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栏|博客 > 个人专栏 > 曾经沧海 > 正文          

最后一班车之一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最后一班车之一

　　林福我是数学教研室的老教师，虽然我们同属于力学系，彼此却并不很熟悉。1970年7月我们开始在金湖农场劳动时，林福我并没有和我们一道去农场，因为那时他在校内接受审查，后来查不出什么名堂，工宣队才宣布“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打发反革命分子林福我去农场监督劳动。

　　既然没有查出什么实质性问题，又在一起劳动，我当然没有把林福我另眼相看，甚至在劳动休息的时候悄悄问他：“你犯的到底是什么反革命罪？”他说：“是娶错老婆之罪！”这个回答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听他慢慢解释，才得知其中奥妙。

　　林福我家庭出身不好，他父亲是解放初期被镇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母亲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只能依靠长女艰难度日；林福我参加工作之后，每月必须从五十几元的工资中，给母亲汇寄一笔抚养费，数额虽然不大，却也是一项长期的负担。家庭出身和供养母亲，这无形中给林福我在找对象方面增加了困难。试问，有哪一个姑娘愿意嫁给家庭出身不好、供养一个反革命遗老太婆的穷光蛋？更何况林福我年过三十，性格内向，身材比较矮小，各方面条件不算很好。

　　好心朋友向林福我介绍一位姑娘，她在南京某国营工厂当工人，也是福建人，相貌一般，不过精神方面好像有点小毛病，受到严重刺激时，会有强迫症状的表现。林福我认为：首先，国营工厂的工人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黑七类能娶上无产阶级的老婆，从政治上来说是绝对的高攀；其次，国营企业的工人，工资虽然不高，却很有保障，福利待遇更是远远超出文教单位；其三，女方是福建人，与自己有共同语言，将来老母亲或许能来南京居住，那时婆媳关系一定非常融洽和谐。至于精神方面的小毛病，想来也不是大问题，我不让她受到严重刺激不就太平无事了吗？

　　三十三岁的大龄青年林福我终于和那位姑娘结成伉俪，并生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全家四口人的日子过得也算融融乐乐。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来，工厂里也大搞检举揭发、排查反革命等活动，林福我老婆的强迫症开始大暴发，她没完没了地揭发自己的老公，一会儿说他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会儿又揭发他说过周恩来总理的坏话。其结果必然导致林福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严格审查。

　　后来，反革命罪行虽然被否定了，但是林福我被搞得灰头土脸，他在人们的心目中只能用‘差劲’二字来形容。到了八十年代评定职称的时候，这种负面影响逐渐显示出来：几次职称评定都没有林福我的份，他觉得非常郁闷和不快，几次三番来找我，希望听听我的意见和建议。

　　我对他说：“你1956年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那个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好像是你的同学呀！凭你这样的资历和数十年的教学实践，评个副教授有什么难处？”他说：“你太过奖了，陈景润比我早毕业三年，他是奇才，我是庸材。让我心理不平衡的是，我教出来的好多学生都已经评上副教授了，我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如他们，甚至连教研室内我都没有得到提名。”

　　说到那些早早评上副教授的后起之秀，我突然想起一位能人，他在我们力学系（数、理、化、外语当时同属于力学系）开全体大会批判‘三家村黑店’时，表演特别精彩夺目，在工程馆梯形教室的讲台上，他用高八度的嗓门狠批邓拓、吴晗、廖沫沙。我坐在后排，根本听不清他的大批判内容，倒是他的肢体动作十分夸张有力，几乎每隔一分钟他就要纵步跳起，在讲台面板上狠击一拳，似乎要把三个黑帮分子砸个稀巴烂。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领教这样的大批判形式，虽然事情过去多年，其情境我仍然记得非常清楚。我笑问林福我：“这位左派仁兄以其说是批判家，倒不如说是一名表演艺术家，他好像是你门下的高足？”

　　说到这位左派高足，林福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当年他五门学科有三门考试不及格，三门不及格的学科中数学是主科，他的数学成绩连五十分都没有达到，于是私下来找我，要我高抬贵手，修改成绩，帮他过关。我怎么能同意呢，领导不是一贯强调，要我们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吗？。可是领导又同时规定，不及格可以补考，补考不及格还可以再补考，直到通过为止。这样光红不专的人，现在依然红得发紫，他早就当上副教授啦，而且大有荣升正教授之势！”说到这里，老林一贯平静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晕。

