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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非民不立，民非不谷不生”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10-16

“君非民不立，民非不谷不生”

 
——略论孙权对民的认识及其联想
 

一

 
　　对民的认识，表现在很多方面，就孙权与“民众”、“人”、“人民”之间的关系谈一点看法。三国时代，吴赤乌三年（240年）正月，孙权下了《诏禁农桑时役事》。该《诏》全文如下：

 
　　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农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

 
　　该《诏》开头，旗帜鲜明：君主没有民众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民众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这里，把粮食——民众——君主的关系说得极为确切而深刻，分明是古代儒家学派“民为贵”思想的继承与运用。在这份《诏》中，紧接着列举三种妨碍民食，影响民众生存的原因：一是“征役”；二是“水旱”；三是“吏或不良，侵夺民时”。前两种，往往迫于形势与限于人力，自是难于避免，而第三种，则针锋相对，提出防止办法，即“督军郡守”、“谨察非法”，对“不良”官吏严格监督，使之不误“农桑”，不致“民”之“饥困”。

 
　　孙权下这份《诏禁农桑时役事》之时，已经五十八岁。自他于十八岁执政吴国以来，已经整整四十年。完全可以说，这份《诏》是他长期执政的切身体会与经验总结。其中心就在于这个“民”字。这正是孙权“人文精神”的“内核”。

 
　　早在吴黄武五年（226年）春天，孙权执政第二十六年，就已经下过这样一份《宽息令》：

 
　　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恤，孤甚愍之。今北瞄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

 
　　这份《宽息令》，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发的。即在此前一年冬天，曹丕曾亲率大军南征吴国。据《吴录》记载：“魏文帝至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孙）权严设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曹丕）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归。”在这《宽息令》中所提到的“北虏缩窜”，就是上述这事。就是这样的战争间隙，孙权就提出，让民“有以宽息”，以求少离“农畔”，多生产些五谷粮食，以利其“生”；自然，这结果对“君”来说，也是有利其“立”。此《令》的中心思想也还是这个“民”字。

 
　　不仅如此。就在上述《宽息令》之后一年，即吴黄龙三年（231年）十月，孙权又下了《大赦天下诏》。在这《诏》中深切地表示自己“夙夜兢兢，不遑假寝。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答神#，下尉民望。”为此，他要“勤求俊杰”，以便“共定海内”。终于，他“勤求”“辽东太守燕王”这一“俊杰”，认为这就好比“汤遇伊尹，周获吕望”，“普天一统，于是定矣”。这样，自然就可能“平世难”、“慰民望”了。孙权因而引了《书经》中的话：“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意喻一个“俊杰”有了好事，广大民众有利益。所以，他要“大赦天下”，让天下民众都知道，都欢庆。虽然，孙权“勤求”“辽东太守燕王”一事，并未成功，损失不小，但从这《大赦天下诏》中，这个“民”字所占的重要地位，仍是不难看出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大赦天下诏》之后的第三年，即吴嘉禾三年（234年）正月，孙权又下了这样一份《宽诸逋诏》：

 
　　兵久不轰，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

 
　　先说一下有关历史背景。就在这一年五月，孙权派遣陆逊、诸葛瑾等进军江夏、沔口，派遣孙诏、张承等进军广陵、淮阳，而他自己率领大军围攻合肥。八月，他又派遣诸葛恪征讨山区越族。这些军事行动，与上述《宽诸逋诏》都是在同一年，甚至半年之内。这些军事行动自然须要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以作后盾。但是，孙权却不像某些执政者，借此而穷凶极恶地去盘剥民众，竭力多征赋税之类；恰恰相反，他竟要宽缓民众各种拖欠的赋税，不要催逼他们去缴纳。因为，民众已久“困于役”，“岁或不登”，少有五谷，那是难以生存的啊！孙权完全明白，民众既如此，作为君王来说，是不能再去竭泽而渔的了。

