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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10-09
迄今发源于资本主义的全部企业，追根溯源，无一不是来自于家族“个体”模式。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宁波帮”的企业也不例外。
可以这样刻画“宁波帮”家族企业的形成、发展轨迹：
获得“第一桶金”——择业敛财——完善管理——投资兴业（或是产品开路，发展方向是“厂兴业兴”的企业家；或是投资行业，发展方向是“操作资本”的资本家）——涉足政治——慈善回馈。
“宁波帮”家族企业在明末清初兴起，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崛起，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是有其必然性的。
傍海依山、有水有田、群岛天成的宁波，在公元898年其市区已完成城市架构，由子城、外城组成，形成了东西向、南北向的城市主要交通干道，称“明州”，经1130年金兵入侵焚城浩劫，至南宋定都临安后再建。宁波在唐代其水稻亩产曾为全国最高，宋代又广植棉花、捕捞鱼虾、引种番薯，平原、海域、山区各扬其长。至于港口运输促外贸开放，更是在唐代已载史料，称：已成为“远航至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锡兰、波斯、埃及的起点和通道”；宋代992年在明州设置市舶司；元代1277年设市舶提举司，是当时全国四个市舶提举司之一；明代1370年确定宁波为接待日本贸易贡船的唯一港口；清代（1685年），是当时全国四个海关之一。鸦片战争后，宁波作为五口通商“条约口岸”之一于1844年1月1日开埠，由原来渔盐粮食码头逐渐向百货码头转变。
宁波特有的历史与地域，形成了宁波特有的“杂交型”地域文化，儒学、佛教、山地文化、岛屿文化和殖民（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积淀，随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取舍扬弃，形成了“利义并重”的社会价值取向、“经世致用”的知识传承风气、“慈善互助”的乡土组织形式、“诚信节俭”的持家守业习俗、“机敏开放”的创业致富思想、“择机而为”的经营敛财之术等。
“宁波帮”正是在这样的地域文化氛围中“脱颖而出”，在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经济支撑角色，让传统的封建色彩浓重的中国家族企业管理方式逐步地向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转变。
1、“宁波帮”挖掘“第一桶金”的主要模式
现有资料表明，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中突起的“宁波帮”商人中，固然不乏“置业有术”的“企业家”如北京同仁堂乐家家族、江浙一带的国药业者等，更有众多的“经商有道”的“资本家”代表。
换言之，取传统商帮而代之的“宁波帮”之中坚力量，主要由具有“资本家”特征的商贾组成。他们活跃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间隙，占据联系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的“中介”位点，借社会政局动荡多变之机，一方面在充当“买办”的职业生涯中既谋生计又习现代科技，为西方殖民资本进入我国“导游”，另一方面兼营自己的家族“生意”，利用宁波人先天的“机敏”、“诚信”特质，完成了创办自己家族企业的“第一桶金”的聚集。
例如：
余姚人王槐山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暗中挪用三余钱庄客户存款借给德商而获重任，此“术”虽不齿于传统商界，却得当时宁波帮商界主流“谅解”而获掩饰、庇护。王氏以后利用德商汇丰牌子操作金融，买进卖出，翻云覆雨，6年赚了80万两银子。
奉化人邬挺生持英语口语流利之长，在英美烟公司出谋划策，“广告”开路，使英美烟公司的卷烟垄断中国卷烟市场达数十年之久，也使自己不仅获高额佣金，还买官进爵、混迹官场，甚至被聘为国务院咨议，显赫一时。
宁波人周宗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借华德商洋行谦信在沪栈存染料而一举成为当时上海染料业大鳄、沪上巨富。
另如近代“宁波帮”代表人物朱葆三、刘鸿生、虞洽卿等，也都有类似的“第一桶金”的“聚集”之途。他们以后更是执近代银行之牛耳，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性人物。
即使是以“店”起“家”而聚集“第一桶金”的从事其他行业的宁波帮“企业家”，大多也都有上联“官府”以保致富，努力改变传统企业管理制度向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转变的“业迹”。
可以说，在“第一桶金”聚集的过程中，“宁波帮”受益于社会转型、时局动荡，游走于洋人、官府与买办业兴起的历史机遇之间，凭机敏、肯干和商业才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背后表现的则是宁波地域文化的影响——宁波的经商（尤其是“买办”业）传统、宁波的民风习俗、经世致用的浙东儒学、义利并重的价值取向，以及“岛屿文化”的开拓疆域、扩大生存空间的“取天下为我用”的胆魄和“山地文化”的剽悍霸气。这一切，在“宁波帮”家族企业的发展兴盛中始终保留着，并作用于“宁波帮”形成、崛起的每一阶段中。
2、“宁波帮”的择业敛财之“识”
在鸦片战争以来百年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的资本入侵、文化入侵、西学科技的入侵，极大地震撼、动摇了封闭保守的传统农业社会体系，维新乃至革命的要求成为举国上下的“共鸣”。一边是孙中山和以后的共产党人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另一边是维新派、洋务派选择了维新的道路。
“宁波帮”在此历史时期中立足本土地域，敏锐地捕捉到“商机”，在完成“第一桶金”的准备之后，开始了开拓经济“疆域”的进军。
