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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施彦端“进士”不是《水浒传》作者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10-16

论施彦端“进士”不是《水浒传》作者
 
 
（一）

 
　　苏北兴化施氏家族，于明景泰四年修的国贻堂《施氏家簿谱》手抄本中写有“元朝辛未科进士，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字耐庵。”自谓曾与这个施彦端字耐庵仅仅是“墙一间”而居的王道生，在其《施耐庵墓志》中，除了写明“至顺辛未进士”外，还写明“曾官钱塘两载”，著有“《水浒》”。白驹镇施氏宗祠的神主牌上也写明“元辛未进士始祖考施公耐庵”①等等。这些材料是是非非，难辨真伪。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纷纷著文辩析。刘冬先生已发表多篇著作，论述这一问题，仅就1980年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的《施耐庵生平探考》一文中，就肯定苏北这个施彦端字耐庵“十三岁入私塾”，“三十五岁中进士。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官钱塘二载。”据此，苏北施彦端——字耐庵——进士——钱塘为官，这自然使人与家喻户晓的《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合二为一。对此，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一直来是个激烈争论的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
 

（二）

 
　　笔者曾经论及，研究《水浒传》作者问题，固然应当重视那些“外部”的有关资料，同时更应重视《水浒传》文本“内部”的研究，如果内外结合起来，可能效果更好些，结论更准确些。
 
　　这位施彦端字耐庵究竟是不是“进士”？是不是《水浒传》的作者？不妨就先对照一下《水浒传》文本，看看是否与“进士”的身份、学历功底等相符。
 
　　众所周知，自隋代兴科举以来，凡是想参加科举的士子，都必然要反复研读“四书五经”。至于元代，上述这个被称为“辛未进士”或“庚午进士”的施彦端字耐庵，也决不例外；而且还有更特殊的规定。王道成先生在《科举史话》中就指出：“当时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分，所以考试的程式也有所区别。蒙古、色目人试两场，汉人、南人试三场。在考试内容方面，对汉人、南人的要求也比蒙古、色目人严格得多”[2]。金铮先生在《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元科举第一场考‘经义’，主要从朱熹所列定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出题，规定考生必须遵循程、朱之注疏。《诗经》亦必遵朱熹的《诗集传》”。[3]看来，这个施彦端字耐庵如果真的是“进士”，那么，他对“四书五经”以至《诗经》的朱熹《诗集传》，必然要自我要求“严格得多”，必然要加倍的反复研读。这当是无可置疑的。
 
　　也当是众所周知，“四书五经”中有许多都是论述、记叙或描写北方之事，其编著者也大都是北方之人。势所必然，“四书五经”中也就要涉及北方的地理态势与气候风物之类。如“五经”中的《诗经》，齐、曹、郑、魏、唐、邺、鄘、卫、王、陈、桧、秦、豳等国的诗，就产生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北方大地。又如，《春秋》以及“四书”中的《论语》、《孟子》等，记述了许多人与事，必然都要写到实实在在的北方地域。照此看来，如果这个施彦端字耐庵，真是“十三岁入私塾”，而且是更为“严格”地研读了二十多年“四书五经”的“进士”，对上面所说的地理态势与气候风物之类，必然已有相当的熟悉的。底下，就列举一些例子，让事实来说明一下。
 
　　先看有关地理态势的描写。
 
    《水浒传》第三回，描写陕西省华阴县的史进与“少华山寨中三个头领”结交，致使官军前来捕捉，只得烧了自己庄园外逃。这时，有如下一段文字：
 
　　史进提了朴刀，离了少华山，取路投关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来……夜住晓行，独自一个，行了半月之上，来到渭州。[4]
 
　　这个延安府，位于少华山下华阴县的北面，直线距离约450余里，而渭州位于华阴县西面，即今甘肃省东南部的平凉县地区，直线距离约700余里。当时，史进已是成年人，从自己的故乡出发去延安，居然不知道渡渭水北上而竟要盲目西去，要走这么多的冤枉路。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唯一的解释就是，《水浒传》的这位作者对陕西省的有关地理态势，非常无知，以致这么乱扯一通。
 