 
　　等等。从上述这些《宽息令》、《大赦天下诏》、《宽诸逋诏》看来，在孙权的思想意识中，对这个“民”字是相当重视的，自执政以来就时常记掛着的。这不仅表现在纸面上，同时也贯彻在实践中。不难看出，在他五十八岁时，于《诏禁农桑时役事》中提出的“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观点，正是上述种种的发展与提高。

二

　　“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这是一个闪耀着“人文精神”光辉的观点。孙权提出这个观点之后，他心目中的“民”字并非就此而止，而是在不断延续着。

 
　　吴赤乌五年（242年）正月，孙权六十岁，文武百官奏请“立皇后及四王”。孙权并没有采纳，而是明确地拒绝了。为此，他还特地下了《诏止议立皇后及四王》。且看原文：

 
　　今天下未定，民物劳瘁，且有功者未录，饥寒者尚未恤，猥割土以丰子弟，崇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其释此议。

 
　　首先提一下，文武百官的奏请并非是一时的兴之所致，而从当时的情况看，也是有相当根据的。一来，孙权年事已高；二来，功熏卓著；三来，吴国形势颇好。就在此前一年，孙权派卫将军全琮进攻淮南，与魏将王凌决战于芍坡，焚烧了安城邸阁，俘获了大量士兵，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同时，孙权又派遣威北将军诸葛恪攻战六安，派遣大将军诸葛瑾进取柤中，派遣车骑将军朱然围攻樊城。看来，军事上挺有气势。据《晋汉春秋》所载，当时的零陵太守殷礼还向孙权建议：“陛下身自御戎……乘胜逐北，以定华夏”呢！就是面对这样的形势，文武百官奏请“议立皇后及四王”。如果是一般的封建帝王，不要说有人奏请，就是无人奏请，甚至有人反对，恐怕也要“立”什么什么的了。不要说一个皇帝，就是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员，往往也在大搞“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呢！

 
　　在这个问题上，孙权却不是这样。虽然，军事上当时有好的气势，但是，头脑很清醒，吴国总体的局势，自己的年龄之类，他有相当科学的估计与分析。他深刻地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天下未定，民物劳瘁”，以致有：功之臣子“或未录”，饥寒的民众“尚未恤”。在这样的情势下，究竟如何来处理自己一家的利益与天下臣子尤其是广大民众的利益呢？孙权坚决地表示：对“立皇后及四王”之议，“孤甚不取”。这对一切大搞“一人得势，鸡犬升天”者，是一种最好的形击。孙权能够这样，就因为他此时的心中仍是怀有这个“民”字。

 
　　上述事件之后的第四年，即吴赤乌九年（246年）末，孙权又处理了一件虽不算大但也并不小的事。原来，吴国流通的是一种“大钱”，而民众感到不大方便，找贷麻烦。这事传到孙权的耳朵里，于是，便又下了这一份《诏息铸大钱》：

 
　　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钱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值，勿有所枉也。

 
　　这里，直截了当地说出，由于“民意不以为便”，便“息铸大钱”，不再通用。过去，所以要铸大钱，是由于谢宏的奏请，“云以广货”，所以，自己便听从了。看来，自己听话不够全面。而今，听了“民”的话，不再通行大钱，个人有藏着的，国家收购，给予相应价值。这样，“私家”也不会无辜受到损失。这件事，可谓处理得非常得体。其主导思想，也还在于“民”字。

 
　　到了次年，即吴赤乌十年（247年）三月，孙权已是六十五岁的高龄了。这里，他下诏修缮建业宫，作为他晚年的主要治事、安居处所。为此，他下了一份非常值得注意的《诏作太初宫》。且看其原文：

 
　　建业宫乃朕从京来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复西，可徒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

