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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皮肚的计划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蓬皮肚的计划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华东水利学院外语教师蓬皮肚有机会陪同苏联专家到四川出差讲学，结识了他未来的太太张月貌——参加接待苏联专家的女招待员。半年后蓬皮肚专程去四川与张月貌成亲，为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华东水利学院人事科将张月貌调到本院图书馆工作。

　　三年困难时期，蓬皮肚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取名晓科，因为那时全国开展“向科学进军”的活动；女孩取名晓霞，意思是“清晨的朝霞”无比美丽可爱。

　　蓬皮肚当时是“讲师”，那个时候的“讲师”可是地地道道的高级知识分子，比现在的“教授”值钱多了，在大家吃不饱肚子的日子里，“讲师”们每月可以领到一斤食用油、一斤黄豆，作为共产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他们的月工资有八十多元，比5340部队足足高了三个档次（1957年以后大学毕业生在南京高校的月工资一律为53.40元，到1979年他们才第一次加工资，整整22年他们一直拿着这样的工资，谑称为5340部队）。

　　老茅在最困难、最饥饿的时候从北京调来南京工作，成了蓬皮肚的同事和邻居。每月之初，发放工资之前的一个星期，是蓬皮肚一家最难熬的日子，难在钞票用光，家中揭不开锅；万难之际，蓬皮肚只好红着脸向老茅借钱，其实老茅工资比蓬皮肚低，有一个年幼的孩子要扶养，而且每月要给老家父母亲寄一笔生活补助费；他起初觉得十分为难，但是仔细一想：大家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这次不借钱给蓬皮肚，将会被记恨一辈子，何况人家也确实有困难。于是咬咬牙，从可怜的积蓄中拿出三十元，借给蓬皮肚，以解他燃眉之急。

　　好在蓬皮肚也很讲究信用，每月十日发工资的当天，一定会把借款如数奉还，于是大家相安无事。可是，到了下个月初情况又会重复出现，也就是说蓬皮肚家中又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再一次向老茅借钱，事情就这样月复一月地重演着。最后一次，大概蓬皮肚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让他太太张月貌出面，向老茅借钱，老茅把自家惟一的银行存折拿出来，请她自行去储蓄所领取（那个年代存折上还没有密码），当然存折上也没有几个钱。老茅的这一招，做得似乎漂亮，表明对朋友的信任，事实上也是对蓬皮肚发出一个信号：我自己也十分困难，这样下去恐怕不太合适。蓬皮肚也很知趣，从此停止了这种借款活动，好在1962年以后国家经济好转，再也没有揭不开锅的现象，没有借钱的必要了。就在这个时候，经过三年饥饿煎熬的蓬皮肚，食欲突然大增，似乎要把三年的饥饿补回来，导致身体迅速发胖，后来人们为了形容他的大腹便便，给他取了个雅号“蓬皮肚”，听起来有如当年法国总统蓬皮杜之大名，渐渐地他的尊姓大名倒被人们遗忘了。

　　文化革命后期，毛泽东说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于是“臭老九”们先后从下放多年的农村返回学校，准备复课闹革命。蓬皮肚本是俄语教师，但是他高瞻远瞩，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去上海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自然是第一批从俄语转教英语的“讲师”。老茅可没有这样的机会和能力，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任教俄语，好在他多年来努力自学法语，期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多一种选择。

　　八十年代初期，在某次寒流袭击时蓬皮肚不幸中风，医院容纳不下众多的中风病人，临时将他们安排在简陋的急救病房。这里的病人死亡率极高，几乎每隔半天就有一名中风病人因抢救无效而送入太平间，难怪医院不愿把他们收入正规病房——如果正式收治的病人死亡太多，岂不败坏了医院的声誉？

　　多亏蓬皮肚年轻命大，挺过了最初几天的难关，终于被接纳住院治疗。接下来的护理可是一大难题，张月貌要上班工作，家中有两个小孩，无法整天整夜来照顾病人，在那个年代也根本没有陪护人员可雇用，于是同事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轮流义务值班，其中以老茅值夜班次数最多，值完夜班稍事休息，又要上第二天上午的外语课，也是非常辛苦。一个月之后，危险期已过，蓬皮肚半身瘫痪地出院回家。当时没有交通工具，老茅自告奋勇，用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把他拖回家。到了汉口西路住地可就犯难了：蓬家在二楼，楼梯又窄又陡，要把这一百公斤重的病躯背上去，实非老茅所能胜任，万一在楼梯上跌倒，岂非有性命危险。一筹莫展之时，邻居刘吉印从另一门洞出来，见到此情此景，老刘二话没说，与老茅合力将蓬皮肚抬了上去，为此老茅对老刘感激不尽。

　　此后，蓬皮肚开始了艰难的康复过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的瘫痪模样已经不很明显，能够慢慢走路。可能他过分自信，以为身体痊愈，可以像以前一样地生活和工作了；在新学年开始之时，刚好有一个研究生班要开俄语课，蓬皮肚认为，研究生的功课比低年级大学生的功课重要，如能接手，对于职务晋升和即将开始的工资评定将大有裨益，遂通过教研室主任，希望把本来由老茅担任的研究生俄语课接手过来。不知趣的老茅对教研室主任说：“老蓬是讲师，我是助教，他的工资也比我高，现在一切都是论资排辈，我是永远也赶不上他的。再说，他转教英语多年，何必再吃回头草，而且身体也不是很好，把这门新课教下来将非常辛苦。”不知为什么，老茅的话传到了蓬皮肚耳朵里，认为老茅在阻碍他的计划，内心极为不满，他的太太也非常愤怒，到处游说蓬皮肚的才能和老茅的缺德，甚至到系主任那里告状说：“如果老蓬有什么三长两短，老茅必须负责。”

　　在教研室主任的支持下，蓬皮肚终于如愿以偿，开始担任研究生班的俄语课。从九月中旬开始，才完成了第一周的两次课（计四学时），他的大脑血管又一次破裂，紧急送往医院，终因救治无效，不幸于九月三十日一命呜呼，确切地说，于十月一日凌晨病故，享年五十又四。医生的强心针让他多活了几小时，熬到了十月一日凌晨，从而让他得到了十月份的工资，刚巧从十月份开始全校教职工普遍增加一级工资，蓬皮肚的月工资从130元增加到200元，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拿到200元的月工资，由他夫人张月貌代为领取。

　　半年之后，张月貌哭哭啼啼找到老茅，诉说教研室主任及其“帮凶”趁蓬皮肚尸骨未寒，竟上他们家强行取走各种教材、备课资料和科研文献，厚颜无耻地侵吞老蓬的劳动成果，希望老茅出面与教研室主任评评理，为夺回老蓬的利益助以一臂之力。老茅客客气气地对她说：“我与老蓬无冤无仇，从未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至于他和教研室主任之间的恩恩怨怨，我一无所知，恕我爱莫能助。”

　　十年以后，张月貌退休，她的退休工资不高，勉强维持着三口之家——她的女儿四十出头了也没能嫁出去，她的儿子据说有点智障，看来是娶不到媳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