　　现在，具体地对照一下《诗经》中的有关描述，就根据朱憙注的《诗集传》。如《郑风》，《诗集传》中的注是：
 
　　郑，邑名，本是西都畿内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为采地……咸林，在今华州郑县。
 
　　这个华州，为西魏废帝三年（554）设置，治所就在华山，就是今天的华县。隋大业初撤销。唐武德初重建，治所在郑县，也就是今天的华县。可见，朱憙所指的“华州郑县”，实际就是同一处所。华州的辖区相当于今天的陕西省华县、华阴、潼关以及渭水北面的下邽镇一带。非常明白，这里的华阴县，地处少华山北麓，就是《水浒传》中史进的故乡。
 
　　又如《秦风》，《诗集传》中的注是：
 
　　秦，国名，其地在禹贡雍州之域……平王东迁，秦仲孙襄公以兵送之，王封
 
　　襄公为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歧丰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
 
　　至玄孙德公又徙于雍。秦，即今秦川。雍，即今京兆府兴平县是也。
 
　　这个雍州，当指东汉兴平元年（194）分凉州地而设置，三国魏时治所在长安，在今天西安市西北面，辖境相当于今天的陕西省中部，甘肃省东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等地域，正是“畿内八百里之地”的主要地域。《水浒传》中史进所错走的渭州——甘肃省东南部的平凉县，自然也包括在内。
 
　　再看《豳风》，《诗集传》中的注是：
 
　　豳，国名，在禹贡雍州歧山之北，原隰之野。……豳，在今邠州三水县。
 
　　这个豳州，北魏太和二十年（496）改邠州，比上述这个雍州的设置要晚302年，治所在陕西省安定县，就是今天的宁县。其辖境相当于今天的甘肃省宁县及镇原县南部地区。这一带原是周代祖先立国之处，今天的平凉县，就与镇原县贴近。
 
　　根据上述《诗经》中《郑风》、《秦风》、《豳风》所涉及的地理态势，完全可以知道，华阴西面是华县，再向西是雍州治所长安，转向西北是豳州治所安定，西面不远就是平凉地区，这就是西周“畿内八百里之地”的西部。而延安府则在“畿内八百里之地”的北面。试想，一个长期研读《诗经》中《郑风》、《秦风》、《豳风》的进士，应当不是一般地而是非常具体地知道上述地理态势，而当他撰写《水浒传》中的史进形象时，怎么会是如此无知，乱扯！
 
　　再看《水浒传》第五回，鲁智深连续两次“大闹五台山”之后，在文殊院住不下去了，于是，智真长老叫他去投开封大相国寺智清长老处。有这样一段描写：
 
　　鲁智深自离了五台山文殊院，取路投东京来。行了半月之上……远远地望见
 
　　一簇红霞，树木丛中闪着一所庄院，庄后重重叠叠，都是乱山。
 
　　这所庄院，就是桃花山麓的桃花庄，属山东省青州“所辖地面”。究其实际，自山西省五台山到河南省的东京开封府，基本上是径直南下，直线距离约1000里，而鲁智深却东南走，横过河北省，直到山东省东部的青州地面，即今天的淄博、青州一带，直线距离已超过1000里，再从此地转西南面到东京开封，直线距离将近900里。这个鲁智深几乎要多走一倍的冤枉路。非常明白，这位《水浒传》作者对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一带的有关地理态势，也是非常无知，也只好这么乱扯一通。
 
　　现在，也还是具体地对照一下《诗经》，仍是根据朱憙注的《诗集传》。
 
　　先看《唐风》，《诗集传》中的注是：
 
　　唐，国名，本帝尧旧都，在禹贡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
 
　　成王以封弟叔虞为唐侯。……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
 
　　这个太原，作为郡名，建于战国秦庄襄公四年（前246年），治所在晋阳，就在今天的太原市西南边。秦时，辖境相当于今天山西省五台山和管涔山以南，霍山以北地区。作为一个府名，建于唐开元十一年（723），治所在太原，就是今天太原市西南边的晋源镇，辖境相当于今天的山西省阳曲以南，文水以北以及阳泉市、平定县、寿阳县、昔阳县、盂县等地。这个盂县的北面就是五台县，就是五台山所在地。这座五台山上的文殊院，就是《水浒传》中鲁智深落发为僧处，他去东京开封大相国寺正是从此地出发。
 
