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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10-16
施耐庵、施惠与施彦端能“合一”吗？
——读黄俶成先生《施耐庵与<水浒>》
黄俶成先生《施耐庵与<水浒>》一书（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引言》中提出：
施耐庵，名子安，字彦端，又字肇端、君承、君美，作戏剧时笔名惠，作小说时笔名耐庵，元末明初扬州兴化白驹人。
这里，把三个人的名字合成为一个人：其一，就是高儒在《百川书志》与郎瑛在《七修类稿》中都提出的“钱塘施耐庵的本”的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另一是施惠，字君美，剧作家，杭州人；又一是苏北兴化《施氏长门谱》中的彦端公，扬州兴化人。为了便于说明，就简称为钱塘施耐庵、施惠与兴化施彦端。黄先生在这里来一个“三施合一”，总称为“施耐庵”了，但是究竟能否“合”得起来？
一
先看，钱塘施耐庵与兴化施彦端是否能够“合一”？
不妨先考察一下这两人的生卒年月。
兴化施彦端，黄俶成先生在《施耐庵与<水浒>》中写得很明白：“约生于元贞元二年（1296）……洪武三年（1370）卒于淮安。”（见《施耐庵与<水浒>》第7页《引言》。以后凡引用该书文字，只注明页码）。
钱塘施耐庵，其生卒年月未有具体记载，但从他的著作《水浒传》中，大体可以推知其去世年代。如《水浒传》第49回，描写了一个“登州府”。这个“登州府”，位于“山东海边”，是水浒英雄解珍、解宝的家乡。它是唐武周如意元年（629）置州，据《明史·地理志》，在明代洪武九年（1376）才升为府的。又如《水浒传》第93回、第94回分别提到的苏州，宋为平江府，元为平江路，入明后才为苏州。又如，常熟、崑山、吴江、嘉定等处，元代都是为“州”，入明之后，才降为“县”。又《水浒传》第97回，描写“乌龙岭神助宋公明”，说是宋江在睦州因乌龙神护祐，打败了方腊部队，而后上奏皇帝，起建乌龙庙，敕封乌龙神。这完全是根据元末朱元璋大将李文忠打败张士诚司徒李伯升事迹并被神化之后为素材而写的。从生活中的实事，经不断传播而神化，一般也总要到入明之后若干年。又《水浒传》九十九回，描述了“戴宗授兗州府都统制”一事。据《明史·地理志》，这个兗州府，元代属济宁路、洪武十八年（1385）才升为府的。根据上述描写，《水浒传》的作者钱塘施耐庵，自当去世于明洪武九年以至十八年之后若干时候，比起兴化施彦端来，起码要迟去世十五年以后的若干时候。照此看来，兴化施彦端怎么可能与钱塘施耐庵是同一个人？
“二施”不能“合一”，以上基本已经说明了。但是，黄先生在《施耐庵与<水浒>》一书中，还述及其它好些情事；为此，不得不继续论述下去。
黄俶成先生的《施耐庵与<水浒>》，还叙述了施彦端的资历，认为施彦端是否得中进士，尚“待考”。但肯定他“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29岁赴会试”。（251页）无疑，这个施彦端的资历是相当高的。至于钱塘施耐庵则没有类似的记载，一般认为他是个书会才人，与苏北施彦端的资历不一样。
一个人的资历，总要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底下，就看一下《水浒传》这部作品，究竟更符合谁的资历？
兴化施彦端，既中秀才，又中举人，更赴京“会试”，当然是自小就研读“四书五经”之类。而“四书五经”中的《论语》、《孟子》，多有山东、河南一带的人物，自然要涉及有关地理态势的。至于《诗经》，更是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中原大地产生的作品。元代科举，规定《诗经》要以朱熹注本为据。而朱熹注本，对每首诗的地点，几乎都有相当具体的注释。试想，像施彦端这样资历的人，就是通过“四书五经”对北方上述有关的地理态势不是应有相当的理解吗？更何况，除了“四书五经”，还要学习些天文、地理方面的书，如正史中的《地理志》之类呢！可是，在《水浒传》中，对上述地区的描写，其地理态势的舛错，如南北不分，东西颠倒，却有数十处之多。至于气候风物方面，《诗经》中也有很具体的描写，而《水浒传》中，也是谬误之至。像施彦端这样的资历，如果《水浒传》真是他撰写，为什么会错成这样？关于这方面，笔者在《施彦端‘进士’不是〈水浒传〉作者》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此处不赘。
至于钱塘施耐庵，固然是资质很高，艺术天分很高，并且社会经验很丰富，但却并无什么资历，是个“书会才人”之类。他长期生活于杭州，所以对杭州一带的地理态势、气候风物之类描写得非常真实具体，但他毕竟资历低，不大可能通过各种书本来熟悉北方，所以，《水浒传》中对北方的地理态势以及气候风物之类，便写成如此现象，这正是自然得很。
上述情况也表明：苏北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难以说成是同一个人。
