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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中国人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20

莫斯科的中国人

　　他们生活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并不了解他们，我们只知道他们把商品运来并卖给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人在这里主要经营茶叶和丝绸。上世纪的50~60年代，大量的热水瓶和毛巾之类的日用百货进入莫斯科市场。如今，上万中国人正在莫斯科市场上摸爬滚打，实现着自己发财致富的理想。

　　谁也说不准，莫斯科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少，连俄罗斯外交部和公安部门也没有正确数字。这不仅是因为许多中国人没有合法的护照和身份，而且还因为他们的流动性极大，这种流动性随着季节变化以及俄罗斯国内形势，如同潮水一般地汹涌起伏。

　　据著名汉学家葛尔勃拉斯教授的估计，莫斯科的中国人约有2~2.5万，但一般人认为此数偏低，可能在3~4万之间。目前在整个俄罗斯约有20~40万中国人。根据人口学家的推测，到本世纪中叶，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可能达到700~1000万之多，那将是除俄罗斯人之外的最大少数民族。

　　另一个世界

　　来到“海外”的中国人总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1877年中国驻伦敦的大使给大清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英国人与中国人有着天壤之别，英国庶民凌驾于官吏之上，一家之主是妻子，而不是男子汉，他们重女轻男，不可思议。皆因英国人生活在蛮荒之岛，世无天理也。”

　　十七世纪来到西伯利亚经商的中国人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他们特别奇怪，为什么老毛子（指俄罗斯人）清晨起床之后不喝茶，而喝盐开水（指俄国人的一种饮料）？为什么在长裤之内，他们不多穿几条保暖裤（灯笼裤、毛线裤之类），病从脚起嘛？为什么他们不吃活鱼、鲜肉，冷冻的鱼肉岂不是毫无营养？为什么他们不把遍地开花的黄花菜采摘来供食用？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任凭命运把中国人带到天涯海角，他们总是坚守自己的传统习惯，到处建造“唐人街”，似乎这样就可以生活在原先的故乡了。

　　警察和黑势力比经济危机更可怕

　　中国人在俄罗斯经商有三怕：一怕经济危机，二怕警察，三怕黑势力（俄罗斯人称之为黑手党——马匪）。

　　我的中国朋友王先生在1998年秋的经济危机时“踩上了地雷”，他那时看准秋季行情 ，向莫斯科运送了三百万美元的皮夹克，结果在经济危机中几乎血本无归。

　　警察和黑势力对于中国人而言更为可怕，因为经济危机是偶然的，而警察和黑势力的为害可说是天长地久，时时刻刻无所不在。正如中国人在莫斯科创办的中文刊物 «龙报»所说，«我们背井离乡来到莫斯科，无非是希望赚几个钱，为此我们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

　　莫斯科的执法人员正是遵循着这种逻辑在办事：他们为了度过捉襟见肘的家庭财政困难，只要到«唐人街»巡视一圈，随便检查几个中国人的证件，保证可以大获丰收，满载而归。即使中国人证照齐全，而且按合同租有住房，他们也宁愿给街道派出所的民警按期交付“保护费”，特别是因为他们经常有同乡亲朋路经莫斯科，需要寄住几天以便偷渡到西方，这种破财消灾之举是绝对必要的。

　　交警们也不甘落后，他们到处检查开小汽车的中国人，动不动就罚款，这里刚刚罚过，到了下一条街，又得留下买路钱。为此我的朋友老王只好把自己的«奥迪»车换成大路货«莫斯科人»，从而省下了一大笔买路钱。

　　黑势力比警察更可怕

　　黑手党出手机会不多，但是非常凶狠。不久前在莫斯科东南郊发生的抢劫事件中，一批中国人乘坐的汽车被几个穿警服戴面罩的年轻人拦截，劫得四百万卢布后扬长而去，至今未能破案。

　　事实上中国人以自己的行动在助长黑势力的猖獗，他们为了省钱，往往在偏僻的地区租赁廉价住房，既无看门人，又无防盗设施，至多装上一扇壮胆的铁门或换上一把门锁。每遭遇一次抢劫，他们就换一个地方，租一套更加便宜的住房，直到下一次被抢。据我所知，他们中间不乏大款阔佬，每月进账几千或几万美元，但是其中从来没有人愿意花七百美元租一套象样的有警卫把守的住房。