 
　　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徒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这在历代帝王的宫室修缮史上，虽然难以断定是绝无仅有，但是，至少是极为希罕吧！旧有的建业宫，因为“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不得不修缮了，而要修缮一座新的，却又不肯选用上好的最新的材料，居然要“徒武昌材瓦”而用之。当时许多官员都提议：武昌宫已经有二十八年，拆下来的“材瓦”恐怕不堪使用，应该采集新的了。但是，孙权坚决不同意，唯一的理由就是：“民”已“多赋”，“若更通伐，妨损农桑”。这样，更会影响“民”之生存。尤其是，又“以卑宫为美”一语为自己这一行动作解答，在历代帝王中确是石破天惊，让人震骇。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帝王，而且已经是如此的年龄（此后不过五年，孙权就去世了），谁不想把宫室修缮得好些，档次高些，以求享受更舒服些。秦始皇修筑渭南宫苑群——行宫，即“阿房宫区”，据《三辅黄图》记载：“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这究竟要化去“民”之多少血汗，恐怕谁也难以精确地统计出来。宋徽宗在开封修筑艮峁，又名万岁山，花木奇石，全从江南用船运去。据《宣和遗事》记载：“舟船相继，号称‘花石岗’。”往往是“一花费千贯，一石费数万缗。”这个艮#的工艺方面，更是前无古人。试想，为此而化去“民”之血汗，该是一个何等巨大的数目。清代，修理了“三山五园”，在北京西郊的万寿山一带就是著名的清漪园（颐和园前身）畅春园和圆明园。姑且就说这个清漪园，面积竟达二百九十余公顷。化费巨款修建完成之后，先后被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毁坏。慈禧太后为了自己的“颐养冲和”，先是挪用建设海军的经费，后又运用大量国库——归根结蒂是耗费巨大的人民血汗钱，重建这一行宫花园。据解放后修复了的规模，全园有十一个景区，每个景区有殿、阁、海或轩、庄、堂，或台、馆、斋，或亭、楼、桥、洲等景点七八处以至十余处。游人边走边鉴赏，一整天也难以游遍。以上数处，固然比较突出。但，历代统治者，为了自己的享受，有几个不是穷奢极欲，不惜“民”之血汗，不管“民”之死活。相比之下，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的孙权，竟有上述如此作为，确实是难能可贵了。

 
　　看来，“民为贵”的思想，心中怀有一个“民”字，在孙权执政吴国的五十余年中，是经常的，可以说是贯彻始终的。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能有上述种种“人文精神”，就是很可贵的了，而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皇帝，能有上述的“人文精神”，这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了。应该说，这是孙权的一个最大特色。

三

　　孙权，在东汉建安五年（200年），当其兄孙策猝亡而孙氏集团正处于危难之时，开始执掌大权。在与曹魏、刘蜀长期的抗衡中，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拓展了疆土，保持了独立地位，霸占江东，登基称帝。在内部，他先后平定了山越及庐江太守李术等之乱，营造了一个相当稳定的环境，发展了农业与工商业，为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他还打通大陆与台湾的通道，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尽管他晚年多疑专断，在处理太子等问题上很不明智，但从总的倾向来看，仍不愧于是封建社会的一位英主。孙权所以能够如此，自有多方面的因素，自有各种正确的策略与措施，但从最根本的因素来看，正是由于他具有我国传统上进步的“人文精神”，心中怀着个“民”字，为此能够取得普天下“民”的信任与拥戴，从而激发“民”的各种积极性，这是最为重要的。所谓“得民者昌”，正是这个意思。

 
　　由此，产生两点联想。

 
　　首先，孙权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位英主，但在民间的声望却并不怎么相称。这是为什么？推测其原因，可能由于长期以来的史学界对其研究与评价不够深入与全面，同时，影响深广的《三国演义》对他的描写也不够公允。且举一例。孙权的“人文精神”，在《三国演义》中几乎没有什么描写；而与他同时的刘备呢，光在第四十二回《刘玄德携民渡江》中，却把他的“人文精神”描写得淋漓尽致，在这一回中，刘备曾含泪宣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他携带十数万樊城百姓，宁可被曹操追及，却再三不肯“弃百姓而走”，结果弄得糜夫人跳井，儿子阿斗也差点失去。仅就这一回，刘备的“人文精神”就感人至深，声誉大增呢！每当提及刘备，往往就会提及这一事。令人赞叹不绝。