资料显示，近代“宁波帮”对行业的选择是有鲜明的特征的。“宁波帮”商人对时代变迁、社会转型的敏锐嗅觉和独特认识，在“择业敛财”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宁波地域“杂交”文化“催生”的“宁波帮”商人，没有像那些“见钱眼开”的小商小贩那样在“发财”机会前“饥不择食”，他们的“择业敛财”行为，一开始就和时代变迁、社会转型联系到一起，由此也奠定了近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异军突起的“宁波帮”家族企业基础。
在行业的选择上，“宁波帮”集中在金融业、运输业、水电煤业和与“衣食住行”休戚相关的成衣业、饮食业、医药业、日化业等民生行业。从这些行业的选择中，“宁波帮”的“精明”一览无遗：一是这些行业扼国民经济之要喉，二是这些行业关乎民生，三是这些行业延续着宁波商业的积淀，四是这些行业与西方入侵的“文明”易于衔接。当然，“宁波帮”天生的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
（1）操作资本——金融业。
在封建农耕社会中后期形成的“金融”产业形式，主要表现为“钱庄”和“票号”，显赫一时的“晋帮”、“徽帮”都曾经在“钱庄”、“票号”行业中声名卓著。然而，作为金融业初级阶段形式的“钱庄”、“票号”，在中国资本社会萌芽——资产阶级民族工业跃跃欲试之时，已经暴露出它们的“不适应性”。于是，固守“钱庄”、“票号”形式的“晋帮”、“徽帮”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出身买办的“宁波帮”：
我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正是出自“宁波帮”手笔：1897年依托大官僚洋务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盛宣怀奏准清廷，“宁波帮”创办了中国划时代的第一家银行，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了资本市场的现代理念的运行。中国通商银行开业后不足一年，即已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等地相继设立分行，次年在宁波设立兑换处，专司推广发行和兑换钞票。
1908年创办的“四明银行”更属清一色的“宁波帮”所有，建立时间仅次于当时的通商、户部交通、浙江兴业等银行。担任这家银行的9名董事和2名总协理，集中了“宁波帮”代表人物，他们之中有的担任上海总会会长，有的开设五金号、糖行，经营贸易业、航运业，还有的是票号、钱庄的股东和经理人。在近代建立的一大批银行如浙江兴业、垦业、惠中、东陆、大来、至申、惊叙、中和、中国企业、中华、浙东商业等银行，也大多为宁波商人所办。
我国第一家物品证卷交易所也出自“宁波帮”——虞洽卿民国10年出组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可谓我国交易所之始祖。他依托国min党，证券、标金、纱布、麦粉各物，无所不营。
现代资本市场需要集资、融资，由此产生了金融业。它的近代主要形式——银行、证券所，在我国滑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百年历史发展历程中，就此取代“钱庄”、“票号”，宁波帮也就此取代“晋帮”、“徽帮”，成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阶段的经济支柱。
（2）掌控交通——运输业。
“宁波帮”经营航运业应该认为是传统强项的继承——在鸦片战争以后，沙船业就是宁波帮的“特色”。在沙船航运基础上，“宁波帮”创办了近代民营的航运业，最著名的是虞洽卿。
虞洽卿早年以买办业积累资本后，“深知商务之发达端赖交通之利便”，而“交通与商业，犹唇齿之相依，不可缺一者也”， 1855年即与当地绅商张斯臧、俞斌等一起设庆成局。1900年创设宁绍轮船公司，先后购置宁绍、甫兴、新宁三轮，在沪甬航线上行客、货运输，并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通往汉口的航线。1913年，虞洽卿购“镇北”轮，行使龙山、镇海、宁波等地；次年，正式创办“三北轮埠公司”。 他在家乡投资的最大项目是镇海龙山三北轮埠公司龙山码头，同时还办电报局，在轮埠石塘上铺设铁轨，设“龙山铁路”，把1910年在南京劝业会场用过的轻便火车运到此地行驶。更有甚者，虞洽卿为在能源上有保障，还在电报房旁边办起了小型火力发电厂，以提供码头及其他设施所需电力。
“宁波帮”其他人的成就同样不在虞洽卿之下，如朱葆三自1915年始先后参与创办大达轮船 公司、顺昌轮船公司、镇昌轮船公司、同益商轮公司、舟山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永利轮船公司等；李云书对东方轮船公司也有投资。在南北航线上，宁波商人张本政等在烟台创办”政记公司”，每年夏秋在北洋航线上沿天津、龙口、秦皇岛、营口等商埠航行，冬春则在南洋航线上沿上海、厦门、汕头、香港等地往返。
运输业作为“宁波帮”依托地域之便而形成的传统强势行业，一直体现着“宁波帮”的营能力。即使到了海外，“宁波帮”后继之人也在运输业干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如包玉刚、董建华等。
毋庸置疑，辉煌一时的“宁波帮”运输业，最充分地体现了“宁波帮”延续历史积淀择业的鲜明特点。
（3）钻营能源——水电煤（矿）业。
对水电煤（矿）业的关注，是“宁波帮”的一大亮点。从油灯、汽灯到电灯，从河水、井水到自来水，这不仅是生活质量的提高，更体现的是文明、进步战胜愚昧、落后。而敢于引入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勇于涉足生产资源类“扼”国家经济基础之“喉”，则体现了“义利并重、经世致用”文化在“宁波帮”家族企业身上的深刻影响。
孙衡甫在1897年率先投资在宁波办起了电灯公司，到1912年又与虞洽卿、刘鸿生、周仰山等建宁波商办永耀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由虞洽卿任董事长，周仰山任经理。