　　我说：“如此看来，你这个人也太耿直认真了。当然，我在这方面比你可能有过之无不及，我们都是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吃过大亏。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我共勉之。总之，你的问题肯定不在于业务水平。要知道，我们国家一贯强调突出政治、又红又专、以红代专，一定是你的政治方面有点什么不足之处。比如，按照传统的说法，你我都是黑七类呀？不是说‘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吗？”林福我说：“我的家庭出身比你差多了，我父亲是被镇压的，是反革命家庭出身。不过，前些时候福建省安全厅已经出面为我父亲平反，说我父亲不仅是被错杀，而且是被冤杀，现在已被追认为烈士。可惜这一切来得太晚，现在追认为烈士又有什么用？”听了他这一番话，我感慨万千，只好安慰他说：“尽管这一切来得太迟，但总比没有好。至少你现在不是反革命家庭出身，而是革命烈士家庭出身——你是立地成佛，瞬间从黑七类转变为红五类，比我强多了。至于平反的迟早，我看没有太大关系，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不是死后过了四百年才得到平反吗？”

　　过了一些时候，林福我又来找我，他告诉我：“听说下个月又要搞职称评定了，对我来说，这是最后一班车。幸亏前些时候我发表了两篇论文——说话间他递给我两篇论文的复印稿（一类二阶微分方程解的渐近性与有界性和Sturm—Liouville微分方程的振动解的一个判别准则），——加上我的学历和教历，在业务方面好像是够得上副教授水平了。但是这次增加了外语考试，我们五十年代初期上大学时，学的都是俄语，几十年来已经忘得精光，肯定通不过这次考试。通不过外语考试那就肯定评不上副教授，没有这个职称，工资上不去，住房也解决不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方面请你老兄务必多多帮忙。”

　　听他说到要增加外语考试，我心中有了几分不平，为什么以前不考外语，现在要考外语呢？同样一件事情，使用两套标准，这不是分明要为难后面等待晋升职称的人嘛。但是，面对着这种不公平，我们无能为力，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来确保林福我通过外语考试，但同时也不想打击他的情绪和信心。于是我硬着嘴对他说：“老林，现在的副教授多如牛毛，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心知肚明。我看不懂你的论文，不过它们发表在正规刊物上，完全是响当当硬邦邦的作品，那些评上副教授的新秀中有几个人能写得出这样的论文？凭你这样的条件，评上个副教授足足有余，你可以一百个放心。至于在外语方面帮你这个忙，我当然义不容辞，但是具体怎么做，请容许我考虑几天。”

　　我冥思苦想，足足思考三天，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计。正巧那天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的同行蔡宝琨教授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学校为申报副教授和高工职称的教职工举办一期俄语培训班，为期三周，每周讲课两次，学费三百元，欢迎河海大学（原华东水利学院）有兴趣的同志报名参加学习。蔡宝琨是江苏省理工科俄语的学科带头人，职称考试题目一定是他们这批人出的，参加他们的培训班，通过考试必定十拿九稳，天赐良机呀！可转念一想，又为难起来，林福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二百元左右，一家四口，加上他母亲的生活费，这笔账算下来可以看出，他家的经济已非常拮据；三百元是他一个多月的工资，是他全家一个多月的生活费呀，我怎能忍心让他如此破费。而且，据我估计，那个培训班的教材一定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涵盖各种专业，针对性不太强。想到这里，我不好意思地打电话对蔡宝琨说，是否能借贵俄语培训班的教材一阅，他倒是十分爽快，把他自己手中的教材送我长期使用。我从教材中选出两篇有关土木工程的俄语文章，加上我自编的一篇水利工程科普文章，注上难点要点的说明，复杂长句的译法，复印后交给林福我，并如此这般地向他面授机宜。

　　三个月之后，林福我高高兴兴地拿着一盒精装月饼来到我家，说是中秋佳节将至，祝我全家节日快乐。我说：“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这盒月饼我是万万不敢收受的。我家只有两口人，你看我儿子昨天已经给我送来一大盒月饼，我怎么吃得下那么多的高糖高脂肪月饼？硬要吃下去是会得糖尿病的。你们家有四口人，还是拿回去自己享用罢。”为了不扫他兴趣，我煮上两杯浓浓的咖啡，真心诚意地举杯祝林老兄万事如意，心情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