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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渡纪事 二、斩不断的父子情丝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09-30

二、斩不断的父子情丝

  
　　惠连长的父亲名叫惠广田，是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头儿，他的模样我至今还记得。老头穿的特别干净，一年四季，黑鞋白袜，非常利索。他常年在他镇上的中药铺里看病、开方、喝茶，九渡镇上的人都恭敬的称他惠先生。

　　父亲带我赶集上街时，总要办完事到药铺和他打个招呼，喝杯茶，说会话，并且让我喊他惠爷爷。父亲给我说惠爷爷打得一手好算盘，会打狮子滚绣球，全九渡，就他一个人会打。我至今也不明白打的是什么算法，有什么用处，如今他们早己过世，再也没地方去问明白了。少年时，对于祖輩的许多亊都不在意，到老年想问个究竟时，却无人可问了，只剩下无尽的遗憾与叹息。

　　我记得的就是惠爷爷的毛笔字写得好，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请惠先生写春联，我们那儿称写对子。我记得，沿运河半条街上人家的对子，都是惠先生写的。另半条街的对联则多半是孟夫子的后代孟承柱写的，很有书法大师颜真卿的气魄。

　　我出生时，因为是长子长孙，按山西古老的风俗，族里长者要取一个堂号送一块匾，期望这个长孙成人成材，顶家立业。给我家取的堂号是《德兴堂》，一是看爷爷、父亲忠厚老实，为人仗义，品德好；二是取了我爷爷安广德名字最后的一个德字。族人议定后特地封礼金去请惠先生写，三个碗大的楷书写的真好。这块匾后来在文革时被红卫兵当四旧给烧掉了，连块木板也没留下。

　　九渡镇就是因惠家兴起的，方圆百里都传说，先有惠家，后有九渡。惠家占了九渡半条街，惠先生是惠家的大户。他家在镇上有饭店、粮行、面粉加工厂，还有南北杂货店，一家中药铺。方圆几十里人家，求医问药，都喜欢到惠家。

　　惠先生医术高明，手到病除，有口皆碑。在惠家济世堂药铺抓药，又全、又好、又放心。他家药铺有一副惠先生手书木刻的黑底金字对联，父亲在我没上学之前就教我念：

　　但愿世间人无病

　　那怕架上药生尘

　　这是惠先生向乡亲表明的心迹，受到四方敬重。他家还有两条货船南下江南，北上通州。

　　别的人发了财，都置地，惠家从不置地，惠家置金条。惠先生对太太和家人说：地又带不走。老辈子传下来的古训说，乱世黄金，盛世古董。从我记事起就打仗，打到哪一天才到头？没个希望。古董怕的是战火兵灾，一遇打仗，什么古董，都不过是一堆纸灰，一堆瓷片，连个烧饼都换不回来。只有条子（金条）能随身带，能换粮食，能换命。

　　惠先生还说：我也知道古董的贵重。一副王羲之或者苏东坡的字能换一顷地，一件清瓷粉彩或者元青花瓷罐能买一座楼，但是，我怕是见不到盛世了。所以我也不给孩子留古董这类东西。

　　他最遗憾的是，他娶了一妻二妾三房太太，只生养了一个儿子，就是惠于昌。其它三个全是女儿，老大春兰、老二夏荷、老三冬梅。

　　中国自古以来，都说女儿长大早晚是人家的人，惠先生也未能免俗。他把惠家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常把这些道理说给儿子听，他还对十来岁的儿子说：金条也不保险，也会被偷被抢。只有学会一门学问，一门手艺才可靠，抢不走，偷不了，也不能共产。西方有个民族叫犹太，善于经商，最会赚钱。他们有一本本民族的圣经，就是《塔木德》，开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就算我们的家业全没了，就凭我这两个指头（指的中医号脉），也能走遍天下，也饿不着你。但是他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连长惠于昌，他听不进去，他不喜欢药味，他向往英雄。

　　惠先生最后悔的的是他买了两辆汽车，聘了司机从聊城跑济南。因为他没置地，四七年土改时按土地多少定成份，惠家没地，楼房属生活资料，就没吃亏，也没挨斗。但人算不如天算，凭这两辆汽车，他后来被划成现代资本家，挨斗挨批，至死厄运缠身，这是后话。

