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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心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善良的心

　　李立柔老师和她的丈夫黄正中教授于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双双从上海交通大学调来南京，李立柔在华东水利学院数学教研组工作，黄正中在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在大多数人们的眼里，李立柔是温柔善良的典范，她衣着朴素无华，一辈子梳着标志性的短发；她与世无争，说话细声细气，一派温良恭俭让的老学者风度。

　　为女儿插队农村受批判

　　李立柔和黄正中的女儿叫黄桂玉，她是南师附中1964年的高中毕业生。毕业时，她以知识青年董加耕为榜样，响应党中央和伟大领袖关于知识青年插队农村的号召，违背父母亲的意愿，毅然弃考务农，成了江苏省的先进青年，知青标兵。她从此改名方玉，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立志与旧的传统习惯势力彻底决裂，做当代的新农民。

　　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像南师附中这样的名牌学校，其毕业生是百分之百要上大学的，其中优秀者则是清华、北大等一流大学早早盯上，千方百计要拉进本校的人才。更何况父母都是大学教师，那有支持儿女弃考务农之理？据我所知，只有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才有家长反对子女上大学的例子，不过那是文学故事，不是现实生活。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不可理喻，正常情况下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却认为是天大的罪恶。当时，从南师附中开始，从江苏省到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宣传方玉的事迹，为了拔高和突出方玉的形象，当时的报刊故意夸大其父母的阻力，把他们放在知识青年插队农村运动的对立面，南京大学和华东水利学院紧跟形势，分别批判黄正中教授和李立柔讲师。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方玉成了大红大紫的人物，与她形成对照的父母亲则被进一步妖魔化；阻挠女儿去农村、反对知青插队落户是他们的一大罪状。但是，在文革中期，华东水利学院师生在金湖农场劳动的时候，插队马坝的方玉，曾经到金湖农场看望她的母亲李立柔，她们并不是如媒体所宣传那样反目为仇，而是正常的母女关系，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不肖弟子把她打入牛棚

　　黄正中、李立柔二人桃李满天下，桃李之中留校当数学教师者不乏其人，可惜其中极左人物也屡见不鲜，令两位老数学家吃足苦头。现在我们单说李立柔是怎么受罪的。

　　按理说，在数学教研组李立柔只是一名普通老教师，从华东水利学院建校之日起，到1976年退休为止，她一直是讲师职称，算不上学术权威。但是她培养出来的个别极左人物却不肯放过她，挖空心思地要找出一些理由来对她进行打击，其中最高明的一招就是弄到李立柔的日记，从中断章取义，找出依据，经歪曲加工夸大之后，终于成功地把她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的反革命分子。

　　其原因当然在于李立柔有记日记的习惯，在日记中她经常批判自己，比如说她对当时提到的‘大包头和奇装异服’不很理解，自己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什么‘大包头’，也不知道‘奇装异服’是怎么个样子；在日记中她写到，曾经把伟大领袖与众不同的发型理解为‘大包头’，实在是太错误了。知识分子的这种自责，是一种优良的作风，朱自清在自己的大作‘背影’中不是自责‘自己太聪明’吗？然而，李立柔在自己日记中的这番描写，却让极左的不肖弟子抓到了把柄，他们据此贴出大字报，揭露李立柔污蔑伟大领袖的滔天罪行，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老师——温柔善良的李立柔——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

　　利用日记找他人的“毛病”，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显示自己的“积极”，争当左派，这种例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司空见惯，比比皆是。前车为鉴，笔者从此之后下定决心，不再写日记，以免受二次苦，遭二荏罪。幸而敝人此后写下一些“大事记”以取代容易招惹是非的日记，到了今天这把年纪，倒还可以用来写几篇回忆性质的烂文章，免得在老年痴呆症到来之际，记之晚矣。

