忙碌一阵子就行了，好在仓库就在晒谷场旁边。每担谷子，装满了有一百五十多斤重，如果箩筐装得浅一点的，也有百多斤重。挑的路不长，虽然我从小没有挑过东西，煅炼了个把星期，也能胜任此工作了。
2014年，我返回金村，生产队长洪炳富一眼就认出了当年的“小龚”，口音依旧，只是昔日的金村学校已成为下涯镇金洲村委会所在地。路边的那家贵贵小店的店主已由原大队支书洪炳贵接任。我们聊起当年的情形，光阴流逝，转眼三十余年，颇多旧忆，似有不胜唏嘘之感。这是我在他屋前拍的照片(图6)。
与当年生产队长夫妇合影2013-5-29
70年代金村风情素描
大致上来说，全村社员的经济来源主要分四大块：
一是靠村庄附近的农田收入，以维持村民的基本口粮；
二是在山上种植玉米、番薯等杂粮，作为辅助口粮；
三是砍伐山上的木材、出售桐籽、烧碳的收入作为“活钱”，年终时的分红的现款，多为山林收入。大队还办了种猪场、榨油厂等集体企业；
四是农家屋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蔬菜，或者，社员自养的鸡、猪之类的农副产品。这些收入全村人都看在眼里，因而，谁家每年收成多少，谁家有多少“闲钱”，谁家日子“难过”了，不用说，大家心里都有数。
如果站在农民的观点来看，每年的农田与山林收入，多是看得见的、固定的，不在乎劳动力有多少，每天多少人出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知青（城里人）的到来，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村的吃口（而未必能产生更多的价值），在社员有限的口粮中，又夺走了一块，分摊在村中的每一个人身上，大家自然不乐意，不过，那是上级规定下来的任务，村民也知道，知青只是下来“锻炼 锻炼”，过一段时间反正要回到城里去的，那是天皇老爷的安排，谁也做不了主的事。
由此，他们将知青视做客人而款待。他们的愿望是，在城里有了一个朋友或亲戚，知青的到来能带他们到大城市去见识，拓宽一下视野（图7）。
与插友(1974)
他们希望的是，在城里人将能够接济一下乡间务农的人，而非背道而驰。村中较为富裕的几户农民，一般多有子女在外地工作，每月会寄回一些零化钱，这是村民最为羡慕的家庭。
村中老人们也常常以子女在外地务工，或当干部、教师，能寄回一些零用钱贴补家用而骄傲。由此，这些人也是村中最受尊敬的长者。
在村民闲谈中，也常常听得出来，那家儿郎孝顺，每月寄回多少钱，哪家儿女“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
人们常常议论的话题就是，某家子女每月在城里赚七、八十元工资，夫妻俩人加起来高达一百余元，居然不给家里寄钱的。
在社员口中，几乎是“大逆不道、忘恩负义、不孝儿郎”的代名词，成了人们最看不起的人。农民最怕的事，也就是那些含辛茹苦将儿女拉扯成人，不寄钱回家（不孝敬爹娘）的晚辈。这些人在最遭人白眼。
长辈们在讲话或教育儿女中，口口声声都可以听得出来。
每到年终，就要“分红”，所谓分红，也就是到年底时，将生产队分去的粮食、杂粮等的基本生活扣除后的净收入（还有结余的款项）。一般来说，一户农家年底扣除口粮等外，能有一、二百元的分红，就可算是一个上等家庭了。
不难看出，在大家眼里，如果有人在外当干部，每月赚六、七十元，夫妇俩人收入相加高达一百多元（旱涝保收），几乎成一个“了不得的大数字”。
因为在小队里，一年“分红”也只不过百十多元；甚至，还有许多倒挂户，所谓“倒挂户”，也就是年终分红时，拿了生产队的口粮后，算起来还不够开支，仍积欠了生产队的口粮钱的人家。
因此，在城里的后辈不将钱寄回来接济乡下父母，岂非“不忠不孝、大逆不道之人”么？（村民并不理解，他们一百多元的分红，实际上是扣除了基本口粮的净收入，蔬菜、用水、住房是不计算在内的。而城里人一对夫妇虽则有一百多元的工资，还要包括水电费、房租费、一日三餐的买菜、买米这样的日常开销）。
虽说金村是个较为富裕的村落，但人们手中的“活钱”不多，除了小队分的口粮，平时要买些生活日用品，诸如，针线、衣服、吃点肉的话，得另想办法（过年杀年猪例外）。村中设有一家代销店，可以买到食盐、酱油、糕点之类东西。
这个代销点是许村供销社在金村的分设点。
说到“鸡屁股银行”，一个时代的熟悉名词，因乡民要买盐、老酒、酱油之类的生活品，只有依靠家中养的老母鸡生蛋，然后，拿到代销店去换。