　　新中国成立后，五零年上半年，华东军政大学到聊城招生。惠先生听说后去了一趟聊城，天黑回来坐在客厅里吸了半夜烟，烟头塞满了那个黄铜嵌彩石花的大烟灰缸。

　　第二天一早，惠先生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说：“我看明白了，以后是共产党的天下。老蒋的气数尽了。军政大学来招生，培训完，编成工作队，随军南下。我猜思，他们毕竞招的有高小以上文化的人，是培养干部，不是直接招兵打仗，应该不会直接上前线。所以，除了三妮冬梅太小，不够年龄外，春兰、夏荷和你弟弟于昌，你们三个都去报名，验上了，都去。”

　　春兰说：“我们都走了，你们咋办？有病有灾的，谁照料侍候你们？”

　　惠先生说：“我们还不老，身体也好，眼下还不用人照料。”

　　大太太说：“春兰是有人家的人了，秦家要人怎么办？”

　　惠先生说：“我想到了，秦家要人也得等他儿子回来。可他儿子世安随国军去了台湾，不知几时能回。解放军正南下，听说还要解放台湾，仗还不知打成啥样。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看这门亲怕是黄了。”

　　惠先生又对春兰说：“我怕把你窝在家里，躭误了你的前程。咱也不悔婚，咱是书香人家，自然也不做乘人之危背信弃义的事。秦家没有准信之前，你不能三心二意，你还是秦家的人，我们得对起秦家世安。只要世安回来，不管是瞎是瘸，只要他不变心，我们就给你完婚，你就打报告回来。要是人没了，那没办法，你就另嫁，我们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春兰点点头，含着泪说：“大（山西移民的方言都把父亲叫大，把母亲叫娘），我听您的，世安跟国军走了，不是跟土匪走了，那不是他的错，胜败我都得等他。除非人没了。那是我的命。”春兰说到这里，泪像断线的珠子七里八拉地流下来。

　　太太们听春兰这么一说，都哭了。

　　大太太哭哭啼啼地说：“你就这一个儿子，才十七岁，还这么小，你就舍得让他走？现在南方还在打仗，你说他们虽然是学生，但要穿军装，那还不是当兵？当兵还能不打仗，谁白养他们？要是于昌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还活不活了？”

　　惠先生长长地叹一口气说：“我怎么舍得？别说儿子，闺女我也舍不得！危险？当兵怎么能没危险？”他转过脸对着三个要上军校的儿女坚定地说：“你们不走，在家也不知能过几天安生日子？也许得窝缩一辈子！共产党是讲共产的，是给穷人说话的，不是给我们这样的人家说话的。我老了，听天由命吧！你们还年青，”

　　惠先生狠了狠心说：“老天爷保佑！打不死你们，你们在共产党的天下，就能活出个人样来！打死了，”

　　惠先生大哭起来，老泪纵横：“打死了，儿啊！那就是你们的命，也是我的命！”惠先生嚎啕大哭，全家人连同佣人哭成一团。

　　春兰、夏荷因为都读过书，参加了军政大学培训，就编入南下工作队参加搞土改去了。

　　惠于昌也没上前线，因为他有初中文化，当时有正规初中文化的人是很少的，结果被南京新成立的炮校看中，去读炮校了。两年毕业，分到炮兵部队的榴弹炮团当了一名排长，当时才十九岁。

　　一家人听说了，真是欢天喜地。

　　两个女儿也平安无事，三人的穿军装的照片寄回来，挂在客厅里，时时向来客炫耀，成了惠家的护身符。虽然划成分时惠先生被划成资本家，但因三个儿女参加革命，被县长称为开明士绅，没有怎么为难他，也比别的资本家少吃了不少苦。从此，太太更加钦佩丈夫的智慧胆识和决策，一切听命于丈夫。