宋炜臣在武汉投资兴办扬子机器厂、富池口铜煤矿、五丰铜矿公司。宋氏还着手创办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用3年时间完成电灯工程和自来水工程。此举大大改善了汉口居民的照明和饮水条件，身为这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宋炜臣由此而一跃成为“汉口头号商人”，被选为汉口商务总会议董。
沙市煤油业更为“宁波帮”商人所垄断，美字煤油公司的慎大、亚细亚煤油公司的姓记、德士古煤油公司的明德，这3家煤油代销店的经理全是宁波人。煤炭业则设有坤震公所。
在苏州经营煤炭业的多为宁波、绍兴籍商人。
另外，宁波帮巨商刘鸿生、刘吉生等人曾在南通开设生泰恒煤号，1927年生泰恒煤号与振东 煤号合组为南通生泰恒振记煤业公司。
余姚人杜家坤创办的义泰兴煤号在无锡设有分号。
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煤炭外，在生产资料行业方面，“宁波帮”还涉足了钢铁业。1937年11月，镇海人余名钰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大鑫钢铁厂辗转经武汉迁至重庆，与民生公司合组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此为后方最大的民营炼钢厂，生产各种钢材、军火、机械。另有乐振与人合资在上海浦东创办的和兴钢铁厂，也成为当时上海地区少有民族钢铁企业之一。
我们从宁波帮籍商人在生产资源业的选择上可以看出“宁波帮”经世致用文化的影响：“宁波帮”在商海中博弈时，凭藉“买办业”与“运输业”的“遗传基因”，视角独到，敢于涉足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加之信息源丰富，勇于引入近代文明生活方式，使他们在动荡时局中，仍可服务于基本民生，仍可服务于战乱需求，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体制下的旧中 国而辉煌不衰。
（4）经营有道——涉足民生各业。
必须指出，“宁波帮”所具有的天生的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及其“义利并重、经世致用”文化的“素质”，使他们在社会动荡转型的历史阶段，除了以“岛屿人”的视角开拓经济疆域，以“山地人”的霸悍攻城掠地占据经济社会的“制高点”外，还涉足民生各业，以特有的“精明”与“勤劳”，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做出了贡献，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着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砖砖瓦瓦”。
例如：
“宁波帮”在汉口除经营银楼业、货运业和银行业外，主要经营水产业、火柴业、水电业、杂粮业、洋油业、五金业，海味商号还往往兼营糖业，长江的夹板船航运业也都由宁波帮商人经营。这些夹板船运往汉口贩卖的主要是棉纱、棉布、绸缎、海味，从汉口运出的主要是杂粮、黄豆、桐油、牛油、片麻、芒麻、棉、米。镇海人阮文衷以经营南北杂粮贩运业起家，1915年去汉口创设蛋厂，产品远销欧洲，获利甚丰，后又在武昌、河南、山东、安徽等地遍设分厂，数年间积资逾百万。 镇海人宋炜臣1897年到汉口与镇海籍巨商叶澄衷合资创办夑昌火柴第二厂，1906年又创办华胜军装总公司，为汉口规模最大的军装经销公司。1936年，慎大经理许惟山开设联大、生昌内庄，经营棉花、棉纱、匹头、杂粮，并做黄金生意，还开设大昌肥皂厂、松大烟公司，经销三七牌、三五牌香烟。
沙市一度盛行宁波家具，正是“宁波帮”就地开设作坊之故。另外，在沙市“宁波帮”开设的德慎昌、同春和、天福等，都是沙市海味名店。
在纺织、轻工方面，严信厚在1887年于宁波北门创办宁波近代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通久源机器轧花厂；1894年与周金镰又在原厂的附近开办通久源纺纱织布局，使轧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还投资通利源榨油厂、通久源面粉厂。蔡鸿仪投资禾盛烟公司、禾盛碾米厂。樊棻、盛炳记在镇海鼓楼大校场旁办了公益织布厂。陈兰苏投资宁波和丰纱厂。
刘鸿生抗战期间除在重庆创设中华火柴厂外，还在贵阳、桂林等地创办建国水泥公司、嘉华水泥公司、永安电池厂、中国毛纺织厂等企业；在兰州创设西北洗毛厂、西北纺织厂；在贵阳创设氯酸钾厂；在昆明和越南海防创设磷厂；在广西南宁创设化工厂。
近代中国火柴工业中，“宁波帮”影响极大。1890—1893年间，上海的仅有3家火柴厂中，宁波帮叶澄衷的燮昌火柴公司为当时最大。
棉纺织业是甲午战争前上海资本工业中投资规模最大的行业。上海最早一家棉纺织厂是上海华盛纺织局，主要投资者是宁波帮严信厚、周晋镰、苏葆生等。贝润生是厚生纺纱厂投资者。王正廷与人合资149.9万创办大中华纺纱厂。朱志尧投资同昌纺纱厂。宁波帮除投资棉纺织业外，还投资丝织业。1892年，叶澄衷投资创办纶华丝厂，有职工1300多人。贝润生在1897年独资创办了庚记缫丝厂、振成缫丝厂，他还是裕和缫丝厂、纶华缫丝厂的主要投资者。
在染料业，宁波人秦君安投资恒丰颜料号，并与贝润生等合伙开设瑞康盛颜料号。贝润生还投资谦信靛油公司，在颜料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宁波人周宗良也是大颜料商，与秦共执上海颜料业之牛耳。
此外，在印刷、面粉、榨油、造纸、食品等行业，宁波帮都有投资，如：鲍咸昌、夏瑞芳投资创办了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印刷机构商务印刷馆；周晋镰、顾松泉、孙衡甫、朱志尧分别投资于元丰面粉厂、中兴面粉厂、申大面粉厂。龙章机器造纸厂、大有榨油厂、南阳烛皂厂、新昌榨油厂等厂也为宁波帮所投资。明末清初，宁波商帮药材业和成衣业商人已在北京设立会馆，鸦片战争后势力进一步壮大。同仁堂药室是慈溪人乐显扬于康熙八年（1669年）创办的……
之所以“宁波帮”能雄踞旧中国经济社会之翘首，史称“江浙财团”，与其在江浙地域广泛涉足经营民生各业——衣、食、住、行——积聚资金是分不开的。
例如：
在杭州，“宁波帮”收购丝、茶，推销进口洋货，并开设多家药店、食品店、文化用具店、日用品店——药店有朱养心、张同泰、叶种德堂，并把据胡庆余堂的经理、制药部主任之职；食品店有方裕和、万隆；钟表店有亨达利和亨得利；笔庄有邵芝岩；杭州品牌产品 “五杭”宁波帮企业占其三；餐饮业有状元、奎元馆和王润兴。
