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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法语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学习法语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尽管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而且已经发展到公开的论战，但是在高等院校中，俄语还是一统天下，依然是第一外语。为了未雨绸缪，1962年在全教研室的会议上曾经宣布一项重大措施：教研室将来要开设五门外语，除英语和俄语外，还要开设德语、法语和日语，为此必须从任课的俄语教师中，选派三人，以不脱产方式进行学习。选定李中庸老师去学习德语，吴光祖老师去学习日语，我被指定去南京大学外语系旁听英语三年级的第二外语——法语，一切旁听学习手续均已通过教务处办理妥当。

　　对于教研室的这项安排，大家一致同意。有学习机会当然是一件好事，我觉得法语是一门很有吸引力的学科，特别是法国有众多举世闻名的文学家，法语在全世界的许多国家通用。我同时也意识到，要学好一门外语，决不是几个月或一年两年的事情。光凭一时的兴趣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此后，我每周两个下午去南京大学旁听朱一桂老师给三年级英语专业学生讲授的第二外语——法语课，朱老师的法语课讲得十分精彩，光听他的几句课堂用语，就可得知其水平非同一般，与我同时旁听者有一位南京医学院（如今的南京医科大学）的秦老师，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颇有法语基础，因为当年全国学习俄语，他就改行教大学俄语了；为了重拾法语，秦老师屈尊到南大旁听，他对于朱老师的业务水平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有点纳闷，为什么朱老师这样高的水平，不去教法语专业的学生，而任教英语专业的第二外语呢，岂不是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吗？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朱老师因为1957年受到政治打击，失去了他可以发挥水平的工作，被降格使用。我一方面为他婉惜，另一方面为自己能聆听他的讲课而感到庆幸。

　　每周两次旁听，每次两节课，这样的业余学习强度还是可以承受的，问题是我每听两节课之后，必须花费不少于四小时的时间，来巩固学习内容和做完练习，这样算下来我每周除了旁听四节课，还得得化八小时来学习法语。当时我每周要上十二节俄语课，也就是说每天上午要上两节课，其备课时间、批改作业时间、课后答疑时间就不用说了。每周两个下午的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的，每周两个下午的教学小组集体备课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还要用两个下午去旁听法语课，还要用八小时来做法语功课，只好把星期天的时间也搭进去，实在是非常辛苦。

　　有一次，为了应付即将进行的法语考试，课间休息时我在水利馆教员休息室里猛读法语，被水港系刘宅仁教授看到，他问我为何这样用功，我如实相告，刘教授听后对我说：“你已经学完一年的功课，再坚持一年即可打下基础，以后可以继续提高。千万不要半途而废，放弃就是失败，就是前功尽弃，坚持一下就是胜利。”刘教授早年留学德国，德语是他的强项，还有相当良好的英语基础，他的这番话确实是经验之谈，我一直铭记在心，鼓励着我继续不断长期地坚持学习法语。

　　等到我在南京大学完成法语基础学习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浩劫，学业荒废，在百无聊赖的阶级斗争时期，我只是偶尔看看简易的法语读物，也是冒着光专不红的风险，谈不上什么提高和收获，不过总算没有完全忘掉学过的知识，没有辱没朱一桂老师的一番教诲。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法语教材、读物和各种工具书少得可怜，我总是尽量购买备用，待到“改行教英语”受到一系列挫折之后，我再重拾法语，也还算顺利，天道酬勤也。

　　后来，我与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南京航空学院（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晓望老师和南京工学院（现改称东南大学）周正言老师合作，编写了适用于工科院校的法语教科书，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发行。从此以后用这本教材，我为高年级大学生和在职教师开设了第二外语——法语，我还为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第二外语——法语。我先后学习了二十年的法兰西语，总算初步派上了用场。

　　为了研究法兰西语的语法，我利用业余时间做了许多卡片，同时我也做了许多俄语卡片，做俄语卡片时我动用了教研室的一台俄文打字机，不巧被一位同事看到，告发到教研室主任那里，认为我动用公家的打字机做卡片，这些卡片应当上交到教研室，归教研室拥有，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从我家取走了包括法语卡片在内的三千张卡片。应当说，这些都是我辛勤劳动的资料，是我若干年的知识积累，仅仅因为我使用了教研室内长期空置的打字机，就把全部卡片拿到教研室存封起来，实在有点强词夺理。幸亏那时我已经逐渐‘看破红尘’，老朋友周正言对我说过：“像我们这样的人，处在这样的年代，这样的大环境中，个人努力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如此说来，失去区区三千张卡片，对我来说只是失去一堆废纸，此事只是再一次向我证明，单打独斗，谋取个人出路，是毫无意义的。

