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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05-19
水力学“三剑客”
上世纪五十年代,确切地说是1957年初,我们从水电总局系统到列宁格勒学习的全体人员,有机会参观前苏联魏捷涅夫水利科学院水力学实验室。十分奇怪的是,此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年轻,而且以女性为主,放眼看去,简直是一大批金发美女。实验室主任在结束介绍时向我们道出其原委:二战期间,水力学实验室75%的优秀科研人员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为国损躯,尽管近年增添了许多大学毕业生,但是他们缺少经验和实践,难以担任重大的课题和研究项目,而且战后的大学生中,即使是工科院校的大学生中,也是女性占压倒优势,这一大批女孩子,到时候都要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生孩子后的产假又非常长,起码要离职一年甚至两年,真正能够全力投入科学实验的力量非常薄弱,也就是说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实验室的元气始终没有恢复。75%的水力学家战死疆场,这个数字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无独有偶,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华东水利学院的水力学教师中有50%被打成右派!这个数字同样使人震惊。反右运动开始时,华东水利学院水力学教研室有六名教师(后来进入水力学教研室的教师未计入),其中张长高、郭觉新、史有德被打成右派。右派分子占全教研室教师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其比例何其高也!
苏联的水力学家们,为了保卫祖国,在列宁格勒被围九百天的艰难环境下,与希特勒军队殊死战斗,英勇献身,可歌可泣,他们死得伟大,死得光荣;苏联能够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还不是依靠这样的英雄人物?反观我们的水力学家,在和平的环境下,莫明其妙地当上了右派,吃尽苦头,还要诛连家属亲友,实在太冤,而且有冤无处伸,整个反右运动对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有什么意义?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反右斗争前后半个多世纪的事实证明,这三个水力学右派分子都是极其优秀的教师,无论是业务水平,还是品格素质,都堪称栋梁之材,这里把他们称为水力学“三剑客”,并不为过。
大剑客张长高
抗日战争开始时,十七岁的张长高就读于同济大学附属高级职业学校,后升入同济大学工学院,他随着同济大学师生由浙江金华搬迁至江西赣州、广西八步,借道越南、老挝到云南昆明和四川李庄,跑遍半个中国,一路上遭受敌机的轰炸扫射,颠沛流离,艰难卓绝。
1944年,热血青年张长高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救国战争,为此他辗转到印度加尔各答接受军事训练。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长高在上海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1952华东水利学院建校时,张长高出任第一届党委书记(当时称为党小组,摘自“河海大学党组织情况简表”),虽然那时全校只有十名党员,也算是堂堂正正的第一把手。
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张长高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分子,当时全校共揪出五十名右派,张长高罪名最为深重,被称为极右分子,是五十名右派中响当当的第一把手。张长高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先后下放到江浦和安徽省最贫困地区,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历时二十年;其夫人任林一,当时是华东水利学院反右领导小组五成员之一,因为她对丈夫被打成右派表示不能理解,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受到同样的处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合肥工业大学的有关领导慧眼识良才,破例聘请张长高出任水利专业教师,并提拔他为教授。
张长高在合肥工业大学当上教授之后,河海大学(当时华东水利学院已改名为河海大学)如梦初醒,发现他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水力学专家,于是派遣得力干部,前去“挖掘”人才。合肥工业大学作为当代伯乐,好不容易到手的千里马如何肯轻易奉送?多亏那位得力干部公关水平高超,远赴北京疏通合肥工业大学的领导部门,才如愿以偿,把张长高请回阔别二十多年的河海大学。
壮年大右派张长高从华东水利学院被扫地出门,花甲之年的水力学教授张长高被请回河海大学。这是何等奇特的经历,多么沉重的历史教训!
晚年的张长高在河海大学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除了指导研究生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科研论文,诸如;
梯形断面明槽中恒定均匀流的流速分布;
脉动速度的分解和脉动应力探讨;
用新紊流模式研究圆孔自由紊流射流。
张长高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恐怕还是他的专著---《水动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这是一本水利专业大学生、研究生必修的教材,此书虽然出版于1993年,却是他头戴右派帽子、劳动改造时期写出来的,他在序言中说到:“本书的初稿其实是我的自学笔记,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挤出些许时间学习,日积月累,便有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中剑客郭觉新
1952年组建华东水利学院时,郭觉新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那时他是全院最年轻的教师。此后的五年时间里,他工作积极努力,成绩斐然,在墙报、黑板报上他被赞扬为优秀青年教师,在《华东水院学报》创刊号上他发表过学术论文: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华东水院学报)创刊号 1957年01期
推求堰流公式的新法——郭觉新
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这期创刊号上的文章作者们,后来都是院士、教授级人才,唯独郭觉新到退休时才勉强当上副教授。
郭觉新的“右派言论”发表在共产党征求意见的会议上,他为肃反运动中受整的学生抱不平,认为他们在全国解放时还是未成年人,与反革命是搭不上任何关系的。这一言论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和反党的论调,多亏郭觉新及时认错,彻底伏罪,才得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降职担任教学辅导和实验室工作,不得上讲台授课;降薪两级,月薪从72元降到53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郭觉新跟随夫人李里亚(1956——1990年间任力学小学副校长)下放苏北洪泽县,得到当地领导的赏识,受派出入各地档案资料馆(这些地方,按规定只有共产党员凭组织介绍信才有资格进入),为苏北老解放区的老干部澄清历史,为他们的冤假错案创造了平反的条件,被老干部们认为是功德无量。郭觉新被降的两级薪水也在下放期间得到了恢复。
文化大革命之后,郭觉新调回华东水利学院工作,登上了阔别二十多年的讲台,他是开设新课最多的教师之一,也是最早用英语讲授专业课的教师,他当右派之前教过的许多学生,先后荣升正教授,而他直到退休还是一名副教授,不过他对自己的现状已经非常知足。
小剑客史有德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史有德从浙江大学转到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学习,1955年毕业之后他曾经在南京工学院工作,后来调到华东水利学院水港系水力学教研室工作,担任水力学实验室主任和团支部书记。1957年史有德因为同情运动中受批判的老教师,被打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开除团籍,下放江浦县农村劳动改造,后来在江浦县水利局从事农田水利工作;到了八十年代,他进入上海市水利局,从此步步高升,晋升教授级高高工,担任水利局副局长之职;1986年他作为上海市考察团成员赴英国访问;1993年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水资源局的邀请,率领上海市水利局代表团,考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水利事业。
试问:
如果不是合肥工业大学的赏识提拔,张长高还能够上讲台吗?还能够当教授吗?还能够回到河海大学吗?
如果没有下放,郭觉新有资格出入档案室,查看机密资料吗?他的53元月薪要到哪年才能恢复到72元?
如果得不到上海市政府的赏识,史有德能够当上高高工,能够担任水利局领导职务吗?如果一直在河海大学,他有机会去英国访问考察吗?他有资格率团访问美国吗?
答案是十分清楚的,大家心照不宣。
结论:
正如后人有诗赞曰:
高人自有伯乐识,
新秀成长终有时,
德艺双馨走天涯,
剑客天佑福长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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