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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施耐庵”难与兴化施彦端“合一”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10-16

“钱塘施耐庵”难与兴化施彦端“合一”

 
　　钱塘（杭州）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明代的郎瑛、高儒、胡应麟等这些著作家、藏书家都已经作了明确的肯定。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家的观点，我们还可以从《水浒传》内部得到大量的证据。例如，《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地理态势与气候风物等，凡是江北的便谬误连连，舛错百出，而江南，尤其是杭州一带则都很具体真实而准确；至于语言方面，光是在杭州极少范围内通行的“儿尾”词，就运用了一百多次；不但如此，还融入杭州地区许多民俗、典故以及时事之类。凡此种种，都正好为郎瑛等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内证”。这就确切有力地说明：这个《水浒传》的作者，就是长期生活在钱塘即杭州。
 
　　自明至清，《水浒传》问世数百年来，关于作者问题，都并未有引人注目的争论。自清咸丰以后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陆续出现一些有关苏北兴化施彦端字耐庵并涉及《水浒传》作者的文字资料，但重视的人并不多。到了五十年代，苏北文联对苏北这个施耐庵生平作了调查，并在1952年第21号《文艺报》上发表了《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跟着，刘冬、黄清江两先生在同期的《文艺报》上发表了《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从此，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终于出现一个“施耐庵热”，有好些人明确地肯定：苏北的施彦端字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也就是郎瑛、高儒说的“钱塘施耐庵”，把这两人，“合二为一”。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主张“合二为一”的学者，认为有三种主要根据。
 

   一

 
　　苏北大丰（原兴化）施氏家族，有一个清咸丰四年（1854）所修的传抄本《施氏族谱》（以下简称“咸丰本”，是1952年兴化县施家桥施祥珠提供，于同年《文艺报》第21期发表）。其中有杨新作于明景泰四年（1453）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铭》中开头有这么一段：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
 
　　这段话，主张“合二为一”的学者都认为是“可信”的，都把它作为苏北那个施彦端字耐庵，以至作《水浒》的主要根据。
 
　　另有许多学者认为，上述这段话是“不可信”的。因为，还有另一个传抄本，即比“咸丰本”早78年的，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修的《施氏长门谱》（又名《施氏家簿谱》，以下简称“乾隆本”，是民国七年（1918）十八世释裔满家所抄，1981年公之于世）。其中的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开头一段原来是：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
 
　　这些学者认为，“乾隆本”中的这篇杨新《铭》，是忠实于杨新作于明景泰四年（1453）的原著的。而比“乾隆本”迟78年的“咸丰本”呢，其中的“耐庵”二字分明是由“彦端”二字“窜改”而来，而其以下如“辛未进士”、著“《水浒传》”等二十八个字，是纯粹地“窜入”。所以，“咸丰本”中的话完全不能相信。
 
　　然而，坚持“咸丰本”的杨新《铭》为“可信”的学者，又另有看法。他们认为：“乾隆本”的杨新《铭》中，原来也该有上述这些内容的二十八个字，而今为何没有了呢？那是因为“被满家删去。满家为僧徒，他不会赞成‘诲盗’，也不会赞成鲁智深式的大闹五台山。”（1）这就是说，《水浒传》中赞扬了许多杀人放火的“强盗”，其中的鲁智深还有酗酒闹事、打坏金刚山门之类行为，这些全是违反了佛家的戒律，所以，释满家抄写到“著《水浒》”这一段时，便删去了。
 
　　对此，另有许多学者又有多种辨析。
 
　　首先，在“乾隆本”中，同时还有施封作的《施氏长门谱序》。这《序》开头就是“族本微寒”。这正说明这施家的“先祖彦端”是没有“进士”之类荣耀的事迹，因而也不会有“高尚不仕”以至隐居“著《水浒》”之类行为了。而作《铭》的杨新，与施家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如他自己在《铭》中所说：“素与友善，更相姻姬（娅）”。他无疑是熟悉施家的“先公彦端”的。古有遗训：“铭誺尚实”。他一般不致于无缘无故地在《铭》中添上“进士”之类内容，这与施封的《序》也正好一致，说明两者都是从实际出发。这也正说明杨新《铭》的原貌，也即“乾隆本”的原貌原本就是如此，并不存在释满家“删去”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使杨新的《铭》中有过分的溢美之词，如“进士”、“高尚不仕”、“著《水浒》”之类，以至释满家真正有“删”的行为，那也只要“删去”“著《水浒》”就行了，为何也要“删去”“辛未进士”呢，把这种荣宗耀祖的事迹也“删去”了，他还对得起祖宗吗！他会这样吗？敢这样吗？据实推论，度理量情，释满家没有删《铭》。
 
　　其次，从“咸丰本”的杨新《铭》来看，比它早78年的“乾隆本”杨新《铭》中，分明是“先公彦端”，为何变成“先公耐庵”？范宁先生在江苏社科院于1982年4月18日——25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原文彦端与《水浒》挂不上，只好改为耐庵，否则没有办法添。”（2）这话很明确，“咸丰本”为了便于把“施耐庵著《水浒》”事“添”进去，只好把原来的“先公彦端”窜改为“先公耐庵”。章培恒先生的话更为深入，他说“咸丰的族谱没有施封的序，可能是讲到‘族本微寒’，咸丰时把这一点抹掉了，而把写《水浒》添上去……陈广德《施氏族谱序》就说：‘耐庵精于文’，显然是指写《水浒》，当时金圣叹已经在提倡《水浒》，这时加进去是可能的。”（3）章先生的话也很好理解：“咸丰本”中的杨新《铭》，被“添上”“耐庵”以下二十八个字，有了“进士”之类显耀功名，这就与“乾隆本”中施封《施氏长门谱》的“族本微寒”矛盾了，所以只好“抹掉”，即把施封《序》抽掉了。而“咸丰本”中的陈广德《施氏族谱序》写上了“耐庵精于文”，就是为了与“添上”《水浒》一事作呼应。所以，章先生认为：“满家的谱是正确的。”实即满家所手抄的“乾隆本”中的杨新《铭》，并非删去“耐庵”以下二十八字，而是原本是如此，而“咸丰本”中杨新的《铭》是后人“把写《水浒》添上去”的。总之，“咸丰本”的作伪是很明显的，它不能作为苏北施彦端与《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合一”的根据。
 
　　关于“添上”一说，有不少学者又另有说法，认为：明清以来，《水浒传》是禁书，不愿也不敢“添上”的。且看赵令则先生颇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明清两代对《水浒》都有禁令：不准刊刻，不准售卖，不准阅读。皇上圣旨，谁敢违抗，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施耐庵硬拿来当自己的祖宗。”（4）这话，该怎么看？
 
