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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冲突酿成的一桩冤案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5-12-29

由小冲突酿成的一桩冤案

　　如今杭二中东河校区求是楼的原址，是一幢坐东朝西、略显陈旧的二层小洋楼，其西向的门面，中间是对开的两扇红漆木门，两个大房间呈对称型分列在门的两边，有窗户开向屋前的空地。开门出去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一米的方形平台，由几级石阶可下到前面的空地。这幢被称为“办公室”的建筑，就是当时的行政办公楼，里面除了办公用房，楼上还有教室。通过它前方的空地可以直视新开的校门，空地的南侧是主要的教学楼五爱堂，西侧是被称为“老科学馆”的又一幢二层西式小楼，也是教学楼，北侧是建于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科学馆。可以说空地四周的建筑里容纳了全校大部分的学生。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介绍这幢建筑及其周围环境，是因为本文所叙述的二中“文革”初期的“万里平事件”就发生在这里。而我恰恰是从“办公室”门前平台南侧的一个房间的窗户里望见了事件的全过程。

　　“万里平事件”完全是由一张个别人凭借丰富的联想、以子虚乌有的所谓“破坏文化大革命”罪名贴出的大字报引起的。这张大字报引来了连篇累牍，盲目跟贴的无数大字报，对与二中的“文革”运动毫不相干的当事人“义愤填膺”地口诛笔伐，并有好事者唯恐天下不乱，以“对质”为名将其叫到校内，交给不明真相却激愤难平的一群青年学子，人为地制造两者的对立与冲突，以至围观者近千人，闹得势不两立，不可开交，工作组组长不得不动用公安机关的力量来平息事态。尔后当事人更遭受无妄之灾，先在拘留所关押，继而被判劳教两年，期满后又被开除军籍，带上“破坏文化大革命坏分子”的帽子押送回山东原籍监督改造，蒙冤达十余年之久。

　　1966年6月23日，是二中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应学生的强烈呼吁，中共杭州市委向该校派出了以市商业局局长杨雪岩为组长的工作组，取代以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黄怀仁为首的校领导集体。此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工作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当天下午三时左右，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身穿一件针织圆领汗衫和一条西式短裤，脚着便鞋，站在“办公室”门口的平台上，直面台下空地上汹涌激愤的人群，从一脸怒色和昂首挺胸的神态可以看出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他是被学校的一名教师，也是他的一个邻居，从学校对面建国中路95号的教工家属宿舍叫来与学生“对质”的。他就是事件的当事人，姓万，讳里平，省军区的一名干部，某团副政委，其妻子方爱玉时任二中校长室秘书。他被该邻居叫来“对质”的原因就是“对妻子方爱玉被贴大字报心怀不满，来校打人闹事”，而方爱玉却彻底否定这样的指控。笔者自6月5日开始，受黄怀仁校长委托，与另两名教师协助统计校内每天贴出的大字报数量并归纳其内容，然后整理成报表，作为领导向市委汇报本校运动进展情况的依据。我们三个人也就成为有实无名的“材料组”成员。“万里平事件”发生时正值我在材料组所在地——工会俱乐部的房间，从紧靠平台的窗户看去，那里发生的一切可以一目了然。万里平被带上平台时，即有学生将一个涂了浆糊的字纸篓套到他头上，被他一把抓下扔掉，接着有人将用墨汁写着大字的一张报纸贴到他胸前，又被他一把扯下扔掉，往他身上贴报纸的学生心有不甘，继续重复原先的行为，都一次次被他扯下扔掉。墨汁使他的汗衫沾上污渍，变得花里斑斓。他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一面扯下贴在身上的报纸，一面手拍胸脯，口中念念有词：“老子共产党，老子解放军！”那神气仿佛在说：“老子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还怕你们几个黄口小儿！”。我的位置在他的左后侧，所以看不清报纸上所写的文字。学生的过激行为使万里平非常愤慨，双方的对立情绪迅速升华，台下围观的学生越聚越多，嘈杂的呼号声此起彼伏。才始进校的工作组组长杨雪岩几次出现在平台上，向学生招手喊话，呼吁大家冷静，试图说服围观者散去，由工作组接手处理。然而台下的学生根本不予理会。人群中有两名教师火上浇油，高喊“送他劳动改造去！”这使围观的人群情绪更加激动。彼此僵持着，情绪严重对立，谁也无法预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此对峙了一个多小时，杨雪岩又出现在平台上，向前伸出双手，做出要大家安静的手势，大声说道：“同学们，请大家安静，我们和公安局联系了，他们马上会派人来，我们把他交给公安机关处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和欢呼声。俄而一辆吉普车开进校门，在空地上停下，车上走下两个穿白色警服的人，走到台上把万里平带进车里。吉普车在学生的欢呼声中驶离了学校。闹了一个多小时的事件就此平息，以后没有人再提起此事，也没有人再关心事主落得什么下场，更无人知道一个战场上出生入死，凭战功从普通士兵晋升到副团级的革命军人竟以子虚乌有的罪名遭受无妄之灾，被褫夺军职不算，还名列当时处于社会最底层、人人可以随意得而诛之的五类分子，落得衣食无继的地步。

