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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含义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10-09

文化的含义

 

　　人类学研究指出：所有生物的基本问题都是“生存”问题。为了生存，生物就得适应于某一可能遇到的环境。为了适应特定环境，生物体就会发展那些有助于它们利用其环境的行为方式。同时，种群要生存下去，就要求其自身的繁衍，这也就意味着要求生物有机体具有发展适当行为方式的“生物特质”。也就是说，“有利的行为方式”和机体所具有的“生物特质”，是实现生物适应环境以求更好生存的两大“基础支撑”。生命在地球上生存的亿万年中，其适应性如何，就成为形形色色种群存在、发展与消亡的根本原因。这种对适应性的要求，造就了某些特殊的生物机体的生物特质，使之以最适应特殊的生存方式，使自身既能更好地生存，又能繁衍出比那些生物特质不适于生存的种群更多的后代，并通过遗传把有利的特质在后代中变得更加普遍。

　　人，之所以——从大约200万年以前自猿分化后——能比其他动物更适应地球环境，原因是“他”发展了一种对付生存问题的新方法：早期的古生人类就已经越来越多地依靠他们的思想发明来维持生存。至今，虽然人类尚未完全摆脱生物适应性的推动力，但已经主要是依靠“文化”——一个经训练而习得的、告诉人们如何生活的各种传统的综合体——作为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手段。

　　由于进化中的古生人类在对付生存问题上，采取了发展文化的而不是生物性的解决方法，因此他们的生存机会普遍地增多了，例如通过采用狩猎和采集作为谋生手段，古人类所能占有的自然资源就大大地增加了；有了工具与协作技术，新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继续存在，生存就容易，且有利于繁衍后代。考古学资料研究证明，随着狩猎和采集的发展，人口也慢慢地稳步增长。种属个体总数的增加必然导致边缘种群向以前它们所不能居住的地区扩散，于是人类开始了地区性分布，他们居住在新的但更加险恶的环境之中。当他们居住在这些新的地区时，进一步发明、运用文化的而非生物的解决方式，来解决他们所遇到的新的生存问题。人类在世界的寒带地区居住就说明了这一点：人身上没有像动物那样长出又长又厚的毛皮，但代之以发明各式各样的衣服与庇身处，加上火的使用，人类就能够战胜寒冷，能在寒带生活下去。而其他哺乳动物要生活在寒带地区则依靠的是各种长毛官能。而且，人类这种“寒冷适应”与大多数生物适应不同，它能够随它所遇到环境的不同而迅速发生变化。一个鲜明的事实是：文化特质与技术在不要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可发生剧烈的变化，而生物性的变化则需要经历数代世代交替的时间才能完成。

　　文化是人类解决生存问题的手段，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文化若不成功地解决保存其自身延存的基本问题，那么它就不会发生作用。因为文化是后天学得的而不是通过生物遗传得来的，所以它要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从一代传给下一代，这就必须依靠有效的信息传递系统，而这个系统又必须比别种动物复杂得多。

      这样，对文化的头一个要求就是：它必须在按其准则生活的个人之间提供一种交流信息的手段。历来的所有文化都是通过一定的语言来达到这个目的的。虽然人们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交流信息，但是语言使文化“察觉”到的应付生存问题的新技术有效地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成为可能。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学习所处的文化。换言之，这种学习过程就是对文化的第二个要求——每个人必须受教育，即个人赖以学习他们的共同体对个人要求的行为方式的可靠方法而能得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成年人的人格是生活经历的产物。实际上，作为成年人的个人适当地发挥其作用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有效地使得他们的人格符合他们的文化。

      尽管有效的信息传递和教育对于文化的延存十分重要，但是如果文化不能满足依其准则生活的个人的基本要求，那么它们也就完全无用了。因此，对文化的第三个要求便是它应能供给其成员食物、水和避风雨的防护物。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生存，而假如具有文化的人不能生活下去，那么文化本身也就无法延存。每种文化都必须产生一些传统做法与特质，有了这些，人们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才能够生存下去。