黄俶成先生还叙述到施彦端的一些经历，这无非也是以此为施彦端与《水浒传》作些“挂钩”，为了说明兴化施彦端就是钱塘施耐庵。
还是循着黄俶成先生的思路吧。在《施耐庵与<水浒>》中，黄先生认定：施彦端于“泰定元年甲子（1324），29岁。赴会试未果，投奔郓城刘本善，任郓城教导，考察梁山”。（251页）“二年乙丑（1325），30岁。任郓城教导”。看来，施彦端在郓城任教导前后有两年时间，还考察过梁山。毫无疑问，他对郓城与梁山一带的地理态势是甚为熟悉的。这段经历，看来正是为《水浒传》中有关郓城与梁山的描写准备了条件。可是，《水浒传》中，描写宋江因杀阎婆惜而从郓城监牢剌配江州牢城之时，却对两个押监公人说：“我们明日此去，正从梁山泊边过。”（36回）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从郓城到江州（今九江）是迳直南下，而梁山（晁盖等的根据地）在郓城的北面，相距数十里，怎么正要经过呢？如果真的是熟悉当地实际情况的施彦端撰写《水浒传》，怎么会错成这样？
又，上文已经提到，施彦端在山东郓城一带住过两年，且又去北京参加“会试”，这自然要自苏北兴化北上，从山东渡泗水，而后入河北。据黄先生的书中所说：“在29岁，那年未考中，至于36岁那年是否中进士，待考”。（251页）。这样看来，施彦端至少两次往返，就是要四渡泗水。这无疑对山东境内这条东西流向的泗水是有所认识的。可是在《水浒传》中，当宋江驻在开封北面黄河边陈桥驿的水军，要南下“平方腊”时，居然不是从通济渠南下入淮河，却是先从东北上行数百里，而是“从泗水入淮河”（89回），这么舍近走远，大走弯路，不是枉费行程，贻误军机吗？如果真是施彦端撰写《水浒传》，怎么又会错成这样？
又，黄俶成先生在《施耐庵与<水浒>》中，引用王道生《墓志》的“先生家淮安”一语，接着说“ 撰《江湖豪客传》将成，赋诗二首”。（144页）又说：（施彦端）于1367年“本年或次年赴淮安”。（253页）1370年“在淮安与世长辞”。“在淮安又交给子孙及门人罗贯中一部《江湖豪客传》的原本”。（145页）由此看来，施彦端与罗贯中对淮安也都是熟悉的。可是，《水浒传》中描写宋江“平方腊”时，当其“前军已到淮安县屯扎”之时，“本州官员”竟说：“前面便是扬子大江……隔江却是润州”。（90回）究其实际，淮安南距扬子大江（即长江）还有四百里左右，怎能说成是“前面”！“隔江”最近的城市是南京，怎能说成是“润州”（即镇江）！如果要说“隔江却是润州”，只有把淮安先南移至长江边而后东移，移到扬州的南边与长江之间去了。如果《水浒传》真的是施彦端撰写（此处也可能说是罗贯中协助或撰写吧），怎么又会错成这样？
以上三处，根据黄先生的说法，都是施彦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地方，为什么错得如此离谱？也许辨解者会说：“《水浒传》是小说，不是地理教科书，自可艺术虚构呀！”这话不错，如果施彦端在上述三处都是艺术虚构，那末，为了情节的需要，自可东西南北，任意安排的；可是，以上三处所涉及的地方，都是实实在在的名字，这总不得不受实际的地理态势的制约呀！就从上述三处描写看来，人们自然要怀疑：这个兴化施彦端难道是《水浒传》的作者？
至于钱塘施耐庵，不仅仅因为高儒、郎瑛等最早提出《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而更为重要的是，从《水浒传》内部的具体描写看来，上面已经约略提及，凡北方地区，其地理态势、气候物象等，舛错谬误的描写有数十处之多，而南方地区，尤其是杭州一带，非但一般城镇、气候物象等描写并无差错，就是小山、小城、小桥、小村之类，都描写得十分具体而准确，而且人事、典故之类大量被融入《水浒传》。由此可见，“钱塘施耐庵”长期生长于杭州地区，而对北方地区却是非常陌生。据此看来，上述梁山、泗水与淮安等处的描写舛错，就全都是顺理成章了。仅就上述情况看来，苏北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也难以看作是一个人。
“钱塘施耐庵”与兴化施彦端，除了这两人的生卒年月、资历与经历三方面均让人感到难以“合一”外，而黄俶成先生还提出另一个问题，施彦端“于至正十年前后到杭州，当了两年的下级官吏”。（45页）不仅如此，黄先生在《施耐庵与<水浒>》中，根据《施廷佐墓志铭》中的“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一语，认为施彦端“曾住过钱塘。”（215页），而且，还在钱塘的吴山上“开店铺”呢！
这确是一个很让人深思的问题。既然“曾住过钱塘”之类，就有可能把这两人“合二为一”。不少肯定兴化施彦端就是“钱塘施耐庵”的学者，就是以此作为一个重要根据呢。
这就不得不把《施廷佐墓志铭》与黄先生的有关论述结合起来辨析一下。
