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954年临时机构——“浙江省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办公室”档案45卷。主要内容有：向中央的报告，省委关于宪法草案宣传与讨论的意见，有关工作总结、简报、统计报表，还有宪法研究资料等。此外，党政机构全宗中也有当时讨论、宣传宪法草案的记录。

　　有各种历史版本书籍：1954年3月版的宪法草案初稿、对宪法草案初稿修改意见汇编本、1954年6月版的宪法草案、1954年9月版的宪法、1982年的宪法等。

　　有从中央档案馆复制来的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上的修改意见，修改时间为1954年3月18、19日。

　　有当年《浙江日报》中关于讨论修改宪法草案、宣传宪法活动等的文章、照片。除了纸质报纸，还有图片底片以及电子照片数据库等。

　　五四宪法“西湖稿”
　
　　1953年12月26日，生于1893年的毛泽东60周岁生日。

　　这一天，他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他的专列12月24日离开北京，经南京、过上海，于28日零点抵达杭州，一直到1954年3月17日夜才回到北京。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来浙江杭州，也是住得最久的一次。以后毛泽东每次来杭，总说：“到家了！”他的确把杭州看成第二故乡。建国后，除了北京，所住时间最长的就数杭州了。

　　而这一次是身负重任的“休假”——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随他一起来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负责警卫的汪东兴、负责机要工作的叶子龙，江青也来了。在来杭的列车上，他曾对随行人员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

　　毛泽东被安排住在刘庄。刘庄在西湖西边丁家山下，它是晚清光绪年间广东豪富举人刘学洵用巨资购地所建的庄园。1905年康有为在丁家山上又造了别墅，名曰“一天园”，后并入刘庄。当时的刘庄属铁路部门管辖，临时腾出来。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这曾是蒋介石拜把兄弟黄郛的别墅。宪法起草小组的办公地点放在北山路84号大院的30号楼，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几位秘书住在这里，这房子曾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别墅。起草宪法的人们是真正的环西湖而居，所以称“五四宪法”草案为“西湖稿”，一点都没错。

　　30号楼主楼前的平房，就是当年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在浙江省档案馆收藏的《毛泽东与浙江》一书中，正文第一篇，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谭启龙回忆文章《回忆毛泽东亲临浙江的几个片断》，其中说道：“1954年1月9日，宪法的起草工作开始运转。当时毛主席住在刘庄一号楼。每天午后3点，他便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街84号的办公地点，当时北山街84号大院30号是由主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主楼先前是谭震林一家居住的，谭震林调到上海后，我家搬进去了。我们让出后，毛主席就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现在浙江省档案馆所保存的毛泽东使用过的遗物，就来自30号平房。其中有一份“三十号平房被褥衣具单”，留下了遗物被若干次整理翻晒的记录，这些物品非常简单、朴素，没有任何的奢华。

　　准备写100条

　　浙江省档案馆收藏的电视文献纪录片《伟人在浙江》，讲述的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在浙江的事迹，其中《毛泽东在浙江》第一集，专讲在杭州起草宪法的经历。其中提到，毛泽东决定，宪法要写一个序言；并指示，宪法要简明、条文不要太多；他确定写100条，后来通过的是106条，只多了6条。

　　宪法起草的具体执笔者，是毛泽东的三个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事先弄出了一个初稿，到了杭州，拿给毛泽东一看，认为不合用，没被采纳，只能重起炉灶。

　　“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田家英同陈伯达之间，常常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陈伯达霸道气味十足。由于胡乔木在毛泽东召集的起草小组会议上对陈伯达提出的初稿提出批评修改意见，陈曾经在会后大发雷霆。”逄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中，这样回忆：“胡、田为顾全大局，以后凡有意见都事先向陈提出，而胡、田二人意见常常一致或者比较接近。陈伯达驳不倒他们，十分恼火，就消极怠工，多次发牢骚，说要回家当小学教师。所以杭州起草小组拿出的供讨论稿事实上主要出于胡、田之手。”

　　胡乔木被称为“中共中央一支笔”，1949年9月通过的“建国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他就是主要起草者，反反复复五易其稿，这活相当累人，毛泽东曾在给他的便函中特别嘱咐“你应注意睡眠”。这次到杭州起草宪法，胡乔木完全“进入角色”，钻进宪法堆里，反复钻研事先通过内务部搜集的各国宪法。起草过程十分紧张，在1954年2月就先后拿出了三稿，到了3月9日，写出四读稿。四读稿之后，胡乔木累病倒了，他的右眼患了中心性视网膜炎，从杭州转至北京住院治疗，不久送往苏联，住进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

　　在北京这头负责修宪工作的是刘少奇。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收有《宪法起草工作计划》一文，这是毛泽东于1954年1月15日在杭州致“少奇同志并中央各同志”的电报函，详述起草进程的时间安排，还开列了多种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时间阅读：（一）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二）1918年苏俄宪法；（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四）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五）法国1946年宪法。这也是中央高层领导人第一次系统地学习法律。

　　3月中旬，在草案四读稿出来后，刘少奇在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稿子。因此有了一个繁体字竖排版的初稿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署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时间为“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这个草案初稿，一共是97条，还不到100条。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到了6月中旬，“初稿”才变成“草案”，党的“提出”变成了政府的“通过”，从而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版本，署为“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这个“草案”又经反复讨论修改，最后在9月提交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这就是“五四宪法”走过的“三部曲”。如今在浙江省档案馆，可以查阅到这些印制很清爽的老版本。

