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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了小组长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得罪了小组长

　　每周要听她十节课

　　来到华东水利学院外语教研组工作之初，我得到的第一项跨年度教学任务，就是任教两个“俄语专科班”（省教育局指定为苏北地区中学培训外语师资而开设，学制两年）的语法和口语，每周八节课，两门课的教材都要我独自编写，就像卖烧饼那样现烤现卖。当时的印刷厂有一台俄文打字机，还有一位优秀的打字员王淑兰，她既会打中文又会打俄文，每打好几章材料就把蜡纸交给我校核，多亏她打印质量非常高，修改极少，免去我不少的辛苦。

　　两个“俄语专科班”的主课叫做“综合读”，分别由邱宛如和吴光祖担任。他们每周要上十节课。邱宛如是我们的教学小组长，也是两个“俄语专科班”的班主任。

　　有一天，在集体备课时，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小组长邱宛如突然提出，为了使语法课配合主课的内容和进度，我应该和学生坐在一起，聆听她的授课，而且不是每周听一二次，而是每周听她的十节课。

　　每星期听她十节课！这要求把我吓了一大跳。当时我是新手，不知道编写教材是应当算工作量的，比如说我每周上八节课，工作量是8学时/周，但是我为这八节课编写了教材，其工作量就是7x8学时/周，两者相加为64学时/周。如果再加上周三下午和周六下午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再加上周二下午和周四下午的集体备课，我每周的工作量是80学时，如果再去听她的十节课（10学时），那岂不是成了90学时/周，换算成每天的工作量相当于15学时了（这里还没有算上每天的个人备课时间，批改作业本的时间，为每班学生答疑的时间，上下班路上的时间），谁有本事去完成这样的工作量？但是我是新来的和尚，难于说半个“不”字；我也不想哀求苦告，请她高抬贵手。多怪我那时太年轻，血气方刚，以为每周去听她十节课，天也塌不下来，于是横下一条心说：“好的，我每周听你十节课，但是你也得听我的八节课，语法和口语要和主课协调配合，这是相互的关系，并不是依赖关系，各门课都应该相互配合。何况，我们互相听课，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听到我这样的回答，邱宛如可能没有思想准备，她既不能同意，又没有理由反对，更不好把说出去的话收回，只是铁青着脸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那天戴经纶老师也出席了教学小组会，她原来是“俄语专科班”的任课教师，因为生孩子，刚把这门课转交给邱宛如。看到这副尴尬样子，戴经纶说：“老毛担任两门课，每周要上八节课，还要现编两门课的教材，工作量很大了。再要他每周听十节课，实在有点困难，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呢？我看算了罢！”邱宛如没有说话，似乎表示默认，从而借此机会下台。但是她这张脸却是明确无误地显示出相当程度的不满，也就是说我得罪了她，这是我第一次得罪小组长，后患无穷。我一直深深地感激戴经纶为我出面解危，可惜她从此为自己埋下祸根，这当然是后话了。

　　漏写三个字母的严重性

　　毕业考试是学生经过两年学习之后的最终成绩检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试卷由任课教师批改评分之后，还要由同组的其他教师核对。在我的语法试卷中有一个学生把“主席”这个俄文字写错了，漏写了三个字母，缺了这三个字母的“主席”一词，其意义竟变成了“叛徒”，在试卷上我把这个错误作为一般性的拼写错误来扣分。可是，政治原则性强、阶级斗争立场鲜明的邱小组长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郑重指出，是否可以对这个问题讨论一下。我说：“平时作业中，学生的拼写错误比比皆是，他们学习时间不长，知识有限，毕业考试时太紧张了，漏写几个字母情有可原。”邱小组长不以为然地说：“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拼写错误，另一种是故意漏掉三个字母，把‘主席’写成‘叛徒’。”

　　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主席”这个词在外语教学中，无论是在教科书中还是在书面作业中，出现频率最高。要学生多次书写这个词，那么出现错误的频率也一定最高。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把它上纲上线，看作政治问题，事情就很严重了。想到这里，我突然灵机一动，说道：“反正我在语法课上没有教过学生‘叛徒’这个字，学生根本不认识这个字，怎么可能故意去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当然，我不知道你们课堂上是否教过‘叛徒’这个字。”这样一来，我把皮球踢还给邱小组长，让她无言可答。

　　这次争论又是上面提到的戴经纶老师出来调解——因为毕业考试事关重大，她作为不久前的任课老师，也来参加教学小组会。她说：“我知道这个学生，他成绩不好，平时练习中错误百出，现在作为拼写错误进行扣分，还是恰当合适的。我看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了，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任课老师。何必自找麻烦！”大家无言。