《施廷佐墓志铭》是出土文物，其价值自当不可等闲视之。可惜，由于磨损严重，有些字迹已经模糊。笔者也曾与多位专家一起，反复辨认揣摩，均感难识。尤其是“播，浙遂”这三个关键性的字眼，更是可能性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耐庵学刊》第十七期上，有窦应元先生《探讨施公遗踪之谜》一文。其中，对某些人肯定“播浙遂”三个字眼就把“不同时期公布最有代表性的范本”，摘抄了五种：一“口口苏”；二、“口流苏”；三、“乱及苏”；四、“播浙遂”；五、“播流苏”。后“通过电脑来观看”，肯定为“播流苏”。很明显，如果采用其中的一、二、三、五这四种，兴化施彦端就只能与苏州“搭界”，而与钱塘（浙江杭州）“无缘”了，与“钱塘施耐庵”无法“合一”了。但是，黄先生只采用第四种，即“播浙遂”，这就有“住过钱塘”的可能，随着便有“合一”的可能了。
底下，就循着黄先生的思路，看看他的有关论述。
在《施耐庵与<水浒>》中写道：兴化施彦端“官钱塘二载”，是在“张士成起义之前，即至正十年（1350年）前后”（45页）。而“做官仅两年而已，更长的时间是经商”。（45页）所谓“经商”，据黄俶成先生的论述，就是在杭州。然而，《施廷佐墓志铭》中明明是“会元季兵起”，紧跟着这个施彦端才有“播”（迁居）之举。这“兵起”，自然是施彦端家乡的张士诚“兵起”，时间是1352年。这样看来，施彦端已在浙江“经商”，怎么又会有“播浙”呢，这与《施廷佐墓志铭》不是不一致吗？说不“通”呀！之后，黄先生说这个施彦端“隐居到苏州，创作《江湖豪客传》。写到第四十五回时，正逢他的老乡张士城领导农民起义军占领苏州”。（94页）张士诚占领苏州是1356年。这就是说，早在1356年之前，这个施彦端就离开杭州了。然而，《施廷佐墓志铭》中明明又写着，这个施彦端“及世平，怀故居兴化遂白驹”。这“世平”，自然是指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朱明皇朝的1368年。这个施彦端就是在1368年或之后若干时候从迁居之地回到故乡兴化的。在这里，黄先生的说法又与《施廷佐墓志铭》大不一致了。这里，难免让人怀疑黄先生采用上述“播浙，遂”三个字，就不是《施廷佐墓志铭》的原意呢，因此，也就难以利用这三个字眼作为兴化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 “合一”的一种根据了。
就黄俶成先生在《施耐庵与<水浒>》一书中所运用的材料与其论述看来，兴化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 实实在在难以“合一”。
二
现在，看看钱塘施耐庵与施惠能够“合”起来吗？
黄俶成先生在《施耐庵与<水浒>》中说：
《传奇汇考标目》、《怀香楼闲话》、《三家村老委谈》三条明史料，足可证施惠即耐庵。（30页）
在此，不妨先把黄先生所引用的这“三条明代史料”，逐条抄出：
《传奇汇考标目》：“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著有）《拜月亭旦》、《芙蓉城》、 《周小郎月夜戏小乔》”。
《怀香楼闲话》：“《闹元宵杂剧》，无名氏撰，衍施君美《水浒传》卢俊义事。”
《三家村老委谈》：“三十六正史所载，一百八施君美（或云罗贯中）《水浒传》所载也……此君美因横行河朔四字描写其无敌之状……征辽、征腊，后人增入，不尽君美笔也。即君美之传《水浒》，意欲供人说唱，耸人观听也。”
上述“三条明代史料”，既认为这个施惠字君承，君美的人，是《水浒传》作者，同时又认为是作《拜月亭》的戏剧家。而黄俶成先生，便把“钱塘施耐庵”与施惠“合而为一”了，实际上又与施彦端“合”起来了。如果在历史上仅仅只有这“三条明代史料”，那么似乎真“可足证施惠即耐庵”了。然而，历史上却还有另外的史料呢！
且看更早的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卷下：
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为之作传，以《凌波曲》吊之。
宫天挺……郑光祖……金仁杰……范康……曾瑞……沈和……鲍天祐……陈以仁……范居中……施惠。
惠字君美，杭州人。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公巨目美髯，好谈笑。余尝与赵君卿、陈彦实、颜君常至其家。每承接款，多有高论。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有《古今砌话》，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
道心清净绝无尘，和气雍容自有春，吴山风月收拾尽。一篇篇，字字新，但思君赋尽停云。三生梦，百岁身，到头来衰草荒坟。（此曲，当为贾仲明补）
这段史料，丝毫未有涉及施耐庵，也未涉及《水浒传》。然而，这段史料，对施惠的介绍不仅是最早的，而且是相当全面而具体的。首先介绍他的名与字以至籍贯；其次，介绍了居处与职业；又次，介绍了他的状貌；再次，介绍了钟嗣成自己与他的亲密关系以及他“惟以填词和曲为事”的嗜好；等等；毫无疑问，钟嗣成上述这段介绍施惠的史料，是最具有可信性的。尤其是这个钟嗣成又是这个“方今已亡名公才人”的“相知者”，又是同居杭州，这就更加具有权威性。直到今天，这段记叙施惠最早最全面而具体的史料，尚未发现任何有力的史料可以推翻它。附提一句：《录鬼簿》中关于施惠这段史料，黄俶成先生除了“已亡”这句不引用外，其余如施惠“坐贾”及“巨目”之类状貌描写都是作为信史引用呢！
