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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回顾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20

《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回顾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1950年开始的，其高潮发生在1951年初，那年二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六十多年前的事情，早已成为历史，这里我仅仅从自身的经历，以及从我接近的人物，对这一运动进行片面回顾。

　　先从我的小学同学车幼轮说起，他的父亲名叫车同轮，解放前是我们家乡浙江省桐乡县的头面人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不言而喻，车同轮是当地第一批被枪毙的头号反革命分子。我的同学车幼轮成了反革命家属，幸亏那时他已经是高中三年级学生，那个年代的中学生数量极少，根本不能满足高校招生之所需，以至连反革命家庭出身的中学生也能考入大学。大学毕业之后，车幼轮被分配到著名的大连造船厂工作，他业务精湛，为人低调，一辈子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成了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三十年之后他受到桐乡县政府的邀请，回到故乡参加对他父亲车同轮的平反追悼会。平反理由是：车同轮本人出身为知识分子，是一名小学教师，他任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期间并没有重大罪行，桐乡解放时他还率领当地官员，箪食壶浆，出城迎接解放军，应该属于国民党投诚官员，他之被枪毙完全是错杀。

　　我的另一位小学同学夏青萍，他父亲在桐乡最繁华的渔行街开了一家食品店——“义大成糕饼店”，其产品远近闻名，生意兴隆，店内雇佣数位糕点制作师傅，如果把此店的老板评为资本家，倒也算合情合理，但是把他当作反革命分子，似乎有点勉强，因为他父亲患有严重疾病，长年卧病在床，作为夏青萍的同学和邻居，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父亲的身影，后来得知，夏青萍父亲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畏罪自杀”，实在有点想不明白，后来又听说他得到了平反，才觉得有点宽慰。

　　我的舅舅曹永志是县城里很有名气的大学生（因为当时大学生很少），镇压反革命运动时他是桐乡县立小学校长，他也被抓进监牢，与他同时入狱的车同轮等人都被枪毙了，仅仅因为他没有参加过反动党派，罪名未定，坐了一百零三天大牢之后，由好友朱德明（世交，米行商人）担保出狱，因为他太太是上海人，在上海某中学有一份工作，就举家迁入上海（当时还没有严格的户口制度），一旦到了上海，凭他这点经历，无论如何与反革命是挂不上钩的，从此平安无事。

　　我的叔叔毛树桢与曹永志齐名，也是当地有名的大学生，解放时他是中学教师，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他平安无事，但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外加他说了几句错话，因言获罪，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虽然不是罪大恶极，也是随着历次阶级斗争运动的起伏而坐牢，而被批斗，而被扫地出门，直到三十年后才得到彻底平反，可惜平反时他已到达退休年龄，终生不得志，他的几个儿女也受到牵连，甚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

　　最为离奇的是我参加工作前夕的培训班同学方振基，他在做思想小结时因批判自己过分深刻而获罪。大家知道，每次重要政治学习或阶级斗争运动结束之时，都有一次思想小结，这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非常严肃的事情，每人都得深挖细找自己的错误言行，深刻批判自己的灵魂深处，把任何一件小事说得越严重越好，把自己批判得一无是处就越显深刻，而这些内容都要进行详细记录，存入个人档案。记得在小组会上对自己进行思想小结时，方振基揭发自己喜欢玩弄皮弹弓，用皮弹弓来打路灯，这都是男孩子们经常玩的事情，充其量也只是小流氓的恶作剧之类，可惜方振基过分夸大其词，无限上纲上线，说自己这样做是因为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政府，把一桩皮弹弓小事上纲上线到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更为可惜的是培训班领导人袁定庵也列席了小组会，把方振基的发言听得清清楚楚。袁定庵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对人对己的政治要求十分严格，不能容忍方振基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政府的态度，于是通过公安部门，于1951年8月29日傍晚在南京浦口火车站将方振基逮捕。在登车去北京之前的一刻钟，看到一副锃亮的手铐，戴上了方振基的双手，此时在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矛盾情感，一方面觉得方振基确实有其错误，另一方面甚觉可惜，因为他那时还是未成年人，为了深刻批判自己，竟把自己送入反革命队伍，葬送了自己的一生和大好前程。

　　十多年之后，我的一位同事，成了方振基的鲜明对照，她曾经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组织，而且是一名骨干分子。按当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规定，她必须向政府部门登记自首，最起码也得参加“悔过自新学习班”，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这种等级的骨干分子被拉到法场执行枪决者也不乏其例。可是她功夫了得，在连年不断的忠诚老实运动中，在历次向党交心运动中，她竟能瞒天过海，在自己的履历中，把年龄减掉三岁，隐瞒了三年历史，把不光彩的过去完全抹掉，而且再三声称自己是贫下中农甚至是八代老贫农家庭出身，自诩为立场坚定的红五类，把大部分同事视为黑七类，因为他们解放前能够上高中学习，多半是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表现不凡，声称党的恩情比海深，要一辈子向党报恩，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于是成了一位打小报告能手：某人在困难时期企图骗取食堂的全国粮票（指假期到外地探亲的教师，必须领取全国粮票，才能在探亲时有饭吃），某人利用公家的打字机为自己做卡片损公利己，某资产阶级分子借钱给一位政工干部企图腐蚀革命派，某人在农场劳动时收购公社社员的鸡蛋鸭蛋，把发臭的鸡蛋按市场价卖给同事，地主家庭出身的某人可能有海外关系等等，都是她知恩图报的内容。应当指出，她的种种努力还是有回报的，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学位职称薪酬方面，她都达到了黑七类们无法企及的高度，令他们望尘莫及。

　　三青团骨干分子的问题，本来大家是不知情的，只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某次会议上，一位有资格查看档案的政工干部，不小心把此事泄露，这才使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大左派的屁股上竟有这么一大团屎，而且这团屎被包裹掩盖得严严实实，几十年滴水不漏。正因为此事，才使我联想到方振基的悲剧，明明白白的皮弹弓事件变成反革命大罪，明明白白的三青团骨干分子成了红五类大左派！实在是悲喜两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