　　再看《邶风》、《鄘风》和《卫风》。《诗集传》的注是：
 
　　邶、鄘、卫，三国名。在禹贡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东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纣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纣域，朝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封诸侯。……卫本都河北，朝歌之东，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后不知何时并得邶鄘之地。……故卫都即今卫县。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怀、卫、澶、相、滑、濮等州，开封大名府界，皆卫境也。
 
　　这个卫州境内的开封府，就是大相国寺所在地，就是《水浒传》中鲁智深所要投奔的目的地。《卫风·氓》中有“送子涉淇，至于顿丘”之句。《卫风·竹竿》中有“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之句。这淇水，就是流入开封城北不远的黄河。另，《孟子》中的“孟子见梁惠王”，这个“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就建都在开封。这个开封府，对于研读“四书五经”的士子说来，真可谓是烂熟于心的。
 
　　再看《齐风》。《诗集传》的注是：
 
　　齐，国名，本少昊时爽鸠氏所居之地，在禹贡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今青、齐、淄、潍、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这个齐国，都城在淄州的临淄，其东百余里就是青州城。《水浒传》中的鲁智深，自山西五台山欲去河南开封而错到的桃花庄，就是在山东省这个青州境内。在“四书五经”中，涉及青州一带的地理态势还有多处。在此同时提一下。如《春秋·齐晋尤之战》有“（齐顷公）遂自徐关入”之句。“徐关”，在山东省益都境。（齐顷公）所“入”之处，就是齐国境内青州西边不远的临淄。又如，《左传·晋入齐平阴之战》中有“十二月，戊戌，及周秦，伐雍门之荻”。这个周秦，也是在齐国境内的临淄附近。这些地方，都可以说与鲁智深错入的桃花庄相距不远。另，《论语》中不断提到的至圣孔丘，《孟子》中不断提到的亚圣孟柯，都是山东人。孔丘的学生，如颜渊、有若、曾参、仲由、冉求、宰予等也都是山东人。孔丘还游历过宋、卫、蔡、楚、齐等国，即今天的河南、山东各地。对研读《诗经》、《论语》等的士子说来，山东的地理态势也可谓是烂熟于心的。既然如此，当他描写《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形象而涉及山西五台山、河南开封府与山东青州一带的地理态势时，怎么又是如此无知，乱扯！这又怎么解析？
 
　　再看《水浒传》第十六回，吴用等七人在济州郓城黄坭冈上，遇到了押送生辰纲的杨志，双方有如下的对话：
 
　　杨志道：“你等且说那里来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兄弟七人，是濠州人，贩枣子上东京去，路途打从这里经过。听得多人说，这里黄坭冈上如常有贼打劫客商。……”
 
　　这个濠州，在开封东南面，其治所在安徽凤阳东的钟离，直线距离约800里；而郓城，在开封东北面，直线距离约360里。吴用七人从安徽濠州“上东京”开封，怎么会先北上郓城而后再西南下开封？由于《水浒传》作者的无知与乱扯，竟让“智多星”吴用也说了“胡话”，而精明的杨志竟也不会怀疑？一句错话，损害了两个人物形象。
 
　　现在，就对照一下《诗经·鲁颂》。《诗集传》中的注是：
 
　　鲁，少皞之墟，在禹贡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长子伯禽，今袭庆东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
 
　　这个东平，作为郡名，国名，是汉甘露二年（前52年）改大河郡为东平国，治所在无盐（即今东平东），辖境相当于现在山东济宁市、汶上县、东平县等地。作为府名，是北宋宣和元年（1119）改郓州为东平府，治所在须城（即今东平县），辖境相当于现在山东汶上县、平阴县、东平县、梁山县、肥城县、阳谷县、东阿县等。吴用等七人与杨志对话的黄坭冈，就在梁山县西南不远的郓城境内。
 