　　还是先摆一些事实。
 
　　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的一些统治者是不断地对《水浒传》进行禁锢、摧残的。就在明代灭亡前一年，即崇祯十五年（1643），就公然下了圣旨，要“严禁《浒传》”，“凡坊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入清，在康熙五十三年（1684），吏部也曾“奉禁淫词小说……将《水浒传》毁其书板，禁其扮演。”乾隆十九年（1754），也“议准：《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嘉庆七年，也曾“上谕内阁：……《水浒》、《西厢记》等小说……使人阅看，诱以为恶……将各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现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烧毁，不得仍留原板。”咸丰元年（1581），也曾“上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彬、桂两州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着该督府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原板尽行销毁。”同治七年（1868），巡抚丁日昌也上书，认为“淫词小说”《水浒》，要“一律严禁”，跟着也便有“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凡坊肆市卖小说淫词《水浒传》，俱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5）等等。一些封建统治者确实不断地对《水浒传》进行禁锢与摧残，但是，是否广大文人与一般群众因而就谁也不敢“违抗”？
 
　　且看另一方面的事实。
 
　　前面章培恒先生已指出，明崇祯末期，“金圣叹已经在提倡《水浒》”，称之为“第五才子书”，影响很大。其实在此之前数十年，就有不少文人在不断赞扬《水浒传》的。早在明代嘉靖间，熊南沙等一批进士就赞扬它“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一笑散·时调》），继之，著名思想家李卓吾，称之为“天下五大部文章”之一，与早在文学殿堂上占有至高地位的《史记》、《杜诗》并列（周晖《金陵琐事》），更称之为“古今至文”。（《焚书·童心说》）为“发愤所作”（《忠义水浒传序》），并为之“逐字批点”（袁中郎《游居柿录》）。袁中郎在读了《水浒传》之后，更认为“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祖练。”（（袁中郎全集·听朱先生说〈水浒传〉》），并赞之为“逸典”。（《袁中郎全集·觞政》）有明一代，或为《水浒传》作《序》，或作他文而涉及《水浒传》的，赞扬之声，几乎有“洋洋盈耳”之感。《水浒传》一书，自然便在各地陆续刊刻，流传愈来愈广。就在明代，简本系统如三槐堂刊《全像水浒传》、双峰堂刊《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闽刊《全像水浒》、双峰堂刊《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宝翰楼刊《忠义水浒全传》、映雪堂刊《忠义水浒全传》、黎光堂刊《水浒传》、刘兴我刊《全像水浒传》，等等。另如繁本系统的，如朗瑛《七修类稿》与高儒《百川书志》所提及的《施耐庵的本水浒传》、周弘祖《古今书刻》所提及的《都察院藏板水浒传》、上海图书馆藏的残页《京本忠义传》、张凤翼序刻武定板《忠义水浒传》、新安刻大涤余人序本《水浒传》、李宗侗序百回本《水浒传》、天都外臣序《忠义水浒传》、容与堂刊《忠义水浒传》、钟伯敬序《忠义水浒传》，等等。又如，繁简综合本的，有袁无涯刊《忠义水浒全书》、郁郁堂刊《水浒四传全书》、宝翰楼刊《忠义水浒全书》，等等。这样，随着《水浒传》的大量刊行与流传，其声誉自然愈来愈大。
 
　　入清，就在明崇祯朝下旨“严禁《水浒传》”不过十余年的顺治朝，王仕云评论五才子书《水浒传》刊行了。继之，刘子壮序的《宋元春秋》（即《水浒传》）刊行了。芥子园刊《四大奇书水浒传》，贯华堂重刊五才子书《水浒传》，叶瑤池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等等都在清代初期相继问世。康熙间，又刊行芥子园藏板《忠义水浒传》，等等。自顺治至康熙，一直到雍正、乾隆、嘉庆以至道光、光绪，除了仅有短短十年的咸丰朝，尚未发现《水浒传》板本外，哪一个朝代不刊行《水浒传》？有清一代，据目前有资料可查的就有《水浒传》板本数十种！尽管康熙、乾隆、嘉庆、咸丰等朝连连下旨，都要“严禁”“烧毁”，然而，《水浒传》的刊刻并不就此停止，每刊刻一次，《水浒传》在广大民间自然便增多一批，到了清同治间，巡抚丁日昌在《抚吴公牍》中，已惊呼《水浒传》之类已是“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呢。至于在舆论方面，有清一代固然指《水浒传》为“诲盗”者不少，而赞扬者却更多。如盛于斯称为“圣于文”、“神于文”（《休庵影语》），王士祯称为“施、罗一传堪千古”（《古夫于亭杂录》），潘德舆称为“至佳之文”（《金壶浪墨》），谢鸿申称为“说部优秀可传可宝者”（《东池草堂尺牍》），观鉴我斋称为“旨少远，词微近，文可观，事足鉴者”（《儿女英雄传序》），闲斋老人则综合了当时一些人的评语：“夸其章法之奇，用笔之妙，且谓其摹写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皆各穷神尽相，画工化工，合为一手，从来稗官，无有出其右者。”（《儒林外史序》）等等。由上述事实看来，明清两朝尽管有“圣旨”之类一而再，再而三地“严禁”，而《水浒传》照样流行甚广，其评价与声誉也照样很高。
 
　　事实如此，我们该如何评价封建统治的“禁令”呢？无可否认，所谓“圣旨”之类，威力是相当大的，“烧毁书本”，“严禁”出版，对《水浒传》的摧残是挺厉害的；但，这往往也只能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时间。譬如，在远离京师与大都市的偏僻地区，或当“圣旨”发出若干时日之后，其威力往往是要打折、逐步减弱的。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如咸丰元年，清文宗奕詝向湖南下了“圣旨”，不许“湖南各处坊肆刊刻售卖”《水浒传》，“着该督抚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这“圣旨”对湖南一境的威力，无疑是很大的，但在远隔千里的苏北兴化，其威力自当不一样了。而且，就在湖南一境，相隔若干时日之后，“圣旨”也要渐渐淡化了。看上述事实，自清代康熙朝开始，固然有“圣旨”不断地“严禁” 《水浒传》，而《水浒传》始终是不断地刻行、流传，其声誉也始终是很高，这不就是有人在不断地敢于“违抗”“圣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吗！而且也尚未看到某一位《水浒传》读者或刻行者被投入监狱以至处予重刑的记载呢！
 