据钟嗣成的《录鬼簿序》，后署元代“至顺元年”（1330），可以推知，《录鬼簿》一书当成于至顺元年之前。钟嗣成把自己这个“相知”的“施惠”，列入“方今已亡名公才人”，分明可见，施惠于至顺元年之前就已经去世了。钱塘施耐庵，上文已经说过，他自当去世于洪武十八年（1385）之后若干时候，难道一个人于五十年之前就已“亡”了，而之后五十多年，又会“亡”一次吗！就凭这一条，黄俶成先生所举的“足可证施惠即耐庵”的“三条明史料”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其实，“施惠即施耐庵”之难以成立，还可以从钟嗣成的生卒年月上推断出来。
虽然，钟嗣成的生卒年月历史上未有明确的记载，而有关专家与学者，已经有了大体的说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录鬼簿提要》中，就提出：钟嗣成的“生卒年代，约在1279年到1360年间”。（该书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由赵景深主编，邵曾祺编著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提出：钟嗣成的“生卒年据《录鬼簿》中周文质条推算，估计约在1280——1350之间”。（该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据此看来，钟嗣成不论卒于1350年或1360年，他要为自己“已亡”的“相知者”施惠作小传，自当在1350或1360年之前的若干时候，而施惠自当在此之前若干时候亡故。十分明白，自当于1385年之后去世的施耐庵不能与1350或1360年之前若干时候就去世的施惠是同一个人。就凭这一点，黄俶成先生所谓“足可证施惠即耐庵”的“三条明史料”同样也是没有什么价值了。
这一点，就从黄俶成先生的《施耐庵与<水浒>》一书中也可以大致推断出来呢。在该书中说：“一般认为他（指钟嗣成）生于至元后期，殁于至正五年以后”。“至正五年”，是1345年。“至正五年以后”，究竟“后”到哪一年？极而言之，就算“后”到至正最末一年，即“至正二十八年”吧。这一年是1368年。钟嗣成即使真的于这一年去世，他要为“已亡”的“相知者”施惠写小传，总得在1368年之前若干时候。黄先生在该书的《施耐庵年表》中又提出：“六年丙戌（1346）……钟嗣成约于本年或稍后几年去世”（252页），据此推断，则钟嗣成大致卒于1350年前后。十分明白，就根据黄俶成先生自己的说法，1368年之前若干时候去世或1350年前后去世的施惠，决不可能与1385年之后去世的施耐庵是同一个人。黄俶成先生自己不知有否觉察到，你自己的话就把“施惠即耐庵”推翻了呢。
黄俶成先生为了说明“施惠即施耐庵”，还举出施惠的作品《拜月亭》与施耐庵的作品《水浒传》，认为：
加之《拜月亭》内容与《水浒》相通之处，亦可作内证。
黄先生并未具体指出上述两书的“相通之处”，这里不便妄加猜测。据笔者看来，上述两书的并不怎么“相通之处”即不同之处，倒是很多而且很突出的，例如：第一，《水浒传》的主角是草莽英雄，而《拜月亭》的主角是才子佳人；第二，前者的主角，经历艰难曲折的斗争，或战死，或被毒死，以悲剧告终，而后者的主角，虽经离乱颠沛，毕竟中状元，大团圆，以喜剧结束；第三，前者表现的主要是一种阳刚之气，是壮美，而后者表现的主要是一种阴柔之气，是优美；第四，从语言方面看，前者还有一些庸俗语言，如孔家庄的庄客名字，有长王三、笆上粪、饭内屁之类，描写妇女潘巧云，自鬃儿、肚儿、胸儿、腿儿一直写到她的隐私部分，明代的李卓吾就指其“俗”，而后者，则没有类似语言，比较起来就显得“雅”些；第五，从文字功底看，前者还有不少错别字，就从容与堂本《水浒传》看，如应作“精细”错为“精息”，“分际”错为“分积”，“侠士”错为“挟士”，“采缯”错为“采赠”等等，而后者，没有什么错别字。比较起来，后者的文字功底更好些。从这些地方看来，《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与《拜月亭》作者施惠，实在不像是一个人。
既然钱塘施耐庵不是施惠，而前面又已论及，钱塘施耐庵不是兴化施彦端，那么，兴化施彦端是不是施惠呢？也是前面早已提及，施惠去世于文宗天历三年（1330）之前，即使更迟些，也在明代之前，而施彦端去世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施彦端自然与施惠不是同一个人了。无可怀疑，“三施”不能“合一”。
三
黄俶成先生在《施耐庵与<水浒>》中，还常常举一些兴化施彦端所熟悉的人事与环境之类，与钱塘施耐庵所作的《水浒传》来一个内部“挂钩”，以此说明《水浒传》就是兴化施彦端所作，说明兴化施彦端就是钱塘施耐庵。
先看黄先生所举的一些例子。
例一，黄先生说：“到施耐庵时代，梁山依然，水泊已经不存”（第3页）。而施彦端的故乡兴化，“水面达一百万亩以上，境内河流纵横，密如蛛网，湖荡众多，星罗棋布，素有水乡泽国、水泊阳山之称”， “这一些山山水水，故实风情陶冶了这位大文豪的情操，萌发了他创作《水浒》的最初动机”。（第19页）