　　表面上，人类社会形态是变化多样甚至无限的，且每个社会又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各种宗教系统。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这些社会还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即每个社会都是通过共同协作延续他们的共同生存与生活的集合体。为使这点发生作用，就要求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可预知行为”，因为如果在特定的情况下，每个个人不知道他们互相间怎么行动，那么集体的生活与协作也就不可能了。

　　毋庸置疑，在人类社会中，这种可预知性是通过“文化”达到的。  文化概念是19世纪末由人类学家首先提出创用的。

　　第一个明确而全面的文化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定义的，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自泰勒以后，又出现了许多文化的定义。20世纪50年代晚期，A.L.克罗伯相克莱德·克拉克曾从文献中收集了一百多个文化定义。

      最近的文化定义，已越来越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这另一面。也就是说，现在的学者倾向于视文化为“不是可见的行为”，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因此，可以这样给“文化”下定义：

　　“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

　　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人们已对所有各种文化共有的基本特征有所了解。对这些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文化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功能。

 

　　1、文化的共有性

　　文化是一整套共有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

      人类由其自然属性组成社会，并因此而获得“社会性”。 因为人们共有一种共同的文化，所以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下能互相预知对方的行为并能作出相应的反应。一群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假如流落在一个荒芜的海岛上一段时间，似乎可能成为一个多样性所谓“社会”——因为组成这个“社会”的成员们此时此地会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生存——并由此甚至会发展出一些共同生活与工作的技能。但是，这群人中的每个成员仍然都会保留其特性及文化背景，而一旦当这些成员被救出荒岛，则这个群体也就会立即解体。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临时的“社会”群体终究只是一个聚合体，而不是一个文化统一体。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如果给社会下一个定义，则可把社会定义为：占有一些特定地域的人类居群的综合体，在这些地域中的人互相依存，并共有一种文化。从社会运转的角度，也可以这样说：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的运转，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家庭关系，等等；而保证这些“社会关系”运行的则是隐藏在其后的“文化”——制度、规则、习惯、习俗，等等。

      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都展示出“文化”，这正是人类社会与别的一些动物的社会生活的区别。动物社会如蚂蚁与蜜蜂表现出的本能地互相协作，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它们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但不能把这种本能行为表述为“文化”。

 

　　2、文化的个体差异性

      尽管文化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人对“共有文化”的“接受”都会一致——在任何人类社会中，至少在男女性别角色之间就有区别，有些男人不必考虑的事情而妇女则必须关心，反之亦然。这是最简单清楚的例子。另如任何社会都不要求儿童像成人那样举止，反之也不要求成人像儿童那样举止，这说明“年龄差异”对“文化接受”的影响。至于职业团体由于复杂的劳动分工、人群分等成为不同的阶级，等等，他们在社会中存在时以其“特定”的行为模式规则、习俗、、习惯、信仰，等等，即：以不同的“文化”行事为人，完成其对种族繁衍和社会发展必须承担的“使命”，更无庸置疑。

      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认为：一个社会的每种习俗与信仰都有其特殊的功能，这种功能有利于维持那个社会的结构。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做到各部分“习俗、信仰”有序部署，社会的延存才有可能。由此我们有理由可以认为，通过研究风俗与信仰（狭义的“文化”）如何发挥作用以维护社会系统的稳定、发展问题的方式，就有可能“发现”普适性的人类行为规律。 

 

　　3、文化的相对稳定性

 

　　与“涵化”毫无疑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创新观念并改变现存行为方式的能力，它就不能够长期生存下去。然而必须指出，人类的文化首先是相对稳定的，同时它也是有弹性的，因此它必须也能够适应改变了的环境。如果我们从人类文化的开端——那些与食物生产发展有关的变化，或者亲属组织的演化方式——认真观察和思考，我们就会认识到“涵化”是所有文化的特点；我们如果考察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文化多样化，就不得不承认这种“文化涵化”是不断地、经常地发生的。

 

　　（1）涵化的发生及其影响因素当有着不同文化的人类共同体进入集中的直接接触，结果造成其中一个群体或两个群体原来的文化形式发生大规模“冲突”时，涵化的过程就会发生。影响涵化的因素很多，主要是不同文化的差别程度，不同群体直接接触的环境、强度、频率以及友好程度，双方接触的代表人物的地位及其差异（何者处于支配地位，何者处于服从地位），文化的“流动”是双向的还是单向的，等等。

