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栏|博客 > 名家专栏 > 马成生 > 正文          

朱元璋征张士诚与宋江征方腊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10-16

朱元璋征张士诚与宋江征方腊

 
一

　　先说一点史料。

　　北宋末年，曾有“征方腊”一事。据方勺十卷本《泊宅编》卷五记载：

　　（宣和二年十二月）朝廷遣领枢密院事童贯、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二中贵率领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制置江、浙……当是时，少保刘延庆等，由江东入至宣州、泾县，遇贼伪八大王，斩首五千级复歙州，出贼背。统制王稟、王涣、杨惟忠、辛兴宗自杭趋睦，取睦州，与江东兵合，斩获百七十里，生擒方腊及伪将相方肥等、妻邵、子毫二太子凡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招徕老幼四十余万，复使归业，四月二十六日也。

　　又，被一些研究者认为十卷本的初稿本——三卷本《泊宅编》，在它的卷下中也有与上述一致的记载（只个别字句有出入，并不影响基本内容）。

　　这个方勺，字仁声，是婺州金华（浙江金华县）人，一说严濑（浙江桐庐县）人。此两地均在钱塘江中游，且相距不远，均在方腊部队活动范围之内。方勺生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入太学，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赴杭州应试不第，遂无意仕进，曾与苏东坡、叶梦得、洪兴祖等名士交游，多知北宋末、南宋初的朝野时事。北宋朝廷“征方腊”，就发生于他五十五岁那年。可以说，他在《泊宅编》中的有关记载，当是第一手资料，最具有权威性，无疑是可信的。另，据浙江水浒研究会编的《水浒研究与欣赏》第一辑（1988年刊行）雷斌同志《淳安发掘一块记载方腊的石刻》一文，在1988年4月，方腊原籍青溪县（今名淳安县）潭头乡王家村于挖土建房时，在丰源院遗址掘出一块长42厘米，宽16厘米，平均厚度12厘米的鹅卵石石刻，是北宋末年“丰源院僧用琴记”的文字，也说方腊“庚子（1120）十月初九”“作逆”，“丑年（1121）……四月二十七日，辛太尉入洞，收下入京。”这与方勺《泊宅编》的记载，只是方腊被俘日期相差一天，其余都是一致。这也可证《泊宅编》中有关记载的可信性。南宋初，十卷本《泊宅编》已有著録。在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前“版行于世”的《厚德录》，就引用十卷本《泊宅编》中的一些记载。后来的《宋史》及其它有关史籍，关于“征方腊”一事，基本都是根据《泊宅编》上述文字。

　　据此看来，“征方腊”的可靠史料，也不过是两条路线——“由江东入宣州”与“自 杭趋睦”，以及几个地名与几个头面人物姓名而已。

　　至于北宋末年的起义军首领宋江，有否参与“征方腊”？就看十卷本《泊宅编》卷五的有关记载：

　　（宣和二年）十二月四日，（方腊）陷睦州。初七日，歙守、天章阁待制曾蕴，以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有旨移知青社。

　　据此，宋江即使在海州于不久之后便向张叔夜投降，看来也难以赶得上“征方腊”的时机，即使赶得上，象他这样的“贼”首身份是决不可能成为“征方腊”的头面人物的。至于是否作为一个中、下级成员而参与“征方腊”，一些专家与学者尚在“各抒己见”，或是或否，未有定论。总之，历史上的“征方腊”，实在并无留下多少史料，可以作为《水浒传》中宋江“征方腊”的创作素材。

　　再说一点“街谈巷语”中的故事之类。

　　自南宋开始，在“街谈巷语”或其它一些文艺作品中，以宋江为首的水浒英雄“征方腊”尚未见到有较完整的故事。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以水浒英雄命名的单篇说书篇目，文人李嵩“传写”了“宋江事”等，我们可以推想当时水浒英雄故事愈来愈盛行，但无法推测有无“征方腊”之事，至于龚圣与作的《宋江三十六赞》，给三十六位水浒英雄每人四句赞语，只赞张顺的“来驾怒潮”一句，也许是赞他乘钱塘江潮而上“魂捉方天定”（方腊之子）一事，与“征方腊”有关，但也只一句而已。宋元之交问世的讲史式说书底本《大宋宣和遗事》，其中讲述水浒英雄其它方面的故事有近四千字，而讲到“征方腊”只仅仅是“遣宋江征方腊有功”一句而已。