　　现在，回到“咸丰本”的问题上来。在“咸丰本”的杨新《铭》中，如果有人为了某种目的，把“彦端”窜改为“耐庵”，并添上“著《水浒》”等二十八个字，以便把施彦端与《水浒传》挂起钩来，这怎么便能作出“不敢”的结论呢！便能认为“咸丰本”的杨新《铭》是“可信”呢！“咸丰本”中的杨新《铭》，把“乾隆本”中的“彦端”变成“耐庵”，并添上“著《水浒》”等二十八个字，始终是让人怀疑的。至少，要以此作为一个“主要根据”，以便把苏北兴化施彦端与家喻户晓的《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来一个“合二为一”。我们从上述事实看来，这还是很难的。
   

   二

　　一些要把苏北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合一”的学者，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王道生的《施耐庵墓誌》。
 
　　这篇《施耐庵墓誌》，先面世于1928年11月8日的上海《新闻报·快乐林》，是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一文中的一部分。（此处转录《施耐庵研究》）且把此文称为“胡本”。为了便于说明，先把全文抄录如下：
 
　　公讳子安，字耐庵。元末赐进士出身。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可以缕述。公之面目，余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死之年，七十有五，而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所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或可以为用武之秋，志士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人述元先生，移柩南去，与余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时。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达，闭户著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墓志祗此。下已剥蚀。）
 
　　同名这篇《墓誌》，又见于1943年的《兴化县续志·补遗》，而内容稍有出入。且把此文称为“兴本”。也把全文抄录如下：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鬱鬱不得志，赍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世哉。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达，闭门著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因作墓誌，以附施氏之谱未焉。
 
　　在这里，不惜篇幅，把《施耐庵墓志》的两种版本都抄录出来，主要是让大家便于比较分析。
 
　　且看《兴本》的一些主要内容：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
 
　　再对照一下《胡本》，除了缺少“生于元元贞丙申岁”一句，以及其“元末赐进士出身”不同于“至顺辛未进士”外，其余内容完全一样。照《墓誌》看来，苏北这个施彦端，讳子安，字耐庵，著《水浒》，真是明白不过了。而且，又“曾官钱塘二载”，这就与早就家喻户晓的《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完全可以“合二为一”了。一些要把苏北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合二为一”的学者，主要“证据”就在于此。
 
　　不过，不论《兴本》或是“胡本”，当它们面世之初，并不怎样受人注意，直到1952年9月，苏北文联调查施耐庵生平时，把《兴本》作为“附件”而再次揭示出来，而刘冬、黄清江两先生在《文艺报》1952年第21号发表的《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又全文转引了《兴本》，并对其主要内容，作了正面的具体的论述与引申，且看其结论性的观点：“施氏生于元朝中叶成宗元贞二年，死在明初洪武三年。三十五岁中进士。在至顺元年，中进士后一般有差，约在至顺二年至三年为官钱塘，到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据吴称王后，他早弃官退居苏州，从事著作。”
 
　　从此，陆续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何心先生在《水浒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兴本》有四处“可疑”之处：一、“不合墓志格式”，如“出生年月”、“死亡月日”、“祖先名讳”、“家世履历”……完全没有述及；二、墓志本应“刻石而纳入壙中”而却附于“谱末”；三、“明洪武”之类不是“明朝人的口气”；四、把《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说成“全是施耐庵”所著。据此，认为《兴本》是“后人所伪造”。有不少人赞同何先生的看法，并陆续补充不少“疑点”：如“《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等“不是明代人的口语，而是近代的口语”；“《三国演义》是晚起的书名，在明代是叫《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也是晚明以后的名字”，在明代万历之前，其正式书名是《忠义水浒传》或《京本忠义传》；“施耐庵的卒年在其儿子施让出生前二年”；等等。更有人提出，王道生这篇墓志“来源不明”。
 
　　于是便也有不少学者来“释疑”、“辩驳”，极力维护王道生这篇《墓志》的“真实性”。
 
　　张惠仁先生在《〈施耐庵墓志〉的真伪问题》（6）一文中，指出：一、墓志的格式，“不是千篇一律”，“是多种多样”；二、明朝人写的墓志，也有“名洪武”这样的“称谓”，并非都是用“大明”之类；三、墓志的作用，“可以一物两用”，既能“刻石纳入壙中”，又可“附施氏之谱末”；四“关于施耐庵著作的种类”，“王道生在这里并没有剥夺罗贯中的‘著作权’，他不是明明写道：‘其所谓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尤为多’吗？”据此，对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认为是可信的。”
 
　　这分明是批驳何心先生的观点。这自然也有不少人的赞同。至于其它一些“疑点”，也有一些新的说法。如“施耐庵卒年在其儿子施让的出生前二年”这一疑点，刘冬先生在《施耐庵生平探考》（7）一文中说：“施耐庵死后三年方生让之迷，是这样：施耐庵无子，死后三年或更多几年，才由未亡人决定，过继让为子。”这“释疑”，自然也有人赞同，并加以引用。
 
　　继之，黄同诞、林同两先生在《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伪作说驳议》一文中说：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是目前关于《水浒》作者施耐庵情况记叙得比较准确而详细的资料，受到研究者的责疑、非议也比较多。根据我们实地的调查及考证，可以看出种种责疑、非议之论点均难成立。

　　看来，这是对《施耐庵墓志》种种责疑、非难的一个具有综合性回答，自然是对《墓志》的一种全面的肯定。
 
　　该文首先转引了《施耐庵墓志》的《胡本》全文，并把它与《兴本》作了比较，指出“甚带关键性”的“主要有三”：一、“《胡本》无施耐庵生卒年”；二、“《胡本》记施耐庵科第为‘元末赐进士’”；三、“《胡本》末，无《兴本》所谓‘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于是认为：“《胡本》可靠”。由此，认为《兴本》是被“《兴化县续志》的撰修者”“妄自改动，使《墓志》真伪掺杂”，“若是以《胡本》为研究对象，这些‘责疑’绝大多数，就不会发生了。”至于何心先生等的“责疑”，张惠仁、刘冬先生“已经很有说服力地回答了”（基本上就是上面已引出的张、刘两先生的话）。再如，关于《墓志》中的“近代人口语”问题，虽然认为“自成说”，但“不能根本动摇该墓志的真实性、可靠性。”
 
　　而后，黄俶成先生发表了《〈兴化县续志〉施耐庵史料考析》（9）一文。其中叙述了《兴化县续志》的编撰过程，并记述了《施耐庵墓志》中《胡本》的来“源”，即一个离休干部张有仪的一段话：
 