　　必须强调，涵化与传播总的来说是完全不同的术语。一个文化不经过任何涵化过程，也可以从另一个文化那里借用其文化要素。要了解文化涵化的过程，最典型、最“合适”的“研究对象”是西方殖民主义以及后来的(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向世界上未发展地区的“入侵”。

　　对于世界上的许多殖民地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这个时期，是以新的民族意识以及这些民族为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命运而进行的斗争为标志的。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抛弃了殖民主义枷锁的同时，也越来越追求西方工业化社会所享有的生活水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主义带来的并在今天现代化过程中得以延续的某种普遍性的变化，最显著的“指标”是文化的“涵化”。处于“文化涵化”进程中的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正在经历着传统、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的急剧变化，正在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变到另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改变的直接后果是：已涵化的文化解决了旧有的一些问题，却又产生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种文化涵化过程中的“自相矛盾”状况，提供给我们一个观察、分析、解决社会各种现象的新视角：文化的作用就是解决问题，但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问题。社会制度的变更与交叠的前兆，其“先行”指标正是“文化的涵化”。有效地“调节”文化涵化的“程度”和“速度”，就可以“缓解”因文化涵化引起的严重的剧烈的社会“冲突”，从而使社会的发展与演进被控制在一个“科学、和谐”的“适度”上。

 

　　（2）文化涵化过程的不同路线及其结果。文化涵化的过程可能走不同的路线，例如：当两个文化丧失它们各自的个性并形成一个单一文化时，就产生合并或同化；当一个文化丧失其自主权而仅作为另一个文化的一个亚文化但保留其个性，就会产生结合。当一个文化不断丧失其成员（有的死了，有的加入别的文化），致使最终该文化不再有任何功能，这一路线我们称之为“灭绝”。如果两种文化在涵化过程中处于相对“动力平衡”的状态，它们以缓慢的“融化”形式发展，最终就会产生新的文化结构，这一路线称之为“适应”。

　　在适应过程中，来源不同的文化相互“融汇”，会发展出新的文化结构，这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是最常见的。不同路线的“文化涵化”过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例如“结合路线”会产生“取代”，即以前存在的文化特质或特质综合体由另一“入侵”文化特质取代，代行其功能；或产生“增添”，即在主体文化中增添了“入侵”文化新的特质或特质综合体。 “合并路线”会导致“综摄”，即各种文化特质混合形成一种新文化混合体，或表现为“文化萎缩”，即丧失一个文化中的实质部分。“适应”能产生新的文化特质来满足涵化过程的需求;而“灭绝”则会导致“排拒”，尤其在“灭绝”过程十分迅速时，会造成多数人不能接受而爆发反抗或复兴运动。

 

　　 4、“文化涵化”的发生考察历史，在这样几种“情势”下会发生“文化涵化”：

 

　　（1）主动“涵化” 如果变化的“动因”是社会内部的需求——社会已到了要求发展和进步形成共识时，那么因此而发生的文化涵化是人们最易于接受的。这种涵化可能可以用来标示一个社会正处于力求在经济上适应世界性的科学技术进步的状态，这时的文化涵化所造成的结果，全社会都可以体察到，并受到多数群体理性或感性的欢迎。

 

　　（2）殖民主义和征服    殖民占领的结果往往是殖民地传统生活方式的严重破坏，体现为社会混乱、失控，以及个人的不适。某些拥护殖民文化的学者竟然鼓吹这种破坏现象为“文化碰撞”。受到殖民权力制约的被殖民征服性的文化涵化，常常会导致以前文化的退化！在殖民化过程中，一旦价值观念体系改变得太快，传统文化的其他部分就会赶不上这一改变，从而“被迫”改变。最极端的情况通常是军事征服以及殖民者用权力和自己的价值观对他们所控制的文化进行“改造”。当被迫的文化涵化达到一定水平时，反抗或革命就可能爆发。

 

