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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反革命大案”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三起“反革命大案”

　　林彪一号通令（全称“林副统帅一号战斗令”）于1969年10月发布之后，华东水利学院全体师生，在军宣队、工宣队的领导下，背起铺盖，经过三天行军，来到金湖县境内，与二十万农民工一道，修建淮河入江水道的大堤。完成修堤任务之后，我们力学系转移到濒临高邮湖的闵桥人民公社，整天进行政治学习，直到1970年春全系租乘两艘帆船横渡高邮湖，来到扬州，寄住在苏北农学院，继续搞革命——斗批改和一打三反。

　　在苏北农学院的几个月时间内，仅力学系就发现并查处三起“反革命大案”，真是阶级斗争硕果累累。现简述如下。

　　一 俞德成事件

　　俞德成是外语教研室的中年教师，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一派文质彬彬的样子；她身材高挑，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一定称得上美女。她最大的特点是工作认真，耐心又细心，为此我们大家推举她参加《红太阳相册》编辑组的工作。《红太阳相册》中收集了上百张已经发表和未曾发表的伟大领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美照片，包括比较罕见的生活照和家庭照。此项编辑工作由几位艺术水平出众的教师负责，他们担任母片的收集和复制，俞德成做的是后期辅助工作——裁剪相片。数以千计的照片，每张照片都要凭眼力将四边对齐，不偏不倚地裁切四次，这是相当繁重的劳动，时间一长可能会产生疲劳感，头昏眼花，切歪几刀，也是在所难免。

　　不幸得很，俞德成有一次把一张红太阳照片切歪了，而且是切在头部，无法补救，她就偷偷地把这张相片“处理”掉了。更为不幸的是，蔡佩兰事件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大家知道，农田水利系工作人员蔡佩兰在家中布置红太阳宝像和剪贴“忠”字时，犯了类似错误，被他人检举揭发，弄得上吊自尽，家破人亡。在大搞阶级斗争、整天相互揭发批判的形势之下，俞德成的负罪感越来越大，生怕有人会检举揭发她的过失，落得与蔡佩兰同样的下场。终于，有一天她决定向工宣队坦白交待，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在外语教研室的全体会议上，工宣队崔队长（力学69级学生故意把崔队长三字念成“崔旅长”，此名称出自著名小说《林海雪原》）脸色铁青，神态凝重，一字一板地郑重宣布：俞德成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案件，完完全全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姑且看她投案自首，有初步的悔改表现，我们决定对她从宽处理，即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帽子暂时拿在群众手里，以观后效。

　　一听到俞德成事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们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从来搞不清这种帽子的真正含义，一顶空虚的帽子拿在手里又有什么用。所以，很快这件事情连同它的帽子被我遗忘了。相反，我后来从俞德成手里得到了一条毛线裤，这件事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在金湖农场劳动时，我从金湖县百货商店买到一斤毛线，那是晴纶与羊毛混纺的新产品，价廉、耐磨、保暖、防虫蛀。俞德成自告奋勇，帮我用此毛线编织一条裤子，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她就完成任务。此后我穿着这条毛线裤，在农村度过了许多个寒冷的冬天，真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几十年之后，我要借此机会，补写此段文字，以表我对俞德成的感激之情。

　　二  马旭东事件

　　马旭东是力学系资格最老的工作人员之一，别看他是一位伊斯兰信徒，在日常生活中他几乎和我们汉人没有什么差别。平时他和我们有说有笑，常常和我们在一起下象棋，他的棋艺高超，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业余棋手，都得在他面前甘拜下风；他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这里当然指的是汉字，我经常觉得好奇，马旭东读的《可兰经》是汉字本还是伊斯兰文本？可惜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来得及向他提出。

　　1968年底，力学系师生参加南京长江大桥的收尾劳动，我们吃住在桥下的工棚里。某日，天降雨夹雪，不能出工，大家就在工棚里进行政治学习，那天是学习新华日报关于召开中共九大的消息，其中提到，华东水利学院严恺同志将作为代表，参加九大会议，苏北淮阴专区的一位九大代表邵闯，是华东水利学院的毕业生，是我们的校友，这样算来华东水利学院出了两名九大代表，多么光荣呀！