在温州，“宁波帮”开设药铺时间早，户数多，资本雄厚，有叶三宝、三余堂、大生、春成、乾宁斋、老香山、乾济、沈义成、公裕、汤天一、阜丰、元昌、鼎康等，最著名为叶同仁中药店；在食品、餐饮业，温州多家老字号名店均为“宁波帮”开设，知名者有裕大南北货行、五味和副食品商店、郑生记菜馆、广和酱园。至于集百好乳品厂、远东蛋粉厂、普华电灯公司、光明火柴公司、大明蜡纸厂、东匝电话公司、富华布厂、协记烟厂、瓯海药栈、国货公司、永余蛋行、瓯海实业银行、温州商业银行、瓯海医院、普安施药局等23家董事长于一身的“宁波帮”某企业家，更是一时称奇温州商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清宣统年间就开设的温州铜锡器业大户——秦三泰铜锡店。
在苏州，明嘉靖年间的“姑苏大贾”、清乾隆年间的“废著篱财吴门，积资至数十万”者、嘉庆道光年间“身居吴门而懋迁，列肆半天下”者，应是近代“宁波帮”的“先人”。自那时起，苏州的“衣食住行”各业就被“烙”上了“宁波帮”的“印记”：叶受和茶食糖果号、同春堂药铺、兼营食锅和各种铁器的同和义号煤炭行、鸿生火柴无限公司（后发展为华商鸿生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宁波实业银行在苏州设有分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也在苏州设有支行。
在南京，宁波“红帮”李顺昌服装店为南京服装业名店；后与上海俞顺昌服装店店主合作，由李顺昌在南京承接成批业务，承包学生制服，获利颇丰。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李顺昌为达官贵人及外侨制作西服；抗战期间内迁汉口、重庆，1945年迁回南京，包做国民政府五院十部官员和出国大使官服、礼服。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宁波帮”涉足民生各业的成就，原因是因为我们从这些“成就”的背后，看到了宁波地域文化的影响：“岛屿”、“山地”有限生境中生存发展的需求，使“勤劳”“精明”成为“宁波帮”骨子里的组成成分，明末清初以来，他们点点滴滴地“集腋成裘”，在动荡的历史时段中选择“经商”之路“掘金”，终于使自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值得研究和书写的一支重要经济力量。
（5）经商援战——携手蒋家政权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素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是经济的生命线”之说。然而，政治和经济毕竟分属不同的领域，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商贾群体而言，“宁波帮”在“义利并重”的文化旗帜下，在“掘金”的发展进途中，始终自觉不自觉地利用甚至建立、维系、加强着这种联系，为自身群体利益的获取和坚持，与“官”结交、共事、抗争，乃至携手。
例如：
封建社会晚期的“宁波帮”代表人物，总有人被“御赐”顶戴花翎；殖民入侵时期的“宁波帮”杰出买办，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在官宦府邸“出入自如”，被授权任命金融要害之职。即使在史料记载的屈指可数的抗击“殖民霸权”的斗争运动中，“宁波帮”的斗争方式也始终是“上书”，在“官府”斡旋下“谈判”。只要有宁波籍商人的地方就有带有政治色彩的宁波“会所”、“商会”的扎营安寨——它们往往比一般的“同乡会”联系更为紧密，成为宁籍商人甚至宁籍同乡人员的外乡之“庇护所”——更体现了“宁波帮”先天性的处于自我保护需要的地域政治诉求。尤其让人兴趣饶然的事实是：至今仍遍及全球的宁波“会所”、“商会”的存在，无疑在说明“宁波帮”在经商时自觉不自觉地“联系”政治的表现，其后面是宁波地域文化“基因”使然。
在我们到“宁波帮”近代代表人物故乡调查期间，有当地学者认为，“宁波帮”与其他商帮的重要区别是因为它是“民商”而不是“官商”，并以为这正是“宁波帮”能够辉煌而又在新中国成立后“淡出”主流经济社会的重要原因。我们实在不能苟同。让我们以在我国两大近代历史重大事件“关口”时的“宁波帮”表现来说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我国近代史中有两大重大事件发生，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封建社会制度，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扮演领导这两大制度“变革”的角色的政治集团是脱胎于“同盟会”的国min党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共产党。在这众所周知的历史时期中，“宁波帮”并没有像所谓的“民商”那样置身度外，而是积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也正是因为在这些重大历史关口做出了浓墨重彩的表演，才致使“宁波帮”在动荡的制度转换时节达到了辉煌的顶巅——成为支撑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经济的主要力量，从而也获得了今天众多学者为之研究探讨的“资格”。
在我们调研时间，有本土研究“宁波帮”的学者不无骄傲地和我们说：“在近代民国史上，宁波至少出了两个历史人物，一是吴锦堂，二是虞洽卿。”让我们就以他们为例，剖析“宁波帮”在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宁波帮积极支持辛亥革命。宁波帮对辛亥革命的支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支持。
