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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通好尚”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10-16

略说“通好尚”

 
 
－－兼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作者的“主体意识”

 
马成生

　　明人高儒在《百川书志》中概述《三国演义》成书的特点时有如下一段话：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这话是正确的，符合实际。其中，“通好尚”一语，对我们理解《三国演义》的成书，尤其是它的思想倾向，很有意义。

（一）

　　“通好尚”之“通”，当是沟通、贯通、相通之类意思。“好尚”，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社会条件，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同的“好尚”。《三国演义》的作者，在“据正史，采小说”之类进行创作的过程中，他自然而然地要“通”当时的“好尚”。
   
　　底下，先举一些实例。

 
　　《三国演义》第三回，有一段曹操杀吕伯奢的文字。且看，作者在创作这段文字之际，在“据正史，采小说”的同时，又是如何地在“通好尚”。
 

 　　王沈在《魏书》中说：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这段记载，有三层意思：一、曹操不肯为董卓用事，逃离而去：二、途中，吕伯奢的儿子及宾客抢劫了曹操的马匹及其它货物；三、由上，引起曹操“击杀数人”。
   
　　这里，曹操的杀人，是被动行为，属自卫性质，完全可以谅解，而不愿与凶残的董卓合作，更是一种可敬的正派作风。

 
　　在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中，对此事只是这么两句：“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问行东归”。只取王沈《魏书》中的第一层意思。

 
　　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则是：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中，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这里，虽然把被动杀人演变为主动杀人；但是，因“疑其图己”而起，仍是一种误会，仍有可以谅解之处。

 
　　在孙盛的《杂记》中则是：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悽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这里，加上了曹操的内心独白，突出了一个“我”字，但前有“悽怆”两字，含有处此境遇而无可奈何之意，而杀人还是因为“闻其食器声”而引起疑心所致，仍有可以谅解之处。

 
　　可是，到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上述这些文字却起了质的变化。而今，我们虽然无法看到罗贯中的原本，但公认为接近原本的一些本子，尽管个别文字、句子有出入，总是还能看出《三国演义》的风貌，仍能看出罗贯中的创作倾向。底下，根据原北京图书馆收藏的24卷120回本《李笠翁评阅三国志第一才子书》，摘引一些，以作比较。

 
　　该书，描写曹操与陈宫进入吕伯奢家中，吕伯奢说明“家无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之后，有这样一段：

 
　　操久坐，闻庄后蘑刀之声。操与宫日：“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住了杀”。操曰：“不先下手，必遭擒矣!”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尽皆杀之，杀死八口。搜至橱下，见缚一猪欲杀。陈官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操日：“可急上马!”
   
　　二人行不到二里，见吕伯奢驴鞍前鞴悬酒二瓶，手抱果食而来，伯奢叫日：“贤侄何故便去?”操曰：“被获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吩咐宰一猪相款，使君何憎一宿?”操不顾，策马便行。又不到数步，操拔剑复回，叫伯奢日：“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时，操将吕伯奢砍于驴下。宫曰：“洽才误耳，公何故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一家，安肯罢也?吾等必遭祸矣。”宫曰：“非也，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日：“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里，先杀伯奢一家八口，固然也属误会，但是，却外加杀吕伯奢本人一案，而且是主动行为，先“拔剑”，又诳叫，完全是有意行凶。这就自然地露出曹操的残暴本性。不仅如此，作者还添上一层特殊的关系，说明吕伯奢是曹操的“父亲结义兄弟”。对父辈亲人尚且如此，曹操之残忍本性自然是更非一般了。

 
　　在清代初年，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了《三国演义》，自撰，或引用、改写了李卓吾(实为叶昼等伪托)、李笠翁等许多人的评语，于此处就有这么二条：

 
　　乃翁结义兄弟也，而既杀其家，复杀其身。咄哉阿瞒，岂堪复与刘、关、张三人作狗彘也!
 

　　曹操从前竟似一好人，到此忽然说出奸雄心事，此二语是开宗明义章第一。

 
　　这些评语，代表了当时一般人的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类似事例还有不少。或添加，或夸大，使曹操的“奸雄心事”、残暴本性，愈来愈突出，终于塑造出一个古往今来，难有第二的“奸绝”形象。

 
　　再看另一例子。

 
　　《三国演义))第95回，描写了诸葛亮所安排的“空城计”。当时，马谡不听王平之言，以至街亭失守，粮道被断，蜀兵不得不迅速撤退，而诸葛亮在西城，“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自己“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已分一半去运粮草去讫”，这时，诸葛亮等要撤退也无可能，于是，“将旌旗尽皆隐匿”，便出现了这么一个场面：

 
　　孔明乃披鹤氅，戴华阳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却说司马懿引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正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尘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旁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孔明见魏军远去，抚掌而笑。(据李渔评本)
   