　　议论到高潮时，马旭东力排众议，他说：“这位邵闯同志，其实是一名小偷，他本来是力学系学生，因为在新华书店偷书，被抓到公安局派出所，是我代表学校去把他领回来的。”听罢此言，我们大家惊愕不已，堂堂正正的九大代表怎么可能是小偷呢？可能老马是搞错了姓名，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呢。然而，力学系副系主任赵光恒老师接着发言道：“老马说得对，邵闯以前叫邵正中，是力学系学生，偷过书。当年他学习成绩优秀，本来想把他留在学校当力学教师，是他自己不想留校，原因是家庭经济困难，他当学生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钻研力学，当一名教师，将是非常清苦的人生，难以养家糊口。”

　　有人打圆场说：“偷书者，如果不是谋利，仅仅是因为买不起书而偷，还是情有可原。”但大多数人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有更高的标准，他们入党时都经过宣誓，要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来就没有听说，小偷可以当共产党员，何况是九大代表！

　　这次讨论像其它类似学习一样，不了了之，邵闯照样去北京参加了九大会议。不过，马旭东因为讲了真话，得到我的尊敬，在那谎话连篇，是非颠倒的年代，有谁敢于冒着政治风险，指责中共九大的某个代表为小偷？

　　我们不是天天强调提高政治觉悟吗？那么，有着这样高度政治觉悟的马旭东怎么会被隔离审查呢？这恐怕要从他的毛笔字说起。因为他毛笔字写得好，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就经常要抄写大事报，抄写大字报的后果是一场大灾难。在扬州苏北农学院期间，我们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马旭东整天坐在某个小房间内，连吃饭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可能他吃的是清真食品，与我们不在同一个饭厅？后来，逐渐从学生那里听到一点传闻，似乎马旭东已经被隔离审查，他的罪名好像是在写毛笔字时“给伟大领袖抹黑”。具体细节，当时是谁也不清楚的。

　　从隔离审查这一点看来，马旭东事件比俞德成事件显然更加严重，俞德成虽然犯了大罪，至少还没有达到被隔离审查的程度。俞德成是主动坦白交待，而马旭东据说是被人检举揭发，自然是罪加一等，两者性质大不相同。如果说俞德成犯了反革命罪，那么马旭东一定是犯了更大的反革命罪，这一点肯定无疑。

　　可怜的马旭东，莫名其妙地被隔离审查，整天独守斗室，不可与外界接触，除了接受讯问，就是写交待材料。最后有什么结论，我们大家不得而知，工宣队回到南京化工厂之后，可能只有检举揭发他的人才能略知一二。

　　三十年之后的某日，我路过汉口西路教工宿舍，看见马旭东在大门口晒太阳，他招呼我进屋小坐。他首先跟我说，不久他将迁居到西康路三号14幢102室，就在我家后面，我表示很高兴与他为邻。

　　闲谈一阵之后，马旭东跟我提到了偷书者邵闯，他说：“你还记得三十年以前的九大代表邵闯吗？林彪倒台之后，他作为造反派头头，被判有期徒刑，刑满出狱之后，他又成了英雄好汉，开了一家服装公司，赚了许多钱，成了大款！”我说：“他很聪明，不是你我平庸之辈，他能够顺应潮流，在任何时候都能出类拔萃。”

　　最后，马旭东向我道出那次 “给伟大领袖抹黑的反革命事件”真相。

　　在扬州苏北家学院进行“一打三反”时，马旭东与物理教师住在一间大教室，平时活动也在这间教室，马旭东睡在一张双人床的下铺，上铺睡着极老左卢某，这位仁兄左得出奇，其极左事迹简直可以写出厚厚的一本书，这里限于篇幅，只是写下他发现马旭东“给伟大领袖抹黑”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老马闲着无事，坐在床边，摊开旧报纸，练起了毛笔字，这次他写了一些十二生肖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等字。不多久就熄灯就寝。半夜三更，睡在上铺的极老左，悄悄起身，拿起老马写满毛笔字的旧报纸，到室外的路灯下仔细翻看起来，他突然发现有一张报纸上印着伟大领袖的宝像，他把报纸翻转过来，看到红宝像的背面赫然写着一个“猪”字，心中一阵窃喜，因为红宝像是神圣之物，无论如何也不可以随便乱撕乱写乱涂的，他拿起这张旧报纸，一溜烟地跑到工宣队宿舍去了。第二天，老马住进一个小房间——隔离审查室，没完没了地写了一百多天的交待材料。从此，极老左的功劳簿上又添加了精彩的一页。

　　三  黄振其事件

　　物理学教师黄振其本来是很受工宣队器重的积极分子，在深挖反革命分子的日子里，需要进行内查外调的工作量实在太大，工宣队人手不够，只好从矮人队伍中挑选高个子，臭老九里面也有城市贫民和贫下中农出身的积极分子嘛，黄振其就是这种积极分子的代表人物，请他参加内查外调等政审工作，是最合适不过了。因此，他没有和我们一起参加南京长江大桥劳动、青龙山挖煤、入江水道的筑堤等活动。

