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哈维尔是金字塔尖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代表人类良心的人；正如哈维尔自己所说的：“人类灵魂远远不是一个任何东西都能往里面倒的容器。”人类灵魂应该装进的是人类良心。良心系于灵魂的哈维尔，其实是个时时都很谦卑的人，他曾称自己只是一个“捷克的乡下佬”。米兰·昆德拉有个说法是“老实人哈维尔”；崔卫平则说，在翻译过程中，能从哈维尔身上获得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深呼吸的感觉”，“是任何别的人都不能代替的”；徐友渔也说，“他在斗争中坚守良心的维度，在行动中体现存在的意义”。而我，更愿意把为公民权利而挺身而出的哈维尔看成是“好人”——普普通通的好人。

　　谁也没想到，一个籍籍无名的摇滚乐队受审案，最终会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后来的故事就是众所周知的了：1989年10月，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哈维尔参与了捷克的“天鹅绒革命”；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这真是温柔得像一片天鹅绒；一个多月之后，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哈维尔也在12月底被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代表——联邦议会选举为总统。这就是“东欧地震”中的一环。美国的布热津斯基此前写就的《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一书，被称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然而其书中最后说到“教训”的一段话还是很发人深省的：“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与复杂的人类环境水火不相容；只有当政治权力受到制约时，社会的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见该书第305页）在复杂的人类环境里，在巨大的人类“地震”中，哈维尔是一个有良知、有脑子的人。在我看来，与其说哈维尔是戏剧家总统，不如说是总统思想家。“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中国的智识者李慎之说，“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