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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天喜地与痛哭流涕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欢天喜地与痛哭流涕

　　茅登钦与高士申是两个志同道合,当了大半辈子邻居的要好朋友。他们俩人的共同之处是如此之多，以至一些不同之处倒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比如说，他们年龄相同，都是五十年代名牌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他们长期在同一教研室任教；他们工作认真努力，得到历届学生的称道；他们都是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成员；他们都有一位贤惠的夫人，贤内助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有着良好的学历、教养和优秀品格；他们俩家住在同一宿舍楼内，工作和生活上能够相互关照和帮助。

　　在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年代，茅、高二人总是表现得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而且总会有些与大方向相悖的言论要在政治学习会议上表达出来。比如说，在观看电影《地道战》之后，教研室组织学习讨论，每人都要发表感想，大家积极发言，反复说明此电影的教育意义巨大，观后受益匪浅等等，独有老茅在发言中指出，此电影拍摄得过分粗糙简单，有如儿戏，与真实作战情景相距甚远；老高更加善于发挥，把横枪杀到了另一部电影《上甘岭》，说这部电影制作水平低劣，其中的地下掩体是画在幕布上的布景，演员走动时身后的幕布竟随风飘动起来，结实的掩体能随风飘摇？太不真实了。说到兴奋时，他竟毫不留情地挖苦道：“最后留在上甘岭的战士，几天几夜不吃不喝，还有打不完的子弹”。可想而知，学习小组长对他们的发言是不会满意的，他们的言论日积月累地被记录在小本子上，保存在系领导人的档案柜内。

　　那些年代，每逢周三和周六的下午，都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在漫长的学习会议上，有时大家的话都已说完，经常会发生“冷场”，人们称之为“炼气功”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茅、高二人往往偷偷地从书包里拿出学生作业本，抓紧时间批改起来。这当然也会引起会议主持人的不快，认为他们对政治学习不够认真,是光专不红的具体表现。

　　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政治学习竟是整天进行，有时实在无事可做，茅、高二人会向学习小组长建议，让大家去看大字报，本校的大字报看完了，还可以到邻近兄弟院校去看。小组长对此建议倒是欣然同意，不过总会有一二位同事随同他们一道去观看大字报，这一二位同事是自告奋勇，专门去进行监视并随后打小报告的人物。这可是小组长在“批斗资产阶级法权”（即批判刘少奇）时，自己揭发出来的事实。

　　某次政治学习会议上，小组长写了一张大字报：“坚决推荐系领导人潘某某同志进入新党委会”，签上自己大名之后她对大家说：“同意者请签上自己的姓名”，一时间群情激奋，大家争先恐后地冲到前面去签名，以至挤倒了两张桌子，惟有老高慢条斯理、十分勉强地去签了名，而老茅竟斗胆坐在那里岿然不动，不愿附和这样的举措，两人都显得与众不同。要好朋友们事后向他们提醒道，事情不要做得如此明目张胆，要顾全大局，以免对自己不利。可惜他们对此忠言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知识分子重新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老高开始编写一本“科技英语语法”，同时在一家著名的杂志社翻译外国文艺作品，其业务水平之发挥如日中天；老茅的专业俄罗斯语言，则从过去的第一外语变成了一门小语种，几乎无人问津，好在他有自知之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在钻研第二外语——法兰西语，借助法兰西语他与几位朋友开始了一项颇有意义的科研工作——“斜坡式机械升船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斜坡式机械升船机”建造在法国，不懂法语当然无法对此进行研究。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老高的业务水平已经不可遏制地遥遥领先于同行，新上任的校长慧眼识千里马，意欲提升外语教研室为外语系，提拔老高为外语系负责人。不难想象，此举遭到了原教研室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老高以前表现出来的与正统思想格格不入的言论和行为，成了他晋升的障碍。八面玲珑的新校长想出了一个妙招——成立一个独立于外语教研室的“外语培训中心”，让老高出任负责人，让其朋友老茅作为绿叶来陪衬。他们俩人不负所望，通过举办“托福培训”、“电化教育”等措施，竟把“外语培训中心”办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大概过了两年，校长将外语教研室和外语培训中心合并，成立外语系，任命老高为系主任；非党员人士出任系主任要职，实在史无先例，是打破常规的大胆之举。

　　从此,老高在事业上一帆风顺，他累遭刁难的大作‘科技英语语法’顺利出版，率先晋升全校第一名外语教授。他的老朋友茅登钦则继续任教低年级外语课，同时在“斜坡式机械升船机”方面苦苦奋斗，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出国“学术访问”的热潮中，他和科研合作人员争得了出访巴黎的机会，但是在组团出访的最后时刻，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他的大名被一笔勾销，由另一位与此无关的人员顶替出国。

　　眼看自己年事渐高，恐难再有什么作为，在万般无奈之下，老茅经校领导批准之后，同意某公司之邀，借调去北非某国的工程，充当一名法语翻译员，这样他在本校可得到一百多元的的基本工资，在国外每月可得约一百五十美元的“奖金加生活补助”。纵然身价大跌，他仍觉得比窝居原地吊死在一颗树上强一些，他自嘲说：“大丈夫应当能屈能伸”。