　　接受再教育

　　南化公司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学校之后，着手对牛棚人物进行阶级斗争再教育，曾经组织他们到南化公司附近的某地，参加劳动、吃忆苦饭、参观南京大屠杀时期日军杀戮平民的现场。基础部参加此项活动的有水力学教授梁永康、外语教授雷鸣蛰、数学讲师李立柔（另有河川系教授伍正诚等等）。我十分荣幸地以基础部革命群众身份参加此项活动，按当时的流行语叫做“陪公子读书”。

　　我们乘车一个多小时，来到南化公司，在公司附近的一块荒地上劳动——除草、平整场地。这批牛棚分子一辈子寒窗苦读，体力极差，尤其是李立柔，简直是手无缚鸡之力。我悄悄对她说：“你就在比较荫凉的地方拔草，别的事不要做了，但是不要老蹲着，一会儿站起来头要发晕的，你要蹲蹲站站，轮流变换姿势。”同时嘱咐雷鸣蛰和梁永康，叫他们把杂草、乱砖碎石装到箩筐里面，我负责把满载的箩筐挑到场地边上，把它们倒进洼坑。那次劳动我是卖足力气，因为不做出点样子来，工宣队是会不高兴的。

　　吃忆苦饭时，李立柔对我说：‘你看，名义上是我们来参加劳动锻炼，实际上是你一个人在卖力气。’梁永康表示同感，雷鸣蛰因为与我属同一个教研组，说了几句客套话：“老毛年富力强，是我们教研组内劳动的好把式，人称毛大力，真是能者多劳，这次又让他辛苦了。”

　　可能是工宣队的体谅，下午就没有劳动任务了，在工宣队的带领下，我们来到附近的一个山洞，请来一位当地大屠杀幸存者，让他给我们讲解当年日军的残暴情景。这位老人对我们说，南京陷落时，日军开始大屠杀，这附近的百姓纷纷逃到这个山洞内躲藏起来，日军在洞口架起干草木柴，放上一把大火，让洞内二百多难民全部窒息而死。看着阴森森的山洞深处，洞口隐约可见的烟烧痕迹，我们大家心里非常难过，我看到李立柔的眼角露出一丝泪花——他们这代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吃过大苦头的。

　　原谅滋事男孩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某一天，我与李立柔在校门口同乘一辆公共汽车回家，车到宁海路站（又称南师大站）时有一段下坡路，此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冒冒失失的男小孩，他试图用手拍打汽车的车门和车壁，驾驶员来了个急刹车，大部分站着的乘客都向汽车前进方向倒了下去。我紧紧抓住扶手，多亏我平时劳动努力，两臂的肌肉发达，才能在急刹车时基本站稳脚跟，回过神来一看李立柔，她可惨了，只见她已经倒在驾驶员附近，全身缩成一团，显然是负了伤。等到汽车停稳，我赶紧把李立柔扶起来，但见她眼睛紧闭，痛苦不堪。在宁海路与汉口西路的十字路旁我找到一辆三轮车，把李立柔送到附近的工人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左小臂骨折，立即打上石膏，送入病房。

　　离开医院时，我愤愤不平地对李立柔说：“我认识那个冒失的小子，他家也住在宁海路，我要去找他家长评评理，这样无缘无故的恶作剧，对乘客造成如此伤害，实在不应该。”李立柔着急地摇摇右手，对我说：“不要，不要，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是最调皮捣蛋不过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他是在模仿售票员的动作——因为车上拥挤，每当汽车靠站或拐弯时，售票员总要敲打车门或车壁，发出很大的响声，提醒车内乘客和路边行人多加小心。再说，我这点小伤是不要紧的，而且有公费医疗，何必去找家长，弄得不好，这个小孩子还要挨一顿屁股。”听罢此言，我觉得李立柔不仅心地善良，而且体贴入微，自己无故负伤，还要为滋事男孩着想，让我肃然起敬。