　　（3）大同文化由于通讯、交通、贸易的迅速发展，把现代的大部分人联系起来了，因此有可能产生“大同文化”——一种超级文化。它实际上是计算机、控制论和信息技术占最优势的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产物。但是，“大同文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致，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的人群仍然会在“大同文化”中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思想内核。当一个高度适应一种特定环境的传统文化与外源“入侵”文化相遇，而其社会环境又突然发生剧变，那么这个传统文化往往就会崩溃，“入侵文化”就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即便如此，在社会剧变结束后，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依然会改造“入侵文化”，而使之适合自己传统社会思想复兴的需要。换言之，“大同文化”只意味着应用“现代进步技术”的一致，它在各个特定社会聚群中依然会体现为各有“特色”。

 

　　（4）多元文化所谓文化多元性或“多元文化”，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存在不止一个文化。也就是说，在同一社会内部生活着不同生活、思想方式的人，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的相互影响。多元文化意味着包容、融汇和相对独立。这在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例证，还只是一种“理想化”文化。

 

　　5、文化定义辨析人类区别于自然界的主要标志之一，是能够改造同自身存在有关的自然条件而创造出“第二自然”。

 

　　人类在改造自然条件的过程中同时不断改造着人自身以及社会条件，从而创造了“第三自然”。“第二自然”主要是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它和“第一自然”共同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环境和条件；“第三自然”是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与社会关系，它体现人的创造力量与社会发展程度。“第二自然”与“第三自然”的本质都是文化，都是人的创造性。从这个视角看，文化是人特殊的社会活动形式，是人的一切创造性特征的总和。因此，文化是人的创造力、人的社会属性，是知识、规范与价值的体系，是社会传承的内在机制。文化的发展显示人对自然控制的程度、人自身的发展水平与社会的基本面貌，与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个性的发展是一致的。

 

　　（1）人类通过文化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式，把通过遗传而获得的潜在能力纳入社会的轨道。无沦是改造自然条件还是改造社会条件，本质上都是人认识与利用事物规律的过程。人类掌握自然与社会的规律的活动与这种活动的“程度”，都属于文化范畴。

 

　　（2）文化的“创造性”，不仅表现为科学的成就，还表现为社会交往的准则与审美的价值。文化既有认识的功能，又有调节的功能——不仅能够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而且可以调节人们在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某些过程。

 

　　（3）关于文化的定义，爱德华·泰勒 (1832-1917)下的定义在西方广为流传：文化是“一种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规、习俗以及所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原始文化》，1871)。这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现代西方社会学者对于文化的界定大多与此相似。克罗伯和克鲁克洪则认为: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通过象征符号互相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工造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在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文化，概念的批评考察》，1952)”。西方社会学家埃尔武德的文化定义，则包含如下主要内容：

 

　　（1）文化是某个民族(社会)的特殊标志与特殊成果，是“智力的、审美的、技术的成果”； 

 

　　（2）文化包括语言、传统、习俗和法规；

 

　　（3）从来都没有过没有语言、传统、习俗与法规的人类群体，可见“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的最普遍特征。”

 

　　6、文化的结构与分层  

 

　　西方社会学者把文化内容的最小单元称为文化特质，把若干文化特质的组合称为文化丛;把各种文化要素的基本结构称为文化模式。文化特质可以分为适用于社会全体成员的文化特质、仅仅适用于一小部分特殊个人的专门性文化特质、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自由选取的选择性文化特质，以及由某些个人共享但不稳定的变异性文化特质。一切文化特质都不能孤立存在，它必须与其他文化特质相互联结、组合。现代社会的文化特质与文化丛相互联结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特定民族、社会集团或地区的文化特殊性，形成一定的文化模式。例如，过去的中国家族制度就是一种文化模式，而家族制度中所谓大家庭同居、家长权位、媒妁婚姻、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等均为文化特质。鲁斯·本尼迪克特认为，任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主题，一个主导观念，它把各个分散的文化元素组合起来之后便形成了某种文化模式。换言之，文化模式的形成受到特定的社会结构、历史背景、民族性、地理环境以及个人心态的共同特征等多种因素不同程度的作用。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对于个人就有限制与取向的力量，对于外来与新生的文化特质就具有定向的选择性，适应的吸收，不适应的则排斥。文化模式比文化特质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从系统学的角度看，文化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1）情境文化，包括各种适应生物特性、物理环境的文化特质与文化模式;社会成员在年龄、性别、亲属关系等生物学特征方面都有一定的文化特质或文化模式；社会成员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方面也有许多文化特质。现代社会文化的情境子系统;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文他特质，不久的将来，外层空间的文化特质与文化模式也会出现。