　　墓志是我太爷（即曾祖父）先发现的哩！这是听我祖父讲的。我祖父听我曾祖父讲，我曾祖父小时候同一班放牛娃在施家桥北面，靠庄不远的地方做挖草塘游戏。突然挖到一条砖砌的墓道。大家不敢下去，就哄一个瞎子下去。他在前面摸呀摸的，忽然摸到一块石板，上面还刻了字。于是，孩子们点着火把一齐下去。有几个识字的，拿块水板把石板上的字抄了下来（按旧时用木板涂以白漆，练毛笔字用，随写随洗叫水板）。内容是说施耐庵写《水浒》等事。因洞里阴沉沉的，匆匆忙忙抄一下就出来了。石板后面是什么，大家怕有“机关”，谁也不敢再过去。听说这条隧道正好通在施耐庵墓之下。水板给大人看了，大人就把它抄在施氏族谱上
 
　　这就是“明初《施耐庵墓志》”的“来源”。一些坚信这个《墓志》是“真实而可靠”的学者，自然认为“墓志”的“来源”是“清楚”的，因而，便把这个墓志作为“信史”，肯定苏北施彦端就是《水浒传》的作者。他既然是“曾官钱塘二载”，自然也就是“钱塘施耐庵”了。
 
　　不妨先提一下，黄俶成先生所述的这段话，似乎尚有些不易理解处：一、一个“瞎子”“摸到一块石板”（当然是埋在地下已好几百年且是不会太大并刻了四百余字的石板），怎能就知道“上面还刻了字”？这个“瞎子”也认识汉字吗？二、小孩子“拿块水板”去“抄了下来”，一块水板抄得下那么多字？三、《墓志》中许多字如权、罗、识等繁体字笔划都在二十笔左右，而“郁”字近三十笔，小孩子能认识吗？“匆匆忙忙抄一下”，居然没有错漏吗？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墓志》（指《胡本》）却是“文从字顺”呢。另外，讲述这个“来源”的张有仪，已是七十七高龄，而他又是听祖父讲的，其祖父又是听他的曾祖父讲的。百多年来，这么口耳相传，不会不走样吗？看来黄俶成先生所记叙的这个“来源”，似乎还大有研究的余地。暂且让后来的学者吧。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王道生这篇《施耐庵墓志》本身，到底是否真实？是否如黄同诞、林同两先生所说，只是“兴本”“真伪掺杂”，而“胡本”就“大多数”“不会发生”“责疑”了？实际也就是说：“字耐庵”、著“《江湖豪客传》，即《水浒》”、“官钱塘”这些“胡本”中所有的内容，就是“真实”、“可信”的了。问题竟是这么简单？
 
　　底下，就这《兴本》与《胡本》两个本子中，完全撇开它们的不同之处，只根据它们实实在在尚存的共有疑点，虽经一些学者“释疑”而“疑”仍未“释”的，或者根本尚未提出，自然无人“释”过的地方，再提一些，就教于各位学者。
 
　　第一，关于施耐庵的著作问题。“两本”中都认为“《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都是施耐庵的著作。对此，早就有人“致疑”：其中的《三国演义》（《胡本》作《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与《三遂平妖传》，历来是罗贯中的著作，怎么竟变成施耐庵呢？
 
　　张惠仁先生在《〈施耐庵志〉的真伪问题》（10）一文中的“释疑”是：“是的，《三国演义》等书，历来都说是罗贯中所著，但是，王道生在这里并没有剥夺罗贯中的全部‘著作权’，他不是明明写道：‘其所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尤为多’吗？”黄同诞、林同两先生在《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伪作说驳议》一文中，完全同意张惠仁先生的看法，认为：（《施耐庵墓志》）“也谈到罗贯中与施合作，‘校正’，‘得力’，就说明未全部剥夺罗贯中著作权。”刘冬先生在《施耐庵生平探考》一文中则说：（罗贯中）“怎么能把自己的著作统统说成是施耐庵的著作呢？是罗贯中因为和王道生在旅舍中偶然相遇，知道了老师最后死于淮安，心情过分激动，为了赞誉老师，而含糊言之吗？”
 
　　按：张惠仁先生在这里引用《墓志》的时候，并未注意上下文，而是断章取义。《墓志》中把上述著作权都归到施耐庵名下之后，还表达了这么一个完整的意思：（施耐庵）“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尤多。”意思是清楚的，即施耐庵写了《三国演义》等著作之后，“必与门人校对”，改正一些错别字之类的，而罗贯中协助他改正“尤多”些。这话不是很明白吗？怎么能说罗贯中也有部分“著作权”呢？常人作文，请友人过目，改正些错别字，这是常有之事，难道这友人就有“著作权”！王道生明明是错误地把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著作完全归到施耐庵名下，而说了句施耐庵让罗贯中改正错别字“尤多”些，就认为是王道生“并没有剥夺罗贯中的全部‘著作权’；”？要以此来维护王道生的正确，维护他这篇《墓志》的“可信性”，这未免有些“夺理”了！能让其它人“信”吗？这就是为《施耐庵墓志》“释疑”而“疑”依然未“释”的一例。黄同诞、林同两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与张惠仁先生一致。他俩在《驳议》一文中，认为对“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的“种种责疑”“均难成立”，就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可谓落空了。至于刘冬先生在《探考》中的话，虽然也有“释疑”之意，但只不过是自己一种想当然，自然没有“释”去人们对王道生《墓志》之“疑”。这里，还可直接“责疑”王道生：你既然与罗贯中相识“于闽”，而且“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居然连施、罗两人的著作都弄不清楚，却是为何？你是否果真与罗贯中有此“相遇”？
 
　　第二，关于《志余》一书的问题。王道生在《墓志》中把《志余》一书也归于施耐庵著作。先问一下：在明初或之前，有《志余》这样的书吗？照目前有关资料看来，只有明嘉靖时期，有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一书，简称为《志余》。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叙》中说：“叙列山川，附以胜迹，揭纲统目，为卷者二十有四，题曰《西湖游览志余》”。清乾隆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开头就称“《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志余》二十六卷”正文中也称“其《志余》二十六卷”。田汝成此《叙》作于明嘉靖二十六年冬，这部《志余》自当在此年（1547）冬之后面世。王道生很可能就是把这本《志余》归到施耐庵名下。试想，自称与明初的施耐庵曾经“墙一间”而居的王道生，怎能知道百余年之后有此著作，并且也归到施耐庵名下！凭此一端，人们自然就可以指责，王道生这篇《墓志》只能是写于嘉靖二十六年之后呢。除非有人发现在明初或之前另有一本《志余》，此一“疑”也是很难“释”的吧。
 
　　第三，关于“近代人的口吻”问题。王道生《墓志》中，有不少语言为“近代人口吻”，主要如“《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与门人校对”、“不合当时权贵”、“小人当道之世”等等，明代人并无这样的“夹注法”与口吻，只是近代人才有。（11）试想，明初的王道生为何能有“近代人的口吻”？这一“责疑”，至今未有人能“释”。
 