　　再看《鲁颂·泮水》，有“既作泮宫，淮夷攸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获”等句。这里的“淮夷”，就是指淮河流域尚未开化的人。“夷”是一种贬称。《水浒传》中吴用等自称是“濠州人。”这个濠州，就是隋代开皇二年（582）改西楚州而设置的，它处于淮河流域的主要地段，辖区相当于现在的怀远、定远、凤阳、嘉山等县。至于东京开封，上文已经说得很清楚。所以，一个研读《诗经·鲁颂》，认识濠州、开封与郓城地理态势的士子，要描写吴用等七人从濠州到开封，是绝对不应该也绝对不会错到郓城境内的黄坭冈去的。
 
　　等等。仅就上述三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水浒传》作者，对北方地理态势方面的无知无识。按其实际，《水浒传》中关于北方地理态势的描写，舛错谬误之处极多。马幼垣先生的《水浒论衡》[5]，邹振九、樊栋卿两先生的《水浒在地理叙述方面错误的又一例》，《〈智取生辰纲〉的地理疏漏》[6]等文均已有所论及。笔者曾经作了较全面的考察，比较明显而重大的舛错谬误处就有27处之多。这众多的地理态势舛错谬误的描写，充分表明《水浒传》不可能出于一个长期研读《四书》、《五经》并相当熟悉北方地理态势的士人之手。
 
　　附提一句。进士，是必须去北京考试的。施彦端是苏北人，他去考试，或车马，或步行，必然要经过山东、河北许多地区。如果真是这样，他对山东、河北一带也不至于如此无知、无识。
  

（三）

 
　　现在，看看有关北方气候风物方面的描写。
 
    《水浒传》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描写的是，林冲被奸贼高俅迫害，在“纷纷扬扬，捲下一天大雪”的严冬时刻逃离沧州草料场，投奔八百里外的梁山泊。当他来到梁山泊边的一间酒店时，有如下一段文字：
 
　　林冲问道：“此间到梁山泊还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间要去梁山泊，虽只数里，却是水路，全无旱路。若要去时，须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
 
　　到第二天，果然是酒保朱贵向芦苇丛中射去号箭，小喽啰便“摇着一只快船过来”，把林冲渡到金沙滩头。林冲一看，梁山泊竟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须知，北方的严冬，就是滔滔波浪的黄河也已结冰，大量河汊湖泊，冰上更可行人跑车呢，怎么可能有如此景象！
 
　　再看第四十六回《病关索大闹翠屏山》，身处河北蓟州的杨雄与石秀，于“十一月中旬”，把潘巧云与迎儿骗上翠屏山时，有这样一段山景描写：
 
　　远如兰靛，近若翠屏。涧边老桧摩云，岩上野花映日。漫漫青草，满目尽是荒坟；袅袅白杨，回首多应乱塚。……
 
　　试想，河北蓟州的冬日，何来“兰”、“翠”之色，以至“野花映日”、“漫漫青草”、“袅袅白杨”？
 
　　当杨雄与石秀杀了潘巧云与迎儿之后，又携带早已在山上“勾当”的时迁一同去投奔梁山。他们路过郓州地面的祝家店时，因时迁偷了店中一只公鸡，引起与店小二争吵，而后，“只见店里赤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须知，在这严冬季节的郓州，夜里的温度可能是零下几度甚至十几度几十度啊！“赤条条地走出”，受得了吗！
 