20世纪初，赵家藩、赵家艺兄弟在留日期间结识了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从此追随其后。他们一边留学，一边经商，并且以经营中所得利润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5年，赵氏兄弟加入同盟会。1907年以后，孙中山发动 6次反清起义，但均遭失败，尤其在资金方面极端困难。赵家藩、赵家艺得知后，把父亲留下的全部遗产“按时值大大贬价出卖，所得现款即交孙中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吴锦堂。他在日本侨居时，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工作，不但为同盟会募集资金，而且把自己的私邸作为同盟会神户支部作机关之用，使之实际上成为孙中山同盟会的机关所在地。在“锦堂师院”原址上的“慈溪教师进修学院”院史资料认为：慈溪有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一是吴锦堂——孙中山就居住在他日本的家宅中谋划了辛亥革命；二是虞洽卿——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而扶植蒋介石上台执政。
更有资料证明，在辛亥革命前，宁波帮的主要人物如虞洽卿、李薇庄、李征五、李云书、朱葆三、周晋镰、沈仲礼等人，都已与革命党人发生了联系，或加入了同盟会。如李征五、李薇庄与陈英士经常在一起工作，李征五在辛亥革命时，还带了一部分军队参加革命。上海光复时，李征五曾募兵组织沪军光复军，自任统领。而虞洽卿等宁波商人组织万国商团后参加全国商团联合会，参加了上海光复的整个战斗。朱葆三、虞洽卿特地把宁商总会所在地作为同盟会秘密会议场所，并向香港当局注册，领得“特别照会”，使租界当局无权进行搜查，以保证安全。朱葆三还策反清军巡防营、吴淞炮台。上海革命党人起事后，江督下令出兵镇压。朱葆三从上海台道刘燕翼处获得消息后，即刻把这个极为重要的情报秘密提供给革命党人。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宁波帮”中朱葆三担任了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虞洽卿为外交部副部长兼闸北民政长。
在民间，虞洽卿、周晋镰、朱葆三以及李平书、王一亭等组织“敬礼海陆军人大会”，向准备北伐的海陆各军致敬。李征五还发起组织中华民军协济会，作为筹饷的统一机关，并“预算北伐经费，以期准备军需，而作民军后援”。方樵苓也组织“军事募捐团”以募集起义经费。
“宁波帮”对辛亥革命的支持还表现在对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财政方面上，“上海军政府成立后，面临最为棘手的难题，是财政困难。为筹措革命经费，“宁波帮”尽心竭力。由沈缦云、周舜卿经营的信成银行和由“宁波帮”作为主要投资者和主要当权者的四明银行，都曾积极为起义军提供经费。虞洽卿还与袁恒之(花旗银行买办)、胡寄梅(华比银行买办)，发起成立节费助饷会，呼吁各行号认捐助饷，李云书、谢蘅窗、任炳荣等均亲自担任劝募人员，向社会募捐。据当时上海商务总会特别会议上周晋镰所作的报告，沪军积欠上海商家之借款实数共有300万元之巨，都是通过上海商务总会向各业筹集的。上海光复后，为稳定上海市面， “宁波帮”更是功不可没。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宁波帮”始终支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袁世凯签订“善后借款”条约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善后借款成立后，“宁波帮”以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名义通电全国，谴责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行径，斥责该项借款是“丧失主权”，并在参议院议决：“对于政府所定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认为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
“二次革命”爆发后，四明公所董事沈敦和以地方免于糜烂为理由，致函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放弃制造局。”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四明公所又以红十字会名义，掩护革命军退出吴淞，从而保护了革命军的力量。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辱国丧权《二十一条》，反日舆论顿时沸腾。上海商务总会首先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随即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且很快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热潮。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斗争中，上海商会倡议救国储金，成立了以虞洽卿为首的“中华救国储金团”。该团以“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向各地商会发出通电，倡议“人人爱国，人人输金”，在全国征集储金5千万元，“专备国家添设武备之用”，得到全国各省城镇商民热烈响应。
1916年，袁世凯经与梁士诒策划，准备合并中国交通两银行，于5月12日发布了停兑命令，即强迫中国、交通两行兑换券停止兑现和存款兑现。这使中国银行信用大减，元气大伤。时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宋汉章坚决抵制，于5月月13日毅然宣告拒绝接受命令，坚持照常兑现、付现，并以股东联合会的名义通电国务院、财政部、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地中行分行，在社会形成很大的影响。上海总商会，也于1916年5月17日向北京政府及各部发出通电，一再催促交通部归还拖欠交通沪行的巨款，并在1916年5月21日，开展了敦促袁世凯退位，“以定国是”的活动
