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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10-16
杭州是水浒故事最为重要的孕育发展地方
一 杭州是水浒故事最为重要的孕育发展地方
南宋时期,杭州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文化娱乐事业最为发达。源于北宋梁山一带的“宋江事”——以宋江为首的水浒英雄故事,也就在杭州发达的文化娱乐中孕育着、发展着。终于,在街谈巷语、瓦子·勾栏中传诵与说唱的基础上,便产生了以水浒英雄个人命名的单篇水浒英雄故事,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随之,便有长篇的集体的见于《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英雄故事。由于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于是,在水浒英雄故事的不断发展中,便有“逼上梁山”、“替天行道”与“招安”、“平方腊”等情节,于中,便蕴含着一种反对“权大于法”,要求经济平均与政治平等,以及忠君爱国等思想意识。这样的水浒英雄故事,自然为当时广大人民所喜爱,以至代代流传,经久不衰。
于是,在杭州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中,又增添了一种新内容——“水浒文化”。
一、南宋时期的杭州是全国最大的城市
杭州地处两浙之间,鱼米富庶之区。北连大运河南端,南临钱塘江下游,河运海运,贯通东西南北,具有十分优越的发展条件。尤其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钱鏐三代统治杭州八十余年,休养生息,繁荣经济,而其它城市如南京、扬州等均在战乱中相继衰落。相形之下,一荣一枯,倍见悬殊。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在北宋初叶,“钱塘户数,主六万一千六百八,客八千八百五十七。”按每户平均五口计算,杭州已有三十五万余人。而后,宋仁宗在《赐梅挚出守杭州》中,就称杭州为“东南第一州”。柳永在《望海潮》中称这个“自古繁华”的杭州有“十万人家”,而且有“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豪华市场与“羌管弄晴,菱歌泛夜”的文化娱乐。从中,不难想象杭州的规模与盛况。
北宋以降,杭州更是有了飞跃的发展。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开封,钦宗与其父亲徽宗均被俘北去,北宋政权就灭亡了。此后,金兵不断扩大入侵范围,东向山东,西向山西、陕西,南向淮河流域,占据了广大中原地区。钦宗之弟赵构,于开封危覆之际仓皇南逃,既渡淮,又过江,终于来到杭州,于建炎三年(1129)升杭州为临安府。到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为“行在”。在这一时期以及其后一段时间,广大沦陷区的人群,跟着赵构,“从者如归市”,也纷纷南来杭州。知建康府兼知沿江制置使叶适说过:“去岁虏入,两淮残破。安丰、濠州、盱眙、楚州、庐州、和州和扬州七郡,其民奔走渡江求活者凡二十万家。”这里,仅是两淮地区“渡江求活者”。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整个中原沦陷区的“渡江求活者”,该是一个何等庞大的数目。当时,杭州就设立许多接待站。据成化《杭州府志》记载,杭州城北的妙行寺,地处运河码头,是最大的一个接待站,在前后二十余年间,就接待了三百万人次。在这些人群中,既有皇家贵族,也有上层士大夫与文人,更有各类商贾以至低层的各类技艺人员,而数量最多的是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这些人,有的继续流向闽广、湖湘,有的便留住杭州。南宋文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就说过:“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这样一来,杭州这个城市便急速扩大。