　　“勿以善小而不为”

　　作为“俄语专科班”的班主任，对于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记录、文凭发放、档案递送等事务，邱宛如本应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惜由于她的失误，造成了某些学生的困难，甚至损害了他们的终生利益。例如，有一位名叫做黄广思的学生，他毕业之后由于档案在递送过程中遗失，分配不到工作，失业在家。黄广思找到邱宛如，请求解决丢失档案造成的后果，邱宛如把此事推给学校人事科，人事科也不愿认真受理，拖到文化大革命时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另一名学生张日龙的事情更为离奇——他的各门功课都是良好与优秀，但是在毕业考试前夕他得病住进医院，班主任邱宛如对他明确表示：“我已经和有关领导商量过了，同意你不参加毕业考试，但毕业文凭照样发给你。”张日龙信以为真，安心治病，谁知后来他不仅没有得到文凭，甚至连成绩记录都没有，当然不可能分配到工作，以至长期失业在家。张日龙不止一次地求助于邱宛如，得到的回答是：“我已经无权处理这种事情。”

　　在上述两学生向我求助的前提下，我作为任课教师，曾经为他们奔忙，尽我微薄之力，可能这样做也是越俎代庖，引起邱小组长的反感。但是我坚信“三国演义”中刘备先生说过的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区区小事，如果对人家有点帮助，何乐而不为呢？事实证明，小小的帮忙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上面讲到的张日龙到了六十九岁的时候，还专门到河海大学打听我的住处，登门感谢四十多年前我对他的帮助——由于我的帮助他得到一份学习成绩证明，得到了中学任教的工作，而且因工作成绩卓著，当上了校长，现在已经告老退休，2009年退休金加了两千多元等等。

　　政治排队

　　1962年台湾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外语教研组所属的河川系曾经组织一次政治排队：假定国民党回到大陆，可能投靠国民党者列为“右”，摇摆不定者为“中”，立场坚定反对国民党者为“左”。邱小组长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列为外语教研组的头号“左”，把我排在“右”字第四人。为什么是第四？因为前面已经有了三把交椅——第一把交椅是“托派教授”兼“内定右派”，第二把是“摘帽右派”何某，第三把是《金城银行》大老板的千金小姐，她既有海外关系，又有存在美国《花旗银行》的一大把美元。我到华东水利学院工作才满一年，在毫无机会表现自己的情况下，竟能坐上第四把交椅，实在是受宠若惊。

　　数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排队资料被造反派冲砸之后弄到阳光底下，才使我得知内情，恍然大悟。当我请问邱小组长排队依据时，她红着脸无法回答，但经过一天思考之后，她理直气壮地猪八戒倒打一耙，反侮我：“偷看党的机密资料”。

　　原子弹是纸老虎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二天星期三下午的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的，这次的学习内容当然是人民日报社论“热烈欢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通读一遍社论之后，大家积极发言，发表感想，其内容基本雷同。我是最后一名发言者，说到现在我们也有了原子弹这样的强大武器，从此不怕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威胁讹诈等等，其实这也是按照社论内容而谈，毫无新意。令我震惊的是，邱小组长立即抓住“强大武器”四字，要求大家发言批判，认为这种说法有悖于伟大领袖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

　　平时谨小慎微的“摘帽右派”何某出乎意料地发表意见：“伟大领袖指的是美帝国主义手中的原子弹，那是用来吓唬人的纸老虎，我们国家的原子弹当然不能称为纸老虎了。”蓬皮肚立即反驳道：“毛主席说原子弹是纸老虎，那是泛指，指所有的原子弹统统都是纸老虎，不管哪个国家的原子弹毫无例外地都是纸老虎，怎么可以说是强大的武器呢？”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突然间会失去控制，怒不可遏地吼叫起来：“如此说来，人民日报社论‘热烈欢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应该改写成‘热烈欢呼我国第一只纸老虎爆破成功’”邱组长一看苗头不对，大声宣布：“好了，好了，不讨论啦。散会！”

　　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原子弹是否是纸老虎这种问题，早已不值得一提。为什么我还要记住这笔陈年老账，把这件事写下来？当然，这并不是想证明谁正确或者谁错误，而是因为这一切太荒唐可笑，因为此事在我的大脑皮层上刻下的皱纹太深刻。

