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栏|博客 > 名家专栏 > 马成生 > 正文          

关于兴化施彦端作《水浒传》的六点疑问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10-16

关于兴化施彦端作《水浒传》的六点疑问

 

  一些认为兴化施彦端即钱塘施耐庵,即《水浒传》作者的同志,已先先后后,陆陆续续编写出许多论文以至施彦端的简历或自传之类。作品本身,究竟是否具有确切的根据,是否具有可靠的科学性,本文概不论述,只是就中所涉及的那个兴化施彦端的经历、学识之类,与《水浒传》作些对照,看看两者之间是否大体相符或“对口”。众所周知,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像《水浒传》那样的长篇巨著,其作者的经历、学识之类,总是要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于其作品之中。本文,也就是从这一着眼点,察看一下兴化施彦端与《水浒传》的关系,从而提出六点疑问。

 

    一 


  一些肯定兴化施彦端即钱塘施耐庵即《水浒传》作者的同志,都肯定施彦端故乡兴化的水域,是《水浒传》中“梁山水泊”的“原型”。而这,自然认为是这个施彦端写《水浒传》的“内证”。姚恩荣、王同书两同志的《张士诚——张荣——宋江》(1)一文,正面引用“周梦庄先生《水浒本事考》、《水浒杂事》”中的观点:“梁山泊原型就是大丰白驹、草堰一带的水网地区。”“‘纵横河港一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与草堰、白驹一带相仿。”浦玉生同志在《〈水浒传〉与张士诚起义初探》(2)一文中说:《水浒传》中“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地名唤着梁山泊,方圆八百里,中间宛子城蓼儿洼”,“当地的老百姓告之,蓼儿洼就是耐庵墓附近的芦苇荡。”看该文,作者是肯定“当地的老百姓”的话的。这也就表示:施彦端故乡兴化的“芦苇荡”,是《水浒传》中描写梁山泊的素材。张惠仁同志在《施彦端即施耐庵考证》(3)一文中也说:“在施耐庵生活的年代,现实中的梁山泊已涸为平地。……因兴化地处偏僻,河湖港汊,星罗棋布其周,层层环水,恰如蛛网密织,……兴化、白驹一带地理环境的特点与《水浒》中梁山泊的相似之处,是值得人们‘细思量’的。”这话说得较为含蓄,但意思与上面是一致的。再如黄俶成同志在《施耐庵与〈水浒〉》(4)一书中也说:“到施耐庵时代,梁山依然,水泊已经不存。”而兴化呢,“境内河流纵横,密如蛛网,湖荡众多,星罗棋布……这些山山水水,故实风情陶冶了这位大文豪的情操,萌发了他创作《水浒》的最初动机。”这话,与上面也是有相通之处的。黄书胜同志在《施耐庵与水浒港》(5)一文中也说,苏北兴化的“水浒港,现名避风港”,为《水浒传》“提供了”“现实场景”。等等。上述种种,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即《水浒传》中的“梁山水泊”,是以兴化的水域为“原型”,为素材。这样,兴化施彦端即《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就具有一个“内证”了。

 

  然而,这个“内证”可靠吗?

 

  还是先看看实际情况。据《新五代史》卷九:“石晋开运元年(944)六月丙辰,河决滑州,环梁山入于汶济。”据《宋史》卷九一:“天禧三年(1019)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天台山旁,俄复溃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据《宋史·五行志》:“熙宁十年(1077)七月,河决曹村下埽,澶州绝流,河南徙,又东汇于梁山张泽泊,凡坏郡县四十五。”这样黄河三次大决口,就形成一个以梁山为中心的巨大湖泊——梁山泊。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载,当时就有“梁山泊八百里水”之说。而到了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据《金史·食货志》,已有“梁山泊水退”的记载。到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据《金史·河渠志》,已有“梁山泊故道多有屯田军户”的记载。根据“水退”,“多有屯田”,当是只指部分水泊,也并非已是全部“干涸”,都已“屯田”了。而到元至正四年(1344),据《明史·河渠志》的记载,又是黄河决堤,“济宁、曹、郓间漂没千里。”据《嘉庆一统志》的记载:直到明永乐间(1403—1424),“筑戴村坝,遏汶南流”,梁山泊才成为一个死水湖,面积渐小,直到清初,终于堙灭,但在其北面低洼地,仍有一个新湖泊,位于梁山、东平、平阴之间,即东平湖,至今仍有260余平方公里的水域。据此史实,说“施耐庵生活的年代,现实中的梁山泊已涸为平地”,“水泊已经不存”云云,首先不是事实。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早期杂剧作家高文秀,在他的名著《黑旋风双献头》中,就已经这样描写了梁山泊:“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这个高文秀,据钟嗣成《录鬼簿》所载,是“东平府学员”,已归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类。东平府,就在梁山泊边,高文秀自然是根据自己故乡的梁山泊而艺术地概括出上述“纵横”这两个名句的,这与苏北兴化的水域没有任何关系。《水浒传》中,多处描写梁山泊,如第八回柴进向林冲介绍道:“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又如三十五回,宋江向燕顺等介绍:“自这南方有各去处,地名唤做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再如七十八回,即上文浦玉生同志引用的“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等等。这些就是“水泊梁山”极有代表性而且给读者留着深刻印象的描写。而这分明都是把高文秀上述两句引用过来而稍作变化的。这与兴化水域又有什么关系?自然,《水浒传》中的“梁山水泊”还有一些较细的描写,如港汊、水荡、芦苇之类。这些在别处的水乡,尤其是在杭、嘉、湖水网地带到处可见,而且,比苏北兴化往往是更有代表性的,至于在杭州西部的西溪湿地,完全足够那个长期生活于杭州地区的“钱塘施耐庵”选取素材,融入“水泊梁山”中较细的环境描写的。——这一点,笔者已有多处述及,此处暂且搁住。总之一句话:要把苏北兴化的水域作为施彦端写《水浒传》的“内证”,是不得不使人怀疑的。