　　23日事件的导火线是22日在传达室发生的一起小冲突。6月21日下午，校工会招待教工看电影《三进山城》。这是工会的集体福利。万里平作为教工家属也通过工会代购的电影票看了这场电影。第二天，即6月22日，他到校传达室取自己家订的报纸，顺便与传达室的工友邵荣昌谈起昨天的电影，核对戏里某些情节。当时媒体上有人批判这部电影，他觉得有必要撰文发表自己的意见。“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条“内外有别”的规定，即本单位运动的情况不可外泄，外单位的人不可到本校看大字报。为执行此条规定，学校专门安排了学生在传达室值班，阻止外来人员进入。此日值班的初三学生蔡某不认识万里平，更不知他是教工家属，把他当作一般的外来人员，所以要他出去。而万里平与邵荣昌谈兴正浓，被蔡某一搅，不胜恼火，加上蔡某不依不饶非要撵他出校，随着一声“奶奶个熊！”（这句话是后来邵荣昌接受调查时复述的）顺手一档，刚好刮到对方脸上，成了一个“反手耳光”。“你打人！”蔡某于是揪住不放，冲突由此而起。好在邵荣昌及时劝开，万里平也离校回家。本来这就是由误会引起的一件小事，风波既过，也就平息了，谁也不会继续纠缠。然而碰巧有高中的某学生在场，看到彼此推推搡搡的情况，而他又偏偏知道万里平是方爱玉的丈夫，便凭借丰富的联想认为万里平是冲着老婆被贴大字报的事而来的，马上回去写大字报，说万里平因为老婆方爱玉被贴大字报，心怀不满，到学校打人闹事。一件本来与“文化大革命”运动风马牛不相及的小事，此时两者竟奇异地挂上了钩。此言既出，非同小可，顿时舆情汹汹，势不可当，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至于方爱玉被贴大字报，倒是确有其事。自从6月5日二中校园内贴出与聂元梓的大字报相呼应的第一张大字报，直至工作组进校，黄怀仁校长对群众自发的大字报一直未以“领导意图”加以干预，而采取放任态度，所以这大半个月内师生写的大字报内容除一部分是批评校领导不积极领导运动和贯彻教育方针中存在的“问题”，其余都是“打混仗”，即群众中没有固定对象的相互揭发批评。方爱玉被大字报批评的内容，主要是革命干劲不足和听任丈夫长期在家不去上班，不坚持原则与之斗争。我与方爱玉工作上没有交集，彼此间谈不上有什么交往，故原本对她了解不多。真正对她有所认识，进而成为好朋友，是在“文革”中看到她坚持说真话，宁肯自己两次被关进“牛棚”，也不违心地对黄怀仁作不实的“揭发批判”以后。关于老万不去上班的原因以及他因6月23日的事件而蒙冤的情况都是后来她亲口对我说的。自中共中央发表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关系公开恶化，63年又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反修防修”和“革命化”的口号逐渐响彻中华大地，我校教工的政治学习和党团组织生活中便多了一个将教工个人工作与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与革命化的要求对照的内容，并就此经常性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其间对方爱玉这方面的批评也时有所闻。64年学校开展“四清运动”，对方爱玉也有上述批评。“文革”开始以后，对她这样的批评自然也上了大字报。说到她的“革命干劲不足”，主要是指她平时没有某些人那样有慷慨激昂的表现，加上由于健康的原因比较注意身体和休息，工作中“缺乏朝气”，没有“拼命三郎”式的激情。至于“听任丈夫不去上班”，就不得不先说一说万里平其人了。老万祖籍山东，出身农家，参加革命后凭战功从一个普通战士次第晋升到团副政委，解放战争中南下到杭州后，在浙江省军区工作。五十年代中期的“向党交心”运动中，军区领导号召团以上干部作出表率，在对连以上干部动员时现身说法，主动向党交心。他响应号召，在对连以上干部的动员大会上暴露活思想，作自我批评，说自己有患得患失思想，说自己身为团副政委，具体工作比政委做得多，但是出头露面都是政委，所以有委屈情绪，这是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典型表现，是应该检讨和克服的。没有想到他真心实意响应号召的现身说法换来的竟是领导的严厉批评，把他作为重点对象进行群众性的批判。万里平受不了这样的委屈，当时就和领导大吵一场，一气之下挂冠而去，从此待在家里不上班了。要领导承认自己工作方法有误，从而来做挽回的工作，也非易事，于是双方就一直这么僵持着。方爱玉既在心里为丈夫抱屈，又了解丈夫的脾气，知道劝说是无济于事的，只好听其自然。所谓“听任丈夫……”就是这么回事。至于“文革”初期大字报上批评她的这些内容，既上不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方爱玉自己和其他的一般群众当然也都不会把它看成什么严重的问题，而且她以前也早已受过类似的批评，更无必要回家去诉说，所以，说万里平对老婆被贴大字报心怀不满，纯粹是无稽之谈，因为他完全不知情。最近我和他们的儿子万智勇谈及这件事，他说他妈妈根本没有在家里谈起过学校里被贴大字报的情况，他爸爸怎么可能为此到学校闹事呢！至于将老万叫到学校与学生“对质”，我怀疑完全是好事之徒有意为之。