当然，全村人吃的蔬菜多靠自留地的产出。公社对于各家能有多少自留地有严格的规定，不能越雷池一步。
到了乡下，一眼望去，那块地是自留地，那块地是集体所有，泾渭分明，一望即知。小小的菜园，经过精心调理，得到了最大的产出，绿油油的蔬菜，搭着竹架的瓜棚，宅院旁边还栽了果树（归户主所有）。
我也分到了一块小小的自留地，在菜园里种了不少蔬菜，只是平时很少有蔬菜吃，但是到了收获季节又吃不完，总不能每天吃盐水煮蔬菜罢？（图8）
在金村菜园(73年)
春天，村前、村后桃李盛开，可谓万紫千红，美不胜收；
入秋，屋前、屋后梨子、柚子飘香，令人喜不自胜。
金村田地不多，农田收入有限，甚或，连村民的基本口粮也难于保证，因此，大队经济（现钱）主要来源于山林。
春种秋收做完之后，正劳力多上山砍伐树木，然后，将树木用独轮车运到山外下涯埠森工站出售。卖木材所得，就成为大队经济的主要收入（也就是年终分红的主要现金来源）。
每年春季或秋后，生产队都要放一次排，就是将木头推进溪里，全队的男劳力全部出动，原木顺流而下，一直放到溪头（靠近新安江的河口）。
木头随着金村的小溪一直放到下涯埠，那里有一个森工站，收购原木，再转售给国家。。我有幸只参与过一次放排，春潮上涨，溪水淙淙，每人腰上别着一把柴刀，手上拿着一根头上装长构的木杆，脚穿草鞋，沿着溪水，人与水中的原木，一同顺流而下（金村的放排与钱塘江上的放排有区别，因为溪流窄小，只是一根根原木独单独放，而非富春江上的扎成木筏放排）。我们只是随流押送木头，以防途中被人捞走），那种惊险与刺激，令人至今难忘。
对于男劳力来说，秋后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摘桐子和“烧碳”。
桐子，建德的主要出产之一，可以卖给供销社用做炸桐油。
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时人们将桐油称为“战备物质”（上级的任务）。由此，也有村民想在山上发展一些经济作物，诸如，种植毛竹或果树之类而遭到禁止（以“战备物资”必须优先为名）。
所谓“烧碳”，也就是由男劳力上山，将低矮的树木丛砍倒，晒上一个时辰，然后，点上一把火，烧成木碳，最后，挑到山外卖给供销社，收入作为大队的另一块收入来源。烧碳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引发森林火灾，而且必须通宵候着（往往有二、三个星期不能回家，住在山上的窝棚里），因此，我没有做个这个活。听长者说，这个活太辛苦了，你们知青没做过，不要去吃那个苦头了。
秋后，或者说，农闲时节，村中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去“畚田”。
“畚田”也就是在溪滩边上砌起石堪，将水道围在溪道的石堪内，再将山上的泥土放在筐内，一担一担地挑下来，“畚”成田地，颇似“愚公移山”。
与此同时，也将山上树木砍伐以后的山地，围垦成一排排的梯田，人称“大寨田”。当年县里曾组织生产队以上干部到山西的大寨大队去“取过经”。
每年的春耕秋收季节前，公社的广播便会召集各大队、小队的干部到公社集中开会，分别安排农作物的播种、收割与全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当然，秋后的畚田，也是在公社大会动员、文件的指示下做的。当年家家户户都装着有线广播，春耕夏收秋播与兴修水利工程，全都有公社党委在广播分派任务。
在畚田的场地上，往往贴着许多鼓动人心的大幅标语，诸如：“农业学大寨”、“敢叫日月换新天”、“天定胜天”等等，以鼓起人们战天斗地的干劲。
入冬，公社还会“派”下另一个任务，抽调各生产队社员到北坞大队去造北坞水库。公社干部一再强调，北坞水库造好之后，全公社人受益。
但是，轮到金村派工，干部与村民大都不太乐意，他们说：“如果真的旱灾来了，水库放出来的水，全给了水库下的几个生产队汲走了，哪还会有水流到金村来？”（金村离北坞水库近二十里地）
当然，在北坞修水库出工的工分全都记在各小队账上，由各家分摊。
因而，公社派出“兴修水利”任务，口号虽然叫得响亮，广播里几乎成天到晚不停的宣讲，但是，对于金村人来说，有点上级命令，照章执行，不计酬劳….为国家仅义务，“做贡献”的意味。
由此，在水库工地上，常常红旗飘摇，标语显眼，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天斗地”、“敢叫日月换新天”、“辛苦我一人，幸福子孙万代！”之类横幅铺天盖地，广播鼓动之声，震耳欲聋，公社干们轮番上阵，再三催促动员。