“宁波帮”在辛亥革命推fan封建体制的过程中坚定支持革命党的行为表现，无疑是与民族商业发展的阶级诉求一致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同处这一时代的的当时中国民族商团，并没有都像“宁波帮”这样旗帜鲜明，他们把积聚的财富更多地用于在家乡置田盖房——封建色彩浓厚的“庄园”，而“宁波帮”代表人物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支持则使自己进入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舞台的中央。可以这样说，“宁波帮”在社会转型时期敏锐地跟上时代变迁的步伐，是“宁波帮”较其他商帮的显著“优势”——“经世致用、趋势而为”的宁波地域文化在这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样为宁波地域文化推动的另一“宁波帮”代表人物虞洽卿的表现，更为“宁波帮”在近代民国经济社会舞台上的浓墨重彩的演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密切”交往，使“宁波帮”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历史舞台上的演出，达到了顶峰。
蒋介石（宁波奉化人），作为近代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发迹”史是与“宁波帮”为核心力量的江浙财团的鼎力相助分不开的。其中，虞洽卿起到了“关键”性的桥梁纽带作用。“在民国二年，当蒋介石不得志只身跑到上海时，他通过了同乡老前辈虞洽卿的关系，担任了虞氏任理事长的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但是蒋介石投机失败，负了一身债务，可是这对虞洽卿来说，他不惜为蒋效拍马屁之劳，于是虞和青帮首领黄金荣研究之后，当孙文答应蒋到广东去时，赠给蒋到广东去的路费。如果蒋没有虞、黄二人的仗义援助，蒋介石往上爬的企图就会落空，恐怕他达不到今天的地位。”（引自《中国的全貌》）《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一文也写道：“虞另一政治投机，是民国十年与国min党合办证券物品交易所及对某巨公(即指蒋介石)之培植。虞氏出组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交易所之始祖，经营证券、标金、纱布、麦粉各物，无所不营……某巨公为经纪人助埋。后来证交风潮，信托公司、交易所相继倒闭，物品交易所却始终平稳。但是那般‘革命商人’却有私人致富的野心，大做其投机，结果投机大失败，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走避广东，这笔账本为经纪人所欠，经纪人赔不起，只好由证券交易所负责，传说共欠账二百四十万元，到民国十二年还了一百八十万元，还欠六十万元。某巨公因为投机失败匿居虞家，由虞介绍黄金荣，后来又由虞资送赴粤。”
在蒋介石两次赴粤且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后，在1926年出师北伐。为了争取江浙财团的资助与支持，曾由宋子文等电邀虞洽卿等上海商界“名流”赴粤参观……虞洽卿遂推女婿盛冠中陪同王（晓籁）等启程赴粤。王晓籁等到广州后……颇受款待，交谊如昔……直到北伐出师后，才返沪。虞从盛之口，知道了蒋介石很讲交情，并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于是就更加卖力地帮助蒋介石。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虞洽卿便亲自赶往南昌拜会介石。虞自南昌了解蒋的意图回沪后，就与江浙财团的一部分人，以所谓“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之保障”的目的，撇开与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的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于1927年3月22日另行组织了包括上海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等，把江浙财团要寻找的新靠山的宝全押在蒋介石的身上。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部自九江进驻上海，当晚虞洽卿就去拜访蒋介石；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专门召开会议，听取虞洽卿拜见蒋介石的情况报告。虞说：“蒋已拟就宣言，即日可宣布。蒋对政治决取公开主义。闻拟延聘财政与外交委员数位，大约将于南北商会、银钱业两公会中遴选任用。”“昨晚已有数机关由白总指挥代委，大多数为宁波人。鄙人当时主张尽外省人先用，蒋颇赞成。”又说：“蒋对本会宗旨极赞同。”会上又推出吴蕴斋、谢韬甫、荣宗敬、陆伯鸿、吴麟书、劳敬修、闻兰亭、叶扶霄、顾馨一9人，后又增添了几人，同蒋介石具体商谈以财政支持蒋同共产党决裂的条件。29日，这伙人“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银行公会会长吴蕴斋起立“陈述商界全体欢迎”，“希望蒋氏对商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纱业公会穆藕初述：“劳资如昆季，当有精神上之联合，并以发展商业要点，在关税自主与取消厘金两端。”蒋答词谓：“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有武汉态度。”接着，蒋介石就分别致函上海商业联合会和上海银行公会，说他已派财政委员专程同这两个会商定关于借款的事。函中说：“现在军事未已，庶政繁兴。目前应用急需款项，应首先筹垫。”
江浙财团同蒋介石谈妥条件之后，就一笔又一笔地拿巨款给蒋介石使用。这笔钱直接资助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交换条件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要明文规定维护金融方针和承认并偿还北洋政府旧债的条件。