 

    二 


  一些肯定兴化施彦端即钱塘施耐庵即《水浒传》作者的同志,都一致肯定这个施彦端有一个很高的学历。如刘冬、黄清江两同志在《施耐庵与〈水浒传〉》(6)一文中就说:“施氏生在元朝中叶成宗元贞二年,死在明初洪武三年。三十五岁中进士。”黄俶成同志在《施耐庵与〈水浒传〉》一书中虽然认为是否中进士“待考”,但他肯定“28岁中举人”,“29岁赴京会试”。陈建华同志在《施耐庵“元朝辛未科进士”试证》(7)一文中认为:“施耐庵确为‘元朝辛未科进士’,但这是‘乡贡进士’。”等等。类似看法,尚有多人。这些看法,正与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一致。这篇王《志》,先见于1928年11月8日上海《新闻报·快活林》,其中称:“《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的作者为“元末赐进士出身。”这篇王《志》又见于1943年的《兴化县续志·补遗》,则直称为“至顺辛未进士。”总之,近八、九十年来所见的文章,有不少都称这个施彦端即《水浒传》的作者钱塘施耐庵,或“中举人”,或“乡贡进士”,或“赐进士”,“进士”。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个极为荣贵的衔头,自然也体现着他不同一般的身份与学识。

 

  这样的身份与学识,与《水浒传》是否相符或者“对口”?

 

  凡是阅读过《水浒传》的人,稍加思考,大都能发现《水浒传》中,关于北方地理态势的描写是舛错百出的:如华阴县的史进要去延安找师傅王进,应该北上,却西去千余里走到甘肃省境的渭州;五台山上的鲁智深要去东京(河南开封)大相国寺,应该南下,却东南去一千多里的青州附近桃花山;吴用说是从安徽濠州贩枣子上东京,其实却从更东北而上山东郓城;等等。如此舛错,大大小小却有数十处之多。又如描写寒冬腊月的梁山泊、翠屏山以及九宫山,正是冰封大地之时,竟有“山排巨浪,水接遥天”、“野花映日,漫漫青草”以及“飞泉瀑布”、“新(鲜)果子”之类,这那像北方的严冬,几乎是南方的暖春了。《水浒传》中这样的描写,与施彦端这个“中举人”、“中进士”的身份对照起来,难免要使人惊疑的。因为,凡走科举道路的士人,都要研读四书五经。而在元代,像施彦端这样的南人、汉人,比起蒙古人、色目人来,要求更为严格,经书方面的考试就要多一场,无疑在研读经书方面要求更高。一般对经书有所接触的人,大体也都知道,其中所涉及的人与事,大都是北方的,尤其是《诗经》,其描写的地域就是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等中原大地。在元代,还专门指定朱熹注的《诗集传》是进士必读的本子,而在朱注的本子中,每首诗所产生的地域都是有注释的。非常明白,只要研读过《诗经》,北方的地理态势就相当明白了,更何况还有可能阅读《地理志》以及其它有关书籍呢!像施彦端这样的人,描写在《水浒传》中的地理态势,为什么竟会舛错到如此程度呢!至于北方严冬的气候风物,《诗经》中也有很具体的描写,如《豳风·七月》的“二之日,凿冰冲冲”、《小雅·何草不黄》的“何草不玄”(指秋冬之际草枯黄变黑)等。研读了这类诗歌,,不就对北方严冬的气候有了相当具体的认识吗?怎么会在《水浒传》中写出上述这些违反常规的风物呢!