秋后、冬季，村民就是干这些工作、这样的活计，一直持续做到冬季霜雪初下，或阴雨绵延之时，才息工回家。
“偷生之道”
对于农户来说，土地、山林全都是集体所有（只有避暑岭是“国有山林”），农户只有少量的自留地可种菜。金村是一个以山林为主的村庄，山林占90%以上，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但是乡民也很有办法，就是在山上、溪边或人迹罕至的地方偷着种点番薯、南瓜之类的作物，以弥补口粮的不足。
番薯、南瓜等很管用，能储存着当粮食吃，番薯叶、南瓜藤还能用来喂猪。但是，这样“小做小弄”方法，常常引发争议。
有人见到别人这样偷着干了，收获颇丰，自家没有种，或者，种少了，感到吃“亏”，便去揭发，对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嚷着要干部们来“割资本主义尾巴”，接下来，便是一阵争吵。因为不少党员或干部自己也在这么做，所以事情总是不了了之。
金村人物小记
金村，在大洲公社范围内是一个较富裕的大村落，当年有一百七十户余人家，大约有六、七个百村民，多数人姓“刘”。
关于村名的由来，乡人说，因为本村居民多姓刘，刘姓的“刘”字，老式写法是“金、刀”刘，故先人不以“刘村”命名，而以“金”字为首，取意“黄金，吉祥、聚财也”。
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村后有座山，称避暑岭，远观势若“金”字（图9）。早年有风水算命先生来看过，声称此地乃聚财的黄金宝地，将来必出大富大贵大才大德之人，故而名曰“金村”。
金村避暑岭2013-5-29
虽说“刘”姓村民占本村人口的绝对多数，但在并不“得意”，因为刘姓村民多数成份不好，以地主、富农、上中农者居多。
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当然是相当吃瘪的。
由此，村支书、大队革委会主任等关键职位多数由外姓掌握，例如，最有实权的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书、革委会主任由一个叫卢炎生的人担任。
听说，此人是五十年代从外地逃荒跑到金村来的；
副支书则由一个姓洪的人做（洪炳贵），也是一个外来人，洪副支书当过几年兵，在部队中入的党（被认为是“正宗”党员），跑过不少码头，大伙认为他“见多识广”。村中凡有“大事”，诸如，年终分配、外来蹲点干部食宿、村小、合作医疗、开会派工、知青上调、“推荐”上大学、参军或招工，等等，都是由卢支书、洪大队长说了算，其他人的意见只是“参考”而已。
当然，刘姓族人中辈份较高的另一个人，便是刘际亮了。当年我到金村时，他已五十多岁，担任着金村大队的“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下称“贫管会”）主任。当年贫管会主要负责“村小”、合作医疗和知青的管理工作。
实际上，他的所谓“主任”只是一个不记工分的空头衔，并无实权，只是提个建议而已，大事情仍要卢支书点头。
一则因为刘主任没有什么文化，自然管不了学校的教学和合作医疗；
二则刘大伯很会做人，在各方的较劲中，一个大家能接受的人，名次虽排在支书、革委会主任后面，讲的话却是全村最叫得应的人，且经常“倚老卖老”，说话气壮如牛（仅管人家不一定卖他的账）。
刘主任在村中颇有威望的另一个因素，他有三个十分得力的儿子：大儿子高中毕业后回乡，培训后，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
二儿子个子高大，身强力壮，中学毕业回来，就被送出去学开拖拉机，成了村中唯一一辆拖拉机的驾驶员；
小儿子那年仍在校读书。据刘主任说，只要小儿子读得上去，一定“推荐”去读大学。因为三个儿子在村中特别“出跳”，家里经济收入较好，在村中颇有“号召力”，就连平时说一不二的卢支书，见了他也要“让”三分。
初到金村时，村中空地旁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刘姓宗族祠堂，虽说早已破败不堪。但是，从粗壮庭柱的圆木以及雕刻精细的梁檐上，仍能隐约见到当年的恢宏。可以想见，当年刘姓在地方上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大家族。