对蒋介石以反革命政变为交换条件的一笔又一笔的索取和摊派，江浙财团是坚定不移地支持的，他们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以“宁波帮”为核心的江浙财团不仅在经济上一再支持蒋介石上台执政，而且他们对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明确表态，政治立场十分明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于15日在南京企图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上海商业联合会16日就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并请转国min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窃维革命告成，建设附之。不图共产党抵知破坏，阴谋暴露，事实俱在。幸当局未雨绸缨，俾免赤祸蔓延，此商民所感慰者也。顷读吴稚晖先生呈请清党电文，盖见当有扫荡反动之决心。诸公此次列席会议，解决国是，在兹一举，可否之间，关系甚巨。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同日，上海钱业公会也给国min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发了电报，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之惟一政策，是以胜旗所至，靡不箪壶欢迎。乃不幸有捣乱分子，假党之名，窃党之权，欲试其倒行逆施之手段，为此反革命行为，全国人民视为公敌。伏乞诸公此次列席，毅力解决，扫除毒氛，除暴安良，在此一举。凡我人民愿作后盾。”17日，上海银行公会也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并请转国min党执、监委员会，表示支持蒋介石叛变活动。电报说：“自革命军奠定淞沪，商贾方期安居乐业。不图少数暴烈分子施破坏，扰乱大局；其叛党祸国，人民共愤。闻诸公此次列席会议，具有驱赤毅力，清党决心。树立国本，端在斯举，商业金融，实利赖之。”
显然，这时的虞洽卿为代表的“商会”的行为绝不仅仅是几个人的行为，他们代表的是“宁波帮”，代表的是“宁波帮”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他们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而是支持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自此，“宁波帮”牢牢地拴在蒋家政权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的战车上，随之进步、发展，随之摩擦、内战，随之抗战、逃亡，随之结束辉煌，在内地经济政治社会中心谈出。
这一结论的依据是凿凿在史的，例如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沦为“陪都”，而“宁波帮”商人在渝经商者却剧增！从这些事实，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宁波帮”作为近代民国经济支撑的显著痕迹：
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企业大王刘鸿生之子刘念智，将日军占领下的刘氏企业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设备成功地装箱运往越南海防，再转运重庆，在重庆继续开工生产。1939年2月，刘鸿生以大中华火柴厂旗下的九江裕生火柴厂内迁的原料80多吨与重庆华业火柴厂合资重组华业和记火柴公司，为当时重庆首屈一指的火柴生产厂家。同年5月，刘氏又与董志卿、陶桂林等将原永安电磁厂改组为永安电磁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各种高低压电器用品、各式电报电话通讯器材，刘氏还是四川水泥厂董事。1939年，宁波帮商人周佩箴、林圣凯、马积柞、刘世伟等在重庆民族路创办西南国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运销国货业务，调剂战时内地市场供求。
宁波帮商人在重庆开设多家银楼，如杨庆和银楼、老同震银楼、庆福星银楼、宝盛银楼等。时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吴启鼎（吴锦堂的侄儿），1940年去重庆设立四明银行分支机构。民国32年(1943)，沙市老天宝银楼业主童家椿从重庆到万县，开设万县老天宝银楼，乘中央银行解除私营黄金禁令之机，1945年该店购进相当于360两黄金的储蓄券，至1949年资产达1000两黄金。
虞洽卿拒绝与日方合作，于民国30年(1941)春秘密登轮南下香港，途经缅甸、昆明到达重庆，与王晓籁、朱联馥合伙创办三民贸易公司；后又到昆明，通过龙云与缪云台合资创办三北运输公司，1942年向财政部借贷外汇另购道奇卡车120辆，从仰光抢运国内急需的汽车零件和五金器材等物资，并嘱三子虞顺慰在重庆组建川光公司。
宁波人王仁慈等开设的重庆亨得利钟表眼镜行，抗战期间作为亨得利总店，又设分号于民权路。重庆亨达利钟表店原为上海亨达利钟表店的分号，抗战期间也作为亨达利总店，并设分店。此外，重庆大西洋钟表眼镜行原为上海大西洋钟表眼镜行的联号，抗战期间以重庆店为总行，也设分号。等等等等。
我们再一次罗列这些在抗战期间的“宁波帮”所为，要说明的只有一点：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宁波帮”与其他商帮的重要区别正是因为它是“官商”而不是“民商”，并以为这正是“宁波帮”之所以能够取代他家而辉煌且又在新中国成立后“淡出”主流经济社会的重要原因。
3、“宁波帮”在投资兴业上的“特质”
尽管我们在前文中例举了大量的“宁波帮”趋势而动、勾连官府、联姻政治的史实，来说明“宁波帮”的“官商”实质，但是“官商”的主业仍然是“商”。是“商”就得从商；在商，就得言商。换言之，“商”是根本，是发展成为“官商”的基础；只有从“商”发展为“官商”，才可能占据经济社会的舞台中心，扮演支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缺或的支柱角色，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毋庸置疑，“宁波帮”能够在近代中国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段中起到经济支柱的作用，显然有其从商的过人特色。