　　九渡镇上的人也从心眼佩服惠先生高明。

　　但是好景不长，后来官方宣传马克思主义，讲阶级斗争，批判资本家剥削。被鼓动起来的一个工人王豆贝说，惠先生从后院按柴禾价，一车一车的进药材，在前面柜台上用戥子一钱一钱的卖出去。惠先生剥削人才是吃人不吐骨头，是九渡镇最狠最大的资本家，是革命的对象，应该打倒。结果惠先生被打的口鼻流血。

　　到五七年反右派之前，共产党号召给党整风提意见，惠先生这种吃了苦头的聪明人哪还敢吭声，只是唯唯诺诺，不敢言语。

　　不久县里开会，惠先生作为名人也被指名参加了，大家都不提意见，会开不下去。县委书记指明惠先生发言，惠先生一看顶不牢了，只好硬着头皮说说。

　　他不想得罪人，仗着他肚子里有点墨水，就绕着圈子说历史：“我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可是现在总是说从共产党诞生以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好像没有共产党，全中国以前就都没文化似的，这是不是骄傲自满？”大家都笑了，惠先生也笑了。主持会议的说；“好，这算一条。还有呢？”

　　惠先生轻松起来，又说：“现在大事小事都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做指导，也不能什么都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吧？中医看病怎么指导？马克思是外国人，他会把脉？毛泽东思想也会开药方？会背药性歌？”大家笑的更欢了。主持人说：“好！这又算一条。再提！”

　　惠先生又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过日子，建设新中国也一样，得一步一步走。现在各级都好大喜功，恨不得一口吃个胖子，一步跨进社会主义，这样要出大乱子的。现在一搞统购统销，九渡街上都没人啦！经济还怎么繁荣？我讲完了。”主持人又表扬了他，就散会了。

　　会后大家都夸惠先生提得好，给大家解了围。因为不提意见不让回家；又没得罪书记县长，两全其美。惠先生自己也为自己的聪明满意，回家喝了半斤烧酒，吃了半只烧鸡。醉意朦胧地对太太说：“他们还想难住我？甭想！”

　　岂知半月之后，惠先生被定为右派。根据是，惠先生所提三条意见，是恶毒地攻击、冷嘲热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建设新中国的决策；是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必然表现。

　　太太埋怨他多说了话，惠先生叹一口气，淡淡地对太太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成心要整我，我一句话不说，人家也会有别的罪名。”区长来家劝慰他说：“也许过一阵子就没事了。县里分下百分之五的右派指标，完不成不行。只好各单位各行业找一些人凑数”。惠先生瞪大了眼睛说：“有这种事？犯罪也有指标？”区长说：“右派不是犯罪，只是个思想认识问题。”

　　谁知没过多久，惠先生被逮捕了，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三年。惠先生当庭认罪伏法，表示不上诉。他对探监的太太说：“我横竖就这样了，也不打紧。你也不用担心。我一生没做伤天害理的事，我不亏心，所以也不会寻短见。人家能熬，我就能熬。熬过三年，我出来回家。回去我也不看病了，我们养猪、养鸡、种地，有口饭吃就行。到什么田地说什么话，只是你跟了我，苦了你了。”

　　大太太说：“到这时候了，你还说什么苦不苦的话！患难夫妻，患难夫妻，不能共患难还算什么夫妻！？”

　　惠先生说：“我现在日思夜想的是怎么救救孩子。我不能连累他们。”

　　太太说：“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惠先生说：“和他们断绝关系。你回去带上点（金）条子，去济南去找你弟弟，让他舅到报馆，花钱给登个我和儿子于昌、女儿夏荷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公告，理由就是他们离家后多年不探视不赡养父母，即使父母病重，仍以工作繁忙为由，实际上拒绝回家探望，这种子女生不如无。特此声明，自公告之日起断绝父子父女关系，划清界限。双方各自为生，永无关联。”

　　太太说：“我们夫妻一场，有难同当，我和你一块署名吧。”

　　惠先生说：“不用！灾星是我。你一个家庭妇女能影响什么？你不署名，也好给孩子将来回家留个门缝，不能凉透了他们的心”

