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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语录进课堂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雷锋语录进课堂

　　学习雷锋的政治运动始于1962年，那年秋天，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宣传部和教务处再三要求任课教师们“必须把雷锋语录巧妙灵活地引入课堂教学”。

　　数学教师帅克历来都是靠拢组织紧跟形势的积极分子，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他总是一马当先，在新的声势浩大的学习雷锋运动中，当然要带关头发挥表率作用，据说他在雷锋语录引入数学教学方面颇有心得和体会，于是院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次专题报告，让帅克向全院教师介绍雷锋语录进课堂的先进事绩。在帅克同志的报告会上，我们带着笔记本，认真记下他报告中的每一句话，报告之后还在教学小组进行讨论，以求落实其先进经验。

　　多怪我生性愚钝，尽管我认真听报告，做了详尽的记录，却无论如何也悟不出个道理：帅克同志是如何把雷锋语录巧妙灵活地引入‘微分学’和‘积分学’。不过，我在小组讨论会上还是向外语教师们献上一条妙计：从新华社对外文稿中找出相应的雷锋语录译文，在外语课堂上凡是遇到‘读书、听话、螺丝钉’等词，就马上把‘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一棵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等外语译文，恭恭敬敬地写上黑板。外语同行们对此纷纷表示赞同，并声称要身体力行。

　　在1962年新生的外语课堂上，我不得不生硬地引用一些雷锋语录译文，但是讲解起来却非常别扭，比如说雷锋语录中最著名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直译时有点不太符合外文语法规则。我对学生说，这些句子中缺少主语，从修辞学来看，不是很好的句型，而且四个句子中用了四个毛主席，在外语中是不可以的，按语法规则后面三个毛主席要用人称代词‘他’来表示，这条语录应该写成：“读毛主席的书,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战士”。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引用雷锋语录时扯得太远了，我对学生说：“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样的文字你们写得出来吗？雷锋是小学文化程度，你们是大学文化水平，雷锋写得出这样优美的文字，内容又是如此深刻，你们写不出来，那真是‘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呀！”——我接着说：“当然了，我这个大学教师，也写不出这样漂亮的文字，惭愧得很。”说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头，是不是太出格了，是不是有点怀疑雷锋语录的真实性？于是话锋一转：“所以呀，你们这些雷锋同龄人应当好好学习雷锋，我年长于雷锋，更加有必要努力学习雷锋，必须跟上形势，紧跟毛主席关于学习雷锋的伟大英明指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我每次下课之后，一定要回想自己在课堂上的言行，总觉得有些不够妥当的地方，但是凭我的性格和能力，我也是别无它法，只好多加小心，对自己多敲警钟，课堂上宁可讲得枯燥乏味，也不能发表任何出格言辞，在语言上打擦边球是非常危险的，水港系老教师呼延如琳讲过一句话‘领子与袖子最容易脏’，就被批判了几十年，批得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1957年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一个学期之后，英语老师魏中明稍稍对我说：“我课堂上不太注意，引用雷锋语录不得力，说了一些不太妥当的话，恐怕要捱批了。”我问他：“你到底说了些什么话，值得批判？”。他说：“主要是不够检点，过多地向学生强调，要好好学习各门功课，学习不好就只能……”没等到他把下面的话说完，我已经十分清楚其内容了，这些内容完全可以归之为资产阶级言论，遭受批判也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了。

　　魏中明是一位优秀的英语教师，他解放初期毕业于大学英语专业，从事教学工作已十年有余，他不仅基本功扎实，而且讲课生动，语言风趣幽默，比如说讲到ting的发音时，他对学生说，这个音节的发音相当于汉语中的‘丁’字，也就是‘鸡丁、肉丁、炒三丁的丁’，同学中发出一片笑声，有的人竟笑出眼泪，把眼镜拿下来，擦干上面的泪水。可见他的教学水平非同一般。但是，问题又恰恰出在他的语言风趣，太过幽默，左派们可以把最普通的一句话，上纲上线，转换成资产阶级言论，而加以批判。力学系的谭老师，在讲到建筑结构受力情况时说：“建筑物受到外力时会发生变形，比如说风从东方吹过来，建筑物就会向西边倾斜；如果风从西方吹过来，建筑物就要……”——说到这里谭老师来了个急刹车，话音戛然而止，可惜为时已晚，仅仅为了这几句话，没有任何错误的几句话，他不知遭受多少次批判，贴过他多少张大字报，做过多少次口头和书面的检讨！如今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谭老师的这几句话会招致如此严重后果，但是我们这批经历过多次阶级斗争考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老人们，不难知道个中原委，恕我在此不再赘述了。