“宁波帮”商群，从一开始就是“个体经济”“民营企业”。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民营企业”的松散集合体。任何一个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都起源并得益于“投资兴业”。
投资兴业一般有两种形式：或是产品开路，发展方向是“厂兴业兴”的企业家；或是投资行业，发展方向是“操作资本”的资本家。不论哪种类型，其成败与否，都决定于“企业家”的个人特质，这些“特质”又集中表现在企业的“经营之道”上。有关“宁波帮”企业家的 个人特质的论文、著作已有许多，本文不再一一展开阐述。归纳起来，“宁波帮”企业家的个人特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具备一个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如：信守诺言、机敏勤奋、把握市场、管理得法、融资有方，等等——这些作为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
（2）尤为显著的是，“宁波帮”企业家还具有两大“特色”：一是强烈的“报恩”观念，它表现在“乡谊情深”和“结帮立会”两个方面。“宁波帮”的乡土观念之强是其他商帮无法比拟的，凡是宁波籍的“富贵人家”，不论他身在何方，无一不牵挂家乡父老，无一不为故土家园提供力所能及的慈善馈赠，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调研“宁波帮”代表人物时，尽管对其历史功过毁誉不一，但“乐善好施”、“善人”、“好人”的赞誉仍不绝于耳。遍布世界各地的“宁波帮”会所、商会，更是其他商群所不能及，这客观上为“宁波帮”在各地的生存利益自发地作了“组织”保障。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蒋介石政权之所以能够一度统治中国，也得益于“宁波帮”的这一“特色”。二是“宁波帮”的前瞻性目光，它表现在“宁波帮”的选地择业上。“宁波帮”选地一般为中心城市，尤其选择政治文化中心（虽有东北开垦个例，但结果是无果而终），它保证了可能的“利润”最大化；择业则如前文已述，多取关乎国计民生之“要业”，这种择业目光致使“宁波帮”得以在国民灾难不断的“乱世”中仍然可以发“国难财”（这是其他商帮望尘莫及的），如“红帮”裁缝得益于做军服，乱世储金——宁波帮银楼遍布，更有虞洽卿在抗战期间已濒临破产之际，利用财政部贷款军车从缅甸倒运军需物资而名利双收等。涉足金融市场，办银行、证券交易所，更说明了“宁波帮”已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在“物质产品”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必然重心向“金融产品”市场转移的趋势。
（3）在“宁波帮”的辉煌业绩中，我们还隐约看到了“宁波帮”对“资源”的理解和把握，这在其他商帮中也是不多见的。从“资源利用”的视角看，我们可以把物质产品的生产看成是自然资源的分配利用，而把金融产品的生产看成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利用。社会财富的最大积累，就是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结果。“宁波帮”之所以能够在“乱世”中逆势而上，雄踞民国市场之翘首，与他们“买办”的中介政治经济特长密切相关。他们不囿于“从商不从政”的陈腐观念，而是下意识地巴结统治阶层，从而能够比其它商帮更多地享有社会资源的份额，从而保证了自己的发迹。
简言之，“迎合时世，趋势而动”、“诚信求利，务实经市”、“知恩图报，乐善好施”是“宁波帮”特质的核心内容。
4、“宁波帮”成败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紧密相联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体制都是由人构建的，并且这种结构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有序社会里具有人为的功能。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任何有效率的市场经济都处于由市场参与者参与其中的制度结构之中。只有借助于政府和一些自愿组织构建起具有你所想要的特征的制度结构，你才可能得到这个“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的结果。习惯、习俗和行为模式对某种经济社会的运转起到关键作用。“然而习惯、习俗的变动并不与制度的变动同步，一般是滞后的。一个社会的变迁其实就是一种正式规则、行为的非正式习俗、惯例和它们实施特征性变迁的混合体。”
毫无疑问，“宁波帮”在近代中国的崛起与辉煌，是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判断的。“宁波帮”发端于明清，发展于鸦片战争之后，为什么她能在旧中国不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政治大背景下，竟然自始历经社会政治变革、经济变革兴盛不衰、逐步发展，成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我国经济社会的“中流砥柱”？其原因很清楚：在中国近代社会制度发生变革的“乱世”中，“宁波帮”顺应着、借助于政府构建的变动中的制度结构，以自己地域文化（习惯、习俗、行为模式等）参与其中，而使得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得以生长发育，自身也由此得以壮大辉煌。
换言之，“宁波帮”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段能够“脱颖而出、异军突起”，是与其深刻的地域文化影响和制度变迁要求的作用分不开的。至于“宁波帮”在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后结束辉煌而“淡出”经济社会舞台，也是与其深刻的地域文化影响和制度变迁要求的作用分不开的。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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