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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时空:老乡见老乡,两眼浙江潮 (下)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10-17

老乡见老乡,两眼浙江潮 (下)

 

  鲁迅是当仁不让的潮人

 

  大约办到第五期,绍兴人许寿裳接手该刊的编辑工作,于是便有了鲁迅的文章发于该刊。许寿裳是求是学堂送出去的,而当时还叫周树人的鲁迅是南京的江南路矿学堂送出去的,按专业对口的话应该学采矿。

 

  鲁迅在《浙江潮》发表有《斯巴达之魂》(笔名自树)、译作《哀尘》(法国人雨果的作品,用笔名庚辰)和《地底旅行》(笔名索子)等文学作品。

 

  他还在《浙江潮》发表了《说鈤》(笔名索子)和《中国地质略论》(笔名自树)两篇科普文章。前者是介绍居里夫人发明的镭元素,后者是中国早期有影响的地质论文,跟他的专业有些相关。这是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前的文章,准确地说那时还没学医呢,但他已经好这一口了。

 

  当时杂志上用的基本都是笔名,比如慧僧、匪石、飞生(蒋百里)、冷血生(主要写小说的)等。《浙江潮》一共出刊10期。在10期的《浙江潮》中,据统计共有54位作者为杂志写稿,可见这是个同仁杂志,数量最多的是匪石共有17篇(有些由多个短篇文章构成),其次为飞生有9篇。可以肯定,同乡会中的骨干担任了《浙江潮》的主笔,而调查栏目尤其是国内的调查用的都是来稿。

 

  当然很像笔名的也未必不是真名,比如在留学生名册中就有一个很有喜感的名字:钱丰包子。

 

  全球视野和革命性

 

  《浙江潮》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的全球视野,比如慧僧的《二十世纪之太平洋》,以及《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新社会之理论》《中国金融之前途》等,仅看题目就可知道皆是放眼世界。

 

  这还是在1903年,已有人在宣传“社会主义”了,只是当年的译名还未统一,“马克思”写成了“埋蛤司”。

 

  《浙江潮》的另一个特点还在其革命性。比如在第八期的题为《那拉氏之借款庆寿》一文的开头就写道:“那拉氏者,一淫贱老妪耳,在中国为公敌,在满洲为亡国妖孽,其一身之外无长物。万寿宫、颐和园,其辉煌陆离者,藉以自娱也;借外款、增租税……”

 

  文章最后说:“我不自爱,人岂爱我,我忘其为我,则人将侮我。托家产于人,望其善为保护而爱护者,未有不倾荡我之家产者也。自有我在,我自理之可也,何必谋之人?”

 

  要知道那还是光绪年间,慈禧还在垂帘,且这些留学生多是以官派为主,这种腔调回来都是要杀头的呀。

 

  如此革命新潮的《浙江潮》发刊后,很快风行国内外,每期印刷数都达5000册以上。这是在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同乡会中影响较大的一份杂志。此后同乡会的报刊就风起云涌,而《浙江潮》从某种程度上也开了办同仁杂志的先河。

 

  那也是一个读图时代

 

  杂志杂志,既要杂又要志,这无论是111年前,还是在今天。今天看浙江省档案馆里的《浙江潮》,这种潮不仅仅是革命性和现代性,更多的却有着一种浓浓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感觉。而且从今天2014农历甲午的角度去回眸,还能收获诸多的意外。

 

  最大的意外,即一百年前的办刊人就知道那是一个读图时代,而并非我们今天这样的小时代里才开始的。每期《浙江潮》的首页必有一地图和一照片。这地图选的是浙江省下属地市的地图,每期一个地区,详到乡镇一级,比如在创刊号杭州的地图上,即有留下、闲林、良渚、勾庄、笕桥等镇名。从图标上看,当时的西溪比西湖要大四倍左右,虽然这不是一个十分准确的表述。

 