　　多谢魏中明对我的关怀，他说完自己的事情之后，及时向我指出：“老毛，你也得小心呀！你在课堂上的言论恐怕也不太合适，弄得不好，可能步我的后尘。”为了让我确信事件的真实性，魏中明接着问我：“你在课堂上有没有说过‘皆大欢喜’这样的话？”千真万确，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这表明我在课堂上的言论已经受到过调查。

　　我左思右想，‘皆大欢喜’这四个字怎么能认定为错话，怎么会成为资产阶级言论呢？问题在于说这话的时机和场合，记得某日课堂上班长对我说：“下周要举行全院运动会，学院规定那天停课放假，那天的两节外语课不上，也不必补这两堂课了。”我就说了一句：“那真是‘皆大欢喜’啊！”

　　言多必失嘛，除非不说话，只要你在课堂上说了话，抓住你的小辫子是十拿九稳的事情。试看如今数百万高考生的家庭中，哪一家不在重复当年魏中明对学生的谆谆教导，哪一家的父母亲不在为子女鼓劲，要他们考上大学，要他们出人头地，光大门楣，如此等等，在当年都要受到严历的批判。其结果必然是人人自危，一个个谨小慎微、噤若寒蝉，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专挑别人小毛病的极左人物。

　　为什么只调查我和魏中明的言论，而不调查其他教师的言论呢？难道其他外语教师在课堂上都是‘闷声大发财’吗？这是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事情。

　　一个星期之后，外语教研室举行批判资产阶级言论的全体会议，有总支正副书记参加，还有教务处代表列席，整整三个小时，大家用毛泽东思想和雷锋精神，把魏中明批得灰头土脸，我相信，如果这事发生在1957年，魏中明肯定会被立马打成右派分子。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皆大欢喜’论，并没有在会议上直接指出，只是泛泛地暗指某些人也有类似的资产阶级言论，应当引以为戒等等。

　　一个月之后，全院有一次工资调整，所谓调整也只是极少数资历高而工资偏低的教工，有机会增加一级工资，当时魏中明的月工资只有72元，是同级别教工中工资明显偏低者，按理说他是教研室唯一有机会增加一级工资的人选，可以从72元增加到86元。可惜因为他的‘资产阶级言论’，他无可奈何地失去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可怜呀，自此之后，魏中明还要继续努力工作18年，直到1980年才能得到加薪的机会。不过，从宏观意义来讲，根据物质不灭定理，上级分配下来的加薪名额，不会无缘无故地从地球上消失，据说这一级工资被那位姓潘的政工干部获得了。

　　半年之后，魏中明悄悄地问我：“你的‘皆大欢喜’论怎么没有被批判，奥妙何在？”

　　——“可能是因为我班学生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没有上网上线，揭我老底。”

　　——“有什么好办法做到这点？”

　　——“要对学生好呀！”

　　——“怎么个好法？”

　　——“举例说，这些年学生按定量标准吃饭，每天早餐顶多喝三两稀饭（150克大米熬成的稀饭），到了上午第四节课，一个个无精打采，过了十一点钟就饥肠辘辘，我在讲台上甚至能听到前排学生肚子里发出的咕嘟声，个别勇敢一点的学生会举手发言，苦着脸要求我提前下课，对此我是充分理解，因为我的粮食定量标准比他们还低，我早饭吃得比他们还要少，我站着讲课，比他们还要累，我的肚子比他们还要饿，但是我不敢讲自己肚子饿，那肯定会被认为是污蔑社会主义，肯定会被批判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话要说回来，虽然我不敢讲，但是我可以做，那就是第四节课我一定会提前结束，我可以提前五分钟下课，那是教师的权力。后来学生要求我再提前几分钟下课，我就硬着头皮，斗胆提前十分钟下课，这是极限，我要求学生离开教室时务必轻手轻脚，以免被邻室人们发现，举报到教务处，我们大家要倒霉的。这就是对学生好，对我自己也好，实在是‘皆大欢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