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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崇敬的老师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我崇敬的老师

　　1964学年开始时，我任教农田水利专业的新生，此年级被称为“农水69级”，编在我班的学生将近四十人，因为大班上课，不得不在工程馆的梯形教室内进行。这个班与我所任教的其他班级有点不同，一般情况下，上课铃一响，班长高喊“起立！”，我向全班问候“同学们，早上好！”，然后请大家坐下，开始上课。“农水69级”的不同之处是班长还下令“敬礼！”，全班同学要向老师一鞠躬。有一次我在下课休息时，稍稍地对班长说：“老师同学互相问好，这就足够了，何必鞠躬行礼，是否规矩太大了？”他说：“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可是我们的物理学老师听到上课铃一响，总是把他的毡帽拿下，稳稳当当地放在讲台上，然后就向全班学生恭恭敬敬地一鞠躬。那么大年纪的老师向我们鞠躬，我们担当不起，不得不鞠躬还礼，于是对其他任课老师也按此办法行事。”听罢此言，我什么都清楚了，班长指的一定是卞祖芬老师，那顶毡帽非他莫属，这是他标志性的穿戴；而工作敬业，做学问一丝不苟，对学子关爱，那是他们这代老教师的风格。我对卞祖芬老师的崇敬之心从此油然而生。

　　一位水力学老教师对我讲到的故事：

　　——“华东水利学院成立之时，我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在水力学教研室当一名助教，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因为认罪态度较好，仍留用在校，但是失去了上课资格。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同事们对我是避之犹恐不及。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抄家时，我整天胆战心惊，有一天中午在回家的路上，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郭觉新，你听好了，你要一直朝前走，不要回头。你快点回家，在家准备一下，今天下午有人要去抄你的家！’ 我听得出来，这是卞祖芬老师的声音，他是我在交通大学学习时的老师，他指导我们的物理实验课，事隔多年，他还能记得我这个右派学生，而且冒着风险，提醒我有抄家之举，事后证明，一切不出卞祖芬老师所料，那天下午果然有人来抄我的家。卞祖芬老师的善意我终身难忘。”（参看拙文“水力学三剑客”）

　　文化大革命期间，抄家是革命行动，把这样的信息透露给右派分子，等于向右派分子通风报信，其罪大矣！一般人即使同情右派分子，也不会冒这种风险。这个故事再一次验证了卞祖芬老师对学生的关爱。

　　卞祖芬、汪玉芝夫妇最怕一个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某一天，我路过仙霞路时，顺便到卞祖芬、汪玉芝家，随便聊聊天，我问他们：“你们没事吧？批斗‘反动学术权威’还轮不到你们，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呢。”他们说：“凭资历我们还算不上学术权威，但是在物理教研室我们是批判的对象。”我说：“就算你们在物理教研室资历最高，也不至于受批判呀，最多是受到点帮助，而且教研室内的年轻教师都是你们从‘师资班’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从‘师资班’毕业还没有多久，对你们感恩图报还来不及，怎么会凭空来整你们呢？”汪玉芝对我说：“这批年轻教师里面有几个人是非常厉害的，我们最怕其中的一个人。”卞祖芬接着在我耳边说了三个字“卢某某”，我说：“情况可能还不是那么严重，你们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尽心尽力，对学生又是那么好，问心无愧，放心好了！”

　　我对卞祖芬、汪玉芝老师说的那些安慰话，不是敷衍，而是有根据的，因为另一位物理学老教师陈宏贲是我的邻居，我亲眼看到陈宏贲搬家时，那几个年轻物理学教师是多么热情，他们口口声声地叫陈老师，努力地又扛又抬，让我这个邻居看得甚是羡慕。他们对陈宏贲是这般恭敬态度，对资格更老的教师就不必说了。

　　令人遗憾的是，仅仅两三年之后，他们中某几个人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最使我心碎的是那次到雨花台烈士陵园的活动：在烈士墓碑前力学系师生们吃了以糠和野菜做的窝窝头，称之为忆苦饭，余下来的主要内容竟是把陈宏贲推到烈士墓碑前进行残酷无情的批斗。从头到尾听下来，我不知道陈宏贲罪在何处，只知道他出身于地主家庭，这就是进行批斗的全部理由。而这次批斗的组织者，就是卞祖芬、汪玉芝最怕的那个人，也是马旭东对我说过的、让他被隔离审查的“极老左”（参看拙文“三起反革命大案”）。

　　哲人已逝，音容犹存

　　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卞祖芬、汪玉芝对我说的话是真实的，而我对他们说的宽慰之言，最终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卞祖芬、汪玉芝两位令我崇敬的老师早已驾鹤西去，但是他们留给我的印象仍然是那么亲切感人，而他们感到害怕的那个人，虽然获得了无数荣誉，当上了大左派，名利双收，生活得有滋有味，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在正直人们的心目中，他又是何等人物？我不想用过多的贬义之词，以免玷污了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