　　《红楼梦》也是四旧

　　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大破四旧。小组会上英语教师魏中明说：“不久前我们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家人手一本，现在该把它怎么办？”邱小组长说：“现在应该称之为‘黑修养’，可以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批判嘛。”我问：“我家有一部精装《红楼梦》，伟大领袖从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比如‘东风压倒西风’等等。要不要处理？”她说：“《红楼梦》当然也是四旧，必须处理掉！”

　　为了少惹麻烦，我把精装《红楼梦》、从苏联带回来的全部音乐唱片、苏联朋友送给我的精美画册、明信片等等全都交到了基础部革委会办公室。本来准备把与苏联朋友互通的信件也交出来，但是转眼一想，这样做将带来更大的麻烦，这些用洋文写成的信件还得让我翻译出来，供革命造反派审查，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是一把火烧掉为好，顺便把国外拍摄的黑白照片、底片等等也付之一炬。

　　事实证明，这样做还是有点好处的。同组教师李中庸被抄家，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却把他解放前的毕业文凭拿出来作为罪证，因为文凭上印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民党标记。抄家那天是1966年10月10日，邱宛如看到李家正在吃面条，认为他家在纪念国民党的双十节。在严厉责问之下，李中庸只好拿出户口簿，证明这一天是他老母亲的生日，吃的是长寿面，而不是双十节面。

　　推荐新党委人选

　　1967年华东水利学院以任秀兰为首的造反派 “批倒批臭”了原党委会的“三大黑帮”，夺取了院领导大权，准备成立新党委会。此时，学习小组长邱宛如突然写了一份大字报“坚决推荐潘某某参加新党委会”，将此大字报在外语教研组展示，并向全体外语教师宣布，凡是同意此大字报意见者请当场签名。于是群情振奋，争先恐后地挤到大字报前签名，深恐自己的行动迟缓会被视为“不积极”。

　　全教研组只有三人没有签名，在下是其中之一，因为我对于在别人大字报上的签名活动深恶痛绝——回想1957年时，稀里糊涂在别人大字报上签名而被打成右派者何止千万，前车之鉴，岂可重蹈覆辙。再说，新党委会的成员应该在党员大会上产生，共产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语教研组的教师中百分之九十不是共产党员，要他们去签字推荐新党委成员，岂非可笑？

　　不难想象，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在邱小组长的心目中是何等人物。

　　肯定有人偷听敌台！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7年1月13日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其中第四条列出21种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政、警、宪、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必须对他们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随后，各地执法部门又进行细化，江苏省公安厅颁布公告，声称收听美国之音、苏修电台和台湾电台者为反革命分子。此事大大启发了邱组长的阶级斗争积极性，她认定外语教研组内肯定有人偷听敌台，于是在某次政治学习会议上宣布：“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教研组内确实有人偷听敌台，是让他自己站出来坦白交待，还是由别人来检举揭发，何去何从是十分清楚的，我看还是让他自己交待为好，给他一个机会，争取从宽处理。”

　　二十名外语教师中只有我和何某拥有像样的电子管收音机，何某因为头上戴着一顶沉甸甸的右派帽子，平时要“夹着尾巴过日子”，绝无偷听敌台的胆量和可能。那么，谁在偷听敌台，那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再清楚不过了。

　　说来惭愧，虽然我身上缺少音乐细胞，但是听音乐倒是乐此不疲，特别是在留学苏联时受到欧洲古典音乐的熏陶，成了如今所谓的“发烧友”。1959年在北京结婚时我花去三个月的工资（人民币198元），买了一只大型电子管收音机，主要用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星期日音乐会》和其它临时性的音乐演出转播。这台收音机看起来很大，其实它只是大在一个低音喇叭，灵敏度却是很差，根本接收不到境外电台的节目。退一步来说，即使收音机的灵敏度高到足以收听境外电台，那也得有人出来证明收音机的拥有者确实是收听了敌台，才能做到罪证确凿。
听到小组长咄咄逼人的言辞，大家鸦雀无声地坐着，期待着心中认定的那个人自己站出来，承认偷听敌台的罪行。半个小时过去，会场上鸦雀无声，没有人发言，谁也没有打破这尴尬的宁静，也许大家都在等待小组长亮出她的底牌来——直接点出那个偷听敌台的反革命分子。可惜她底气不足，最终只好自行下台，尴尬收摊，表演了一场毫无结果、没有任何收获的政治讹诈闹剧。

　　事过境迁，阶级斗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回忆往事，我总是可怜那些极左人士，他们耗尽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投身于他们认定的伟大事业：那就是他们总是害怕这个世界上阶级敌人太少，希望尽可能多地抓出一大批一大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便为自己树立越来越多的敌人，或许这样做可以使他们活得更舒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