 

　　（2）工具文化，包括影响、开发自然与社会的手段方面的文化特质。工具性文化一般是人们脑力劳动的果实，包括科学、戏剧、音乐等文化形式。它们通过广播、电视、书刊、报纸等物质载体输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同时不断地扩大人们的劳动对象的范围，推动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 

 

　　（3）审美文化，其核心是艺术文化。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活动日益普遍地进入审美文化的体系，以致生活环境与生产环境也一起加强审美安排。  

 

　　（4）整合文化，包括调整人与人交往以维持社会整体、调整集团与集团之间关系的各种文化特质与文化模式，它的核心是关于社会集团的行动准则与个人的角色规定。文化系统的核心是整合文化。整合文化使社会上的各个社会集团与个人互相配合，构成一组互相推动的齿轮。如果没有这一层次的文他特质与文化模式的系统，那么情境文化、工具文化与审美文化就会脱离社会的轨道，各自盲目地发展而失去社会意义。     文化系统的四个层次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两个中心：整合文化与工具文化。情境文化与审美文化分别有若干成份同整合文化与工具文化交融在一起。从而，整合文化就扩大了内容而成为整合性文化;工具文化也扩大了内容而成为工具性文化。

　　整合文化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内部，不但包含人们共同奉行(不管是否志愿与乐意)一种的主文化，还包含多种特殊群体的亚文化。各地区、民族、集团、小团体的特殊文化属于不同序列的亚文化。社会内文化的多样化是亚文化体系特殊性的表现。

　　文化差别是集团的利益、历史、地理等因素的综合反映。主文化决定该社会的文化性质，规定该社会成员的一些相同的行为方式。主文化的功能是维持或改善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一部分亚文化具有主文化同样的功能，但个别亚文化可能具有反社会性，因而也称之为反文化——它们与主文化相对立，对主文化具有挑战性。 反文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比较明显。在西方社会左翼激进主义者看来，反文化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某些社会反对派集团(部分大学生嬉皮派、各种类型的“公社”的成员等)的纲领性(有时是相当模糊的)方针和理想的表现，反文化这一概念反映了人们对资产阶级主文化中的欺骗性，以及为剥削行为的辨护性成份的自发抗争。 西方“反文化”理论的首创者是罗扎克。它的基本观点是：在现代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统治阶级垄断了技术，以技术来统治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要进行革命就得首先掌握技术，特别是技术统治者的子女，然后反对技术统治社会。这种革命是潜在的，不声不响就可以把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在罗扎克看来，新的“革命”表现在同现有的文化彻底决裂，而主要的社会矛盾则采取由技术统治而引起的两代冲突的形式。这种“反文化”理论，对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许多青年产生了强烈影响，有些人甚至把它看成是改造社会的开端。 反文化对主文化的挑战，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导致主文化的削弱——如果任反文化发展，势必影响人们奉行主文化的坚定性；二是引起主文化的强化——主文化有它维护自身存在的机制。它在受到某些破坏性的反文化干扰时，就可被激发强化而充分运转起来，隔离反文化，克服与消除反文化的不良后果。

　　文化系统运转的机制是价值。人们学习、创造与利用文化的目的，都在于文化本身的价值，而任何文化特质与文化模式存在的依据，是其对于特定人群的价值。曹雪芹的《红楼梦》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并受到不同国度人们的欢迎，是因为它们包含有多种审美价值与跨文化的某些共同、持久的价值。道德与法律规范，之所以能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严格遵从，原因在于这些文化体系具有明显与固定的整合价值。任何文化活动都受到价值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推动，任何文化特质、文化模式与文化系统的形成，都是长期的。文化并不是由几个人或一代人所创造，而是有一个世世代代累积的过程。这种累积不是一个所有不同文化遗产的简单相加，而是历经“升华”与“扬弃”，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的不断创造而最终形成并流传的。