这里所谓“故实风情”之类，暂且不谈，光从“水泊阳山”来看，黄先生无疑也认为是“陶冶”施彦端“情操”，“萌发”施彦端创作“动机”的因素之一。循着黄先生的笔意，不难推知，后来成书的《水浒传》,其中的“梁山水泊”,这个水浒英雄活动的环境，也当是从兴化的“阳山水泊”“萌发”而来的。
难道果真是这样？否！
首先，黄俶成先生所说的“到施耐庵时代，梁山……水泊已经不存”不是事实。据《明史·河渠志·黄河》，有个明白记载：“元溃溢不时，至正（1341——1368）中，受害尤甚，济宁、曹、郓间漂没千余里。”这不正是元代的梁山水泊吗，不正是《水浒传》的“萌发”以至撰写时代吗？同时，更应看到《水浒传》中描写梁山水泊的“大框架”，就是众所周知的这两句话：“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这两句话，分明是元代早期杂剧作家高文秀写在《黑旋风双献头》中的。高文秀，山东东平人，现实中的梁山水泊，就在他的家乡一带。毫无疑问，高文秀就是从梁山泊的实际情况而“萌发”出这两句话。钟嗣成《录鬼簿》中把高文秀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是1330年之前就“已死”的，比1370年去世的施彦端起码要早去世40多年。十分明白，这两句话在四十多年前就已经写出来了，与施彦端家乡的“阳山水泊”实在没有关系，与施彦端没有关系。
钱塘施耐庵撰写《水浒传》时，多次运用这两句话，如柴进向林冲介绍梁山泊时：“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11回）。宋江向清风山的燕顺等众好汉介绍梁山泊时也说：“自这南方有个去处，地名唤做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35回）。“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78回）”等等。这分明是从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头》中移用过来而稍加变化的就是高文秀的话，留在人们心目中极为深刻的“梁山水泊”印象。
当然，梁山水泊除了上述这些“大框架”的描写，还有“细部”的描写，如“港汊又多，路径甚杂”。“水荡坡塘，不知深浅”、“茫茫荡荡都是芦苇”。“尽是芦苇里港，又没旱路”（19回），（连环马）“尽望败苇折芦之中、枯草荒林之内跑去……都攧入荒草芦苇之中”等等，主要就是荡、塘、坡、港及芦苇野草之类。这些景物，在江南水乡，几乎随处可能见到。就说杭州西郊西溪古荡一带，光是那块湿地就有两个西湖那么大，港汊、水荡、小渚、坡地，相互穿插，环绕合抱，更有层层芦苇，矮的细苇有一人多高，高的芦苇有数人高，进入其中，真如“芦井观天”。每当芦花时节，金风吹过，起起伏伏，竟似排排海浪。钱塘施耐庵久居杭州，熟悉西溪，那是很容易“萌发”出那些梁山泊“细部”的景物描写的。
看来，钱塘施耐庵作的《水浒传》中，不论是关于梁山泊的“大框架”描写，还是“细部”描写，都与兴化施彦端所熟悉的“阳山水泊”无甚关连；因此，在梁山水泊的环境描写上，黄俶成先生难以据此而把兴化施彦端与《水浒传》“挂钩”，也就难以与钱塘施耐庵“合一”了。
例二，黄俶成先生还说了颇长的一段：
《水浒》中好几处写到有人遇到危急之处，叫声“张大哥”就逢凶化吉。例如第三回写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后走到雁门县，十字路口正贴着捉拿他的告示，他不认识字，站在人丛中听。“鲁提辖正听到那里，只听得背后一人大叫道：‘张大哥，你如何在这里？’拦腰抱住，直扯近县前来”。顷刻化险为夷。第四十三回写李逵下山，在沂水县西门外，听人读捉拿宋江、戴宗的榜文。“李逵在背后听了，正待指手划脚，没做奈何处，只见一个人抢上前来，拦腰抱住，叫道：‘张大哥，你在这里做什么？’李逵扭过身看时，认得是旱地忽律朱贵”。兴化、大丰民间广为流传，说这是隐射张荣、张士城。这也可备一说。（121-122页）
兴化施彦端，对自己故乡“广为流传”的传说——“有人遇到危急之处，叫声‘张大哥’就逢凶化吉”。这自然是熟悉的。而这“张大哥”又是“隐射他所了解的”张荣、张士诚。而《水浒传》中，居然两处写到这事。据黄先生的笔意，兴化施彦端又是把他自己所熟悉的事写到《水浒传》中去了。这不正是与《水浒传》又来一个“内部挂钩”吗？这样，兴化施彦端不正可与“钱塘施耐庵“合一”吗？
我们看来，未必是这样。
