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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泰斗旧事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水利泰斗旧事

　　1958年2月初，水电部留苏学习小组领导人袁定庵从莫斯科发来一份电报，说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即将到达列宁格勒访问，他的起居、食宿和日程安排均由苏联方面负责，到时要我们在列宁格勒学习的人员陪同张教授进行学术访问。袁定庵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是中共地下党员，最初他在南京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当时张光斗是他的业务领导人。解放以后，袁定庵在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工作，张光斗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这次两人在苏联重逢，自然倍感亲切，所以袁定庵要求我们多多关照张光斗教授。

　　第一天的陪同任务由我承担，我一大早就来到张教授落脚的“欧洲旅馆”。从沙皇时代起，“欧洲旅馆”一直是列宁格勒的最大旅社，它坐落在涅瓦大街的最繁华地段，交通非常方便。我见到张教授时，自我介绍说：“我姓毛，前年从水电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来到列宁格勒学习，今天我陪您进行参观访问。”

　　说话间，第一家接待单位已经派车来接客人了，我们动身前往“松树林大道”的全苏水利科学研究院。

　　首先参观的是混凝土实验室，此实验室以研究高寒地区水工混凝土而称著。苏联在寒冷的西伯利亚修建了好几座混凝土大坝，混凝土在多年反复冻融条件下的性能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也是我国北方地区水利工程中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该实验室的教授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张教授相谈甚欢，省去我不少力气，因为有关混凝土方面的知识和专业词汇我知之甚少。

　　第二个参观项目是泥沙实验室，这里正在进行异重流的模型试验。我对异重流不十分了解，张教授对我说：“我们平时看到河面上湍急的水流，但是在水底却有一股泥石暗流，它的流动比上面的水流缓慢得多，比重大力量也大，这就叫做异重流。”看了模型上演示，我对异重流的了解就更深刻了。此实验室的领导人列维教授是国际上很有地位的学者，著述颇丰，他向张教授赠送了好几本自己的学术著作。

　　下面要参观的是光弹实验室，其俄文名称叫做OMИH，直到实验室大门外我才看到其全称——“应力的光学分析”，我问张教授：“光弹是不是相当于应力的光学分析？”他说：“大致意思就是这样，严格地讲，这是弹性力学中的光学分析法。”

　　走进光弹实验室之前，我们通过一间秘书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情景：在房间正中的地板上，一位漂亮姑娘光着脚丫，穿着一双透明的丝袜，站在一张旧报子上，四周围着好几位年轻女士，正在观赏和品评穿上丝袜的美腿。看到两名外宾的出现，她们尖叫一声，四散逃跑了。我笑对张教授说：“卡布龙丝袜是最近的新产品，这些女孩子都是刚来研究院的大学毕业生，现在临近午休，她们都要擦口红、涂脂抹粉地打扮一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张教授表示充分理解。

　　光弹实验室面积不大，设备也比较简单。这里以环氧树脂为原料，做成很小的模型，放在离心机内，模拟受力情况，模型固结硬化之后内部出现一些花纹，用光学分析这些花纹，即可得知其受力后的应力状态。当时我们国内的光弹试验还处在起步阶段，所以张教授对其中的细节了解得十分仔细认真。

　　苏联的接待单位有一项制度：没有宴请，也就是说不搞请客吃饭。到了吃饭时间肚子饿了怎么办？你可以到大楼的一个小吃部随便吃点什么，或者到附近某食堂就餐，小吃部和食堂都是由商务部门的饮食服务公司设立经营的，与接待单位没有任何关系。张教授好像没有零用钱，我想请他喝一杯咖啡，他也不愿接受，所以这一天的参观，我们有半天是饿着肚子。张教授忍饥耐渴，整天可以不上厕所，他这套本事让我啧啧称奇。

　　第二天2月15日是星期六，叫做短工作日：苏联的工作制度规定，周末和节假日的前一天，只需工作六小时，而不是八小时。所以，这一天大家得抓紧时间办事。按事先约定，与我同住一室的邹范湘应该陪同张教授去访问全苏水文气象研究院，邹范湘毕业于清华大学，由他陪同自己的老师去参观访问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一定要我前去代劳。

　　我和张教授离开“欧洲旅馆”，在约定时间来到华西里耶夫岛的全苏水文气象研究院，院长对我们特别客气，会谈之后他建议我们去看看他们的新实验室，此实验室位在涅瓦河下游汇入芬兰湾的地方，这个地方相当于列宁格勒的卫星城，名叫“绿城”，距市区有四十公里。院长指派他的助理，驾驶一辆全新的《伏尔加》车，送我们前去。

　　离开市区之后，路上车辆稀少，《伏尔加》跑得飞快，两旁的枞树和积雪一望无际，半路上我们看到左侧有一座孤零零小建筑，院长助理对我们说：“这就是著名的‘列宁草屋’”：十月革命前夕，沙皇追捕革命党人，列宁曾经在此建草屋避难。

　　快到达目的地时，院长助理把汽车停在路边，说是要到附近的某建筑公司联系工作。我和张教授下车活动身体，同时开始领略俄罗斯冬天的美景，但是从芬兰湾吹来的寒风有点刺骨，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不停地跺脚。张教授倒是非常健谈，他向我说到三十年代留美时的情景，说到为什么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而回国工作，他批判‘十年寒窗苦’的论调说：“如果你觉得‘寒窗苦’，那你不读书岂不是不苦了吗？”我说：“我们中小学有12年，加上大学和留学，快二十年了，应该是‘二十年寒窗苦’。在中、英、俄语中，都有‘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但是俄罗斯人在它后面又加了一句——‘临死还是一个傻瓜佬’”，张教授听后哈哈大笑：“说得好，说得好，谁也不要自认聪明，到死的时候，我们都是大笨蛋、大傻瓜！”

