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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怀民其人其事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潘怀民其人其事

　　1957年夏，潘怀民、楼申芬、李立功、俞德成、陆澄瑶等五人从上海外国语学院（现称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分配到华东水利学院外语教研组（1963年起改称外语教研室，下同）工作。

　　初到华东水利学院，潘怀民就大显身手，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外语老教师何愚打成右派，把外语教研组负责人雷鸣蛰教授打成“内定右派”，从而取代雷鸣蛰的位置，荣升外语教研组负责人，继而升任河川系总支副书记。

　　文化大革命之前，潘怀民是上述外国语学院五名同学中唯一荣升讲师的人，虽然他的授课时间（教学工作量）只及其他四人的零头。

　　文化大革命之前，潘怀民是上述外国语学院五名同学中唯一连升两级工资的幸运者；直到20多年之后的1979年，其他四人才生平第一次加一级工资（这一级工资还不到十元人民币）。

　　说到其他四人，我不得不提到其中的陆澄瑶，她1957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分配工作来到华东水利学院之后，一直辛辛苦苦地奋斗在教学第一线，只因她丈夫远在福州工作，所以向潘怀民提出申请，希望调动工作到福州，以解决夫妻分居的困难。岂知就在陆澄瑶丈夫刚联系好可以接受外语教师的学校时，潘怀民竟不顾他们的困难，硬生生地把陆澄瑶调往江苏省沙洲县（即现在的张家港），陆澄瑶苦苦哀求，希望暂时不去沙洲，等待马上可能到来的福州调令，潘怀民仍然坚持自己的不合情理的做法。对待自己的同学尚且如此，对于他人就不必说了，我曾经亲眼看到，外语教师杨殿元为了类似的调动工作问题，在河川系总支办公室，向潘怀民下跪！

　　陆澄瑶的故事，是事隔34年之后她亲口告诉我的。1997年8月12日，她在老同学楼申芬的陪同下，冒着酷暑前来看我，令我不胜惊喜，为感激她的好意，我特别记下了这个日期和她所讲述的内容。我问她离开华东水利学院之后的情况，她说初到沙洲过了一阵困难的日子，好在她丈夫及时联系，很快就从沙洲调动到福州某中学任教外语，经过三十年的辛勤工作，她荣获福州市优秀教师称号，待遇远超我们的水平，分到的住房有一百多平方米，特别是她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每年的教师节、国庆节、新年等喜庆日子，学生们从全国各地都要向她祝贺问候，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我非常羡慕陆澄瑶，如果潘怀民早早地把我调离华东水利学院，那将是多么美好呀！

　　当上了讲师之后，潘怀民仅有两次讲授基础外语课，而且每次只上课半学期，剩下三个半学期的课都要由其他外语教师来代劳（当年外语教师的任课以两学年为一周期，教学小组也按此规则而划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潘怀民一直担任行政职务，直到退休也没有上过外语课。

　　人们记得，1967年的夺权斗争中，华东水利学院以任秀兰为首的造反派推翻了旧党委会，准备成立新党委会，此时在外语教研室突然出现一张大字报——“坚决推荐潘怀民同志参加新党委会”，有十七名外语教师在大字报上签名。虽然我们不敢断定这张大字报出自潘怀民的授意，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至少得到了潘怀民的默认——如果潘怀民无意进入新党委会，有谁会如此自作多情？不出所料，没有多久，潘怀民就以左派身份荣幸地入选以任秀兰为首的新党委会。

　　潘怀民抓住家庭出身问题，对外语教师李中庸进行了长期的政治迫害。李中庸的父亲李待琛是我国著名的兵工专家，是湖南大学的首任校长，在抗日战争时期立下卓著功勋，他与共产党人董必武、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关系（1945年国共谈判时他将自己的著作《枪炮构造及理论》赠送给毛泽东，随后此书在解放区出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直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由于李中庸夫妇曾经指责潘怀民办事不公，致使他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指派得力人员对李中庸进行抄家，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却把李中庸解放前的朝阳大学（现今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文凭拿出来作为罪证，因为文凭上印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民党标记。抄家那天是1966年10月10日，李家正在吃面条，被认为在纪念国民党的双十节。在严厉责问之下，李中庸拿出户口簿，证明这一天是他老母亲（李待琛夫人）的生日，吃的是长寿面，不是双十节面。