张姓，是汉族一个大姓，常用来泛指某人或某些人，如口语中的“张冠李戴”，“张家长，李家短”，都并非实指姓张姓李的人。王安石《拟寒山拾得》诗：“张三裤口窄，李四帽檐长”，也是这样。钱塘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描写鲁达在雁门县观看那张“捕捉”自己的榜文时，金老叫了声“张大哥”，把他拉开去（3回），李逵在沂水县观看那张“捉”宋江，戴宗与他自己的榜文时，朱贵叫了声“张大哥”，也把他拉了开去。（43回）这样，鲁达与李逵及时离开了这个险地。钱塘施耐庵用在这里的“张大哥”，与第三十六回中说防送宋江去江州的公人是“张千李万”一样，这个“张”字也是泛指，所谓“张大哥”并非实指姓“张”的“大哥”。这里要把这个“张大哥”说成是“隐射张荣、张士诚”，硬是扯到施彦端的故乡兴化去，实在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不妨举一个《水浒传》中相似的例子。当宋江被人追捉，也正是“危急之处”，亲自遇到一个张姓梢公，并且对他呼“救”，却并未“逢凶化吉”，反而要宋江“吃馄饨”或“板刀面”，差点葬身浔阳江底。因为，这个自称“狗脸张爹爹”的梢公，固然也有人称特“张大哥”，曾是一个凶狠的劫货财、“害生灵”者，宋江幸好马上遇到李大哥（俊），这才“逢凶化吉”呢！如果《水浒传》的作者，真正对张荣、张士诚很熟悉，有好感，处处要“影射”二张，把这姓“张”的人，作为“逢凶化吉”的福星之类，那么，怎么又会塑造这个“张”梢公形象，怎么又会把这样的梢公，冠以“张”姓呢！中国的姓氏多得很呀，这不怕玷污张姓的人，如张荣、张士诚吗！
看来，要把钱塘施耐庵《水浒传》中的两声“张大哥”，看成是兴化施彦端所熟悉的张荣与张士诚的“隐射”，实在是难“备一说”，要以此来一个“内部挂钩”，把兴化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合一”起来，实在也是很难的。
例三，黄俶成先生还举了这样的事例：
他目睹潘元明、潘元绍的罪恶行径，就在《水浒》中创造了两个姓潘的水性杨花女性。（121页）
黄先生所指的潘元明，本是张士诚守卫杭州的大将，在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部队攻杭州时投降了。潘元绍呢，本是张士诚守卫苏州的大将，在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部队来攻时，也投降了。黄先生所指的“两个姓潘的水性杨花女性”，就是《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和潘巧云。黄先生认为，施彦端“对张士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看到张士诚这两位大将向朱元璋投降的“罪恶行径”，所以，就“创造”了这两个姓潘的淫妇，实际就是“隐射”这两位姓潘的大将。黄先生还正面引用喻蘅先生《施耐庵笔伐二潘》一文中的话：“施耐庵（实指兴化施彦端）以张士诚同情者的心情，对于潘氏兄弟那种出卖故主，无耻叛变的行径，自然十分痛恨。因此，在《水浒传》中描写了潘金莲和潘巧云这两个水性杨花、出卖灵魂的妇女形象，作为对潘元明、潘元绍兄弟的笔伐，看来是非常合乎情理的”。照黄先生自己的原话及其引文看来，《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和潘巧云这两位“水性杨花”的妇女形象，就是施彦端为“笔伐”潘元明与潘元绍这两位“无耻叛变”的将军而写的。如果真是这样，自然也是一个有力的“内证”，倒可以作为兴化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合一”的一个“钩子”。
然而，疑窦不少。
不妨还是先循着黄先生的笔意思考下去。
先看，施彦端要“创造”两个淫妇以“笔伐”两个“无耻叛变”的将军，这究竟是什么时候呢？根据历史事实，这两个将军的“罪恶行径”，其最终暴露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潘元绍投降之后。理所当然，施彦端要“创造”两淫妇形像，必然要在这年九月之后若干时间。
“创造”两个淫妇形象，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事。据黄先生《施耐庵与<水浒>》中的叙述，施彦端“创作《江湖豪客传》（据黄先生看法，这就是《水浒传》），写到第四十五回时，正逢他的老乡张士诚，领导农民起义占领苏州，建立吴政权。”（94页）张士诚占领苏州是元至正十六年（1356）。我们对照一下《水浒传》，潘金莲这一淫妇写在第二十四回至第二十六回。潘巧云这一淫妇写在第四十四回至第四十六回。据此看来，施彦端在《江湖豪客传》中，后来用以描写淫妇的篇幅，在1356年自当就已写有别的（现在无法可知的）内容了。自此之后，直到1367年九月之后若干时间，根据黄俶成先生的有关叙述，施彦端这部《江湖豪客传》应当完成了绝大部分，或者应当是基本完成或将完成了。
根据黄先生的叙述，在1367年九月之后若干时间，施彦端在江阴或兴化，经过耳闻口传而得知两位姓潘将军的“无耻叛变”，终于“萌发”出“创造”两个淫妇形象以“笔伐”之，这里，自当需要一个相当的醞酿过程，而且，势必要把早已写成的《江湖豪客传》打乱，以致推翻原已写成的许多篇幅，予以重新描写了。且看，潘金莲形象的“创造”，就是不使武松在阳谷县顺顺当当地把“都头”担当下去，使他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历程，接二连三地有“杀嫂”、斗杀西门庆、“十字坡遇张青”、“威镇安平寨”、“醉打蒋门神”以至“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终于“夜走蜈蚣岭”，不得不落草二龙山。