　　当然，黑势力也出现在中国人内部，许多抢劫凶杀犯罪活动都是“蛇头”和“鸭子”们之间为扩大地盘，争夺利益，自相残杀的表现。

　　错在自己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炎黄子孙们重复着同一错误：不愿聘请专职保安人员，舍不得化钱去租赁正规化的仓库。他们租赁的是没有防盗和防火设施的小库房、破产企业的空置房、住宅的地下室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不安全的。比如，1998年“沙波洛夫”地铁站附近的一场大火，烧掉好几家中国企业的货物，我的一位老朋友黄先生在这场大火中损失了80万美元的货物，三个月之内他瘦了18公斤。我劝老黄汲取教训，选择一家外国保险公司投保他的财产，他也听不进去，其它的中国人也是持同样的态度。

　　现在莫斯科出现了仓储式超市，20英尺的集装箱包容了办公室、仓库和商店的各种功能，但愿黄先生能听我的忠告，转到仓储式超市去经营。

　　莫斯科的中国人中90%不懂俄语，他们不能及时得到正确的信息，不懂政府的法令法规，也没有能力签署符合法律要求的商业合同。尽管在北京和其它许多地方不乏精通俄语的人材，也宁可弃之不用。究其原因，还是中国的传统商业运作方式在作怪，这种方式可归结为“叔叔坐镇中国，侄儿国外销售”。比如，国内的某企业由一位有经验的党员干部指挥生产，其产品通过«民间贸易»渠道运到俄罗斯，由他的亲属或亲朋好友（即我们所谓的侄儿）组织销售，这些人的重大缺点之一就是不懂俄语。

　　今年春天上海海关没收了运往俄罗斯的24.6万套冒牌«爱迪达斯» 和«耐克»运动衣。假冒伪劣产品如今已成为中国的恶性肿瘤，甚至地方政府也出来保护制假者的利益，看来这是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劳动力实在太丰富，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什么都愿干，特别是科技含量不高、原材料不需进口的商品，是制假人最为看好的目标。

　　日用品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量的60%，出口货的品牌价值竟高出劳动力附加值的4~5倍。也就是说，外国投资者借助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到中国创办外资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自己的品牌，所获得的利润是中国工人辛苦钱的4~5倍。如果我们在莫斯科商店购买产于中国的正宗品牌商品，则中国生产者获得的利润只是其售价的十分之一。但是，如果是中国生产的冒牌货，中国人就可以获利十分之七以上。所以出口到俄罗斯的商品中，主要是一些冒牌货。

　　中俄之间“民间贸易”的利润是如此之大，以至仅为两国间的货运权就展开过激烈的竞争。最近的一年半期间，从中国到俄罗斯的运输飞机发生了好几起事故。负责调查的权威机构对事故的原因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但是假装没有责任的航空公司肚子里十分清楚，那完全是由于飞机超载。以飞往莫斯科的运输机为例，只要超载一吨货物，即可获利4000~5000美元。请设想一下，在货运旺季，仅从天津机场每天就有十架运输机飞往俄罗斯。

　　顺便谈一下货物的关税问题。根据两国政府的“民间贸易”互惠原则，每吨货物的正常关税只有1000美元，因此葛尔勃拉斯教授指出，所谓关税太高的论调实在是无稽之谈。

　　得失利弊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为什么中俄双方的有关部门对于迅速发展的民间贸易，并不急于进行合理的和规范化的整顿治理，更谈不上制定文明的移民政策了。原因在于他们着眼于短期利益：顺其自然，混水摸鱼。

　　不久之前葛尔勃拉斯教授组织了一批自愿参预与的大学生，对中俄民间贸易进行了社会调查，他们在全俄罗斯询问了757名中国人和620名俄罗斯人。调查结果表明，在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人彻头彻尾地表现出一种“短期行为”。他们不愿为不动产和生产资料进行投资，没有长期计划。这倒不仅仅因为俄国的投资条件不佳或形势不稳定，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不习惯、不熟悉、不很友好的环境中。只有5~10%的被询问者表示，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改善趋势。

