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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班车之三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最后一班车之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某个春天早晨，同事楼申芬前来找我，说她的大女儿沈兰菊（爱称大宝）快要生孩子了，拟前去帮忙，日前她已经向外语系请好假，只是有一个班的俄语课，本学期还剩下大约二十学时，要请我代劳。我说：“你放心去照顾大宝吧，我一定尽心尽力地去完成这几节课。咱们预先说好，这部分的工作虽然由我完成，但仍然算在你的账上，因为这些年来，你的工作量偏少，可能会影响你的业绩。”楼申芬对此没有异议，把相关的教学计划、学生名单、教科书等一应资料向我交待清楚，离开南京去女儿家了。

　　楼申芬走后的第二周，外语系突然宣布，马上要进行新一轮的职称评定，准备申报职称的教师，应在一周之内把职称申请表填写清楚，交到系办公室，过时不交，作自动放弃论。当时我没有与楼申芬进行联系的手段，时间又紧迫，所以赶紧找同一教研组的同事吴光祖，商量楼申芬的职称申报问题。

　　老吴说：“在我们外语系，五十年代从外国语院校毕业的同事，全都升副教授了，就落下一个楼申芬，这次职称评定对于她来讲，恐怕是最后一班车了，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代她申报，否则就太对不起她了。”我说：“几次职称评定都是说她工作量不够，这次我代她上课，所完成的工作量仍算在她的账上，但是这又占得了多少分量？工作量可能还是个大问题。不过我不能理解，工作量比楼申芬少的人，不照样评上了副教授吗？”老吴叹口气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无权无势，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你先辛苦一下，代她把申请表填写好，咱们再讨论一下，然后把它交给外语系。至于楼申芬能不能搭上最后一班车，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申请表中的工作量这一栏是不能马虎漏报的，必须到系办公室查清历年的教学计划和完成任务的具体数据，而且即使这样做了，也难免有疏漏之处，这是我最为担心的事情，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难道能够虚报她的工作量？至于教学水平、科研成绩等等，我倒是很有把握：楼申芬曾经教过河川系俄语师资班的《教学法》，我从头到尾听过她这门课，她讲得非常精彩。她还写过一篇关于关于教学法的文章——《强化阅读是提高俄语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刊登在《中国俄语教学》杂志上；从1982年开始，她多次向《水利水电科技进展》投稿，共发表译文八篇（见附录），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业绩。

　　特别值得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们曾经举办过两期出国人员俄语培训班，楼申芬在这两个班上讲过不少课，其中有一位年轻教师刘曙光，经过培训之后，到莫斯科大学进修五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学成归国之后，每次见到我时，都要问到楼申芬老师，要我代他向楼老师致意。由此可见，楼申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得到了学生们的肯定。

　　职称申请表填写好之后，我与吴光祖又一次进行讨论，修改补充之后，我还把它拿到楼申芬家，请她丈夫沈嘉荫先生过目，最后才交到外语系办公室。至于后来外语系是怎么评定的，楼申芬有没有评上副教授，我和老吴是局外人，得不到任何消息。

　　到了秋天，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楼申芬带着大宝，抱着几个月大的外孙，回到南京。我曾经到她家看望过一次，见到她的小外孙长得很结实，头发浓密乌黑，很健康的样子，真为她家高兴。

　　几天之后，楼申芬在外语系见到我和吴光祖，她把我们叫到一边，当着老吴的面对我说：“老毛，你在背后搞鬼，你太不像话！”说着话时，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

　　听到这样激烈无情的指责，我非常惊愕，我一下子全明白了——楼申芬这次又没有评上副教授，而且有人把这个原因推到了我身上——是我搞阴谋诡计，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楼申芬再一次落选副教授，我心中也不好受，怪我对她支持不力，没有本事让她搭上最后一班车。但是，说我背后搞鬼，故意设下圈套，造成这样的局面，这完全是某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转移视听，嫁祸于人。

　　幸亏老友吴光祖在旁边帮我说了几句公道话，他对楼申芬说：“我们大家的关系一直很好，相互之间没有隔阂和矛盾。你的职称申报表是我和老毛共同商量之后，由老毛填写并送到外语系的。我和老毛早就评上副教授了，我们希望你也早点评上副教授。我们难道会去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我们会那么傻吗？”

　　楼申芬没有再说什么话，只是一个劲地伤心落泪。

　　其实，楼申芬落选副教授，十年前就有先兆，外语教师们对于1979年评定工资时的奇怪现象一定记得很清楚。那年据说有百分之三十的在职人员可以增加一级工资，按十八名外语教师计算，起码应该有五人可以增加工资，但是领导告诉我们说，只有三名外语教师有这个机会，而且根据总支潘怀民书记的决定，这三个名额中教研室正副主任就占去其二，留下一个名额则要求大家讨论决定。正副教研室主任都是1957年参加工作，因为那年发生右派事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从此就人为地降低了一级，经过漫长的二十二年，他们好不容易地增加了不到十元的工资，也是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同样是1957年大学毕业的楼申芬为什么没有这个机会。有人斗胆在外语教研室全体会议上提出：既然领导决定了两个名额的归属，为什么不把第三个名额也确定下来？对此提问，领导不予理睬，仍然组织大家讨论最后一个名额的归属，以示评定工资的民主精神。幸亏后来一些好心人据理力争，让楼申芬得到了这个名额。我之所以翻出陈年老账，是希望说明，在领导的心目中楼申芬到底处在什么地位。同样是1957年大学毕业，楼申芬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劳动，增加一级工资竟是这样困难，后来的职称评定就可想而知了。