据《咸淳临安志·户口》,宋孝宗乾道间(1165——1173),杭州便有261692户,每户按五人计,共有1300460人。到了宋理宗淳祐间(1241——1252),又增至381335户,共1906675人。到了宋度宗咸淳间(1265——1274),又增至391259户,1956295人。而北宋徽宗崇宁间(1102——1106),共203574户,1017870人。从此,可见自北宋到南宋其间,杭州人口增长几近一倍。至于杭州城内外保卫京师的大量驻军,还不计在内。四水潜夫周密在《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擂槌》的《夹注》中,记录了杭州当时一句“俗谚”:“杭州人一日三十丈木头。”并加解释:“以三十万家为率,大约每十家日吃擂槌一分,合而计之,则三十丈矣。”擂槌,是木制的加工食品的工具,它把加工之物擂成细末,而它自己也在加工过程中磨损成细末,让人吃掉了。“以三十万家为率”,以每户五口计算,杭城人口(不含郊区)大约一百五十万。这“俗谚”,也大致可见杭城人口之多。
由于赵构定都杭州之后,著名将领如岳飞、韩世忠、张浚、刘錡、吴玠等的英勇抗击,广大沦陷区人民不断开展的游击战争,金兵便再也无力南侵;这样,杭州便赢得一个长期安定的局面。勤奋的人民,利用优越的条件,杭州这个城市便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与繁荣起来。且看吴自牧《梦粱录·塌房》中的记述:
自高庙车驾由建康幸杭,驻跸几近二百余年,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
关于“杭城繁盛”,还可看看以下几个例子。
如农业方面,农副产品就相当丰富。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中就有具体说明。当时杭“城内外不下数十万家户,百十万口”,其“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而且,“食米”品种繁多,有“早米、晚米、新破砻、冬舂、上色白米、中色白米、红莲子、黄芒、上稈、秔米、糯米、箭子米、黄秈米、蒸米、红米、黄米、陈米”等十七种。其它副食品,如鱼类,光是“鲞鱼”,“城内外鲞铺,不下一、二百余家”。“鲞鱼”品种也极繁多,有“郎君鲞、石首鲞、望春、春皮、片鳓、鳓鲞、鳘鲞、鰙鲞、鳗条弯鲞、带鲞、短鲞、黄鱼鲞、鲭鱼鲞、鱿鲞、老鸦鱼鲞、海里羊”等十六种。至于肉铺,则“不知其几”。此外,与之有关的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之类,处处皆有。从这些事例,不难想见当时农业繁荣的情况。
再如手工业方面,分官营与私营两种。官营,一般规模较大,分工较细。工匠少则数百,多则逾千。如少府监,下辖五个“院”。据《宋史》卷165《职官志》:“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凡器之用;绫锦院,掌织紝锦绣,以供乘舆,凡服饰之用;染院,掌染丝枲幣帛;裁造院,掌裁制服饰;文绣院,掌摹绣,以供乘、服御及宾客制造之用。”这里的文思院,其中又分上、下两界:上界掌金银、珠宝、织绣及各类精巧器物的制作;下界掌以钢铁竹木为原料的普通器物的制作。两界中,又细分打作、镀金作、玉作、扇作、花作、雕木作等三十多个。仅此一端,可见官营手工业的繁荣情况。
私营手工业,且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团行》所载,光是从“工役之人”来分类的,就有“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鈒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作”等廿二种。当时的手工作坊,林立里巷。仅此一端,也可见私营手工业的繁荣情况。
特别还要一提的是,南宋时期杭州的丝绸业、印刷业与瓷器业,均列全国前茅。尤其是丝绸业,工场棋布大街小巷。直到今天,还留有机神村、机神庙、红门局、织造府等丝绸业印记的遗迹。可见,南宋时代的杭州,已经不只是“东南第一州”,而且绝对是“中国第一州”。就世界范围来讲,也是最大而繁荣的城市之一。元朝初年来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便盛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二、南宋时期的杭州是文化娱乐事业最繁荣的城市