　　第四。关于《水浒》这一书名问题。也已不止一人提出，王道生《墓志》中《水浒》这个书名，是“嘉靖以后才出现于文坛的”，（12）把《水浒》“用作《水浒传》一书的简称，那也是晚明以后的事。”（13）我们查阅一下《水浒传》的板本，如繁本系统，现今可见两页残页的是嘉靖间刻本，一个简名是《京本忠义传》。在它之前，至今未见书本。而从一些《书目》中看到的，如《也是园书目》中的《旧本罗贯中水浒传》，《百川书志》中的《施耐庵的本水浒传》，《古今书刻》中的《都察院藏板水浒传》等，并无《水浒》这样的名称。又如简本系统，在明万历初期，如《三槐堂刻全像水浒传》、《双峰堂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等，也还没有《水浒》这样的名称，直到万历中期（1588——1594），福建才有一个《全像水浒》见世。

　　（14）据此，自然要“责疑”：明初的王道生《墓志》为何可能写上这个书名？此疑，至今也无人能解！
 
　　第五，关于“讳子安”的问题。王道生这篇《墓志》的主人，就是族谱上所写的名“彦端”，怎么又出了个新名“子安”呢，这就难免让人有点“疑”了。恰巧有块残碑，上有“子安”二字，而《施氏家簿谱》中的第十二代正有一个“施子安”，顺理成章，这当是这块残碑的主人。这里，也已有人指出，如施彦端果真是名“子安”，那么，其第十二世是不可能又名“子安”的。对此，黄同诞、林同两先生在上文中又有辩解：“这对于草野村夫来讲也不是不可能的”，“这种名字相犯是不足为奇的”。这话，初听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其实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草野村夫”在取名字之时，自然可能与祖先“相犯”，但是，修谱的人，一般不是“草野村夫”，当他们发现后辈与前辈名字“相犯”之时，根据当时规矩是要让你改名的；至少写在谱上的名字要改掉，至于平时称呼惯了，口头上仍旧不改，那是另一回事。而这个“施子安”已是清代的人了。这就使人对王道生《墓志》更“疑”了，“疑”它作于清代。自然，有人来“释疑”，认为这个第十二代的“施子安”，“既无特艺，又无科策”，“更无建树、贡献”，不可能立碑，所以，这块残碑的主人正是“施耐庵”。这种“释疑”，难免有点“夺理”：建一块墓碑，居然要有如此诸般高不可攀的条件，请问根据何在？其实，在封建社会里，为死者立一块碑，是平常的事，通常是一块石板，一尺余宽，三尺来长，（自然，家属的贫富，墓碑往往会有大小之别）刻上墓主名讳字号与出生卒年月之类，旧社会建的山坡墓群里，这种墓碑比比皆是，几乎是一墓一碑；有的年代长久，无人管理，坟墓塌毁，常被人抬去砌墙、铺路呢！象这样要设立什么“特艺”、“科第”之类立碑条件，不让施子安立墓碑，恐怕也是论者主观上过多地从明初那个“耐庵”着眼，为维护明初王道生《墓志》的“可信性”罢了。但是，就能以此完全否定第十二代的施子安为“施子安残碑”的主人吗？能让人“信”而不“疑”吗？
 
　　第六，王道生与施耐庵的关系问题。王道生在《墓志》中，一面说，他自己少年时曾与施耐庵同住淮安，相隔只是“墙一间”，另一面又说“公之面目”，“不得亲见”。这又不是令人“责疑”吗？试想，明代的淮安，尚未有现代化城市的高楼大厦，而施耐庵身旁也未有森严的警卫之类啊！此“疑”，也尚未有人能“释”透呢！
 
　　第七，关于施耐庵“家淮安”的问题。王道生《墓志》中说，这个著《水浒》的作者施耐庵“家淮安”。既然如此，这个施耐庵对淮安一带的地理态势总有相当的熟悉。现在，就不妨对照一下《水浒》中对淮安地理态势的描写。《水浒传》第九十回，宋江平方腊，进驻淮安的时候，当地的官员对宋江诉说：“前面便是扬子大江，九千三百余里，奔流入海。此是江南第一个险隘去处。隔江却是润州。”请看，这算什么话？究其实际，淮安南距扬子江（长江）尚有三、四百里，怎么会说成“前面”？淮安径直南下，隔江最近的城市是建康（南京），怎么会是润州（镇江）？如果要到润州，还得东行百来里，即扬州南面的江边，这才是“隔江却是润州”呢！这里，《水浒传》作者把淮安任意搬迁到扬州南边的扬子江边去了，岂不可笑！如果《水浒传》的作者果真是家住淮安，怎么会是这样？对此，人们自然要作这样的推论：或者，真正撰写《水浒传》的施耐庵根本不是“家淮安”，或者，“家淮安”的施耐庵根本不是《水浒传》的作者。这里，又不得不对王道生《墓志》“责疑”了。
 
　　第八，关于施耐庵的“科第”问题。王道生的《墓志》中，“兴本”说是“至顺辛未进士”，“胡本”说是“赐进士”，总之，都是“进士”。从王道生看来，这个苏北的施彦端要到远隔千里的钱塘来做官，如果不是进士，怎么行！然而，既是“进士”，必然要长期研读“四书五经”；至于元代，象施耐庵这样的汉人、南人，要求更比蒙古人、色目人严格。而“四书五经”，其中多涉及北方的地理态势与气候风物之类；所以，施耐庵对这些方面，必当有相当的了解。然而，在《水浒传》中，对这方面的描写，竟是舛错连篇，完全违反常识呢！另外，就从已经多次刊行的容与堂善本《水浒传》看来其中的错别字以及庸俗下流的语言也不少。照一般的情况，每刊行一次，尤其是“善本”，这些方面的问题总是趋向减少的。这显然与“进士”的学历、才识不相称。这更是值得大大“责疑”的了！这一“疑”，性质与上面第七“疑”一样，都是与王道生自己说的著《水浒》有抵触，不相容的。
 
　　第九，关于“官钱塘二载”的问题。王道生《墓志》中说施耐庵“官钱塘二载”，然而，《浙江通志》、《杭州府志》、《钱塘县志》中均未有记载，不但如此，就是历代《兴化县志》中也未有记载，甚至《施氏族谱》中也未有记载。这是为什么？在当时，在兴化那么一个县城，居然有人远在千里之外做官，实在非等闲之事呀！这一“疑”，至今有谁“释”得清楚！
 