 

  还有一点,极可注意。现在的《水浒传》中,就以最有代表性的容与堂本为例。且看196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的本子,其中还有不少错别字呢。如应作“分散回家”,错为“分付回家”(二回);应作“休得抵死醉了”,错为“休得抵似醉了”(五回);应作“值是值二千贯”,错为“值时值二千贯”(七回);应作“你须精细着”,错为“你须精息着”(八回)。等等。就这四个例子看来,第一例是用词不当,第二、三、四例则是音近而错误记音的结果,这在文字水平较差的人笔下是常有的。有些版本知识的人,也都知道,容与堂本之前有天都外臣序本、郭勋刻本及《京本忠义传》(残叶),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善本之类。从总的倾向看来,每经一次校刊、出版,错别字总是逐步减少。推想到《水浒传》最初的本子,错别字自然可能更多呢!试问,一个“中举人”、“中进士”的人,其笔下居然会有如此众多错别字,其举人、进士如何“中”啊!还须一提,《水浒传》中还有好些粗野、庸俗、下流的语言,如处处出现的“鸟人”、“咬鸟”之类,孔家庄客的名字以及潘巧云的下身描述,等等。总之,这些语言,与施彦端的身份也都是不相符、不“对口”的。

 

  这是把兴化施彦端看成《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的又一大疑点。这一疑点,又该怎样解析?

 

    三

 

  上已提及,不少同志都肯定兴化施彦端是进士。这样的身份、学识,很难说他是《水浒传》的作者。由此,让人联想到《水浒传》中另外两处有关的描写,也都是同样让人引起怀疑的。即既是进士,当然要赴大都(今北京)会试的。祝令才同志《施耐庵郓城为吏的传说》(8)与刘冬同志《施耐庵生平探考散记》(9)中都说施彦端曾会试“落第”、“名落孙山”。这样看来,施彦端起码有两次赴京。他这两次赴京的行程与《水浒传》中两处有关的描写,又恰恰都是相互抵触的,不一致的。

 

  先看《水浒传》“征辽”的一处描写。那是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大辽”,“取陈桥驿大路而去。”将近辽国边界时,对进军的路线问题,宋江与段景住有如下对话:

 

  (宋江)随即唤过段景住分付道:“你走北路甚熟,你可引领军马前进,近的是甚州县?”


  段景住禀道:“前面便是檀州,正是辽国紧要隘口。有条水路,港汊最深,唤做潞水,团团绕着城池。这潞水直通渭河……”

 

  究其实际,距辽国最近的是霸州。宋辽边界“三关”中的益津关和淤口关就靠近霸州。至于檀州,是在辽京(今北京市)的东北方,是距宋辽边界最远的州县呢!其治所在密云县,是辽国的大后方了。这不是十足的颠倒吗!甚至还说有条潞水直通陕西省的“渭河”。这更是舛错之极了,因为潞水,实际是在山西省,即今名浊漳河,而说这话的段景住,是河北涿州人,并且常去“北边地面盗马”,“走北路甚熟”呢!这真要让人捧腹,笑痛肚子了。试想,这个苏北施彦端,自山东经河北,至少两度入京,往返四次,或步行,或骑马,或乘车(总不可能乘飞机!),沿途耳闻目见,对河北北京一带的地理态势,竟会如此的无知!如果真是他写的《水浒传》,竟会如此荒谬?至于,他作为一个进士之类的身份与相应具备的书本知识,姑且都不考虑了。

 

  且看“平方腊”的一处描写。《水浒传》第九十回,宋江“征辽”回到陈桥驿,随之又奉旨“平方腊”。这时,对宋江水军的进军路线,是这样的描写:

 

  水军头领已把战船从泗水入淮河,望淮安军坝,俱到扬州取齐。

 

  陈桥驿,位于开封东北面的黄河边,水军南下平方腊,自然应当自黄河出发,经通济渠,东南向杞县、商邱、宿县、洪泗入洪泽湖,而后“到扬州取齐”,怎么却要自开封向东北上行到山东济宁地区,而后“从泗水入淮河”呢!这与南下平方腊不是背道而驰吗!不是贻误军机吗!上已提及,施彦端至少两度自苏北入京,至少往返四次,必然经过这条东西向的泗水;而且,他这个长期研读“四书五经”的人,自然熟知《论语》的讲述者孔子是陬邑人,《孟子》的作者是邹县人,而陬邑与邹县都距泗水南岸不太远,难道对山东泗水的位置还不是了如指掌吗!如果真是他写的《水浒传》,竟会如此舛错!竟会让宋江的水军走如此的冤枉路!