　　惠先生又说：“我这儿没纸笔，不能给你写好带出去。你要记好这些话，回去写下来，让他舅、他姨夫，帮助斟酌改定。你让他舅找孩子在上海的大姨夫，让他在上海最好在南京的报纸上，以惠于昌、惠夏荷的名义再登个与我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公告。理由是我们身为共产党员、解放军军官，决不能与我们革命的敌人资本家、右派，保持父子父女关系。自声明公告之日起，断绝父子父女关系，永绝往来。”

　　太太心如刀绞，泪如雨下，说：“我一生吃斋念佛，从未昧过良心，老天为什么这么惩罚我？”

　　惠先生坚定地说：“只要孩子能过好日子，我愿意下十八层地狱！”

　　太太临走时又问：“怎么不署春兰呢？”

　　惠先生说：“那闺女情意重，心里放不下台湾的世安。至今不嫁，世人皆知。她早已转业，连党也没入上，怕是早就不被他们信任了。她就和我们一块熬吧。你记住，登了报的声明，要给他们部队寄去，好给孩子做个证见给上靣看。也要给孩子寄去，给他们吃颗定心丸。”

　　太太问：“给他们写信捎什么话？”

　　惠先生沉吟了一会说：“什么话也不说，一个字也不写。”说罢，两行老泪挂下腮来。

　　好不容易熬过三年，惠先生出狱。刑满了，但是右派帽子还戴着，成为九渡镇地富反坏右队伍里的双料人物。出来正赶上大饥荒的六零年，树皮、玉米芯子，都磨碎吃了。浮肿病人到处都是，脚肿的发亮，手指一摁一个坑。有人走着走着，一个跟头摔下去，就再爬不起来。当时流传的民谣是：过了六零年，就能成神仙。许多人当不成神仙，一个接一个的走了。

　　有人请惠先生看病，他摇摇手，一言不发。倒是太太隔两个月去一次济南或南京，从他弟弟或妹夫那儿背回二斗黄豆或玉米，所以惠先生夫妻似乎好过些。九渡镇都羡慕惠家有吃国家定量的好亲戚。事过多年，惠先生才说，哪里是亲戚给的，人家自己也吃不饱。那是到城里卖了东西、手表，在黑市上高价买来的，一块英纳格手表才换了十斤黄豆，我还觉得值。至于他的东西藏在哪里，怎么卖的，至今都是个谜。

　　儿子接到登了断绝父子关系的报纸，就再也没回家，再没写过信。

　　倒是早年转业的大女儿春兰调回到县城图书錧当管理员，常常回来看他们。她已三十好几，但依然不嫁。

　　父母劝她，说：“你又没过门，还不是秦家的人，守什么节？”

　　春兰默默地沉思着轻声说：“我也不守什么节。就是闭上眼，就是世安走时给我道别的样子，笑嘻嘻的模样就在眼前。想忘也忘不掉。再说，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事没个了断，叫我怎么能下决心嫁人？也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可是任什么样的人，我看都是清汤寡水的不入眼。”

　　秦家人听说了，来劝，说春兰越这样，秦家越良心不安，秦家心领了。但是良心上过不去，就让春兰死了等世安的这条心吧，挑个好人家嫁了，大家都了断一桩心事。

 　　春兰笑笑说：“叔、婶，不关你们的事，不关世安的事，是我自己的事。你们管好自己，不用操心我就好了。”从此，她再也不去秦家，但仍然终身未嫁，后来领养了一个孩子，两人相依为命，平安无事。

　　倒是弟弟于昌的事，她事事操心，事事清楚。弟弟也快三十了还不结婚，她比谁都急，四处张罗着给弟弟介绍对象。人家一听是解放军军官都愿意，一听说是资本家成份，立马就打退堂鼓。

　　春兰每次回家，都挑好消息一五一十说给父母听。惠先生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这是儿子通过他姐姐传递信息，免他们挂念呢。儿子聪明着呢！

　　这个星期天，春兰给父母又带来一个好消息：弟弟于昌提升为炮兵团榴弹炮一连的连长了。部队调防浙江，认识了湖州当地一个小学的教师、名叫赵红霞的姑娘，己经在五一节结婚了。惠先生眉笑眼开，连声说：好啊好啊！我有儿媳妇了。惠家要添后人啦！