村中最有权势者，除掉支书、大队革委会主任、贫管会主任外，还有一个人，也就是会计，这个人叫刘干民，掌握着村中的财权，众人最关心的每年“分红”都是由他一手操作，张榜公布的。
他是大队会计，县城高中毕业（有文化），会打算盘珠，农活干得不多，仍能拿到仅次于支书、大队革委会主任之后的最高工分。
尽管他每年出工的日子不多，而且，经常借口“结账”，跑到外地走亲戚，回来却要报销路费与工分，但是，村民对他的“议论”却不多。
虽说此人也姓“刘”，但经常自称是卢书记的“狗腿子”，也许，有人这样“议论”，索性他将这个词汇拿过来“自嘲”。坦率地说，金村就是由这几个人“掌管”。
刘姓族人中还有一个德高望重者，叫做刘保民。
我到时，他已经是接近八十岁了。听介绍，早年到上海去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工人运动。后来，脱党了。一直在上海邮电局工作，直到退休。
退休后，刘保民回到了老家金村安度晚年。老伴早已过世，请了一个保姆帮做饭、洗衣，料理家务。
刘保民是一个村民常常叨唠的人，因为他的退休工资高达八十六元，按月寄来，从不出岔错。一个人每月收入86元，对于村民来说，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大数字。因为，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等国家干部的工资也不过五、六十来块。至于在金村说一不二的卢支书，也没有国家编制，而是与社员一样拿工分的。
四乡百姓只要一谈到刘保民，无不带有几分敬慕之意。
村中还有二个人也特别引人关注，那就是刘沪春、刘沪生兄弟了。人们叫他们“上海人”。二个上海人怎会跑到金村这样一个偏远山村来落户呢？
我听村民介绍过，这二个兄弟是刘保民的儿子。
刘沪春原也在上海邮局工作，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因历史上有点问题（好像在国民政府里当过差），就要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了。刚好父亲退休想回乡养老，因为老家有点“山林报酬费”，于是，带着妻儿回到了金村。
文革初期，被上面划为“历史反革命”。
至于说刘沪生，乡民叫他“大学生”。一个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怎么会跑来务农呢？我问过他本人，他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长江上的一艘轮船上工作，工作是报务员。据说是因为船上平时工作不多，当时正在热恋之中，于是与一位同是报务员的女友，利用工作之余，在电报上聊聊天。未料，此举“犯了大戒”了，轮船公司不仅将他调离岗位，而且准备将他下放到农场劳动。
于是，他也跟着父亲（刘保民）回到老家金村来务农（此人后来与我一起在金村学校当民办教师）。
金村大路上的木桥边，有一家代销店，一个店主兼营业员，人们叫他“贵贵”，有点耳聋，又称“贵贵聋子”。他的那个小店恰巧在路边，路人到此，会在小店息息脚，喝碗茶，然后，继续自己的行程。
由此，这家小店也成了全村的“信息中心”，什么“公社书记在什么地方喝了酒，说了点什么胡话；某人偷了人家媳妇；公社干部家里的八卦新闻；某地有某个女知青长得俊俏，被某人看上了”之类传说，大抵是从这里散播出来的。
一大早，贵贵就要推着独轮车，到一里地外的许村进货。这个代销店也代为收购农副产品。同时还兼着邮电点功能。
每天中午时分，有一名邮递员骑着自行车由下涯埠邮电所出发，沿着曲折的碎石小路，将信件、邮包、报纸等送来。这个邮递员在中午时分到达金村，将邮件放在代销店内（目的地是大洲公社所在地大洲村）。
由此，我经常到小店坐坐，一来看看有没有父母亲寄来的信或邮包；
二来“临临市面”，了解一下信息，也顺便买点糕点充饥。
那位邮递员也在金村的小店休息一下，常听到他乐此不疲地说的话：“邮递员这个工作太辛苦了，一份难挡的差使，刮风下雨下雪，每天都要按时不误地送邮件，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山路不好骑！”
不过，农民听多了，便说：“你再辛苦也不会我们农民那么辛苦，一年到头，风里雨里，连口粮都保不了，必竟你有旱涝保收的铁工资。”