至于潘巧云这一淫妇形象的“创造”，也是为了不使杨雄在蓟州顺顺当当地把“两院押狱”担当下去，同时，也不使石秀顺顺当当地在杨雄家开“屠宰作坊”，使他与杨雄因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历程，接二连三地便有“醉骂潘巧云”、“智杀裴如海”、“大闹翠屏山”、“火烧祝家店”，以至引起宋公明连续三次攻打祝家庄。试看，这要牵涉到多少内容！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无疑要打乱原来早已安排好的大量的情节结构，调整前前后后的许多篇幅。这该是一项多么繁重的创作任务。
当时的施彦端，能够顺利地完成这样的创作任务吗？
根据黄先生书中的叙述，1367年三月，施彦端与鲁渊在江阴“匆匆再次见面”之后，不久便渡江北去兴化了。1368年，他“到兴化，暂居于阳山脚下极乐庵（136页）”。“他决定在此（白驹镇外倪邵庄）再结一茅，并将子女安顿于此。（138页）”。总之，他“回到兴化，从城走到乡，从湖荡走到盐场，本想落叶归根，结茅终老”。（143页）“但他一口兴化话，很快被人识破，于是，不得不离开兴化北去，到达淮安”。（144页）施彦端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朱元璋对卧榻之旁的张士诚故里兴化和张士诚的大本营苏州的人民特别不放心”。（143页）施彦端是兴化人又长住苏州，要逃避朱元璋的迫害呀！根据上述事实完全可以看出，这时的施彦端没有一个安定的居处，没有一种平静的心态，且已抱“终老”之志，自然缺乏进取欲望，再加垂暮之年，自然没有强健身体，还得躲避政治迫害，大家不妨设身处地想想，能够完成上述如此繁重的创作任务吗？
钱塘施耐庵，对兴化的张士诚是否“同情”，对其两位姓潘的“无耻叛变”将军是否“痛恨”，历史上未见有任何记载；他只是运用南宋以来的说书内容与民间传说之类，再加自己的人生阅历去“创造”武松、杨雄与石秀形象。在这些人物的“传”中，又要“创造”潘金莲与潘巧云两个淫妇形象，主要是为了把这些英雄“逼”上梁山，这完全是出于《水浒传》的全面考虑，是《水浒传》这部大书中有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钱塘施耐庵早已全面考虑，成竹在胸的，绝对不是在《水浒传》将成或基本完成之际，因为出了两位姓潘的“无耻叛变”将军，便推翻原著再去“创造”两位姓潘的淫妇以表示“笔伐”之意。
看来，要把《水浒传》中潘金莲与潘巧云这两个淫妇形象，说成是兴化施彦端为了“同情”张士诚而“痛恨”其两位“无耻叛变”的姓潘将军而“创造”，以此作为《水浒传》是施彦端所作的“内证”，因而把钱塘施耐庵与兴化放彦端“合一”起来，这仍旧也是很难的。
四
黄俶成先生在《施耐庵与<水浒>》一书中，不仅把钱塘施耐庵、施惠与兴化施彦端来一个“三施合一”，总称为施耐庵；而且还为这个施耐庵指认了一些在杭州吴山的活动场所。说得很具体，好象是真的，且看：
吴山……山上有一洞名为瑞石洞，洞旁山石兀立，有一石称为“飞来石”。由洞口上攀至山顶，又有一组怪石，似鼠，似牛，似虎，酷似十二生肖，人们称之为“十二生肖石”，又称“吴山十二峰”。十二峰之间，有宋人所植樟树，称为“宋樟”。施耐庵在此开店铺，颇得地利。（46页）
笔者居住杭州已近六十年，吴山至少已去过百次以上，简要如实说一下吧。这里所称的“十二生肖石”，《湖山便览》中称为“巫山”并非称“吴山”，还署有笔架、香炉、棋盘、象鼻、玉笋、龟息、龙盘、剑象、牛眠、舞鹤、鸣凤、伏虎等十二个名字。所谓“十二峰”，实即是小山顶上一组突兀不平、大小不一的连根山石。就是地质学上的“石芽”，是一片大石上冒出的芽状石头。最矮的如“鼠”，只数十公分，最高的如“龙”，也只二、三公尺。如果用绳子把“十二峰”围起来，略如瓜子，长不过二十余公尺，阔不过十多公尺。就是这么一点范围，旁边只是一条通道，怎能造房子“开店铺”？除非凿平这“十二峰”，但“十二峰”至今依然如故，可见从未有人造过房子。至于“十二峰之间，有宋人所植樟树”，则纯粹是子虚乌有——杭州确有“宋人所植樟树”，树下至今有石碑，刻有“宋樟”两字，但它根本不在“十二峰之间”，而是在“十二峰”东北方向的太岁庙侧有美堂遗址上，即今茗香楼、极目阁南侧，距离约三、四百公尺。又如，说从瑞石洞“洞口上攀至山顶”是“十二峰”，也只能说是一种“戏说”之类。人立“十二峰”，面向东北，向右侧横过去，约有三百公尺才是瑞石洞。它的位置，与“十二峰”的海拔大致持平，不存在“上攀”问题。如果真的从瑞石洞“上攀至山顶”，那是紫阳山顶的江湖汇观亭，上有明人徐渭的名联：“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灯火尽归此处楼台”，决不是“十二峰”。无可讳言，黄先生所指认的这个杭州吴山活动场所，不符合杭州吴山的实际情况，主观想象未免太多了。
再看，黄俶成先生在《施耐庵与<水传>》中又说：
杭州城隍庙一带正是瓦子·勾拦集中之所。