　　再看第五十三回，戴宗与李逵去河北九宫县二仙山寻找公孙胜，也正是严寒的冬日，也有这样一段山景描写：
 
　　流水潺湲，涧内声声鸣玉珮；飞泉瀑布，洞中隐隐奏瑶琴。……（戴宗和李逵）
 
　　两个来到桥边，见一个村姑提一蓝新果子出来。
 
　　严寒的九宫县二仙山，居然有“流水”、“飞泉”与“新果子”，岂不奇哉！
 
　　仅就上述三个例子，《水浒传》对北方气候风物方面的描写也是一种无知，乱扯。
 
　　其实，在“四书五经”中也有北方气候风物方面的描写。这里，只从《诗经》中引两条，以便对照一下。
 
　　且看《诗经·小雅·何草不黄》：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
 
　　据朱注《诗集传》，这是“兴也。草衰则黄”，意喻“周室将亡”。这诗的含义，此处不论。而“周室”所在地域，如西周，则是上述所讲《豳风》地理态势时的“畿内八百里之地”，即关中一带；如指东周，中心地则是东都洛邑一带。关中与洛邑，纬度差不多，都是北纬34——35度之间。这一带，秋天来临，便“何草不黄”、“何草不玄”，叶子都要枯干，变成黄色以至黑色了呢。而《水浒传》中写到的蓟州翠屏山与二仙山一带，则是在北纬四十度以上，又是在深冬，比起关中与洛邑一带更要寒冷得多，山野自然要萧索得多，怎能还有“野花”、“青草”、“流水潺湲”、“飞泉瀑布”以及“新果子”之类。《水浒传》的作者，如果真的是一个士子，自然要研读《诗经·小雅·何草不黄》这些诗篇，怎会在作品中写出如此背时的文字！
 
　　再看《诗经·豳风·七月》：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
 
　　据朱注《诗集传》：“赋也。凿冰，谓取冰于山也。冲冲，凿冰之意。《周礼》，正岁十二月令斩冰是也。纳，藏也。藏冰，所以备暑也。凌阴，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风未解冻，故冰犹可藏也。”这里说明，严冬季节，要“取冰”，可见其冰冻的具体情状。《豳风》地域，前面已经提及，即今天的甘肃省宁县及镇原县南部一带，如以宁县为测量点，南距北纬三十五度线约60公里，而山东梁山则南距北纬三十五度线约90余公里，即更可能冷些。同样是严冬季节，梁山泊怎么会有“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以至可以船只往来！人们又怎能深更半夜“赤条条地走出”来！《水浒传》的作者如果真的是一个士子，自然也要研读《诗经·豳风·七月》这些诗篇，又怎会在作品中写出如此违规的文字！
 
　　还须指出，一个封建社会里追求“进士”之类的士子，除了研读“四书五经”之外，往往也同时涉猎其它一些著作的。像生活在元明之交的施彦端，如果真是“十三岁入私塾，三十五岁中进士”，那么，他在文学方面，如楚辞汉赋、建安七子、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曲四大家等的诗文，或多或少总要有所接触；在史学方面，当今通行的二十五史中，除了《宋史》，因编撰于元末，未必能阅读外，其余宋代以上的二十一史，都是或多或少有可能阅读到的。在这些史书中，有的还专辟有《地理志》这个大栏目，非常具体地叙述各处的区划、城市之类。上述文史著作，往往也涉及北方的地理态势与气候风物之类。这个施彦端，对这些文史著作，只要稍许有所涉猎，那么，执笔为文之时，必然不会如此舛错百出，谬误万端的！
 

（四）

 
　　还不妨看看《水浒传》中语言文字的运用。
 
　　而今，能够看到较完整的早期《水浒传》，就只有明万历间杭州容与堂所刻的本子。笔者就是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3年影印的这个本子，摘引一些实例，简说一下上述问题。
 