 

　　7、文化的“现代化”

　　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社会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过程。

　　丹尼尔·勒纳认为，现代化是欠发达社获得较发达社会共有特征的社会变革，它是由国际或社会之间的交流触发的。勒纳正确地揭示了文化现代化发生的机制之一——交流。但他只描述了文化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形式，即“欠发达社会”获得 “较发这社会”共有特征的过程。但是，文化现代化更是较发达社会本身不断获得现代社会最先进特征的过程。现代化包括哪些内容？一般而言，从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来看，即工业化与民主化。工业化主要是指技术与经济的发展，而民主化则主要被理解为扩大普选权与平民参政(选举)。现代化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现代社会的人们往往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方面。   

　　以工业化与民主化为指标，帕森斯从世界史角度把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欧洲的西北角(英国、法国、荷兰)为主导，其代表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第二阶段以欧洲东北角(德国)的急速工业化为主导，由于民主化不平衡的落后状态，这一阶段产生了纳粹的大动乱；第三阶段的主导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民主化与工业化结合得较为紧密。托夫勒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和目前正式开始的第三次浪潮（信息阶段）。丹尼尔·贝尔则把社会分为互有联系的三个不同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无疑，上述几种对社会进行三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本质上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在不同阶段社会中的表现，并没有涉及。我们可以把这些理论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五阶段论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补充和完善。

　　事实上也是如此。尽管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往往是社会学者探讨现代化时首先突出的部分，但同时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也是重要的内容。例如，丹尼尔·贝尔把社会分成社会结构（经济、技术、执业制度）、政治、文化等三个部分，并重点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地位、职业活动与政治秩序的控制系统等三个方面的变迁。其真正的兴趣不在于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本身，而在于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的社会后果，以及影响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的社会因素。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人”的特征与传统社会的特征正好相反：

　　（1）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可以保留传统的东西，但却不做传统的奴隶，并且敢于摈弃一切不必要的或阻碍文明继续进步的东西。

　　（2）门第关系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是无足轻重的，一个人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是由于他努力工作和高度的进取心而获得的，而不取决于他们的出身门第。

　　（3）现代社会的成员不听天由命，而是勇往直前和富有革新精神。

　　由此可见，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经济现代化都要靠现代化的人去创造和推动。法国经济学家让·莫内说过一句名言：“现代化要先化人后化物。”指出人自身的现代化比物质条件的现代化更重要。

　　发展中国家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引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成套的工业设备，可以邀请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和管理学家指导改革的进程。但是，本国人民的现代化意识却无法靠引进来形成。人是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如果自身还未从社会心理、价值观念上朝现代化转变，那么就无法使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管理方法、经济制度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只有冲破那些阻碍人的现代化的陈旧观念、过时的教条，才有可能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正视在改革进程中所必然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坚定探索着前进的信心，从而找到振兴民族的正确道路。

　　西方社会学家把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人与人之间的不正常关系看作现代化——科技革命、经济发展、人的现代化的障碍。正如西方有的社会学者指出的那样：“今天，许多人都在问：搞现代化是为了什么？在各工业国家中，收入极端悬殊，年轻人不再像前辈们那样迷恋于物质的追求……非工业国家也一样……年轻人由于目睹新兴的上层人士（工业化的最先受益者）对大众的压迫，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业化会不会导致更多的类似情况产生，不论在工业国家还是在非工业国家？问题的真正含义是：现代创造财富的方式能否消灭贫困，保持个人自主和社会力量？” 毋庸置疑，所谓文化现代化是一种历史趋势，世界性文明与地域文明的相互影响大大加强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把其物化成果不断地向各个地区与角落渗透，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繁荣，同时又在世界上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留下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换言之，一国或几国的经济、政治的发展或危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牵动更多国家的利益。因此，在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包括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新型的社会关系。 这是一篇相当彻底的唯物主义文化观。把一切文化现象的形成与发展，都归结为人类个体及群体生理存在的需求。但不管幸还是不幸，人类除生理的追求外，还有心灵的追求。而心灵的追求往往表现为净化物欲世界的向往，形成不同层次的宗教、伦理文化。不知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有没有心灵文化的位置，该怎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