这也不是实际情况。现在，根据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与周密《武林旧事》等史书所记述的瓦子，简单说一下分布情况吧。
自黄先生所说的城隍庙东行约五百公尺，才下吴山，到鼓楼。自鼓楼东南行，过望仙桥、德寿宫遗址，到竹椅子巷，即望江门（又名新门、新开门）故址，有座新门瓦子，相距鼓楼约有四、五百公尺。这座瓦子可以说是距城隍庙最近的了。由此沿城东往南，依次有小偃门瓦子、候潮门瓦子，转西南有西门瓦子、嘉会门瓦子、龙山瓦子。此处已是杭州城的东北端，距鼓楼已有六、七里。再自鼓楼沿城东向北，依次有荐桥门瓦子、菜市门瓦子、艮山门瓦子。此处已是杭州城的东北端，距鼓楼也有八、九里。至于杭州城西面，最南端钱湖门瓦子，在西湖南端，万松岭北麓，此处东北距城隍庙约有四、五里。自此向西，约二、三里即西湖西南面，有赤山瓦子。自此向北偏西，相距六、七里的行春桥（洪春桥）侧，有行春桥瓦子。再自钱湖门北行，到西湖的东北面，相距约七、八里的钱塘门附近，有王家瓦子。再往北，左面有羊坊桥瓦子，正北面有北关门瓦子，依次西北面有旧瓦子、米市桥瓦子等。此处已是杭州城西北面的城外了，距城隍庙约十五、六里。至于在杭州城里正中间，最南面清冷桥西熙春楼下的南瓦子，南距城隍庙也约有六七百公尺，是最近的了。自此向北依次是中瓦子、蒲桥瓦子，稍西北面依次有大瓦子与北瓦子（又称下瓦子）。北瓦子最大，内有勾拦十三处。此处南距城隍庙也约有六、七里了。杭州的瓦子分布就是这样。二十几座瓦子，分布于城东、城中与城西各地。距城隍庙最近的，北面是南瓦子，东面是新门瓦子，分别已有六、七百公尺以至千余公尺。即使是城隍庙所在的城隍山也根本没有一座瓦子。这怎么能说“城隍庙一带正是瓦子勾拦集中之所”呢！也许有人说，上面所说的杭州瓦子分布情况，是南宋末期，到明代《水浒》面世已有百余年了，难道瓦子分布的情况不会改变吗？笔者认为，少量的变化可能是有的；但是尚未发现任何史料，说是杭州的瓦子“集中”在“城隍庙一带”！
既然如此，黄先生为什么要说杭州的瓦子“集中”在“城隍庙一带”？是否因为黄先生认为“三施合一”的施某，在“十二峰之间”“开店铺”，此地距城隍庙不远，为了便于这位施某为创造《水浒传》作准备，便于去瓦子中听书、收集有关资料，因此，便把杭州的瓦子“集中”到“城隍庙一带”呢？那也未免想象过多而陷入子虚乌有之中去了。
黄先生为“三施合一”的施某，在杭州所指认的活动环境中，还描绘了一些有关气候物象，但也大多与实际情况不符，如：
吴山景色秀丽，遍植香樟、银杏、枫香等常绿树，终年郁郁葱葱（46页）
究其实际，吴山上的银杏、枫香（杭州人叫香枫或枫树），并非是“常绿树”。杭州的银杏，秋后便黄叶，至于枫树，与全国它处的枫树一样。老杜在《秋兴》八首之一中早就说过：“玉露凋伤枫树林”。小杜在《山行》中也跟着说：“霜叶红于二月花”。到了秋天，便是红叶。一到冬天，银杏和枫树都是光秃秃的，那来的“郁郁葱葱”！黄先生又说：
城隍庙下山崖刻有‘第一山’三大字，乃北宋米芾手笔（46页）
究其实际，“城隍庙下山崖上”也并无“‘第一山’三大字”。至于为宋代米芾手笔、明代万历间由姜召摹刻的“第一山”这“三大字”，则远在城隍庙南面，宝成寺右侧，相距已有450余公尺了。黄先生还说：
（吴山）西坡有吴山第一峰五个大字，此处是观钱塘潮的佳处。（46页）
究其实际，“吴山第一峰”五个大字处，根本看不到钱塘江，又如何观钱塘潮水？由此左转，转到山的东南方向，才能看到钱塘江，也只是迷迷茫茫一条大的“青螺带”，由此下山，再步行到江边，总有好几里了，这么远的距离，怎么能是“观钱塘潮的佳处”。杭州人的观潮“佳处” 并非在这紫阳山的最高峰，而是在望江门或候潮门外面的钱塘江边呢！等等。黄先生所指认的“三施合一”的施某，其在杭州吴山的活动环境，并不是杭州吴山的实际情况，黄先生只是利用几个实际的名字凭着自己的想象而“创造”出来。黄俶成先生对杭州吴山的地理态势与气候物象的描述，不禁令人想起《水浒传》中对江北地理态势与气候物象的描述。
黄俶成先生在《施耐庵与<水浒>》一书中提出“三施合一”。究其实际，钱塘施惠，据钟嗣成最有权威性的记载，去世于1330年之前；钱塘施耐庵，根据《水浒传》中的描写，自当去世于1385年之后；兴化施彦端，据黄先生这书中所说，去世于1370年。就凭这一点，“三施”就不能“合一”。人的一生，有些事情，可能有二、三次重复，而“死亡”一事，总是只有一次吧！至于黄俶成先生所列举的其它种种根据，也都难以为“三施合一”作证。因此，那个“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的戏曲家，就只能是钱塘施惠，那个对杭州地区甚熟并对江北地区根本不熟，而且资质甚高而资历不高的《水浒传》作者，就只能是钱塘施耐庵，至于那个与张士诚同乡，而且中过秀才、举人并参加过进士考试的《江湖豪客传》作者，就只能是兴化施彦端。黄俶成先生并未有有力的论据与深入论述，而且掺入不少主观的想象，便把这三个具有不同生活年代、经历与事迹的人，简单地捏合成一个人了。这在学风上未免有些浮躁之嫌，而在学术界也未免带来一些混乱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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