　　对此，李渔评本的夹批中，多次有“奇绝，妙绝”之类赞语，而在毛氏父子评本的前批中，更有大量的评述：

 
　　惟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亦惟小心人能做大胆事。魏延欲出于午谷，而孔明以为危计，是小心者惟孔明也。坐守空城只以二十军士扫门，而退司马懿十五万之众，是大胆者亦惟孔明也。孔明若非小心于平曰，必不敢大胆于一时。仲达不疑其大胆于一时，正为信其小心平平日耳。

 
　　为将之道，不独进兵难，退兵亦难。能进兵是十分本事，能退兵亦是十分本事，当不得不退之事，而又当必不可退之势，进将被擒，退亦受执，于此而权略不足以济之，欲全师而退，难矣!
 

　　诸葛亮就是在这进、退两难之际，却能以“二十余百姓”挡住十五万大军，安然撤出战斗，真是古来无数战例中极难有之事。确实当得起后人既“大胆”又“小心”，具有“十分本事”的“奇绝，妙绝”之赞。这些地方，诸葛亮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智绝”形象。

 
　　此事，从诸葛亮的有关历史考察起来，究竟如何?
 

　　裴松之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注中，批驳过西晋郭冲有关诸葛亮“空城计”的一条传说。郭谓,“亮屯于平阳，遣魏延诸军并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此时，诸葛亮“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郭冲这话，很有点象“空城计”之原型。但，裴松之予以驳斥。裴谓：“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据此就可看出历史上的诸葛亮并无利用“空城计”而吓退司马懿之事。

 
　　再看《三国志·文聘传》，其中讲到魏国大将文聘守卫江夏一带，“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此处，裴松之引了鱼豢《魏略》中一段更为详细的记载：

 
　　孙权尝自将数万众卒至。时大雨，城栅崩坏，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补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战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这事，分明是很有点象“空城计”了，但与诸葛亮没有任何关系。看来，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西城所安排的“空城计”，很可能是作者把郭冲所记之事以及《文聘传》的事迹，或者历史上别人一些相类之事，予以移花接木，艺术创造而成。

 
　　类似事例，在《三国演义》中还有很多。总之，每当关键时刻，作者常要夸张甚而虚构种种事例，以显示他绝顶的智慧。

 
（二）

 
　　《三国演义》中这种创作倾向，《水浒传》中也有某些类似处。《水浒传》中的领袖人物宋江，还是身处梁山，便想着“统豺虎，御边幅”，他有一个“心愿：平虏、保民、安国”。他接受“招安”以后，便代表国家，统率大军“征辽”，先后攻下檀州、蓟州、霸州、幽州，终于打破了辽国兀颜统军的混天象阵，消灭了辽军的主力。虽然由于蔡京等奸贼的破坏，只好撤军，但已迫使辽国俯首称臣。宋江已可列人民族英雄的行列。这些，与北宋末年有关宋江那些史料对照起来，实在是毫无关系。非但如此，就从北宋一代全部历史来考察，这样的“征辽”，也是没有的。要说宋代的“征辽”，在969年5月，宋太宗欲收复燕云十六州，倒也曾亲自率兵北上，到达易州、涿州等地，数次战斗，便大败而回。到了986年，又再次北上，潘美、杨业等曾出雁门，最终也是全线溃败。潘美、杨业等退兵朔州狼牙村，潘美迫令杨业出战，结果被俘，绝食而死。这次，在宋史卷272《杨业传》中具体地写下了很关键的一段：

 
　　雍熙三年，大兵北伐，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业副之，以西上罔门使、蔚州刺使王先，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会曹彬之师不利，诸路班师，美等归代州。

 
　　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今美等以所部之兵护之。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其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领众十余万，复陷寰州。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先曰：“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
   
　　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士力战，身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

 
　　此役，杨业全军覆没，潘美因而降三级，王先、刘文裕均除名。北宋一代，调动自己的力量去“征辽”，不过如此而已。然而，描写在《水浒传》中，却是那样的轰轰烈烈，令人神旺!
   
　　又如《水浒传》中的方腊。先从历史上看，方勺《泊宅编》中对方腊有相当具体的记载。当方腊“椎牛洒酒”，召集众人会饮，鼓动起事时有这样的一段：

　　 
　　腊涕泣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夫天生庶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縻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如何?”皆愤愤曰：“惟命!”
 