　　说到抄家，这里还应当顺便指出，力学系的各种抄家活动中，潘怀民扮演着决定性的策划和指挥角色。比如，对力学教师陈某的抄家和“公审”，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力学69级学生许志祥等人实施的，他们抄到一把多功能六开小刀，就认定是陈某的杀人凶器，这件“杀人凶器”被堂而皇之地摆在水利馆梯形教室的讲台上，作为“公审特务分子”陈某的唯一物证，陈某的摄影技术则被认定是特务技能，人武部组织的军事训练也被列入特务活动范畴。这一场丑陋闹剧是谁导演指使的？对此力学系广大师生员工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又比如，对水力学“摘帽右派”郭某的抄家结果，只是找到一张半年前的旧“参考消息”作为罪证，这份报纸是哪里来的？被抄家者郭某说：“是我爱人从力学小学带回来的，她是力学小学校长，所以有这份报纸。”“那也不行，‘右派分子’不可以看‘参考消息’，这项规定你难道不知道？”抄家总要有目的，如果抄不到什么东西，那是很尴尬的事情，所以毕业文凭、六开小刀、“参考消息”都可以作为罪证，以证明抄家活动的正确性。

　　李中庸明明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却一直被潘怀民认作“黑七类”，几十年备受歧视，以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家下放苏北淮安农村，历时十一年。力学系另一位下放人员，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派到淮安档案馆调查革命老干部的历史资料，无意间看到了李中庸的档案，在这份档案中潘怀民究竟塞进了什么东西，目击者就不便说得太具体了。由于政府落实政策，李中庸于1980年调回原单位——华东水利学院。按规定李中庸理应回到外语教研室工作，但是大权在握的潘怀民硬要从中作梗，始终把李中庸排挤在外语教研室之外，让他无事可做，白白浪费了三年时光，工资得不到调整，也没有职务晋升的机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中庸愤而向有关上级单位和报刊部门连续寄发二十封信件，控告并揭发潘怀民的恶劣作风和打击报复行径，这些信件周游一大圈之后，全都被转送到华东水利学院党委会，附带要求学校领导查明事实真相，并反馈处理信息。为此院党委会专门召开会议，通过决议，并指派政工组邵爱棠到基础部通知潘怀民，责令潘怀民在外语教研室安排李中庸的工作。

　　潘怀民在外语教研室历来一手遮天，这次在李中庸工作安排方面马失前蹄，受到如此严重挫折，使他在同事中和党委会内颜面丢尽；他本应吸取教训，少做缺德事情，可惜到了评定职称之时，他又一次利令智昏，搞了一套见不得人的连环丑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评定教师职称时，潘怀民还没有来得及把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这把交椅坐热，就匆匆回到基础部重操旧业——担任总支书记，他从来不参加外语教研室的职称评选，却总是有本事把外语教研室通过的人选从职称申报名单中删除，偷梁换柱地把自己塞进名单。例如，1984年他把李中庸从外语教研室通过的副教授申报名单中除去，把自己取而代之，结果在院学术委员会上讨论时，由于没有外语教师评选记录，被退回基础部。于是潘怀民以基础部总支名义，自印“副教授选票”，上面只列出潘怀民一个人的名字，作为唯一的副教授候选人，让基础部总支办事员沈秀恩到各个外语教师家分发“副教授选票”，再三叮嘱他们务必投潘怀民一票。