　　二十年后的遐迩

　　上述事件之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那时李立柔办理了退休手续，她是华东水利学院最早退休的教师之一，退休之时她的职称还是讲师。

　　二十年以后的某一天，我在北京西路的人行道上看到前面有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蹒跚而行。他们身穿洗得有点发白的蓝布装，那位梳着一头短发的老妇人看起来非常面熟，走近一看果然就是李立柔老师，她旁边的老者一定是她的丈夫黄正中教授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数学家黄正中教授。黄教授的左脚好像有点跛，估计是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不太方便，想来这是他们相互搀扶，走路缓慢的原因。我随便问到他们俩位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现状，他们说退休以后身体尚好，天气好的时候还能从北阴阳营的住处到北京西路来散散步，生活方面感到非常满足，阶级斗争不搞了，心情特别舒畅。李立柔还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大半辈子活得不容易。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钱再多也没有用处，吃也吃不下，穿也穿不了，一辈子培养出来的节约习惯、勤俭持家作风也改不了啦。”

　　此后不久，一位老数学教师特地从杭州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说李立柔的姐姐李立聪在美国去世，给她留下二万美元的遗产，一贯省吃俭用的李立柔将此款全部捐赠给河海大学（原华东水利学院），设立《李立聪助学基金》，用来奖励学习成绩优良但经济困难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我又一次对李立柔肃然起敬。不过，那位老数学教师在电话里又补充一句：“当年那个把李立柔送进牛棚的不肖弟子，至今还在说她坏话，说什么此举她完全是为了‘表现积极’。”我对此说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因为文革之后地球已绕红太阳转了几十圈，不堪回首的荒唐年代早已成为历史，当年的极左人物即使没有大彻大悟，起码也应该有所收敛。事到今天，对自己老师的无私捐款，还用得着这样刻薄地挖苦吗？

　　突发奇想

　　2008年11月1日李立柔以九十五岁的高龄驾鹤西去，河海大学发表了讣告，其中特别提到她的捐款善举，加上此前离退休处报导成立《李立聪助学基金》等等细节，各方面的信息都清楚不过地表明，我这一次又是大错特错，那位外地老数学教师说的是千真万确。那个不肖弟子由于一贯 “表现积极”，如今已经功成名就，无论是行政职务还是学术职称，都已经高出他自己的老师李立柔好几个档次，看他吃得脑满肠肥的样子，得意忘形的姿态，想到他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精神，工宣队前面的肉麻表演，忆苦思甜活动中“我家穷苦到如此程度，以致我奶奶可能吃过观音土”的精彩发言，想到他不久前自费出版了一部所谓的数学专著，从而获得教授的光荣称号……直到今天他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污蔑自己的老师，一种不可名状的恶心油然而生，我甚至突发奇想——期望用《李立聪助学基金》培养出一两个更加厉害的人物，在下一次文化大革命时，把李立柔的不肖弟子——知识分子中的败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想到这里，我仿佛觉得，李立柔在天上的云雾中又一次着急地向我摇手：“不要，不要，他……他……”，我听不清她下面所说的话，也猜测不到她想说些什么，因为我的心没有李立柔那么善良。

　　追记：一位老数学教师把我这篇蹩脚文章拿去给94岁高龄的黄正中教授雅正，始知有几个地方写得不够确切，比如：黄教授是右腿有残疾，并非左腿；李立聪是在台湾逝世，而不是在美国去世；李立柔的日记本应该是政治学习笔记本。 还有许多重要内容文中没有提及，比如：李立柔被打成反革命，胸前背后都挂上反革命牌子，被华东水利学院革命造反派押送到南京大学接受批斗，连去食堂吃饭都要有人押送等等，说明我的文章只是涉及到李立柔受到不公正遭遇的一小部分,挂一漏万。承蒙错爱，黄正中教授通过这位老数学教师，赠我一册“荒芜集”，其中列入黄教授退休以后所写的诗作，特此深表谢意。（201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