他听了，便会叹口气，说道：“干一行，怨一行！”
说着，又踩上自行车，上他的路了。
代销店出售的一种烧饼，味道不错，此饼杭州没有。而今称为“金华酥饼”，外脆内酥，馅子是建德干菜与猪肉膘。建德虽然行政上属于杭州地区，但是在民风民俗上更多受到兰溪、金华一带影响，例如，烤制金华烧饼、制作火腿等。
每到小店，常会见到这样一个镜头：有村民或路人坐在柜台前小桌边的矮凳上，买一瓶二两五装的五茄皮，二只酥饼，自得其乐，一边品酒，一边吃酥饼，津津有味，既解饥，又过瘾，构成了一幅金村难忘的风俗画，至今仍让人徘徊不去。
金村山形水美
金村，一条小溪（大洲溪）穿村而过，溪上一座小木桥与对岸连接，对面山坡上就是金村学校，教师大抵是上面派下来的。
金村所在的大洲公社，在建德县的北部山地，与整个公社处的地形相同，呈窄长状，一条长长的溪流穿境而过，也就是地图标的“大洲溪”，两旁是郁郁葱葱的大山，中间的山坡地分布着田地与村落。
何以称作“大洲”？光绪年间的《严州府志》载，原叫大周，周围的“周”，意为周围是山脉，中间一块沃土。不知何年，山洪瀑发，将这里冲成一片沙洲，由此，“周”与“洲”同音，遂称大洲。
大洲溪是新安江源头的一条支流之一。虽则地图上将村中那条蜿蜒曲折的小溪叫做“大洲溪”，其实并不很恰当，因为从来没有村人这样称呼它。
此溪发源于公社最北面的北坞与日晒坞，溪水流到大洲，叫大洲溪；流到洪村，称洪村溪；流到金村，又叫金村溪；
过了金村，便是下面的许村，人们把它叫做“许村溪”。
溪水出了许村，便进入了另一个地方，“下涯人民公社”。地图上标明，称之“下涯溪”。最后，在下涯埠的出水口，注入新安江。
可以说，整个大洲公社就是分布在这条溪流的谷地上，溪两岸的山坡上坐落着一个一个的村落。如果走到公社最北面的北坞和日晒坞，也就是大洲溪的源头，翻过岭，也就是另二个县的地面了，一个是淳安县，另一个是桐庐县。
大洲公社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独特位置上。
实话说了，我虽然在金村生活了近十年之久，后来，又成了民办教师，经常有机会东奔西跑的开会，但是，于公、于私，我从没有到过全社最遥远的地方，北坞、日晒坞二个大队（大概会议的主持者也嫌这个地方过于偏僻，从来没有将会议设在那个地方）。
尽管与我们一起下乡那几位漂亮女生，朱莉亚、黄红英等人被分配到了那个最偏僻的北坞、日晒坞去了。姑娘们也多次邀请我们到日晒坞、北坞去玩。
可是，分配在外面村庄（条件较好的村落）的知青，从来没有发起过兴趣，想到最遥远的地方去看望过她们。
只是偶尔在公社开会（大洲村）大家才会相聚，多数时间，只是相对“苦笑”而已，我从没有听见过她们的发过牢骚，或者说，有什么抱憾。因为在知青看来，虽然外面村落条件好一点，但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的几篇回忆知青生活的短文发表后，有人见了，便问我：“你在金村时，正当青春年少，没有谈过恋爱吗？不能为你的文章增加些调料作为点缀？”
我说：“当时大家都知道，知青如果谈恋爱，结果总会结婚生子。那就别想再抽回杭州了，真的叫做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报刊上还树了典型与榜样），知青太苦了，谁愿意俩个人呆着苦一世呢？浪漫，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生活太现实了，有了儿女也会跟着倒霉！”
农村生活苦，大家有思想准备。在我们的闲谈中也常常说到，那怕“牢改犯”也有个年份、有个盼头，计算着究竟那年可以“劳改释放”回家？
可是，知青要世世代代这样苦下去，那是不可想象的事！（当年报刊拼命宣传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典型事迹）。由此，大家再熬，也要熬过去!所以，多年以来，我对女生有一种天神般的崇拜心理，可望而不可及，圣洁而永远不可渎秽的女神！（图10作者与女插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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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作者朱莉亚戴金凤黄红英（76年回杭州摄）