　　基础部主任檀炽凭着这些选票，再次向学术委员会为潘怀民申报副教授职称时，学术委员会以16：1的投票结果，否决了潘怀民的不正当申报，成为华东水利学院的一大学术丑闻记录而载入史册。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以后潘怀民还是如愿以偿，以数十年没有上过外语课的“零教学工作量”而升任外语副教授，从而把他的同学、一辈子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的楼申芬永远排除在副教授队伍之外。说得确切一点，楼申芬的副教授职称及相应的工资待遇是被潘怀民偷走的。（参看另一文章“最后一班车之三”）

　　上世纪七十年代，英语教师郭坤花了八年的功夫，写了一本“科技英语阅读语法”，我曾经向水利电力出版社负责人推荐这本工具书，水利电力出版社积极派人到华东水利学院联系组稿。大家知道，文革以前的书稿都是集体编写的，任何个人的稿件都要事先得到领导的认可，方可出版。 后来，从水利电力出版社得知，潘怀民为阻挠郭坤出版这本工具书，简直是使出了吃奶之劲。

　　为什么潘怀民要阻挠出版这本书呢？道理很简单，文革以后英语成了第一外语，尽管许多俄语教师开始转行改教英语，那也是权宜之计，以潘怀民为首的外语教研室领导班子建立于五十年代，其中百分之百是俄语教师，这个领导班子迟早要被英语教师所取代，为首的英语教师势必是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的郭坤，所以遏制郭坤在业务上的发展成了当务之急。幸亏新上任的校长八面玲珑，他先把郭坤和少数几个教师调离外语教研室，成立“外语培训中心”，自任其领导，等到“外语培训中心”在举办托福训练班等方面有了起色，再把它与外语教研室合并，成立了外语系，郭坤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系主任，潘怀民的心计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在这里我还要提到我校广受尊敬的副校长、一级教授、两院院士徐芝纶，多亏徐芝纶院士大力相助，向人民教育出版社尊重推荐，郭坤的工具书才得以问世，为他随后出任外语系主任奠定了基础。不言而喻，郭坤当上外语系主任之后，潘怀民组织的领导班子就土崩瓦解，再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退休之后，潘怀民为了获得离休干部待遇，曾向人事处长高尔坤送礼，但是没有成功。他还通过外语教师李某，请她在自己丈夫——省委干部——面前美言几句，以求得到离休干部待遇，也没有成功。俗话说“过河拆桥”，没有过河的潘怀民当然更要拆桥了，他抓住机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奚落挖苦李某，揭她的老底，说她隐瞒年龄，以至得不到某些离休干部的优惠待遇等等。这种对人态度，从低三下四的哀求苦告，到幸灾乐祸式的讽刺挖苦，其手段之熟练，转变之快，让人瞠目结舌。

　　潘怀民曾经与王文修教授长期为邻，他们两家之间有一条宽阔的走道，校房产科决定将此走道一分为二，归两家各自使用，在分隔走道时潘怀民买通施工人员，让自己得到一大半面积，给王文修家一小半面积，由于事情做得太过分，被王文修察觉，请当时的革委会负责人严恺院士来主持公道，严恺看后责令施工人员推倒隔墙，从新分割，成为一大笑话。

　　外语教研室的老教师们曾经化多年时间，编写一本工具书《俄汉水利工程辞典》，其扉页上按姓氏笔画列有参编者的名字，潘怀民没有参加这项工作，其大名当然没有列出，可是在该辞典修订再版时，仅仅因为每人有几十元人民币的再版费，潘怀民也要求得到一份，说自己不仅仅是编写者，而且因为是外语教研室领导人，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主编。按照他的理论，我们学校任何一本著作，其主编一定是校党委书记或校长；我们国家的任何一本著作，其主编不是别人，而是国家主席。特别值得指出，该辞典修订再版时，潘怀民正在党委统战部当副部长，难道他在统战部工作的同时，还能领导外语教研室？

　　综观潘怀民大学毕业以后在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的所作所为，他一生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所做的重要事情，恐怕就是抓出一个“大右派”何愚和一个“内定右派”雷鸣蛰，以及对李中庸等人的打击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