　　等等。
 
　　对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人们或对其写作时间有“疑”，或对其写得互不对口而有“疑”，尤其是与《水浒传》内容相抵触，使人更“疑”。而这些“疑”处，正是这篇《墓志》的关键所在。如果对诸如此类之“疑”，未能作出有据有理的解析，那么，要人们“信”它是很难的。为此，要以这篇《墓志》为“证据”，把苏北施彦端与《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合一”起来，自然也是很难的。
 
 

三

 
　　还有一块《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一些要把苏北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合一”起来的学者，认为是最为重要的“证据”。
 
　　这块《墓志铭》，是1978年秋季于江苏兴化新垛公社施家桥大队出土的，是无可置疑的文物。现在，先把这块《墓志铭》的前数行抄录如下：
 
　　施公讳囗字廷佐囗囗囗囗囗囗囗祖施公元德于大元囗囗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囗囗囗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
 
　　先提一下，这里的“曾祖彦端”，就很值得注意。如果这位“曾祖”为字“耐庵”，这里就应当是“曾祖耐庵”的呀！不妨对照一下《施氏长门谱》中的“世系”：“第一世，始祖彦端公，（旁注）字耐庵；第二世，讳让，字以谦，彦端公子；第三世，讳文昱，字景胧，以谦公长子；第四世，讳囗，字芸暏，景胧公子；第五世，讳囗，字孟兰，芸暏公子……”请看，凡是后辈称前辈，为某某子，如果前辈有“字”则称“字”而不称名的，只有前辈有名而无字，才称名呢！从这块出土的《墓志铭》看，施彦端并无“字耐庵”。所以，其后辈称“彦端公子”。（旁注）的“字耐庵”三字，看来在原始的《施氏长门谱》中是没有的。是在转抄过程中加入的。这，又给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添上一“疑”：这个《墓志铭》中，不论是“兴本”还是“胡本”，都明明白白地写上“字耐庵”呢！
 
　　这块《墓志铭》里的关键是“兵起”后面的两个方框。这究竟是什么字呢？江苏省社科院于1982年4月18日——25日，召开座谈会。有十六位学者参加，对这篇《墓志铭》及其它有关文物史料进行了分析研究，会后写有《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座谈纪要》，载《江苏社联通讯》1982年第5期（以下简称《江苏纪要》）。数月之后，即1982年8月21——23日，又在首都召开了同样的座谈会，有25位学者参加（包括三位学者的书面发言），会后写有《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发言纪略》，载《理论研究》1982年第6期（以下简称《首都纪要》）。在这两次会上以及其它学者的论文中，对这三个方框的辨识是多种多样的。
 
　　且看刘操南先生《兴化施彦端与施耐庵史料考辨》中的一段话：
 
　　此铭播浙之浙，辨认字迹模糊，氵旁清晰，才之亅弯斜，斤字只存丿，其下笔划不显。浙字乃当时专家学者凭着字形意补所认。4月25日在扬州萃园，晚上举行总结“座谈会”时，议之深夜，余曾提出，且云：苦余视力欠佳，敦请诸公明察，俱以为然；并请写入《纪要》，以昭郑重。《纪要》简略，未能详述。后于山东菏泽开水浒学术讨论会时，与朱一玄教授相值，述及此事，犹在耳目。刘世德同志诣兴化复按此铭，亦云：“铭上‘播浙’二字字迹模糊，难以确认”。胡小伟在《新发现的“施耐庵文物史料”中的新疑点》（见《水浒争鸣》特辑第47页）中说：铭文中第二行“会元季兵起播囗囗家之”中的“播”字以下二字俱损，前一字仅存约三分之一，有的同志判读为“浙”，认为是施彦端播迁到浙江的重要根据，但也有同志判读为“流”，认为仅仅播流在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区别却较大……就断言这位施彦端跟“明人记载的作《水浒传》那个钱塘施耐庵可以挂起钩的”、“年代与地望亦均吻合”，显然还不是使人信服。盐城师专赵伯英、李奇材在《施彦端非施耐庵》（见《水浒争鸣》特辑第55页）文中云：“播浙”谓“浙”疑是“淮”字。淮亦地名，未谂当否？原件无恙，可复按也。倘从浙字，联想过多，是不恰当的。
 
　　刘操南先生是亲自参加了江苏社科院的座谈会的。他的看法，自然代表了座谈会上的一种。他在上述这段话中，还反映了其它学者的看法。概括起来，对“兵起”以下三个方框，有三种属于可能性的说法：一是“播浙遂”，一是“播淮遂”，一是“播流遂”。最近,看到窦应元先生的《探讨施公遗踪之迷》一文(《耐庵学刊》第十八期),其中对“兵起”以下三个模糊不清的字,归纳了当今学术界五种辨识：1、“囗囗苏”；2、“囗流苏”；3、“乱及苏”；4、“播浙遂”；5、“播流苏”。而“通过电脑来观看”则是“播流苏”。喻蘅先生在《施耐庵四世孙廷佐墓志铭校读扎记》。（16）中说，他“已从事篆刻研究多年，对于铁笔锋刃在受刻物体上刻画的痕迹，如起迄走向和刀锋力度等，虽毫厘纤细之迹，必究其结体脉络”。据他辨析的结果，这三个方框的前二框是“播流”二字，而第三个方框是个“苏”字，经断句是“播流，苏”，“播流”就如“播荡”、“播迁”之意，是动词，“苏”，指地名，即苏州。笔者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参加苏北大丰县举办的“施耐庵研讨会”，与数十位代表一起也去观看了这块《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虽然自己的视力至今还可以，横看竖看，确实是字迹模糊，“兵起”以下的二个方框，左侧似乎各有三点，把它们认读为“提手”、“三点水”，已包含着“意测”成分。其它的代表，也是众说纷纭，或说可能是“渡淮”，或说可能是“播流”，自然也有人说可能是“播浙”。总之，这三个方框，由于磨损严重，非常模糊，多种辨析，实在难以统一。笔者曾在这个“施耐庵研讨会”上表示过：“兵起”后面三个模糊不清的字，应与其它看不清楚的地方一样，仍用方框代替，而在《铭》后面则加以说明，把各种辨识都附进去。这样，便于后人思考；如果完全排斥其它辨识，只肯定某一种辨识，那是要束缚后人思路的，或引入歧途的。可是，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施耐庵研究》一书中，作为校录本公开出版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校录），则肯定为一说，是“播浙遂”三个字。于是，某些学者就据此而论述；至于某些不了解情况的读者，自然也只好偏听偏信了。
 
　　现在，姑且就循着“播浙遂”三字，联系上下文，即“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看看该怎么解读？
 