大洲“天上人”
初到金村时就听人说，大洲有个“奇人”，吴锦堂，此人在乡民中流传甚广。
在社员口中，念念不忘，仿佛这是一个“似神似人”的人，这个人担任着北坞大队的大队长，叫吴锦堂。在本文中，倒是值得大树一笔。
大洲公社的各个村庄，广泛流传着关于他的各种故事：此人是转业军人，在部队时已经做到“营职”（村民眼中，一个了不得的大官），但是，不是党员。
复员时，原本安排在政府里当个干部，竟然不肯做官，宁愿回乡务农。
当过多年兵，复员时有一笔不小的退伍费（高达二万多元）….对于乡民来说，一个近乎天文的数字，竟然没有留着自己化。
回到乡里（北坞大队），见到村民贫苦，索性将二万钱分给了村民，自己却一文不留，仍过着清苦的日子。此事很快传遍了全公社，人呼“天上人”。
“最美的鱼肴”
作为新安江的支流的下涯溪，它的上游的大洲溪，流水穿金村而过。小溪一直往下游流去，一路上，分布着一个又一个清澈碧绿的涧潭。
大洲居民就生活在小溪两岸，溪，既是饮用水，也是灌溉农田的水源。
夏天，我们在涧潭里游泳，也在涧潭里挑水喝，更在涧潭里洗涤。
如果在溪边蹲下仔细观察，还会见到水中穿梭的游鱼，称之石斑鱼。
这是一种永远长不大的小鱼，收工后，村民便会到小溪中捕捉石斑鱼。
也许是因为它们永远生长在清澈的溪水中，故而鱼味道特鲜。
村妇制作的方法也不复杂，只是将小鱼洗净后，放在热锅上烤干，然后，烹入咸菜，便是一碗鲜美无比的“咸菜石斑鱼”了。
并非兄弟在此“黄婆卖瓜”，自说自好，尽管我离开金村已经多年了，也品尝过各式各样的人间美味，各种中西大餐，但是，此石斑鱼，肉嫩味鲜，加上咸菜的美味所调制出来，也许，成为我平生吃过最鲜美的鱼肴了。
知青“散记”
大洲是建德最偏僻的几个公社之一。当年农村生活相当艰苦，但是我们知青生活更苦。因为农民毕竟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有“根基”，有“偷生之道”。尽管生产队分配的自留地极少，但是，仍能想出各种办法度过难关。
小队分配自留地的出产不够吃，集体分配的口粮仍不能填饱肚子。
于是，人们会想出各种方法，在严厉的政策中寻找“空子”。
社员偷偷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坞里，或者说，经常要被水淹的溪滩边（被集体所废弃的土地）上种些南瓜、冬瓜、番薯之类的瓜蔬杂粮。
这些作物一般不要太多的管理，春天种下去，只有抽空去放一把草木灰，或傍晚偷偷浇点肥，秋天就会有收获，神不知鬼不觉，度过了来年的“春荒”。
可是，我们只是一些从城市来的学生，“啥都不懂”，哪有“偷生之术”。
刚来时，父母给烧了几瓶梅菜焐肉、炒酱丁之类小菜带着，不几天就吃光了。
每天除了腌菜、罗卜、番薯、玉米、菜粥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充饥了。加上超强度体力劳动消耗，也令我们如饿狗一般。
有一天，几个知青在路上打死一条又粗又长的蛇。
听说，邻村有一个知青敢吃蛇肉，大家便把蛇拖到他那里。
这位插友一看见这么大的蛇，就激动起来了：“啊呀，你们有这么好的东西，好吃得很哪！”于是，几个大胆的知青便加入了帮厨的行列，剐的剐，洗的洗，切的切，掌厨的还是那位福建插兄。那天烧的是“清炖蛇肉”，不一会儿，汤水就在锅中翻滚起来了，雪白雪白的，煞是诱人食欲。
几位女生吓得不敢吃，就让我们这群“饥民”求之不得。
我从没有吃过蛇肉，但是，也听说过“龙虎斗”的典故。想来既然是上得了榜的“名菜”，而且，蛇肉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为啥不吃呢？
于是，便将筷子伸进浓白的汤里，捞了一块，尝了一下，果然鲜美无比。只是觉得没有鳝鱼那么嫩，很有嚼劲，又喝了一勺汤，味鲜可口，浑身舒泰。
自此，大家仿佛找到了“钟点”，何不“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呢？
女生陈美儿，个小瘦弱，生产队照顾在仓库看管粮食。
有一天，偷偷告诉我们：“晒谷场后面，堆稻草的破屋里,有一窝老鼠，硕大肥壮，吓得不敢进去。”众知青闻讯，大喜过望。那天傍晚，几个大胆的知青悄悄爬了上去，果然是一窝硕鼠，其中,还有不少粉红色的幼鼠在爬动。
众人四周团团围定，冲上前去，一阵猛砸，几只老鼠抽搐了几下，便倒下了。这次掌厨的，还是那位仁兄，用开水将老鼠一淋，便轻巧地剥下鼠皮。