　　首先，是为数不少的错别字。且看：
   
　　当晚，众人谢酒，各自分付回家。（二回。“付”，应作“散”。）
 
　　且将些酒来，师傅吃，休得要抵似醉了。（五回。“似”，应作“死”。）
 
　　林冲道：“值时值二千贯，只没个识主”。（七回。“时”，应作“是”。）
 
    （公差）道：“……你须精息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八回。“息”，应作“细”。）
 
　　两个又斗了十数合，正斗到分积。（十二回。“积”，应作“际”。）
 
　　若非挟士行仁爱，定使圜扉锁凤鸾。（二十二回。“挟”，应作“侠”。）
 
　　柴进赶将出来，误叫起宋押司，因此露出姓名来。（二十三回。“误”，应作“偶”。）
 
　　（何九叔）用五轮八宝万着两点唇水眼，定睛看时。（二十五回。“万”，应作“犯”；“唇”，应作“神”。）
 
　　武松酒却涌上来，把布衫拔开。（二十九回。“拔”，应作“摊”、“掀”、“拉”等字。）
 
　　黄信与众好汉讲礼吧，坐与花荣肩下。（三十五回。“与”，应作“于”。）
 
　　这个相黑杀天神。（三十九回。“相”，应作“像”。）
 
　　书上只说，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须密切差的当人员解赴东京。（三十九回。“行”，应作“刑”。）
 
　　黄文柄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至监”。（四十回。“监”，应作“荐”。）
 
　　两个小牢子，一个驮着许多礼物花红，一个捧着若干段子采赠之物。（四十四回。“段”，应作“缎”；“赠”，应作“缯”。）
 
    “头醋不艳彻底薄。”（五十一回。“艳”，应作“酽”。）
 
　　罗真人笑道：“贫道已知此人是上界地杀星之数。”（五十三回。“地杀”，应作“天罡”或“天杀”。）
 
　　呼延灼与韩滔、彭玘都与了毕胜军状。（五十五回。“毕”，应作“必”。）
 
　　吴用道：“我闻五代时大梁王彦章，日不移影，连打唐将三十六员。今日张清，
 
　　无一时连打我一十五员大将，虽是不在此人之下。”（七十回。“虽”，应作“真”、“确”等字）
 
    （宋江）道：“……明日看了正灯，连夜便回，只此十分好了，莫非弄得撅撒了。”
 
    （七十二回。“非”，应作“要”。）
 
　　一个双环扑兽创金明。（七十六回。“创”，应作“戗”。）
 
　　却似骊山顶上周幽王褒氏戏诸侯。（七十九回。“氏”，应作“姒”。）
 
　　高俅于天子众官都在城上。（八十回。“于”，应作“与”。）
 
　　把高俅碎得定，只一交，攧翻在地褥上。（八十回。“碎”，应作“捽”。）
 
　　（花荣）覷的来马交近。（八十七回。“交”，应作“较”。）
 
　　众将军兵，难寻路径，剏到一个去处。（九十七回。“剏”，为“创”的异体字，应作“撞”。）
 
　　岭岩上监把大石堆壘砌断了。（九十八回。“监”，应作“尽”。）
 
　　以上，共二十六处，仅是《水浒传》中的一部分。光从这些例子看来，有些是用词不准确，以致词不达意，如第二回中的该用“散”而用“付”，七十回中的该用“真”、“确”等字而用“虽”，七十二回中的该用“要”而用“非”，等；有些是缺乏严谨，以致前后舛错，如五十三回中的“地杀星”，明指李逵，其实，应作“天杀星”，或“天罡”；而大量的，则是音近或音同而误，如第五回中的该用“死”而用“似”，第七回中的该用“是”而用“时”，第八回中的该用“细”而用“息”，第十二回中的该用“际”而用“积”，二十二回中的该用“侠”而用“挟”，等等。这类差错，凡是学历功底较差的人是最容易出现的。
 
　　《水浒传》的原始本子，现已不能看到，现在能看到的较为完整的本子就是容与堂本。而在容与堂本之前，还有天都外臣序本，武定侯郭勋刻本与《京本忠义传》等残本。上述所见的诸多错别字，可能有少量是后来这些本子，在它的刻印过程中造成，不能完全归到原作者头上；但是，必须看到更重要的一面，即后来的每个本子，在它的刻印过程中，往往是在不断地修改，逐步减少错别字的。且举一例。在《京本忠义传》残页的第十卷第三十页中，有一句“孙立便交顾大嫂引了乐大娘子叔伯姆两个去后堂拜见宅眷，换过孙新、解珍、解宝参见了”。这里的“交”与“换”两字，分明是错用的，而在容与堂本第五十回中，分别改正为“叫”与“唤”了。就在同一节而稍后数百字中，又有一句：“军人每道：‘那厮……’。”这“每”字，分明也是错用的，而在容与堂本中也改正为“们”了。还须指出，自《京本忠义传》到武定侯郭勋刻本以至天都外臣序本，都是为一般学者所称的“善本”，在刻印过程中都比较认真负责，是相当精美的本子。从总的倾向看来，《水浒传》的原始本子，其错别字自然还要更多些。仅从这一点看，《水浒传》也不像是一个长期研读“四书五经”的“进士”所写。试想，如此诸般的错别字，“进士”考试通得过吗！
 