　　叶元章先生在《关于施耐庵文物史料的几个问题》（17）中说：
 
　　彦端是元代迁到浙江去的，迁居的原因是避兵，到了世平，即明太祖削平群雄，统一天下，才又回到故乡白驹的。
 
　　这话，在一般情况下是通达的，因为“兵起”，对老百姓说来往往不是好事，总是难免要避的。但是，联系元末的具体军事形势来看，这“播浙”二字却是很难“通”了，因为“兵起”却是先在浙江。在元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就“兵起”浙江台州，很快占领了浙江沿海地区。这事震动全国。施彦端要避兵，怎么会避到浙江去呢？再说，这时的苏北兴化一带，还是相对的平靖，且与浙江相距一千多里，又有什么必要避兵呢？照此看来，“播浙”二字实在是抵触啊！
 
　　那么，这里的“兵起”，是指施彦端同乡人张士诚的“兵起”。其时间要比浙江迟五年，即在元至正十三年（1353），“兵起”的地点，就在泰州白驹场。正月，集结于戴家窑；三月，便攻下泰州，杀却元行省参政赵琏；继之，攻下兴化、高邮等城。至正十四年，在高邮建立政权，号大周，后改天佑，称诚王。
 
　　面对张士诚的“起兵”，施彦端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是躲避还是相反？用张惠仁先生《施彦端即施耐庵考证》（18）中的述语来说，即是“却聘”，还是“赞助”？如果是躲避，即“却聘”，那么，这个施彦端会到浙江去吗？且看张士诚，于高邮建立政权之后，于次年即令其弟士德南下渡江，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便攻下平江（苏州），很快占领苏南广大地区，该年三月，张士诚便南迁平江，建立起更为强大的统治机构，做一方之王了。而后，继续向南扩充势力，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其统治范围已是“南抵绍兴”。非常明显，张士诚“兵起”之后，是一路南下，以至于浙江，包括杭州在内。施彦端如果要躲避，要“却聘”，岂会与张士诚之兵同向而行？非常明白，他只能是“播淮”或“播流”，迁居至其它一个地方去，怎么可能是“播浙”！
 
　　这样看来，施彦端就是与躲避相反，是“赞助”张士诚“起兵”。但是，不论是躲避或者相反，不论是“却聘”还是“赞助”，都没有任何可靠的文献资料。至于近乎传说之类，倒是有的，而且两方面都有。如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19）中有一篇《耐庵小史》，说张士诚“耳耐庵名，征聘不至，士诚乃枉驾造其门”，而施耐庵却以“母老妻弱，子女婚嫁，债务未偿”却之。胡瑞亭在同一文中，还有一篇《耐庵世籍》，说“耐庵公因避张士诚，曾隐去至东京”。这分明是“躲避”，“却聘”的了。再如丁正华先生《施耐庵为兴化施族祖先应非假托辩》（20）一文中，说在兴化“民间口头传说中”，“讲起他们这位祖先扶保张士诚‘造反’的故事来，真是津津乐道。”张啸虎先生在《施耐庵为江湖艺人》一文中，也说有许多“民间故事”，其中之一是“传说施耐庵一度在张士诚的起义队伍中当军师，取得江北，以草谂为根据地。张士诚过江打苏州，施耐庵劝他不要去，说：‘獐不离草，草不离獐。獐（张）上树（苏）必死’。”这分明是与躲避相反，是“赞助”的了。既然如此，不同的论者，便只有见仁见智，各取所需了。张惠仁先生认为施彦端“参加起义的说法可能性更大”，分明是主张“赞助”的，所以，以民间传说为据，在上面已述及的《施彦端即施耐庵考证》一文中，便有如下一段推测性的话：
 
　　施彦端他又偏偏不是自幼到老蛰居于兴化（如果是这样，行文就用不着那么多笔墨了）而是很长一段时间远离兴化流寓他乡（“播浙”），并在那儿“成家立业”，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遂家之”），只是到了朱明开国以后（“及世平”），才又回到兴化来。
 
　　张惠仁先生还说：“《施廷佐墓志铭》虽然没有明确写明‘播杭’或‘播钱塘’，但杭州乃当时（元朝）江浙行省的治所……因此，他把《水浒》题署为‘钱塘施耐庵’（或别人代署），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这是把苏北施彦端，利用“播浙”两字来“搭桥”或“挂钩”，与《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合一”起来最为明白的观点。自然，对此而“存疑”者仍不少，如直接参加施彦端文物史料调查考察的徐放先生认为：“彦端……怎样与作《水浒》挂起钩来，目前拿不出确凿证据。”（《首都纪要》）卢兴基先生认为：“浙江的浙字是关键，现在看来还有疑问。”（《首都纪要》）王利器先生说：“就这批文物来讲，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首都纪要》）等等。不难体会，对《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兵起”以下三个模糊不清的字眼，既否定其“播流遂”、“播淮遂”以及“播流苏”等多种辩识而只固定为“播浙遂”，并根据民间传说，认定施彦端“赞助”张士诚“兵起”，又认定特来浙江杭州，因而与“钱塘施耐庵”“合一”。这种推论，未免有点像刘操南先生在江苏座谈会上所指出的“从浙字联想过多”之嫌。说得直白些，有些学者自己主观上很希望苏北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挂钩、“合一”，所以，只固定在“播浙遂”驰骋想象了。
 
　　我们姑且循着“播浙”这一思路再思考下去。施彦端既然“赞助”张士诚“兵起”，在某时某地进入张士诚集团，那么，他可能在哪里“成家立业”呢？他如果是卞元亨那样的武将，则不妨猜想他去杭州，协助潘元明镇守杭州，因而，带着妻子季氏和申氏，在那里“成家立业”。这倒也是说得通的。可是，施彦端是一个文人，正如民间传说，最大可能是在张士诚集团中当个“军师”之类。而张士诚，却是建都在苏州，则施彦端自然不能远离他去，也就只能在苏州“成家立业”。也许有什么特殊情况，要施彦端这个“军师”出差杭州，处理什么特殊事故，那也是短暂的，不可能在杭州“成家立业”。从这一情况来推断，《施公廷佐墓志铭》中那三个难以辨识的字，指认为“播流苏”，倒是有部分对口的。而这样，“浙”字实在难于落实。看来，兴化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仍难“搭桥”或“挂钩”。
 