大家七手八脚地忙开了，有的开膛破肚，有的生火烧水。
然后，切成小块，放上盐酒，在小火中清炖，不一会儿就香气四溢了。
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说，在他老家有一种烧鼠肉方法，味特醇。做法是将洗净的鼠肉用竹叶、荷叶包好，放在烧尽的热炭灰中烤，蘸着盐巴吃，味特好。
我试了一下，果然味香肉嫩。这次，连几位胆小的女生，也当仁不让的大嚼起来。此时，邻村有个知青说，村里有一条恶狗，看见别人都不咬，唯见到知青便乱叫乱咬，还有咬伤人的，许多胆小的人，夜间都吓得不敢出来。
有人便提议说：“何不‘替天行道’，杀掉这条恶狗，‘为民除害’！”
但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此事不能由当地的知青干，否则张扬出去，坏了知青的名声。于是，那天该村的几个知青假装进城去了，由远村的知青将恶狗诱出村子。众知青一拥而上，一阵乱棍，将狗打昏了，把狗抬到别村的知青点烹煮。
此时，大伙已经“老道”，早已准备好了酱油、老酒、生姜、大料等调味品。知青们捡柴的捡柴，烧火的烧火，掌勺的掌勺，还有知青打来米酒，一阵忙乱。等到屋里狗肉飘香之时，大伙围着桌子，坐定，吃肉饮酒，半导体里放出激荡的革命歌曲，众人不由“意气风发，奋发图强”。
到了秋后的收获季节，尤其是收获番薯的日子，村民将番薯从山上挑到小队仓库，晚上大家按人口分到家。一般每家每天多能分到一担或几担的番薯，几天分到的番薯便会在家里堆得成一小堆，那么许多番薯一时是吃不掉的呢？
一是储着，摊在干燥通风地方，放着慢慢代替粮食吃；
二是用番薯喂猪，猪吃了番薯、番薯藤切碎烧的饲料长得更快了；
三便磨番薯粉了。
虽然村民们的“过年猪”在年初或者三、四月份就开始养了。
但是，猪饲料差劲，时有“猪吃百样草”之说。平时，孩子们的主要工作便是“裸猪草”，将山上、地里各种野草挖来，倒进淘米泔水，煮熟了给猪吃。
吃野草的猪那能长“膘”呢？因而，一到番薯收后，也是猪吃得最“丰盛”之时，将过年猪催肥了，准备着“过年”。
秋天的金村，一眼望去，会见到农民在忙忙碌碌地做山粉、或晒咸菜之类活计。“山粉”，也就是番薯粉。人们先将番薯挑到溪滩边，放在萝筐中洗净，然后，用石磨将番薯磨成番薯糊，再挑到溪滩上，将番薯糊用纱布过滤到一个大木桶中，经过过滤，就成了山粉（番薯淀粉），滤后的番薯渣，便成了猪的美餐，也是一年中猪吃得最好的日子。
知青一般不会做番薯粉，而做番薯粉需要全家动员，帮忙一起做。
知青孤身一人，做山粉就麻烦了。但是，我们也不急，因为房东或平时与我们较接近的乡民便会自荐来帮着做，或者，他们将番薯拿去，换给我们山粉。
知青不养猪，番薯渣用处不大。于是，我们将番薯渣作为酬劳，送给帮我们做番薯粉的农家。知青既可省事，而农家也能得到番薯渣作为酬谢，一举两得。
金村过年
入冬，遇到雨雪天，兴修水利、畚田等劳作大多停了下来，准备过年了。
接下来，便是“杀年猪”了。说到乡下杀猪宴的豪放，农村出来的人大抵不肯掉以轻心。大洲这样的山村，一、二个月也难闻到一点肉腥味，故而，家家户户有杀年猪之举。也就是说，平时想吃肉憋得慌，到了年末，家中养的猪，开宰了，不是拿到市场上去切肉卖钱的，而是留着自家吃。
腊月，天气寒冷，先将猪杀了，大块的肉、整只的猪腿等腌在大缸里，做成咸肉之类的腌制品，等以后农忙时慢慢吃。
金村乡俗受兰溪影响，杀年猪后的肉，多做成火腿：将肉做成咸肉、风肉，然后，咸肉放在灶间灶台上吊着烟熏，制成地道的金华火腿。
其余的肉，特别是难于久存的猪下水、猪脖圈肉等拿出来，大块吃肉。
此时，乡村父母都不拦阻孩子的胃口…放开肚皮吃大肉，吃个痛快！
杀猪宴比年夜饭还要丰盛、料足，什么清炖大块肉、炒猪肝、粉肠蒸咸菜、猪血豆腐汤、山笋滚猪肺等等都摆上了桌面。
大伙平日缺油少盐，肚里“燥”得很，想吃肉想疯了，遇上好菜，狼吞虎咽，大吃大嚼，“肉逢杀猪千块少”！
金村杀猪宴多不邀外村乡亲团聚，只请本村亲朋好友上桌。
知青平时在地里干活，又累又饥，吃饭大抵不讲究，一点咸菜，什么青菜、豆角之类粗菜淡饭，缺油少盐；偶尔去溪沟摸点小鱼小虾，只能聊以解谗；做个荷包蛋之类的荤菜，已经算是打牙祭了。
社员连买盐的钱都拿不出来，只能用鸡蛋去换点食盐，用辣椒干来取代盐巴，肚子“刮”得很。听说吃“杀猪宴”，无不个个喜形于色，心想，这一下可算要好好大吃一顿了，以填补往日的饥燥，几年知青生活下来，总算是开眼界了。