　　中国人认为，莫斯科当局不愿为民间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我的中国朋友老王认为，莫斯科的形势只能有利于中国人中的黑势力——“蛇头”，他们通过在西方国家注册的小企业，获得正式的西方国家护照，凭这种护照他们来到莫斯科，从中国组织大批非法移民（俗称鸭子），取道莫斯科输送到西方，从中获取惊人利益。

　　中国商人们遭受失败的关键还在于不了解市场，不开拓市场。他们单兵作战，至多与几个同乡亲友合作，进行盲目的小本经营。他们从不与正派的俄罗斯人商量讨教，从不进行咨询，那怕去了解一下天气预报。

　　这里不妨引用李先生自嘲式的叙述，他去年看准行情，认为莫斯科夏天将出现高温，从国内组织了大批凉鞋，投入市场，可是去夏莫斯科阴雨连绵，天气阴冷，地上湿漉漉，谁来买凉鞋？为此李先生亏本五十万美元。如果能够事先与老莫斯科人多多商量，类似李先生的失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当然，中国人不全是死不改悔的笨蛋，他们经过反思，近年来已开始在莫斯科组织自己的咨询业、服务公司、饭店、餐厅...甚至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一切很可能导致莫斯科“唐人街”的出现。

　　税务、财务和家务

　　扎根在外的中国人能给自己的祖国带来丰厚的报酬，他们一旦拥有外国护照，回国之时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外资代表。比如说长期居住在莫斯科的叶先生，他娶俄国女子为妻，不是出于爱情，完全是为了取得俄罗斯国籍和学习俄语。他在北京注册一家俄罗斯公司，以他的俄国亲属“奥丽娅”和“瓦连理”为公司的法人，中国人不知道“奥丽娅”和“瓦连理”仅是俄国人的名字，不是他们的姓，这样的“奥丽娅”和“瓦连理”在俄罗斯有千千万万。既然连姓都没有，公司出了问题你去找谁？

　　成立此类皮包公司，对于组织非法进出口交易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比方说，某中国商人（甲）在俄罗斯出售商品之后，积累了数目可观的现款，这笔现款要转到国内供货商（乙）的账上，如果完全通过银行转汇，势必暴露他的经营状况，从而增加他的纳税额及其它开支。现在这个中国商人（甲）把这笔现款以某中国进出口公司（丙）的名义向俄罗斯企业（丁）订购钢材、化肥、木材甚至武器，这家进出口公司（丙）将货物售出之后，把账上金额划到供货商（乙）的账上，岂非四全其美。如果这几家企业私下达成一致，把合同金额写得比实际金额小，则又可在关税上省下一大笔。在这方面，中国人所谓的“关系”十分重要。

　　中俄两国之间的正规贸易中，俄罗斯每年出超30~40亿美元；在“民间贸易”方面，中国出超也是30~40亿美元。两者旗鼓相当，只是中国的获利者多半是个体户。

　　在莫斯科注册的中国公司有数千家之多，其中只有104家向税务局定期申报，只有66家完成了去年的税务，共纳税4 528011. 40 卢布(约合16万美元)。上面提到的张先生是最规矩的纳税人，我和张先生是数年前在北京秀水街相识的，那时他在俄罗斯的年营业额已经达到数百万美元。他现在是中国南方某皮鞋厂的重要贸易伙伴，购买该厂40%的产品，对于数千名工人及其家属是性命攸关的大客户。

　　几年来张先生确实已经融入俄罗斯社会，他偶尔也和朋友们去“夜总会”看脱衣舞，到赌场（CASINO）过上一把瘾，这两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禁止的。这一切他十年前是做梦也想不到的。这难道不是他劳动的成果和冒险的代价？但是，像张先生这样的中国人只是少数，大多数中国人还在节衣缩食，起早贪黑地奋战在商海，挖空心思地赚钱谋生。看到他们辛苦的样子，难免想到中国人的一句格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