　　很明显，这是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而起事，是一种正义行为，附近广大人民，自然也就“所在响应”。
   
　　然而，在《水浒传》中，却是完全不同的描写。富阳县袁评事竟说：“我等皆是大宋良民，累被方腊不时科敛，但有不从者，全家杀害。”(95回)乌龙山一个老人也说：“老汉祖居是此间百姓，累被方腊残害，无处逃躲。”昱岭关上的和尚也说：“此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个不怨恨他。”等等。这完全是人民的对立面了，还有什么“正义”可言。

 
　　再看对方腊的直接描写：

 
　　(方腊)就青溪县内帮源洞中起造宝殿、内苑、宫阙，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宫，仍设文武职台，内相外将，一应大臣。(90回)

 
　　方腊王子升殿，内列着侍御嫔妃彩女，外列九卿四相，文武两班，殿前武士，金瓜长随侍从。(96回)

　　 
　　各门大使传宣，引柴进到于殿下，拜舞起居，山呼万岁已毕，宣入帘前。(96回)

 
　　看，方腊这些排场、作风、威仪，哪一点还有起义军的本色。再看他的“御驾”与本人装束：

 
　　金瓜密布，铁斧齐排。方天画戟成行，龙凤绣旗作队。旗旄旌节，一攒攒绿舞红飞；王镫雕鞍，一簇簇珠围翠绕，飞龙伞散青云紫雾，飞虎旗盘瑞霭祥烟。(98回)

 
　　头戴一顶冲天转角明金袱头，身穿一领日月云肩九龙绣袍，腰系一条金箔宝嵌玲珑玉带，足穿一对双金显缝云根朝靴。(98回)

 
　　这不完全是一个封建统治者的头子?再看他组建的领导班子：他把儿子方天定封为太子、大王职位，镇守杭州；叔叔方垕，也封为大王，镇守歙州；弟弟方貌，封为大王，镇守苏州；侄子方杰，封为殿前金吾上将，内外请军招讨。这全是封建统治者的同姓分封，即所谓一人得势，鸡犬升天。至于异姓，如吕师囊，原是歙州富户，因“献钱粮与方腊”，便封为东厅枢密使；又如陈观，因献粮米船只，便封为扬州府尹。总之，或因血统，或因财富而得官。这样组建起来的政权，还能代表广大贫困的人民?大家纷纷控诉他的“科敛”、“残害”，自是无足怪的。

 
　　历史上的方腊是起义者，而在《水浒传》中则变成了“不义”者。

 
（三）

 
　　上述事例，值得思考。

 
　　在《三国演义》中，为什么描写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时，或予以夸大，或添油加醋，要使其“奸雄”的残暴本性愈来愈突出，以至成为“奸绝”?而描写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时，或“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要使其智慧愈来愈突出，以至成为“智绝”?在《水浒传》中，为什么在描写宋江这个人物形象时，尽管其本人以至整个北宋一代历史上，均无如此轰轰烈烈的“征辽”事迹，但却要把他塑造成一个代表朝廷去“征辽”的民族英雄式人物?而描写方腊这个人物形象时，尽管他在历史上是一个被剥削人民的代表者，但却要塑造成一个人民对立面的人物?
 

　　看来，这只能从作者的“主体意识”中去找答案。而作者的“主体意识”，也不是从天而阵，或空穴来风，而只能是来自当时的一种“好尚”，即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与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一种认识、思想与爱憎之类。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历来的最高统治权都是掌握在汉民族手中，而到了北宋的钦宗赵桓时代与南宋的端宗赵昰时代，汉民族在北方与南方的最高统治权分别被女真族与蒙古族夺去了。这两个民族当时都还保留着不少奴隶制的残余。他们入主中原以至全国以后，其统治手段往往是非常落后与残暴，不仅仅是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与剥削，而且常会过分地侵占人身自由，尤其是对女性的蹂躏与糟蹋，这对早已习惯于相对进步的封建制度下的汉民族来说，特别难以忍受。为此，大家很自然地会感受到：本族人做皇帝固然也不好，而外族人做皇帝则更不好。这样，自然会产生一种剧烈的反抗情绪，激起高度的民族思想。这种思想情绪，总要持续到二百四、五十年，甚至更长一些。处于这个漫长历史时期中的汉民族，总是怀着这种思想情绪，希望抗击外族，恢复、统一自己原来统治着的国土。如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陆游至死不忘“王师北定中原”等，都是。在汉民族中，正是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好尚”。
   
