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栏|博客 > 个人专栏 > 曾经沧海 > 正文          

怀念雷鸣蛰教授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怀念雷鸣蛰教授

　　河海大学俄语教授雷鸣蛰先生以九十六岁高龄，于2001年5月30日逝世。当时由河海大学组织的追悼会上，前往吊唁的外语教师廖廖无几，场面近乎冷清，令人心寒。多亏工程力学方面的诸位老教师前来捧场，才使追悼会办得勉强看得过去。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力学教师都是冲着雷鸣蛰大儿子雷克昌而来，因为雷克昌是徐芝伦院士的早期研究生，是大多数力学教师的学长，更为主要的是雷克昌当时是华北水利电力学院的院长。不管怎么说，他们也算为逝者给足了面子。

　　如果把这个追悼会与不久前外语教授郭坤的追悼会相比较，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郭坤教授的追悼会上几乎所有前任和现任的各级领导都出席了，甚至连文化大革命时期担任院革委会主任的军代表梅冰也前来献花致哀；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献给郭坤教授的鲜花、花圈、花篮，都是事先保温，当场用载重汽车运到灵堂；校长宣读的悼词中对郭坤教授更是赞誉有加，其中特别提到他的成名之作——科技英语阅读语法。再看看领导人在雷鸣蛰教授追悼会上的悼词，短短数语，空洞无物，连雷鸣蛰教授一生中最辉煌的历史仅用“早年参加革命”六字一带而过。

　　雷鸣蛰生于1906年，1925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参加共产党（先参加共青团，后转正为共产党），1926年参加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1927年以共产党营代表身份参加北伐战争，北伐战争失败后受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这一段显赫历史怎么可以用‘早年参加革命’六个字来概括呢？事情恐怕还得从他的所谓托派（托洛斯基派之简称，下同）问题说起。

　　雷鸣蛰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正是苏共大反托派之时。当年斯大林反托派运动之残酷、牵连之广，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陈独秀被打成托派分子，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员中，超过半数被打成托派分子或托派嫌疑分子。雷鸣蛰被打成托派嫌疑分子，其罪名还不算太重，没有受到直接处分，但是他毕业回国之后还是被组织抛弃，从此脱离中国共产党。直到抗日战争开始，雷鸣蛰才有机会为祖国做出一份贡献——参加苏联援华军事顾问团，担任俄语翻译。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雷鸣蛰主要从事文字翻译工作，在此期间他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见附录）。解放以后，雷鸣蛰开始从事教学工作：在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的前身）教俄罗斯语言。华东水利学院成立之初，全院共设有16个教研组，每个教研组都是由著名教授学者任负责人，比如：工程力学教研组主任徐芝纶（一级教授），水文教研组主任刘光文（一级教授）等等。雷鸣蛰教授任俄语教研组（外国语学院的前身）主任，直到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内定右派”为止。

　　托派问题

　　雷鸣蛰的托派问题，华东水利学院尽人皆知，为查清这个问题，学院政工部门曾派专人到北京，向雷鸣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的同班同学李伯钊核实。李伯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级大干部，她是原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夫人，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如果有了李伯钊的证词，雷鸣蛰的托派问题岂不是可以迎刃而解？可惜得很，人们以前并不知道，李伯钊本人就吃了反托派运动的大苦头，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她被打成托派，开除出共青团，下放工厂劳动。蒙托派之冤的李伯钊显然爱莫能助，她对华东水利学院的调查人员说，她记得雷鸣蛰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但是无法证明他是或者不是托派分子，不过她比较倾向于否定。

　　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雷鸣蛰的托派问题被“挂起来”，当年政审工作中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的问题，一般都要被“挂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标准的做法。

　　人们会问：“你怎么知道雷鸣蛰的托派问题被‘挂起来’，莫非你看到过他的档案？”本人没有资格看人家档案，也不会去偷看档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公安厅某副厅长受派到华东水利学院任工作组长，是他向我们泄露了天机：他在某次会议上说，公安厅负责高校的重大问题，比如说华东水利学院有两个人是受到公安厅监控的，一个是“黑衣人”，他常年穿着黑色衣服，似乎在为他被政府镇压（即枪毙）的父亲戴孝，另一个是“托派教授”。这里所指的‘托派教授’当然是再清楚不过了。

　　其实，只要相关方面稍微有一点责任心，在1990年雷鸣蛰退休时，甚至在2001年他逝世之时，理应给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也是对他和他家人的一个交待和安慰。要知道，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国际的保密资料随即已经解密，所有的托派冤假错案在苏联和俄罗斯早已平反，原苏联没有托派分子，俄罗斯也没有托派分子，中国怎么还会有托派分子呢？可惜的是在长期阶级斗争熏陶之下，在我们伟大祖国，许多人都已经习惯于“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悲也！