杀猪宴多摆在自家客堂里的，多是同宗兄弟叔伯、邻居好友，请来一醉方休。这些人多是至朋好友。家里若遇到个急事，总得请人帮个忙吧，特别是遇到盖屋等大事，雇人工那个钱是化不起的，便是村子亲朋好友相互帮个忙吧，你家盖屋，我去帮忙；它日我家造房你来帮忙；还有些琐碎的小事，临时缺了个人手，相帮的人大多是村坊的亲朋至友，钱是拿不出手的-----到时总得酬谢人家呀！
请吃个杀猪宴，既能增进邻里亲朋关系，又是聊表谢意的最好方式。
我们知青在村中也有一些朋友，到时他们会上门来邀请去吃“杀猪饭”。
进入农舍，只见女人们在屋下灶房内忙上忙下，分外劳碌，洗的洗、烧的烧，不时传出炒菜的声响，火塘中焐着炖猪肉，散发出诱人的肉香，小孩子们发出欢快的笑声，真比城里过节庆的气氛还要热闹多少倍！
一大碗炖猪肉是金村的特色菜，定睛看去，只见粗瓷碗中，猪肉切得方方正正，豆腐干大小，用山泉、米酒、辣椒干，放在火炉土制瓦罐中炖制的猪肉，不同于凡响。肉炖得酥烂，入口嫩滑，肥而不腻。
不知是山上奔波过于饥饿劳累？还是山猪肉确是味好，一连吃了两大块肥肉，还不过瘾。金村人最喜吃的另一碗名肴，“干菜蒸肥肠”。
此菜城里馆子不曾听说过，可是却是当地却是家常菜，干菜中伴有青椒，使得肥肠的油滴滴渗进干菜、青椒里，别具一股鲜香。
村人大抵是讲究一个字“爽”，另一碗大菜是肺头猪骨炖山笋，整只锅子连菜带汤一起上桌，席上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众人不由一阵欢呼。此菜特色是汁浓味厚，猪肉不腻，猪肺酥烂，鲜嫩可口。食客一个劲地往汤锅里捞山笋吃，山笋浸泡在如此浓郁的汤汁中，又鲜又辣，口味自然不一般了，个个吃得满脸大汗，酒足饭饱，仍不肯息手。
“八·三洪水”
1974年8月3日，金村出现过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灾难，称之“八·三洪水”。只要一提起此事，乡民数年之后仍惊魂未定。
1974年8月前后，大洲一连数日，大雨不停，溪水漫涨，原来村旁清澈见底的潺潺流水，突然变成了一条狂放不羁的“黄龙”，奔腾呼啸而下：
溪上的木桥迅速冲垮；数年来辛苦砌成的堤堪一夜之间就被“黄龙”毁掉；洪水漫进村落，多数房屋、田地淹在水中；许多民居被洪水冲倒；多年来，依靠肩挑手砌，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大寨田”，霎间无影无踪。
远远望去，山村、农田浸泡在一片黄色的汪洋中，能见到的只是村前一排巨树，在洪水中依然巍然屹立。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那场灾厄，多半是老天不照应，淫雨连绵，造成山洪瀑发；另一个因素却是“人为”的，那些年来人们不停地向大自然“索取”，不图“酬报”山林，大自然所给予的无情“惩罚”：村民们无休无止地砍伐山上的树木，成片的高大古树被砍倒，以换取年终可怜的“化红”。
高山上的百年大树被砍下后，甚至，连树根都刨挖出来当成柴火烧掉。光秃秃的山地，普遍地被改造成了“大寨田”，或者是种植番薯或者玉米之类的山地农作物，用以填饱肚子。
梯田虽然可以种植粮食，却改变了山区的生态环境；或者说，破坏了原有植被。当暴雨来临之时，土壤失去了树木植被的保护，山上的泥土随雨水冲进了溪沟，汇成的滚滚泥流，又摧毁了村庄、田野。
那天我正在村落，目睹了那场灾难。
温柔的小溪变成了一条狂怒的黄龙，由山间直冲下来，不多久，村落、农田变成了一片黄色的汪洋，只有村口那排大树依然巍然屹立在水中。
我当代课老师
8·3洪水过后的若干个月，金村小学的一位老师病倒了。
乡村教师负担重，营养不良，积劳成疾。学校需要安排一个人代课，管知青工作的大伯，也就是贫管会主任的刘际亮便说:“还是小龚去吧，他人老实。”----随意的一句话，或许，就改变了我的命运。此后，凡“村小”有事，大队便安排我去代课，一时，便成了随叫随到的“替补老师”。刘大伯虽不是支书，也不是革委会头儿，但他那个头衔“贫管会主任”是直接管理金村学校和知青的。他在村里辈分大，又顶着“主任”官衔，说话多少有点管用。
有一次，梅城评“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支书卢炎生识字不多，按传统，村小老师向有“捉刀”义务。我刚巧在村小代课，任务便落到我身上了，别的老师对于写总结之类的额外负担，多很“头疼”，而我对此倒有点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