　　水文气象实验室硕大无朋，好像一座室内体育馆，足见苏联国力之强大。可能因为施工力量不足，还没有完全竣工，室内供暖不足，寒气袭人。因为是短工作日，来去路上得花去好几个小时，我们只是草草参观一番。院长助理把我们送回“欧洲旅馆”，热情告别而去。

　　我离开“欧洲旅馆”时，张教授对我说：“明天是星期天，没有具体的活动安排，你是不是能陪我参观一下冬宫博物馆？”我说：“冬宫博物馆是俗称，俄国人给它起了一个洋气十足的名称——“艾尔美达什”。这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艺术博物馆，仅次于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很值得去参观的。明天我没有什么大事，到时我来接您。”

　　“艾尔美达什博物馆”离“欧洲旅馆”仅三四站路，我们在博物馆开门时到达，进馆之后只觉得眼花缭乱：这里收藏着三百万件艺术精品，只能走马看花了。在一个紫檀木雕刻的精美展品前面，值班讲解员热情地为我们介绍起来，我翻译给张教授说：“此展品名叫‘巴赫奇萨拉依泪泉’，是根据普希金长诗所述故事而创作”。讲解员本来没有提到普希金，听到我添油加醋地说到俄罗斯大诗人的名字，眼睛一亮，高兴地问：“你们都读过普希金作品？”张教授回答道：“不仅读过，而且读了不少，特别是青年学生。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我们清华大学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几句话把讲解员以及周围的本国参观者乐开了怀，乐翻了天，其效果相当于外国客人在我们中国人面前赞扬李白和杜甫。

　　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部分收藏十分丰富，古埃及艺术品的质量与数量丝毫不亚于巴黎的罗浮宫，这里的中国艺术品很有特色，有许多展品我们甚至在国内也难得见到。只是由于时间关系，不可能看得太仔细，不过即使是走马看花，我们也是尽兴而归。

　　接下来的几天，我为另一项任务而忙碌：列宁格勒水电勘测设计院（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设计单位，也是我们学习的主要接待安排单位）负责人扬诺夫斯基把我找去，说三门峡工程局代表团光临列宁格勒，要进行一系列会谈、参观、访问活动。这个代表团级别高，领导者刘团长是中共中央委员，为慎重起见，请我务必列席会议，万一有什么紧急需要，得请我助以一臂之力。

　　其实扬诺夫斯基太多虑了，三门峡工程局代表团有很好的翻译，还有一位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沈崇刚工程师，他是常驻列宁格勒水电勘测设计院的中方代表，他们的水平足以对付会谈的任何内容，让我列席会议只是壮壮胆而已。不过正式会议之后要参观两个工厂——“电力”和“ЛМЗ”，这是三门峡水电站发电机和水轮机的制造厂家，这项活动让我足足忙了两天。

　　张光斗教授是在三门峡工程局代表团启程归国之后，才离开列宁格勒的。当时我听说，张教授好像是三门峡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之一，那么为什么他不和工程局代表团一起活动？继而一想，张教授的主要身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的出访是纯学术性的，而三门峡工程局则是谈判具体的工程项目，两者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目的。

　　前往火车站迎送国内来列宁格勒的专家、学者、领导人、代表团，这是我的经常性任务。1958年2月25日晚11时50分，随着一声汽笛长鸣，我在列宁格勒火车站送别了张光斗教授。

　　事隔四十五年，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张光斗教授时，他已经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了。在回答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问题时，张教授说到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泥沙问题，认为应当完全废弃三门峡大坝。接着他又说到当年苏联专家的决策错误，才导致后来的严重后果。张光斗说：“当时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等等。此话一出，在水利界引起轩然大波，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我没有水平也没有资格评论这样那样的观点，我只想列举如下资料，以正视听：

　　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有关水土保持的内容中说到：“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请来的美国顾问雷巴德、萨凡奇、葛罗同，在他们所作的《治理黄河初步报告》中，虽然承认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却认为‘以之推行于整个区域而生效，需时或将数百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周朝的人早就说过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全场掌声雷动，报告获得一致通过。

　　在三门峡坝区，黄河的年平均泥沙输送量为16亿吨，但是中方向苏联提供的《设计任务书》里，却将年平均泥沙输送量人为地降低到13亿吨，并且指出，由于上游实施水土保持措施，泥沙量将每年减少３％，20年之后可减少60％，那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苏联专家们正是根据中方提供的原始资料，进行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技术设计。

　　1957年水利部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上，70位全国顶尖水利专家讨论了七天，讨论会上只有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一人公开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他因此被打成水利界最著名的右派分子。

　　由于“大炼钢铁”、“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的失败，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我们国家出现了罕见的饥荒，饿死了许多人，当时也有一种论调，说这是由于苏联向我们逼债造成的结果，后来又逐渐地说成是自然灾害，最后改成“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又有人把三门峡工程中水土保持、泥沙量估算等错误推到苏联人头上，这一切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做法。文过饰非，死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这是正确的科学态度吗？

　　写到这里，我又一次忆起“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老话，以及俄罗斯人的附加语——“临死还是一个傻瓜佬”，以及张光斗教授的附加语——“谁也不要自认聪明，到死的时候，我们都是大笨蛋、大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