　　“内定右派”

　　1957年反右斗争时，雷鸣蛰被革去教研组主任职务，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再加上他的“内定右派”帽子，那更加是无可非议。1957年以后，大家耳熟能详的叫法有大右派、摘帽右派、极右分子、漏网右派等等，而所谓的“内定右派”，倒是难得听到的名称。为此我曾经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请教当年反右斗争立下大功从而荣升左派、一路官运亨通的潘某人，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雷鸣蛰绝对是一个右派，组织上网开一面才把他划为内定右派，而内定右派实际上就是右派，两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仅仅在于没有当众宣布而已。”这一说法潘某人还在别的场合讲过。

　　右派分子的后台

　　除了“内定右派”之外，雷鸣蛰还有另一个称号——右派分子何某的后台，这个称号更有普遍性，外语教研组内外几乎得到一致的公认。

　　记得我初到华东水利学院时，参加第一次外语教研组的全体会议，潘某人专门从系总支来到教研组，向我介绍全组成员，当他介绍到最后一人何某时，竟用十分严厉的语调说：“这个就是右派分子何某。”让我倒抽一口冷气。在此之前，我曾经到过不少机关团体，接触到许多已摘帽或未摘帽的右派，从来没有看到任何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或者在正式会议上，以这种口气当众介绍某人为右派。伟大领袖不是讲过，右派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吗？既然大家在一起工作，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因为1957年以后表现良好，工作努力，何某已经被摘去右派帽子，为什么还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糟蹋他？把摘帽右派称为右派，那么摘帽又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叫我以后要提高警惕，不要与何某同流合污？莫非这是对我的一个下马威，叫我从今以后多加小心，以免落得同样的下场？不久之后，外语教研组又调来一位新同事郭某，在他第一次参加的全教研组会议上，潘某人故伎重演，重复了他精彩绝伦的介绍。这才使我略微放心，原来这是潘某人的一贯作风，并不是针对我的特别举动。

　　1979年全国开展右派分子大平反时，何某曾经向教研组的许多同事提到他对潘某人的不满，说潘某人代表组织为他平反之时，没有提到把他打成右派是错误的和不公平的，反而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好事，是有教育意义的，对你是有好处的。”难怪后来在何某逝世的追悼会上，潘某人受到人们公开的指责奚落，明确指出他对何某的不公平，致使他从石子岗殡仪馆回校时，不敢与外语教师们同坐一辆大客车，而孤身一人另谋归路。

　　何某的平反做得如此勉强，雷鸣蛰的“内定右派”就更不值得一提了，既然没有公开说你是右派，何必为你平反呢？所以内定而不宣，这是很高明的一招，进可攻退可守。

　　糊涂教授

　　对雷鸣蛰还有一个称呼，叫做糊涂教授，相对于前几种称号，这简直可以叫做爱称，至多表示业务上“稀里糊涂”，没有什么水平而已，这里没有牵涉到任何政治问题。我们不必强调指出雷鸣蛰的业务是多么出色，何等精湛；估且不谈他从1949年到1957年所编写的教材、语法等工具书，不谈他教过多少学生，我们只是用附录的形式列举他的译著，就足以说明一切。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大家不妨就革命资历、工作成绩、学术著作等方面，把几十年以后的外语教授和雷鸣蛰教授比较一下，一切就很清楚了。

　　附录:

　　1．论少年先锋队 纳•克鲁布斯卡雅； 雷鸣蛰译

　　2．级任导师的训导工作 （苏）黑尔松斯卡雅（Н.Л.Херсонская）；雷鸣蛰译

　　3．地理教学法 ：（苏）库拉佐夫（Н.Ф.Куразов）撰；雷鸣蛰译

　　4. 巴比塞所创造的道路  •李柯夫作 雷鸣蛰译

　　5. 怎样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苏）达尼洛夫，М.А.等撰；雷鸣蛰译

　　6.《论教学认识的过程》马列主义教育文选  列姆比尔教授 著 雷鸣蛰译

　　7. 世界文学史纲 / (苏) 柯根著 ;  雷鸣蛰译.

　　8. 人民民主國家的婚姻法•土改法•經濟調整法/(苏)加赞采夫著 雷鸣蛰译

　　9.《水利水电科技进展》：（1985-1988）

　　10. 溢洪道上的空化研究 --- Н.И.日阿诺夫 雷呜蛰译

　　11. 水跃情况下水流掺气和微紊动对动水压力脉动试验的影响 --- A.A.依沃依洛夫 雷鸣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