　　自从胡乔木累倒之后，后续重担就落在了田家英身上。田家英做事同样是极其认真的，到杭州时带了两箱子书，不仅自己钻研了许多法学书籍，还推荐给毛泽东若干本。那时立法的习惯路径，毕竟是党政统帅、秘书班底起草，而不是法学家来写稿，所以，作为“笔杆子”的秘书们，就当仁不让地承接这个任务。回到北京，田家英白天参与组织北京地区的讨论、负责与外地联系，晚上还要将当天全国讨论的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有时既参加讨论，又参与修改，连续几天从晚上工作到次日凌晨，日夜不得休息。结果，他也因劳累过度而吐血，那时他才32岁。

　　美国著名学者罗斯·特里尔在他的名著《毛泽东传》中，写1953-1956年的这章标题是《建设》，与写之前三年的标题《改造》、之后两年的标题《怀疑》形成鲜明的对比。

　　宪法建设也是建设，而且是根本性的建设。1953年岁末，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长住，主要是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特里尔在书中写道：毛泽东曾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说，“官越大就越无知，北京不是获得知识的好地方”；毛泽东决定从塔顶上下来到各地去看看，“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

　　毛泽东离京外出，喜欢到浙江杭州。他一生53次到浙江。在浙江省档案馆收藏、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命运的抉择与思考——毛泽东在浙江的785个日日夜夜》一书中，给出的数据是“785”，也就是说，总天数累计超过了两年。省档案馆提供了最新资料：该书作者之一、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根据201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本，一一详考订正，毛泽东在浙天数略有增加，约为787天。

　　毛泽东第一次到浙江，还不是中共一大自上海转至嘉兴南湖、在船上继续开会这一回，而是在1921年7月上旬，身为小学教师的他与何叔衡经武汉到达上海与会时，曾特地到杭州一趟，住了一天。人间天堂，西湖之美，印象美好。

　　毛泽东到浙江，主要是到杭州，住在美丽西湖边。他把杭州看成是第二故乡：“杭州是我的家，山好水好人更好！”

　　不走回头路

　　毛泽东在杭州的休息与健身方法，主要是登山，另外是游泳、跳舞，偶尔也打打麻将。

　　《共和国命运的抉择与思考——毛泽东在浙江的785个日日夜夜》一书根据谭启龙回忆文章记载：谭启龙见毛泽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就和谭震林商量，如何适当减少一些毛泽东的疲劳。一天吃过晚饭，谭震林和谭启龙一起去见毛泽东，建议他休息一下，打几圈麻将，还告诉他现在刚好“三缺一”。毛泽东听后欣然接受。在牌桌上，为了把谭震林和谭启龙区别开来，他就称谭震林为大谭，称谭启龙为小谭，还风趣地说：“大谭专门做大牌，小谭喜欢和小牌。”

　　在《毛泽东与浙江》一书中，收有应水珠写的一篇长文章，写的是这位19岁的西子姑娘陪毛主席跳舞的故事。

　　打打牌、跳跳舞，虽然让毛泽东的身心得到了放松，但对调养身体并无大的帮助。最好还是去爬山与游泳。毛泽东多次畅游过钱塘江，但更多的是爬山。他兴致勃勃地爬了北高峰、南高峰、玉皇山、城隍山、五云山、天竺山等等，几乎把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都爬遍了。

　　曾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后来成为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的王芳，那时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他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38次。毛泽东对王芳说：“这次来杭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过去在战争年代养成白天睡觉、晚上办公的习惯想改变一下。你看我这段时间都在改，可是效果不好。旧的习惯势力太顽固了。”王芳根据自己的体验，就请主席去爬山。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王芳回忆录》一书，生动鲜活地记录了毛泽东爬山的许多故事。

　　有一次是“失踪”事件。傍晚时分，毛泽东说要出去走一走。王芳脑子里迅速思索，决定到钱塘江边的钱江果园去，那里的梨花已经开了，地势平缓，山坡不陡，转一下回来吃晚饭还来得及。出来时，家里不知道，因为就像出门散个步。

　　毛泽东爬山，有个从不改变的习惯，就是不走回头路。所以王芳从果园西侧带他上坡，准备从东侧下坡，然后回家。可是，兴致勃勃的毛泽东要继续往前走，他迈开大步朝狮子峰方向快步走去，一直到了山顶才歇下来。可他依然意犹未尽，又向五云山方向走去。五云山是这一带最高的山峰，上到山顶，太阳已落山了。王芳催他抓紧赶路，可是他说“不忙”，点上一支烟，悠悠地吸，还是不想走。

　　终于下山了，因为不能走回头路，过了五云山只有往天竺山方向走去。四周是荒山野岭，天已全黑，前面真的无路可走了，王芳说：“主席，不行，前面没有路了。”毛泽东说：“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这里没有路，我们给杭州人民走出一条路来！”走到一个陡坡，由于树长得密，连星光也借不到了。“主席两手搭着我肩膀，我凭脚底的感觉，一步一步探着往下走。因为是陡坡，泥土又潮湿，有点打滑。主席个头又高又大，分量压在我肩膀上，我如滑倒就要和主席一起滚下山去。我挺直腰板，稳住全身，一步一步往下移动着……”

　　最后终于回到住地，已是夜里8点半，毛泽东至此已“失踪”4小时。尽管是“虚惊一场”，罗瑞卿还是严厉批评：对主席的安全，不能有半点疏忽！

　　晚鹰原来是公鸡

　　毛泽东曾先后三次登上北高峰，写下一首《五律·看山》：

　　三上北高峰，
　　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
　　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
　　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飖下，
　　欢迎有晚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