　　虽然茅登钦的借调可为外语系赚取每月五百元的劳务费，但是老高认为这点钱太少，遂将他从外语系除名，移交人事处，由人事处统一管理此类外借人员。在茅登钦回国休假时，老高十分友好地登门拜访，对老朋友说：“我晋升教授已经多年，现在有一个申报教授的机会，你虽然由人事处管理，但是职务晋升还要由外语系办理，希望你填写一份教授申请表格，拿到学校去评议。当然，我必须说明，由于名额有限，成功率极底，万一申报不成功，你可不能怪我。”老茅回答道：“谢谢你把这情况告诉我，不过我不想申报教授，是我自己放弃这个机会，与你无关，将来我当不了教授决不会怪你。”这样的回答让老高感到如释重负，面子上也完全过得去。

　　在举国上下大办公司、向“钱”看的热潮中,老高在外语系名下创办了一家《瑞奥公司》，公司的第一笔交易中他就被骗得惨不忍睹，栽了个大跟头：安徽马鞍山市的一名骗子，通过学校保卫处某副处长的家属作为媒子，声称有一大批钢材可以廉价卖给《瑞奥公司》，老高派人前去验货，证明马鞍山某仓库内确实存有足够数量的钢材，款到可以立即发货。老高信以为真，遂向校长申请，从校方借到137万元支票和一万元订货现款，通通交给了马鞍山的骗子。下面的进展似乎不必赘述，像所有的行骗故事一样，骗子得手之后，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怜的老高急得要上吊自杀。多亏老朋友茅登钦鼎力相助，让他在公安局工作的儿子“千万要帮高叔叔一把”。小茅经过千辛万苦，动员马鞍山的公安局朋友，化了两天时间，追回了137万元银行账款，甚至老高准备放弃的一万元现金也一并要回。可惜的是，老高事后没有任何酬谢的表示，害得小茅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人家以为他独享好处，不够朋友，于是他问父亲：“为什么高叔叔没有一点表示？” 父亲无奈地回答：“这是特殊情况。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呀！”。

　　老茅作为劳务输出人员两度出国，完成任务归来时已年过六十，遂向人事处申请退休。当时许多到达退休年龄的教职工为了晋级和加工资，都想继续发挥余热，不愿立即退休，像老茅这样不顾一切坚决要求退休者，实属罕见。为此，人事处坚持要他书写一份自愿退休申请，由校领导批准之后，才给予办理退休手续。等到一应手续办妥之时，老茅欢天喜地，破例买了一瓶正宗茅台酒，在家痛饮一杯，从此过起了悠然自得、颐养天年的退休生活。

　　其时，老高在系主任岗位上已经驾轻就熟，根据上级规定，凡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特别是系主任等级别的教师，可以在六十岁之后再多干几年。何况新上任的校长也给尽面子，找他谈话，希望他多培养几个年轻接班人——扶之上马再护送一程。于是老高勉为其难，继续留任系主任之职，尽管他额头日见光秃，上课时虚汗直冒，自己也隐约感到，好几双眼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的乌纱帽。

　　从那时起，老高的工作不知因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难办，诸如职称和工资的评定、教学任务的分配、教学小组的人选等等，解决起来总是困难重重，阻力巨大。《瑞奥公司》的失败，在漂亮姑娘面前的轻浮作风，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也越来越成为人们背后议论的话题。终于有一天他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向校领导提出退休请求，领导顺水推舟，对他大加表扬一番之后，宣布了继任人选。在外语系教职工全体会议上，老高作了精彩的告别式发言，说到动情处竟泣不成声，痛哭流涕。为什么高教授如此失态？人们只能背后猜测：是工作太辛苦，得不偿失，处境艰难，还是舍不得离开系主任宝座，拿掉可贵的乌纱帽？只有老朋友茅登钦劝他道：“急流勇退是明智之举，你总有一天要下台，总有一天要退休的，退休之后可做以前想做而没有机会做的事情，还可以有自己的发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老高的确能力非凡，退休后立即当上了一家民办大学的副校长兼外语系主任，每周都要上十几节外语课，还继续担任三名研究生的指导工作，一口气写了三本专业论著，马不停蹄地审校《译林杂志社》源源不断送来的译稿，真是比在职时还要忙碌，还要辛苦。可能是精力和体力的过分透支，退休不到两年，他就得了可怕的骨髓癌，尽管享受着高干规格的医务照料，他痛苦地挣扎一年，还是撒手尘寰，驾鹤西去！他的追悼大会是有史以来全校最隆重的，由于气温在零度以下，鲜花、花圈、花篮都用保温卡车送往殡仪馆，在石子岗殡仪馆的大厅内，各种挽联、花圈摆得几乎没有吊唁者的立足之地，连当年院革委会主任、支左军代表——离休干部梅冰也破例前来献花致哀，向遗体三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