　　太太哭着对春兰说：“从五七年打成右派到现在，八年了，我都没看见过你爸笑过。我连他的笑模样都忘记了。快！给你爸打酒去！”

　　已经是六四年末，大饥荒已经过去，人又活泛起来，市面也热闹了许多。春兰去买了一条鱼，买了一瓶山东名酒景芝白干；惠先生拿出积攒的二斤肉票全买了肉回来，一家人坐在一块包饺子。一家三口喝得醉醺醺的，喜悦的气氛八年来第一次在运河边这个古宅旧院里荡漾。

　　平静的日子刚刚过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冲进惠先生的惠家大院破四旧。那些近似疯狂的学生少年，无情地砸碎了那些青瓷花瓶，清代粉彩瓷器，抄走了墙上的古画和惠先生穷尽一生心血搜集的中医药及历代验方书籍，最后连惠先生怀里揣着的历代家谱也被搜出，在院子里烧掉了。

　　事情太突然、太不及防备了。惠先生从此一病不起，只是反复念叨说：“别的我都不心疼，就是惠家的家谱放在我们家，现在，在我手里毁了，这是我的罪过呀！我怎么去见祖宗，怎么给惠家族里这么多的后代儿孙交代呀。”

　　太太无计可施，把大女儿春兰找回家商量。好在图书馆被封，春兰不用上班了。她一个准国军匪属，两派战斗队都不要她，她正好当逍遥派，回家来陪爸爸。

　　太太说：“你得想个法子呀！你爸老是这个样子，我看非疯了不可。”

　　春兰说：“容我想想。”

　　过了两天，春兰对妈妈说：“娘，根子在家谱上。这本书不找回来，俺大的病怕是好不了了。”

　　太太说：“这不是没救了吗，抄家的东西还能要回来？再说家谱已经被燒掉了。”

　　春兰说：“要是要不回来了，我劝俺大自己重写一本。”

　　惠先生听了女儿的建议，眼睛一亮，问：“能行？”

　　春兰坚定地回答：“能行！那本家谱你从年青翻到现在，看了几十年了，祖宗八代都在你脑子里,你慢慢想，一天写一页，三个月也写完了。再说惠家还有这么多老人呢，反正我不用上班，你写一页，我找老人们核对一页，我不信我们爷俩办不成！”

　　惠先生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说：“好闺女！有你打气，我有信心了！”

　　从此，父女俩两耳不闻文革事，一心只写家谱书。从早到晚，旁无他顾。历时半年，家谱重写完毕，由族人讨论核定后，让写得一手好字的太太用小楷誊清，装订成书，青蓝色的封面上有一个大红的签条，惠先生正楷手书六个字“《惠氏家谱》”。

　　当我听惠连长讲述了这个故事，从连长手中接过这本用毛边宣纸装订的、用恭正的毛笔小楷写成的家谱时，我的手在颤抖，我的心在颤抖，我两眼热泪不由自主的流淌下来。

　　后来，春兰又鼓励惠先生写药书，编方剂选。

　　她说：“别看他们抄走你那么多书，其实有用的一本都没抄走！在我们九渡，有用的药材，有用的验方偏方，都在你脑子里，你写出来就行了，那样更精练，更实用，后人学起来更省力气。那些你没记住的东西就是人家有用，我们这儿没用的东西，你就不用去管它。”

　　惠先生对太太说：“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春兰活得明白！九渡的人谁不说我是明白人，真是枉担了一辈子虚名。”

　　从此惠先生夜以继日写作不息，把他一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成功经验，写进了《九渡中草药药性实用解读》和《九渡常见病秘方验方偏方选集》《九渡疑难杂症诊治参考》三本书里，留给了惠家后人，留给了九渡的百姓，留给了中华文化的宝库，这就是中华文化世代流传的光辉和力量。