杭州,不仅是全国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更是文化娱乐的中心。一方面,赵姓皇家集团尽管是困守半壁江山,然而,文化娱乐方面却是热衷的,沉迷的。单是“小说”方面,如宋高宗赵构,于德寿宫“享天下之养,仁寿清和,喜阅话本,令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赠。”(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在淳熙八年(1181)正月,宋孝宗还“宣押棋待诏并小说孙奇等十四人”为赵构服务。(《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而任辩、施珪、叶茂、方端、刘和等五位“小说”家,注明“御前”(《武林旧事》卷《诸色伎艺》)服务,自然是为当朝皇帝宋孝宗赵昚服务。在上之统治者对娱乐活动中“小说”之喜爱,于此可见一斑。上行下效,高级官僚、富商豪族等自然也是如此。更有广大的市民,还有城内与城郊为数巨大的军队,他们在平日休闲之时,尤其是节假暇日,也都需要文化娱乐的活动。另一方面,北方沦陷之后,以旧京师开封为代表的大城市中,原有大量的伎艺人员,逃亡南来,还有杭州本地的大批伎艺人员,他们为了养家活口,都需要继续从事文化娱乐事业。这两方面一结合,再加上当时日益繁荣的经济基础,就使杭州的文化娱乐事业盛况空前,远远超过全国其它任何一个城市。
文化娱乐的演出,需要一个场所,如皇家集团、高级官僚之类,自有他们特殊的场所,至于广大人群,这种场所就叫“瓦子”。杭州,当时有多少“瓦子”?据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瓦舍》中的记载:“杭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其中,位于城中的有五处:
清泠桥西熙春楼下,谓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楼前谓之中瓦子;市西坊内三桥巷名大瓦子,旧呼上瓦子;众安桥南羊棚楼前下瓦子,旧呼北瓦子;盐桥下蒲桥东谓之蒲桥瓦子,又名东瓦子。
位于城郊的有十二处:
东清门外菜市桥侧名菜市瓦子;崇新门外章家桥南名荐桥门瓦子;新开门外南 名新门瓦子,旧呼四通馆;保安门外名小堰门瓦子;候潮门外北首名候潮门瓦子;便门外北谓之便门瓦子;钱湖门外南首省马院前名钱湖门瓦子;后军寨前谓之赤山瓦子;灵隐天竺路行春桥侧曰行春瓦子;北郭税务曰北郭瓦子,又名大通店;米市桥下米市桥瓦子;石碑头北麻线巷内侧曰旧瓦子。
其实,吴自牧的记载尚不完全。另,据四水潜夫周密《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的记载,杭州城内外合计瓦子有二十三处,除上述外,还有嘉会门外瓦子,艮山门外瓦子,北关门外新瓦子,钱塘门外羊坊桥瓦子,王家桥瓦子,龙山瓦子等六处。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的记载,光是“城外就有二十座瓦子”,即除上述之外,还有勾栏门外瓦子,朱市瓦子等两处。仅就上述三书的记载,看来,杭州城内与城郊就有二十五处“瓦子”,而每处“瓦子”,往往有若干“勾栏”——用雕花的栏板之类分隔成的小块场地,供各种不同项目演出的舞台。如北瓦子,就有十三座“勾栏”。看来,所谓“瓦子”,就有点像今天的“大世界”那样综合性的文化娱乐场所。一个城市,有如此众多的文化娱乐场所与演出项目,就今天同等规模的城市看来,也是够突出的。
除了这些固定的演出场所之外,还有许多酒馆茶楼,一些个体的伎艺人员,往往也会随机献艺;更有街头巷尾的隙地,又常有不时而至的伎艺人员临时作场,俗称为“打野呵”的呢!
不妨把东南沿海一些城市比较一下:江都(扬州)有“南瓦巷”、“北瓦巷”二处;镇江有“南瓦子巷”、“北瓦子巷”二处(卢宪嘉定《镇江志》);平江(苏州)有“勾栏巷”一处(乾隆《吴江县志》);吴江有“勾栏巷”一处(乾隆《吴江县志》);湖州(吴兴)有“瓦子巷”一处(谈钥《吴兴志》);乌墩有“南瓦子”、“北瓦子”二处(民国《乌青镇志》);宁波有“旧瓦子”、“新瓦子”二处(开庆《四明续志》);温州有“瓦子巷”一处(光绪《永嘉县志》);建安有“勾栏巷”一处(嘉靖《建宁府志》)。以上九个城市,都是当时文化娱乐比较发达的,只不过共有瓦子十三处,大体只是杭州这个城市的一半。从中可以看出:京城杭州的文化娱乐场所是何等的繁荣。
毫无疑问,南宋时期的杭州,其文化娱乐为全国其它任何一个城市无可企及的。
杭州人林升《题临安邸》诗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也正反映了杭州文化娱乐情况的一个侧面。
三、在杭州众多文化娱乐项目中“说话”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在南宋的“瓦子·勾栏”以及其它场合演出的文化娱乐项目中,“小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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