　　汲取了唐吉可德式的单干失败经验，我开始与水港系教师合作，共同研究“钭坡式升船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斜坡式升船机建造在法国，其相关资料数据发表在法文杂志“白煤”（白煤指水力发电），不言而喻，没有法语知识，就无法开展此项研究，我是理所当然的研究者之一。这项研究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很长时间，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才有某省水利部门出资，组团去法国考察。

　　经过与法国有关单位多次协商之后，项目负责人水港系徐执中老师和我，用电传TELEX与对方联系，最终于1988年底敲定了出访人员、时间、参观、交流等事项，总而言之，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谁知经过一番暗箱操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出访法国的四人名单中，唯独我被悄悄排除，换上一名与此项研究工作毫无关系的人员，把我十六年的辛勤劳动，从1972年到1988年的努力，统统化为泡影，出访巴黎的大好机会，被他人侵夺，令我痛心万分！

　　有两位从北京来南京出差的老同事，就此事劝慰我。老张说：“如今，这种偷梁换柱式的事情比比皆是，已成家常便饭。你要是忍不下这口气，试图找领导评理或吵架，那是自讨没趣，自讨苦吃，肯定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依我看，你最好用阿Q的方式，向知识分子光辉榜样——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蒋筑英学习：蒋筑英在被邀请出席学术会议作报告时，他自己没有去，让某同事代劳，把荣誉让给了别人,你应当向蒋筑英学习，把出访法国的荣誉主动让给别人才对嘛！要知道，蒋筑英在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时，曾多次主动让给别人，就连争取入党的事情，他也是非常谦虚，把光荣入党的事情让给同事，让同事们率先光荣入党，而自己要等到病死之后，才由中共吉林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另一位性子比较耿直的老刘说：“论年龄和资历，我们可以把蒋筑英称为老弟，可惜这位蒋老弟英年早逝，当然，论贡献我们与他相差甚远。不过话要说回来，我们大家都处在相同的大环境下，大家活得不容易呀！老张刚才提到的蒋老弟在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等方面的谦虚态度，那实在是他不得已之举。据我所知，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蒋筑英，前一个是活着的蒋筑英，他是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既不是先进工作者，又不是共产党员，他职称评不上，工资加不上，住房分配不到，自己的论文还要请别人去宣读；后一个蒋筑英，则是死了的蒋筑英，他是优秀知识分子，先进共产党员。为什么？因为筑英老弟的父亲于1954年由于政治问题而被关进监狱，而关管杀家庭出身的人……”

　　听到这里，我赶紧打断老刘的话，插嘴道：“不管怎么说，蒋老弟的光辉事迹摆在那里，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你们俩位对我的劝导都是好意，令我茅塞顿开，我还有四年就要退休，在这四年时光内，我不敢说要怎么怎么学习蒋筑英，我也不会说什么豪言壮语，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一定要摆平心态，努力工作，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对得起亲戚朋友，对得起家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四个月之后，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以下简称中水公司）突然派来一名政工干部，说该公司在北非承建两项大型水利工程，缺少通晓法语的干部，问我是否愿意应聘前去工作两年；工作待遇是：中水公司向河海大学支付借调费每月五百元，在国内我可以从河海大学得到基本工资每月三百元，在国外我可以得到每月150-200美元的劳务津贴（包括奖金，加班费，伙食节余等等），这些美元只能记在账上，不能提取现金，但是可以在出国人员商店里购买规定数量和品种的商品。我对来人说：“这种事情你应该先向学校领导提出，学校领导同意之后，我才能表态”。出乎我意料之外，来人说：“我已经和贵校领导说过，校方已表同意，现在是征求你的个人意见。”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次出国机会没有被剥夺，我也无法如老朋友建议的那样把出国机会谦让给他人，谦让给谁呢？中水公司派来的干部在等待我的回答。经过与家人和要好朋友们的一番商量之后，我决心尽早离开是非之地，纵然身价大跌，也愿意应聘当一名法语翻译员，去非洲闯荡两年再说，这样做总比三十年吊死在一棵树上强一点。

　　我喜欢听俄罗斯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情节取自普希金同名长诗，柴可夫斯基作曲），其中抒情男高音在连斯基咏叹调中唱道：“我黄金般美好的青春年华永远逝去了！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明天的日子给我安排什么?我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它隐藏在黑暗里!......”，这大概也是我动身去非洲工作时的心情。

　　凭心而论，我同意去非洲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是希望有机会应用我学习多年的法语，使我的法语知识达到更高的层次；原因之二是希望以此来弥补未能去巴黎的遗憾，从上海或北京去北非的来回航班，一般都要取道巴黎，而访问巴黎则是我梦寐以求的心愿，原因之三是我要争取访问阔别三十多年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为此我已经开始在莫斯科普希金俄语学院进行函授学习，按照学习计划，最后阶段将由该校用公函邀请我去莫斯科参加面授和考核。但是我对于困难和不利因素却严重地估计不足，我的这些计划是否能够实现呢？那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了，容我定下心来，慢慢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