  照片除第一期是浙江同乡会合影之外,出现在2—10期的,分明是浙江各处的风景名胜。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看到了约在1903年拍摄的《雷峰夕照》,即雷峰塔倒掉前的样子。雷峰塔的老照片以前也见过,但那多是外国人所拍,且以远景为主,或者说只见塔不见影的,而这一幅,却是灯影俱在,实属胜景。其他涉及杭州的还有孤山、保俶塔、六和塔和文澜阁等照片。除西湖风光之外,还有绍兴东湖和大禹陵的。

 

  《浙江潮》登的照片不仅仅是风景,更有意思的还有教育和人文,杂志所登的“杭州放足会”、“杭州安定学堂癸卯年开课式”等都是极为珍贵的。

 

  更令人称奇的是,当年印刷品上的黑白照片,经111年后,仍清晰得让人叹为观止。

 

  调查之风盛行

 

  一是浙江的地图,一是浙江的胜景照片,这不仅是读图时代的表现手法,更是在寄托一种学子的桑梓情怀。而表现在文字上,《浙江潮》有个调查栏目,刊登像《日本风闻录》等,交通和通讯等所列甚详,可见当时留学生中调查之风盛行。更有《绍兴新昌县物产表》等(作者新昌人陈拜庚),里面所述仅稻米这一作物就极为详尽,后面也还涉及花生等作物。

 

   调查中有一份小小的《杭城报纸销数表》夺人眼球。它分报名、销数和所销处三栏,让人一目了然。不像今天的报人讲起自己和人家的发行量,还要犹抱琵琶半遮面。

 

  尤其是所销处一栏,看得出像《申报》这样高大上的,其读者多数来自官场和商家。怪不得当年《申报》头版上有官员履新的记载。而《杭州白话报》走的是草根路线,像《译丛汇编》一类的则以学堂学生居多。

 

  因为杭州是省会城市,所以调查一栏中涉及杭州的文字较多,比如有《杭州金融机关组织表》《杭州藏书楼书数表》等。各有详略,真是不可多得。

 

  还有,《浙江潮》发表的小说,已细分为侦探小说和军事小说,看来早就走类型化文学之路了。

 

  广告价格:一版五元,半版三元

 

  《浙江潮》的创办,并非潮人们在八月十八的一时冲动,而是策划创意很久后的举动。因为从第一期到第十期的基本框架和栏目是不变的,变的只是具体文章。而且比今天多数杂志做得还好的是,它在做第二期的时候,已经有第三期的要目预告了,且还有当期的勘误表等。

 

  当时的潮人们也早已有了商业意识。广告也是明码标价的。一版是五元,半版是三元,一行是二角,且标明四号体可排17个字,五号体可排22个字,还告示说,长期刊登还有优惠。

 

  五元是什么概念?可由罗振玉写杭州蚕学馆的一则文字作为佐证。他在说到嵇侃、汪有龄留日情况时,用了这么一句“每月由学馆供给伙食束修外,各给月费洋十元”。

 

  由此可见,当时的公派生在日本的生活还是颇为宽裕的吧。自费生中富二代、官二代和学二代颇多,但毕竟还是平民家庭居多。当年能考上公派生,怎么说也是潮人中的潮人了。

 

  我们现在无法考证像鲁迅这样的“破落”家庭每月能给他多少花销,但从他时常跑书店买书寄书到国内这个细节来看,他手头是有不少零花钱的。而且选派出去的“单位”对这些学生的专业选择也颇为宽松,这可能都是潮人之所以成为潮人的一种必然途径吧。

 

  作为同乡会的杂志,当然也登诸如同乡会简章、同乡会中的“诸君题名”等,即相当于今天的同学录。这可能也是便于联系和交友吧。

 

  在这个名单中,我们看到了不少如雷贯耳的名字。这里有上阵父子兵,如诸暨人蒋智由和蒋尊簋(但从各种资料看他们年龄只相差16岁);有哥俩好的,如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甚至有九岁即到日本读小学的,如慈溪人王祖赓,他的通讯地址上是“庆应义塾幼稚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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