 

  兴化施彦端两次赴京会考的经历,自然也就使他相当熟悉苏北、山东与河北一带的地理态势,但与《水浒传》对照起来,竟是如此的不“对口”、不相符!这当然又使人怀疑了。面对这个疑点,又如何解析施彦端是《水浒传》的作者?

 

    四

 

  一些肯定苏北施彦端即《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的同志,还一致肯定这个施彦端在郓城、梁山间的一段经历,而这段经历,也是他写《水浒传》的“内证”,祝令才同志在《施耐庵郓城为吏的传说》一文中说:施耐庵赴京考试“落第之后”,“向刘司业辞别。刘司业是掌管教育的京官,十分佩服施耐庵的才华……想起济州郓城缺个训导,便写了荐书,交付施耐庵。……施耐庵在郓城为吏期间,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有关水浒的故事,他亲自到宋江、晁盖老家水堡、东溪村、黄泥冈、梁山寨、东平湖及武松打虎之地阳谷县的景阳冈去考察、采访。”刘俶成同志在《施耐庵与〈水浒〉》一书中说:施于“泰定元年甲子(1324),29岁。赴会试未果。投奔郓城刘本善,任郓城训导,考察梁山。”刘冬同志在《施耐庵生平探考散记》一文中的说法与上文基本一致,也是说:施耐庵“赴元大都科考”,“名落孙山”,而后通过刘本善,做了郓城“训导”。不言而喻,施彦端因而熟悉了郓城、梁山一带。不仅如此,刘冬同志还亲自“前往刘本善先生墓碑现场”,并请人“拓了碑面”、碑额与碑阴,这自然增添了施彦端在郓城这段经历的可靠性。关于施彦端在郓城做训导并考察梁山这种经历,肯定者还有几位。自然而然,就是以此作为兴化施彦端是《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的一个主要证据。


  这样的证据,经得起实际检验吗?且对照一下《水浒传》中的有关描写:

 

  宋太公唤宋江到僻静处叮嘱道:“……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夥,切切不可依随他……”宋江自和两个公人上路。……宋江对他说道:“实不瞒你两个说,我们明日此去,正从梁山泊边过。山寨上有几个好汉,闻我的名字,怕他下山来夺我,枉惊了你们。”

 

  这里所描述的,是宋江因杀婆惜而从山东郓城流放江西江州案的一个细节。人所共知,江州,即九江市,在山东郓城的南方,而梁山泊,在郓城北面偏东处,相距郓城好几十里。从郓城南下,怎么会从北面的梁山泊经过?《水浒传》作者如果为了情节结构方面的需要,要让宋江在去江州之前先上梁山会见一下晁盖等英雄,尤其是要让宋江给吴学究带一封信,以便宋江结识江州的戴宗,则尽可让梁山英雄绕到郓城之南,把宋江截住而上梁山的,完全可以避免这种舛错啊!试想,一个在梁山一带作过相当长期考察、访问并且具有相当高档文化知识的施彦端,竟会如此描写吗?这是很难说得通吧。这里,难免令人又产生怀疑了。试看,谁又能作出合理的解析。

 

    五

 

  一些肯定兴化施彦端即《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的同志,都一致肯定他与苏州的密切关系。刘冬同志在《施耐庵生平探考》(10)一文中说:“施耐庵原籍苏州……后与当道不合,复归苏州。”在《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中说:“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据吴称王后,他早弃官退居苏州。”黄俶成同志在《施耐庵与〈水浒〉》中也说:施彦端“隐居到苏州,创作《江湖豪客传》。写到第四十五回时,正逢他的老乡张士诚领导农民起义军占领苏州。”浦玉生同志在《关于施耐庵生平的系统思考》(11)一文中说:这个施彦端即施耐庵,13岁“在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季氏家塾就读”,19岁“与季氏女儿季丹红结婚”,42岁“在苏州设塾教书……。”52岁“在苏州设馆,收太原清徐人罗贯中为门徒。”还有一些人,也肯定他在苏州的种种行踪。总的,苏州是这个兴化施彦端生活得很久自然也是很熟悉的一个地方。

 

  对照《水浒传》中这一带有关地理态势的描写,虽然大的城市,如自常州而无锡而苏州而秀州全是对的,但有关苏州较小的一些地名,则又不相符了,难以“对口”了。且看第九十三回,李俊欲去太湖南面探路一小节:

 

  (李俊)说道:“此城正南上相近太湖,兄弟欲得备舟一隻,投宜兴小港,私入太湖里去,出吴江,探听南边消息……”李俊带了童威童猛……迳奔宜兴小港里去……迳奔太湖,渐近吴江。

 

  究其实际,苏州“正南”不是太湖,正西才是太湖。而且,这时宋江以八将打败方貌八将,方貌已“退兵入城,坚守不出”,宋江已逼苏州城,“直近寒山寺下寨”。施彦端读书过多年的浒墅关,就在近旁,也已在宋江的势力范围之内。此时,李俊要“探听南边消息”,要去太湖正南的吴江县境,自当从浒墅关附近南下,怎么还要先西向偏北横过百余里的太湖水面,“投宜兴小港”去,而后又东南向百余里回吴江县境,这么绕大弯,不是太不合理了吗?兴化施彦端,既是如此熟悉苏州,会在《水浒传》中这样描写吗?这又难免让人怀疑了。又怎么来解析?

 

    六

 

  一些肯定兴化施彦端即《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的同志,又一致肯定施彦端与淮安的密切关系。刘冬同志在《施耐庵生平探考》一文中说:这个施彦端“朱元璋屡征不起,最后居淮安卒。”刘俶成同志在《施耐庵与〈水浒〉》一书中说:施彦端于1369年“本年或次年赴淮安”,“在淮安又交给子孙及门人罗贯中一部《江湖豪客传》原本。”“殁于淮安”。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更说:“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等等。坚持这一说法,尚有好几位同志,认为这个施彦端即《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是居家淮安,卒于淮安。

 

  既然如此,还是用《水浒传》的实际描写,对照一下。

 

  (宋江)前军已到淮安县屯扎。当有本州官员,置筵设席,等宋先锋到来,请进城中管待,诉说:“方腊贼兵浩大,不可轻敌。前面便是扬子大江,九千三百余里,奔流入海。此是江南第一险隘去处。隔江却是润州……”

 

  试问:淮安南距扬子大江,实际尚有三、四百里之距,怎么却说成“前面”?又怎么会是“江南第一个险隘去处”?淮安径直南下,隔江最近的城市是建康(南京),怎么会是润州(镇江)?如果要到那个“隔江却是润州”处,即“方腊手下枢密吕师囊并十二个统制官把住江岸”处,则要把淮安南迁三、四百里,再东迁七、八十里,迁到扬州与扬子江岸的中间去才行。试想,一个居家淮安,卒于淮安的人,怎会把淮安的地理态势描述得如此舛错?这个疑点又该怎么解析?

 

  一些肯定兴化施彦端即钱塘施耐庵,即《水浒传》作者的同志,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出施彦端其人的种种经历与学识之类,或肯定其为进士,或肯定其对兴化,或对梁山,或对苏州,或对淮安等处都很熟悉,都在上述处所居住过,或学习过,或工作过;可是,简单对照一下,凡《水浒传》描写到上述这些处所,却与实际不相符,不对“口”,常常是舛错百出,荒谬之至,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固然,《水浒传》是小说作品,不是地理教科书,自可运用艺术虚构,上天入地,南北颠倒,自由驰骋;可是,《水浒传》描写上述有关处所,却都是运用现实中真实的名字,这就得遵循现实中真实的关系,怎么可以这么胡来,兴化这个进士出身的施彦端谅来也不至如此吧!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来解析上述这些不相符,不对“口”,以至让人生疑之处呢?

 

  当然,如果不把《水浒传》的作者钱塘施耐庵与兴化施彦端“合一”起来,那就不存在上述问题了;因为,钱塘施耐庵不是什么进士,而且长期生活在杭州,对上述兴化施彦端所居住过、学习过、工作过的地方,他并不熟悉呀!

 

  注:(1)、(3)、(7)、(9)、《施耐庵研究续编》,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大丰县《耐庵 学刊》编辑部编,1980年印。

 

  (2)、《耐庵学刊》第11期,大丰县《耐庵学刊》编辑部编。

 

  (4)、2000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5)、《水浒争鸣》第10辑,中国水浒学会编,2008年10月崇文书局出版。

 

  (6)、(10)、《施耐庵研究》,1984年8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8)、《耐庵学刊》第12期。

 

  (11)、《水浒争鸣》第8辑。

下一篇:“后高考时代”如何过?

留言评论
暂时还没有评论!

快速回复你的内容


回复标题:

回复内容:

验证码: 验证码,看不清楚?请点击刷新验证码

新老年网 版权所有 浙ICP备110270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