　　令我十分不解的是，沈嘉荫先生对此为什么不表态，他明明看到过我代写的申请表，而且表示没有异议，如果申请表填写有问题，那末他岂不是也有责任吗？有许多事实证明，沈嘉荫先生在自己太太面前是经常说假话的：比如，他负责每天上街买菜，事后在太太面前虚报冒领，多报销点钱供自己零用；直接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有以下一个故事，可以作为佐证。

　　文革期间，沈嘉荫的外甥从上海来南京游玩，于是沈嘉荫向我借自行车，说是给他外甥用，两人要一道去中山陵游玩。归还自行车时，沈嘉荫对我说：“不好意思，你的车子在中山门附近戳了个钉子，内胎破了，一看这还是个新内胎呐！不过，内胎已经补好了。”我对他说：“不必介意，戳个钉子也是偶然，补好了就没事啦！”事后第三天，楼申芬对我说：“老毛，你的自行车太烂，我家外甥还没有骑出城，内胎就破了。”我马上知道，沈嘉荫又在自己太太面前说谎了，为了保住他的面子，我对楼申芬说：“我的自行车的确太破旧，看来得积点钱买辆新车了。”换成不留面子的人，早就可能把沈嘉荫的原话向他太太重复一遍，这样就戳穿他的西洋镜了，但是我不忍心这样做。

　　我曾经多次感谢，而且在此要再一次感谢老友吴光祖，只有他最有资格代我在楼申芬面前说句公道话，他的一句话虽然顶不上一万句，至少也能顶我的十句话，甚至一百句话。可惜，他的话似乎也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1995年，楼申芬以讲师身份办理了退休手续，据说她得到了“提退”的待遇，也就是说在退休的同时，提拔为副教授。不过我们知道，“提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职务提升，同时享受与职务相应的退休金，另一种是“升官不发财”——得不到相应的退休金。我不知道楼申芬得到的是哪一种“提退”。

　　借此机会，我要列举一些事实，用来揭示外语系职称评定中的不公平现象：

　　楼申芬的同学、同时分配来华东水利学院的李某人，因为语音不好，有大舌头现象，基本功也比较差，被认为不能胜任外语教学工作，从而被分配到图书馆搞书刊编目和分类，达数年之久，这样的人却早早地当上了副教授，后来还当上了五十年代同事中惟一的外语正教授，还带过外语系的研究生。直到现在，有人还在背后奚落他：他是哪一门外语的教授，他是带研究生，还是研究生带他？

　　另一名楼申芬的同学，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几十年下来，从没有完整地、从头到尾教完过一个班的外语课，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算起，他整整二十年没有教过外语，也就是说，评职称之前的二十年，其教学工作量为零，这样的人居然也早早地当上了外语副教授；

　　还有一位从校办实习工厂调到外语系的政工干部蒋某人，他是楼申芬早年教过的学生，虽然从来没有在讲台上向学生授课的经历，却早早地评上了副教授，他评上的是什么样的副教授，只有天知道了；

　　我们经常听到外语系里的传说，似乎职称名额很有限，意思是说：有人评不上职称，完全是名额的限制。但是我们看到，外语系曾经从苏州请来一位精英教师，他一到任就奉送他一顶正教授帽子，还分配他一套好住房，但是不到一学年，这位荣获正教授的精英拍拍屁股，又回到苏州去了。可见，外语系的教授名额不是有限，而是太多，多得可以随便奉送。

　　种种事实表明，职称评定与学术无关，与教学质量和工作量无关，只与政治和权力有关。

　　人比人，气死人。如果把楼申芬与上述莫名其妙当上教授、副教授的人物相比，她确实应当痛哭一场，我们也应当为她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痛哭一场。

　　附录：楼申芬的论文和译文

　　《中国俄语教学》

　　强化阅读是提高俄语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楼申芬

　　楼申芬译 非均质土坝稳定性的三维计算法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大单宽流量情况下消力槛和消力池的下游消能问题-帕拉瓦洛娃、伏依诺维奇、纳伊马尔克;《中国学术期刊网络》..

　　楼申芬译 在地质力学模型上试验萨扬诺•舒申斯克水电站大坝的应力状态和强度[J];《水利水电科技进展》.叶尔申 

　　楼申芬 应用于水利工程的聚合混凝土;《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楼申芬 高速水流的掺气《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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