　　就是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正是“三国故事”与“水浒故事”在民间流传的重要时期。为此，上述这种“好尚”，便很自然地会渗透到“三国故事”与“水浒故事”之中。如曹操素有残暴之处。他为报父仇，迁怒于徐州百姓，“所过多所残戮”(《三国志．武帝纪》)。在董卓之乱中，流民东徙，被他遇上，竞“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这种作为，人民自然极端憎恶。更加上，在东汉末年，他实际上篡夺了汉朝天子的最高统治权。这样一个人物，当汉民族处于外族统治下的时期，面对那些夺去本族最高统治权而又很残暴的外族统治者，大家的仇恨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向着曹操，以指桑骂槐式地发泄出来。也就是说，表面在暴露曹操，相当程度上是在抨击当时的外族统治者，所以，总要描绘得愈坏愈能解恨。至于诸葛亮，原是刘备的左右手，而刘备，素来怀有更多的儒家正统思想，比较起来，更为“得民心”。魏人王沈作的《魏书》就说，当“人民饥谨”之时，他能“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对此，陈寿无限感慨，大赞刘备“其得民心如此”。而且，更有一层特殊关系，刘备既是平民出身，曾“与母贩履织蓆为业”，又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志·先主传》)，分明是“帝室之胄”，是应当继承帝位的人。面对这样一个人物，处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历史条件下，广大人民自要把他作为自己所爱戴与拥护的对象。广大具有正统的忠君思想与鲜明的民族意识(在当时的汉民族看来，(也就是爱国意识)的人们，自然地要把自己的爱心倾注于他。诸葛亮既是刘备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素有“天下奇才”(《三国志·诸葛亮传》)之称，自然也当如此，许多好事善事聪明事，总是希望他来扮演，使之成为自己理想的寄托体。

 
　　至于《水浒传》中的宋江形象与方腊形象，大体也可如此解析。

 
　　先看宋江。在历史上，他曾带领一支游击性质的起义军，“出入青、齐、单、濮间”(方勺《泊宅编》)。“肆行莫之御”(汪应辰《文定集》)。又，曾“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逃匿”(张守《毗陵集》)。又曾“猖獗淮甸”(《桂林方氏宗谱·忠义彦遗通方公传》)。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宋史·徽宗本纪》)。”由这些史料看来，他活动地域很广，涉及山东、河北、安徽、江苏等省。活动的时间也颇长，前后约有二、三年时问，而且战斗力也很强；但，最终是接受招安，向政府投降了。《宋史》22卷中说是海州的“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北宋人李若水的《捕盔偶成))诗中也有“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之句。这样一个人物，在人民群众的“街谈巷语”中是很容易被塑造成理想的英雄人物的。人们面对尖锐的阶级斗争，自然会想象他能够“反上梁山”，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平均：而当民族矛盾尖锐之时，自然又会想象他走下梁山，代表朝廷，抗击外敌。明代思想家李卓吾，在《忠义水浒传叙》中指出，“愤二帝之北狩，则称破大辽以洩其愤”。“二帝”，即宋徽宗赵佶与宋钦宗赵桓。这两个皇帝被俘北去，标志着中原大地之沦陷。当广大人民不堪女真族之统治，因而要洩“愤”之时，自然会在艺术虚构中创造出宋江“征辽”那样的壮举。这，似乎有点象“画饼充饥”，人饿了，想吃饼，尽管事实上没有饼，而画一个出来，至少也是精神上的一种鼓舞；何况，精神还可能转化为物质昵。一句话，宋江会有“征辽”的英雄行为，正是民族矛盾尖锐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至于方腊，在历史上曾自立过政权，自号“圣公”，年号“永乐”，准备十年内打倒北宋王朝。但前后不过半年左右，便被童贯，谭稹率领的政府军打败了。自始至终，未有接受招安，向政府投降之事。这样一个割据东南一隅的人物，当水浒故事开始在民族矛盾很尖锐的历史条件下流传、演化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认为他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是时的当务之急，是统一国家，集中力量，抗击外敌，恢复本民族的统治权。在此，不妨再提一下李卓吾的另一句话：“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波其愤”(《忠义水浒传叙》)。“南渡之苟安”，当然以宋高宗赵构、丞相秦桧等为代表。他们面对半壁江山，仍是只图享乐，不思抗击外敌，统一国土。对此，人民自然有“愤”，便把割据东南一隅、破坏国土统一的方腊消灭掉，借此发泄一下心中之“愤”。这样，要把历史上的方腊塑造成艺术形象的时候，自然要把他放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也只有这样，才是“灭”得不错，“征”得有理呀!也还是这句话：方腊形象之所以如此，也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作者，大体都生活于由元人明的时代，主要就是“通”了宋、元以来上述“好尚”，形成了自己的“主体意识”。正所谓“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他们在自己的“主体意识”指导下，自然便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曹操与诸葛亮、宋江与方腊。

　　还须说及的一点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好尚”，并非是单纯划一，而是多种多样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作者，他们所“通”的、主要成为自己的“主题意识”的“好尚”，正是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好尚”，而这，也正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成为大多数人所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今天，我们正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大多数人积极拥护“肃贪倡廉”，清除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正是一种“好尚”，而某些人在宣扬色情以及种种低级庸俗趣味，这也是一种“好尚”。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究竟去“通”哪一种“好尚”而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呢?这是须要慎之又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