 
　　不过，我们也不必因此而责备《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如某些评论家那样，指斥他“颠倒历史”之类。因为，三国故事主要流传、发展于宋、元时代的“街谈巷语”与“瓦子·句栏”中；而那时，作为汉族人民来说是“亡国奴”。他们从“亡国奴”的惨酷遭遇中，深感外族人做皇帝总还不如本人做皇帝好些。为此，紧接汉代之后的三国时代，蜀国之君主刘备与汉朝天子同姓，而且还是汉献帝的叔叔，这自然就是“正统”，而东吴便是“僭国”。“正统”自当要褒，“僭国”自当要贬。这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罗贯中自然要接受这种时代精神，后来的著名评论家毛伦父子也接受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从当时看来，还是蕴含着爱国意识呢，与今天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是不一样的。笔者认为，我们今天在评论孙权的时候，要给他一个公正的历史地位，这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要给他的“人文精神”给予恰当的赞扬，也是完全应该的；但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贬低《三国演义》。或者，如某些人那样，甚至借此要“掀翻古典名著”。道理很简单：一个是历史人物，成长于三国时代；一个是艺术形象，主要“成长”于宋、元时代。两者是绝不可混同起来的，尽管《三国演义》标榜为“历史小说”，但它毕竟是一种小说。

 
　　其次，象孙权这种“人文精神”今天还值得继承吗？还有现实意义吗？这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人文精神”，要关怀人，爱护人，是我国历代以来的好传统。它世代相承，自然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今天，我们大力提倡人性化，否定各种非人性或反人性化，就是继承并弘扬传统的“人文精神”，自然也融汇了孙权那样的“人文精神”。不久之前，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中，就有“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服务人民”，自然就要关心人民，爱护人民，而“危害人民”，自然就是走向对立面了。前者“荣”，后者“耻”。非常明白，这里不仅深广地包涵着“人文精神”，并且，对反“人文精神”表示了否定态度。这一点，就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试看报章，试听广播，固然有很多关心人民、爱护人民的好官，而与此相反的也不少：前年，四川某地一位主管桥梁建筑的县官，收受了某位建桥主管人的大量贿赂，便用废残钢梁充作合格钢梁，结果是桥梁垮坍了，因而使几十位人民丧命；近年来，山西、河北等地许多煤矿出事，死了大批采煤工人，其中有些就是管理者自己额外多捞钱而不管施工的安全，条件而造成的；据《2007全国两会特别报导》，在“2006年立案侦查职务犯罪嫌疑人”中，光是贪污案的就有一万三千四百零五人，占各类犯罪案件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五，是个最大的比例。上述这些，都是管人的人，都已有相当的工资收入，其衣、其食、其住、其行，都不会比广大人民群众低，而只会是更高，但还要去贪污，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乃至上亿，有的还存到外国银行。尽管他们贪污的伎俩各式各样，而九九归一，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榨取民脂民膏，都是在残害人民。这些人，还有什么“人文精神”可言，恐怕只能说是人类中的渣滓与败类了吧。

　　今天，我们大力弘扬“人文精神”，提但关怀人，爱护人，“以服务人民为荣”，实际也就是对上述这种“背离人民”、危害人民者的一种谴责与否定。也许这些人类中的渣滓与败类，有些会因此改恶从善，悔过自新吧；而对我们广大人们来说，如果“人文精神”愈来愈多，蔚而成风，向荣，背耻，愈来愈普遍，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和谐，更有利于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背离人民”，危害人民之类，不就可能相应地减少吗！这应当是弘扬“人文精神”的一种现实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