　　1969年底，力学系在完成入江水道筑堤任务之后，开始在金湖县闵桥人民公社结集，准备就地欢度新年，这个时候，黄振其突然出现了，他的出现表明他所负责的内查外调工作已告一段落，开始与我们一道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一天在排队吃晚饭的时候，我发现他排在我身后，我问他：“你爱人早就来劳动了，你这次下来，要独自准备棉衣、铺盖，那些缝补浆洗活你自己做得了吗？”他骄傲地回答道：“我完全是自力更生，没有半个洋人！”——“没有半个洋人”是当时的流行用语，影射苏联撤退专家，强调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办事，不依靠他人帮助的意思。

　　晚饭快吃完的时候，食堂工作人员向少数几个人额外推荐一道时新菜——野鸭，每盆三角，我和黄振其以及其他两人各买一小碟；有人吃到了野鸭体内的小铅弹，我们这才知道，所谓野鸭其实就是当地社员猎杀的候鸟，拿到食堂来卖几个钱。我问食堂工作人员，这野禽肉怎么如此坚硬厚实，他们说这可能是南飞越冬的大雁，黄振其说，这不是大雁而是天鹅。我说：“那我们岂不是成了吃天鹅肉的癞蛤蟆，罪过罪过！”

　　过了新年和春节，我们开始准备乘船去扬州继续搞革命，黄振其看到我用来打铺盖的新麻绳，问我什么地方可买到，于是我乘空带他去闵桥镇上的农机物资合作社选购。麻绳以长短论价，黄振其选购了五米，何其长也！购好麻绳，他陪我到一个小食品店，我购买了两条卷糖（圆形的咖啡硬糖，十粒装成一小纸卷）。这两样东西后来都发挥了惊人的作用。

　　先说那两条卷糖。在乘帆船横渡高邮湖时，大半天时间里我们挤在船舱内动弹不得，万般无聊之时，我试图与坐在旁边的梁永康教授搭腔，问他：“从地图上看起来，这高邮湖很小，但是眼前却是一望无际的水面，与大海一样。你当年横渡太平洋去美国留学时，是否有同样感觉？”梁教授笑而不答——经过多年的阶级斗争锻炼，他已经成为一名老练的政治运动员，深知任何一句平淡无奇的玩笑话，都可以被用来上纲上线，发展成严重的政治问题。为缓解沉闷气氛，我拿出卷糖请大家品尝，这时候梁教授的精神来了，他把大腿一拍，说：“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到过的最美味糖果。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让我也买几卷吃吃！”

　　再说那条麻绳，后来它竟成为黄振其自尽的工具。据消息灵通的力学69级学生所述，黄振其选择了当时没有游人的瘦西湖，找到一座关闭着的水榭，翻窗而入，徒手爬到高处，把五米长的麻绳用双股缠绕到横梁上，打结固定之后，在下面做一个套，把头伸入套中，两脚一脱离支点，就一了百了啦。

　　从各方面来看，黄振其去意坚决：他选购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麻绳，几乎没有游人的瘦西湖，关闭着的水榭，高出地面三四米的结实横梁，加上他早年练就的体操基本功——徒手攀爬的本领，可说是万事俱备。他计划细致周到，准备时间充分，程序控制严格，终于悬梁自尽，实在是太离奇，太不可思议了。

　　当时大家纷纷猜测，黄振其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走上这条不归之路，但是谁也找不到合情合理的答案，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们听说，工宣队为此组织了以水港系孔祥林为首的专案组，彻底调查黄振其的死因，甚至查阅了他的日记和笔记，约谈了所有与他有关系或共事过的人物，最后得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革命情绪低落而怨世。

　　此事发生后的第二天，工宣队召开力学系全体会议，声讨“现行反革命分子黄振其”。在那个年代，凡是自杀者，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这是他们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行为，大家都要声讨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大会发言人崔队长在结束语中说：“我们要严正警告一小撮阶级敌人，你们不要因此而幸灾乐祸...... ”我不知道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哪里，他们为什么要幸灾乐祸，不过崔队长要求大家和黄振其彻底划清界限，这一点说得很具体和明确，因此，在随后进行的小组会上，我不得不交待与“反革命分子黄振其”共进晚餐和帮助他购买自杀工具——五米长麻绳——的详细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