　　同时，还有一些甚为粗俗的语言，且看第三十二回：
 
　　（孔亮）背后引着二三十个庄客，都是有名的汉子，怎见的，正是叫做：长王三，短李四，急三个，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乌上刺，沙小生，木伴哥，牛筋等。
 
　　再看第四十四回：
 
　　布簾起处，摇摇摆摆走出那个妇人来，生得如何，石秀看时，但见：黑鬒鬒鬓儿，细弯弯眉儿，光溜溜眼儿，香喷喷口儿，直隆隆鼻儿，红乳乳腮儿；粉莹莹脸儿，轻袅袅身儿，玉纤纤手儿，一捻捻腰儿，软脓脓肚儿，竅尖尖脚儿，花簇簇鞋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更有一件窄湫湫、紧抽抽、红鲜鲜、黑稠稠，
 
　　正不知是甚么东西。
 　 
　　另，在容与堂本《水浒传》的各回中，如“鸟气”、“鸟人”、“撮鸟”、“鸟乱”、“鸟蠢汉”、“鸟主人”、“干鸟头”、“干你鸟事”、“却拜甚鸟”，等等，多处可见。这“鸟”即“屌”，男人的外生殖器。这些词汇与语言，全是粗俗的且往往含有谩骂之意。
 
　　孔家庄庄客的名字，潘巧云下身的描绘，还有“鸟”字的多处运用，都是甚为粗俗的。明代的李卓吾在评点容与堂本《水浒传》时，对庄客的名字与潘巧云的描绘，都勾了粗线，并分别写了眉批“可删！”与夹批“说出更俗！”这，很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文人对这一类文字语言的看法。推测起来，这类语言文字很可能是书会才人或说书艺人，为了迎合勾栏、茶馆、酒楼中看客的低级趣味而采用的，而把各种“水浒故事”编撰成《水浒传》的作者，对这类文字语言也有某些投合处，所以便也利用进去了，自然也不可完全否定是编撰者直接采集于社会的底层。试想，如果是李卓吾这类人来编撰《水浒传》，会有这一类语言文字吗！一个长期研读“四书五经”的“进士”，并且“为官”的文人，当他汇集众多水浒故事而编撰《水浒传》的时候，当然不是1＋1＝2的简单算术，而是有一个去芜取精、艺术提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投合、运用这类语言吗！
 
　　总之，从《水浒传》中有关北方地理态势、气候物象的实际描写以及语言文字的运用等情况看来，它不可能出自一个长期研读“四书五经”的进士、“为官”者之手。由此看来，如果苏北大丰的施彦端真的是长期研读“四书五经”的进士、“为官”者，那么，他就不会写出如上的《水浒传》，即他不可能是《水浒传》作者。
 
　　不言而喻,这个苏北施彦端“进士”不可能与《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合二为一。
 
　　注：
 
　　[1]上述三种材料，均是1952年以来苏北兴化、大丰一带所发现的“施耐庵文物史料”，散见于《施耐庵研究》一书，198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2] 王道成《科学史话》，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
 
　　[3金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4] 据《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以下凡引《水浒传》文字均据此本。
 
　　[5] 马幼垣《水浒论衡》，台湾联经出版社，1992年出版。
 
　　[6] 邹振九、樊栋卿《水浒在地理叙述方面错误的又一例》、《〈智取生辰纲〉的地理疏漏》，均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分别见于《水浒争鸣》第一辑、第四辑，出版时间分别是1982年、1985年。
 
　　此文曾在2007年12月14日浙江省文学学会《三国》、《水浒》学术研讨会上宣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