　　这里，要联系一下喻蘅先生上述那篇《校读扎记》。喻先生在该文中说：施彦端“出于政治上的选择”，所以要“播流苏”，即“投奔苏州张士诚”。但喻先生却认为：施彦端“把家室安置在浙江吴兴”。根据是，当时镇守吴兴的张天骐和李伯升，都是兴化人，与施彦端同乡，便“招聘来吴兴定居”；同时，施氏宗祠有门联：“吴兴延世泽，楚水封明禋。”据此，施彦端是在吴兴“成家立业”。这个吴兴，在太湖之滨，浙江北端，但属浙江版图。这样，“播浙”倒是落实了。但是，这个吴兴南距杭州尚有数百里之遥，与“钱塘施耐庵”仍难以“搭桥”或“挂钩”。喻蘅先生还联系到《秋江送别》中的“你向西来我向东”、“隔钱塘南北高峰”二句诗，这个施彦端在“送别”淳安的鲁渊时，可能来杭州，有些人便也以此作为施彦端“播浙”的“佐证”。其实，施彦端既在苏州，即使真的来杭州“送别友人”，那也是暂时性的。而刘冬先生在《笑煞雕龙，愧煞雕虫》（21）一文中，则认为施彦端“确曾进入过张士诚的僚幕”。而这套《送别》“作于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地点是在苏州。”这样，“送别友人”就是在苏州了，与杭州毫无关系。而方才先生在《施耐庵与鲁渊究竟有缘无缘》（22）一文中，根据鲁渊总结自己一生的《自序》与有关史料，说：“鲁渊与《水浒》的作者施耐庵究竟有缘无缘？就目前涉及的史志记载看，尚未发现任何可资稽考的史实”呢！既然如此，施彦端与鲁渊之间有无“送别”一事，也难说了。
 
　　我们还是不妨循着“播浙”这一思路再思考一下：假定这个施彦端既已“播浙”了，究竟何时“离浙”呢？据当时的军事形势来看，至正二十六年秋，张士诚的大部分地区已被朱元璋攻占，镇守杭州的大将潘原明随之向朱元璋投降。该年十一月，苏州便被包围。这时，张士诚的覆灭，计日可待。历代封建社会里相互争战的集团，只要一失败，其集团中的成员也大部随之遭殃，这可以说是一种规律。至于朱元璋，杀戮之狠更是突出，连张士诚集团中先后已经投降的将军都大批被杀，曾投入张士诚幕中的文人，如吴中“四杰”的高启、张羽、徐贲、杨基，或被腰斩，或被逼自杀，或瘐死狱中，或谪死工所。当时的施彦端，张、喻两先生都肯定其有进士身份，主动以“赞助”态度，“出于政治上的选择”而进入张士诚领导集团，面对此境，自当要考虑自己的生路问题的。如果他“安家立业”在杭州一带，那么，当至正二十六年潘原明投降的时候，他就必然要离开而北返了。如果被困在苏州这座围城里，而当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朱元璋攻破苏州而他又侥幸不被逮住的时候，也必然要“离浙”“怀故居兴化，还白驹”了。然而，《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却是明明白白地刻在石板上，标明这个施彦端“及平世，怀故居兴化，还白驹”呢！这可怎么办？
 
　　现在，矛盾就是这样明摆着：既然要让苏北的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合一”，就要让他“播浙”，参与张士诚集团并在杭州一带“安家立业”；而当张士诚集团败灭之际，却又不能让他马上离开，而必须继续呆上数月甚至一年以上，以便与《墓志铭》中的“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一致。《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是地下出土文物，无可置疑，那是不能与它不一致的！然而，你要施彦端继续呆下去，不是要他等待朱元璋来抓捕吗？他肯这样吗？这可是两难啊！自然，如果不是把难以辨识的三个字硬要固定在“播浙遂”三字上，这两难就不一定出现了
 
　　“咸丰本”中的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手抄本，有明显的“窜改”、“窜入”之疑，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更是疑点太多，难以、甚至无法“辨析”，极可疑为晚近文字，所以，这两份资料本身的真实性，实在难以让人承认。怎能用它们把苏北施彦端与《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合一”起来！至于《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是出土文物，其真实性无可置疑，但其关键的“兵起”以下三个字，又磨损严重，经若干年来许多人次的辨识，有“播浙遂”、“播淮遂”、“播流遂”、“口口苏”、“口流苏”、“乱及苏”、“播流苏”等七种辨认。有的学者完全无视其它六种辨识，只肯定为“播浙遂”，但，不仅无可靠证据，更为重要的是又说不通。有的学者，硬是要以此论证苏北施彦端，就是《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把二者“合二为一”。照目前现有的情况看来，实在是很难很难的！
 
　　注：
 
　　（1）欧阳健《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发言纪略》一文，（以下简称《首都纪略》），载《理论研究》1982年第6期。收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施耐庵研究》，198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2）（3）见《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座谈纪要》，（以下简称《江苏纪要》）载《江苏社联通讯》1982年第5期，收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施耐庵研究》。
 
　　（4）赵令则《试谈〈水浒〉成书的年代及其作者》，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施耐庵研究》。
 
　　（5）上述种种封建统治者对《水浒传》的禁锢、摧残行为，均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6）张惠仁《〈施耐庵墓志〉的真伪问题》一文，见《施耐庵研究》。
 
　　（7）刘冬《施耐庵生平探考》一文，载1980年《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又编入《施耐庵研究》。
 
　　（8）黄同诞、林同《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伪作说驳议》一文，见《施耐庵研究》。
 
　　（9）黄俶成《〈兴化县续志〉施耐庵史料考析》一文，见《施耐庵研究续编》。1990年5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大丰县《耐庵学刊》编辑部编印。
 
　　（10）张惠仁《〈施耐庵墓志〉的真伪问题》一文，见《施耐庵研究》。
 
　　（11）（12）张国光《鲁迅的‘施耐庵’为繁本〈水浒〉作者之托名说无可置疑》，见《水浒争鸣》第一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
 
　　（13）刘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见《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14）参看马蹄疾《水浒书录》，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5）刘操南《兴化施彦端与施耐庵史料考辨》，浙江水浒研究会编《水浒研究与欣赏》第二辑，1989年10月印行。
 
　　（16）喻蘅《施耐庵四世孙廷佐墓志铭校读扎记》，载1990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又收入《施耐庵研究续编》。
 
　　（17）《关于施耐庵文物史料的几个问题》，见《施耐庵研究》。
 
　　（18）张惠仁《施彦端即施耐庵考证》，见《施耐庵研究续编》。
 
　　（19）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见《施耐庵研究》。
 
　　（20）丁正华《施耐庵为兴化施族祖先应非假托辩》，见《施耐庵研究》。
 
　　（21）刘冬《笑煞雕龙，愧煞雕虫》，见《施耐庵研究》。
 
　　（22）方才《施耐庵与鲁渊究竟有缘无缘？》，见浙江水浒研究会编《水浒研究与欣赏》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