　　当连长领着我观看这三本由惠先生毛笔草就、由他的太太用毛笔小楷恭恭正正的誊清并装订整齐的手抄本时，一种敬意油然而生，我向着惠先生平静安详的遗像深深地弯下腰去。

　　连长说，他父亲死得突然，去世的行为异常。惠先生写书时还常被拉出去批斗、戴高?子、游街。他胸前挂的大纸牌上写满了“资本家、右派分子、反动中医权威”字样。蹲过监狱的他，其实并不像其它批斗对象那样惶恐。他像过去出诊背药箱一样，一出门就非常自觉的把牌子套到胸前，既使不去挨批斗，而是去买米去买青菜时也戴上。九渡的乡亲劝他不必如此，他也仅仅回答：“戴上好，戴上好。”

　　这年连长的儿子己经一岁，受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的影响，加上他当连長时处分的一个叫王云中的战士向上级连续写信举报，说惠于昌多次在连队战士之间，散布生活水平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论，无产阶级的枪杆子绝不能掌握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手里，防止红色江山改变颜色。一封又一封检举信转到师政治部，惠连长就被免职了，并指派到地方工厂支左。按他的话说是准备到地方上找碗饭吃去了。既然已不被信任，连长也索性不瞻前顾后反而轻松了。他决定带着从未上过门的妻子和一岁多已经会喊奶奶爷爷的孙子回老家看望父亲，他明白父亲内心这个强烈的但不会出口的愿望和要求。

　　姐姐春兰立马把这个喜信报告到家。不料惠先生一点也不兴奋，反而疑惑的迟迟疑疑地说：“这个时候回来？我正挨斗，不是时候吧？”

　　惠连长怕丧失机会，不听劝阻，请了假，回到他自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十年未回的故乡。先到县城姐姐家里，由姐姐和父母约好，第二日上午一同回家看父母。

　　已是一九六七年初冬天气，惠连长一家和姐姐走在回家的路上。从公共汽车的车窗望去，文攻武卫的标语随处可见；下了车走上运河大堤，两派武斗的工事依然存在，古宅砖墙上弹痕累累，只见老宅老屋依旧，连长才轻轻松了一口气。

　　已经看见大门半开，老父老母在二楼走廊上，手扶栏杆守望的身影清晰可见。一家人加快步伐，连长抢到门前喊：“爸！妈！我们回来了！”惠先生和太太已经走下楼来，在大门口迎接儿女孙子，老两口望着儿子一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热泪横流。

　　连长介绍说：“这就是您的儿媳妇赵红霞、孙子平安！”

　　妻子毕竟是教师出身，非常有礼貌地鞠躬施礼说：“爸爸妈妈好！我是红霞。”对平安说：“这是爷爷奶奶。”

　　平安马上接上说：“爷爷奶奶好！”

　　恵先生只是流泪，只是点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春兰说：“怎么回事？快开门呀，有话回家再说嘛。”

　　惠先生才抬起手，往外摆一摆，颤微微地说：“够了够了！快走吧，快走吧！对你影响不好”然后又怔怔地看了孙子一眼，便缓缓关上了大门。任凭连长再喊，大院里再也没任何回声，大门再也没有打开。

　　连长领着妻子抱着孩子，满眼热泪，和姐姐再一次离开家门。

　　姐姐叹息说：“何必呢？爸妈以为这样划清界限，人家就能信任我们？真是太天真啦！”

　　惠于昌说：爸为了我们，牺牲的东西太多了。

　　惠先生从门缝里望见儿孙走远的背影，轰然倒地，人事不省。三天后醒来，对太太说：“我把家产献出去了，把秘方献出去了，把儿孙也献出去了，我再没什么好献的了。只要孩子们好，我们就下地狱吧？

　　太太握着惠先生的手，含着泪，点点头，答应了他。

　　在连长归队的第二天，春兰回家告诉了父母，惠先生凄然一笑，说：走了？我见了孙子了，心满意足了，没啥牵挂的了！惠先生头一歪，就再也没醒过来。

　　惠先生用常人难以理解的冷酷绝情宣示了他伟大的父爱，那得忍受多大的内心痛苦，得有多坚韧的毅力啊！惠先生用他的心血良心写就的家谱医书，展现了他做人的责任心和崇高的道德信念，直到现在，九渡的人们还常常提起惠先生，心里充满了怀念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