　　其实6月23日下午万里平被公安局的人带走后，根本没有进公安局，而是直接送到了省军区。军区领导在既不调查取证，弄清事实真相，又不给当事人辩诬机会的情况下，不由分说地对他作出了上述严厉处分。从此以后十余年间，他成为“专政对象”，不仅丧失了赖以维生的经济来源，更无基本的人权。“文革”后期他从接受监督改造的家乡回到杭州，有一次在自己家里，凄凉地对我说，“沈老师，我革命几十年，到头来连自己的生活也没有着落，靠老婆养！”听罢我一时竟无言以对。想不到一个曾为共和国诞生而拼杀疆场、从死人堆里幸存下来的老兵下场竟如此悲惨！“姮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诚哉，古人之言！

　　“文革”结束后方爱玉就丈夫因她而蒙冤的事向组织申诉，要求落实政策。新任校党支书章文英于是委托郑再荣和我展开调查，弄清“万里平事件”真相，以便落实政策。我们首先访问了当初的公安局长郑江，因为老万是被公安局带走的。郑江说他当时接到杨雪岩的求助电话，说学生和万里平严重对峙，难分难解，对学生怎么劝说也不起作用，他快招架不住了，怕出乱子，请郑设法帮助，使双方脱离接触。郑江于是派了两名干部（郑江在叙述时特别强调这两人是干部，不是警察，以示他只是让他们借用警察的名义，不是去执法的），穿上警服扮作警察，开车将万里平带走。由于万里平是军队干部，不属地方管辖，所以吉普车根本没有进公安局，而是直接送到了省军区。当时他的主导思想是让双方脱离接触以平息事态，并没有要对万里平怎么处理的意思。至于此后的情况，郑江说：“我自己后来也被关进了监狱，就无法知道了。”郑江还应我们的要求写了证明材料。我们又访问了杨雪岩，他关于向郑江求助的情况说明与郑江的说法一致，也写了书面证明。我们也访问了当初在传达室与老万冲突的学生蔡某，他的说法与本文开头有关冲突情况的叙述一致，也写了证明材料，还说“真不好意思，当时学校要我们值班的人管住门口，不让校外人员进入，我不知他（指万里平）是我同班同学万大伟的爸爸，后来我们都去黑龙江插队，分在同一个队里，同学们都说是我害了万大伟的爸爸，我简直不敢面对她。谁知道她爸爸后来会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加害于他。”我们的访问对象还包括目击者兼当事人之一的邵荣昌，他的说法与蔡某一致。我将访问记录念给老邵听，经他确认后请他签字，也用作证明材料。我本人也写了自己目击情况的证明材料。在我们弄清事件真相，向领导汇报并将一应证明材料交出以后，校党支部拟就文书，派人将文书连同证明材料递交到省军区，与他们协商，请求给我校职工方爱玉的家属万里平因“文革”而蒙受的冤屈平反，落实政策。起先落实政策的事遇到阻力，后来上报到南京军区，最后由南京军区拍板给万里平平反，恢复军籍和原有待遇。万里平和方爱玉在八十年代中期离休，在干休所颐养天年以至逝世，堪称善终。

 沈念驹于西溪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