　　下及元代，杂剧盛行。据现有资料统计，描写水浒英雄的有三十多个剧本，看其现成内容，或从题目去推测，多是描写水浒英雄仗义疏财、打抱不平之类一个个完整的故事，未见有“征方腊”的。此外，宋元以来还有一些短篇话本小说，如《吴郡王夏纳凉亭》、《明悟禅师赶五戒》、《月明和尚度柳翠》等以及张炎，叶绍翁等一些诗词，其中某些部分都被后来的《水浒传》融了进去，成为塑造水浒英雄形象的素材，而其中却未见“征方腊”的。而在元代，陆友诗《杞菊轩稿》中，难得有“睦州盗起隳连城”，并让宋江去“擒贼”，以至“捷书夜奏甘泉宫”之句，很象是上述《遗事》中“遣宋江征方腊有功”句的生发，但也只是片言只语而已。

　　总之，不论是“街谈巷语”中的故事，还是文人笔下的文字，所谓“征方腊”都是很少有所描写。

 
    二

　　看来，《水浒传》中的“征方腊”部分，既无多少历史资料可作素材，也不像《水浒传》的其它部分有不少现成“故事”或文人作品可资利用；那么，处于明代的作者在撰写“征方腊”的时候，除了两条进军路线似乎是“参照”历史以外，其余部分是否全是凭空虚构抑或也是有所“参照”呢？

　　先看一些实际情况。

　　历史上的方腊，浙北的兵力实际只到秀州（今嘉兴）城下。据方勺十卷本《泊宅编》卷五：

　　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贼将方七佛引众六万攻秀州，统军王子武聚兵与州民登城固守，属大兵至，开门表里合击，斩首九千，筑京观五，贼退据杭州。

　　方腊部队自秀州败退，就再也未能北进。此后不过三个来月，就一退再退，连青溪大内也保不住了。另，据方勺《青溪寇轨》中的记载，北宋政府军“征方腊”战役：“自出师至凯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处、衢、婺六州与五十二县。”上述六州，也就是方腊曾经占据的地盘。然而，《水浒传》九十回中却是如此描写：

　　如今江南草寇方腊反了，占了八州二十五县。从睦州起直至润州，自号为一国，早晚来打扬州。……那八州？歙州、睦州、杭州、苏州、常州、湖州、宣州、润州。那二十五县， 都 是这八州管下。

　　把历史事实与〈水浒传〉一对照，分明可见，上述苏州、常州、湖州、宣州与润州，原来并非是方腊的地盘，而是《水浒传》作者艺术加工时“加”了进去的。
    这苏州、常州、湖州、宣州、润州等，原来是谁的地盘呢？据《明史·张士诚传》，当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积极扩充自己势力范围的张士诚，其占领的地盘是：

　　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徐、颖、濠、泗；东薄海。

　　分明可见，这苏州、常州、湖州、宣州与润州原来是张士诚的地盘，后来是被朱元璋逐步“征”了去的。也就是说，《水浒传》作者在撰写宋江于湖州以北，主要是苏南地区内“征方腊”部分之前不久，正是有朱元璋“征张士诚”之事。

　　不妨再说得更具体些，并与《水浒传》的描写对照一下。

　　《明史·张士诚传》中有朱元璋“遣舟师攻镇江”之战。《水浒传》中宋江“征方腊”的第一仗，就是“宋江智取润州城”。（九十一回）润州，就是镇江。

　　《明史·张士诚传》中有朱元璋派遣“徐达取常州”之战。《水浒传》中宋江“征方腊”有“宋公明大战毗陵郡”。（九十二回）毗陵郡，就是常州。

　　《明史·徐达传》中，有朱元璋派遣徐达等攻平江之战。《明通鉴》中更具体地记载“合兵围平江”情况，如“达军葑门，遇春军虎邱……”是一场大会战。《水浒传》中宋江“征方腊”，有“宋公明苏州大会垓”，曾派出关胜、花荣等大将与方腊军对攻。（九十三回）苏州，就是平江。

　　《明通鉴》卷三载，当朱元璋部队围攻苏州时，张士诚部队中有“杨茂者，无锡莫天祐部将也，善泅水。天祐令入姑苏（即苏州）与士诚相闻，逻卒获之于阊门水柵，缚送达军，达释而用之。……因纵茂出入往来，得其彼此所遣蜡书，悉知士诚、天祐虚实。”这自然为朱元璋攻下苏州城起了很大的作用。《水浒传》中，当宋江部队围攻苏州时，在太湖水域捉住“守把杭州方腊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手下库官”，原是“押送新造完铁甲三千副，解赴苏州三大王方貌处交割”的。于是，利用其“一应关防文书”，冒充为方腊部队。（九十三回）这自然为宋江攻下苏州起了很大作用。这里，《水浒传》中的宋江部队与朱元璋部队一样，都是巧妙地利用敌方为自己服务。《水浒传》很有可能以朱元璋部队利用杨茂一事为素材，创作了宋江部队利用方腊库官这一情节。

 

　　《明史·张士诚传》中，有朱元璋派遣徐达等“自太湖趋湖州。”《水浒传》中，有宋江派遣卢俊义等“攻打宣、湖二州。”（九十二回）

    《明通鉴》中，有朱元璋派遣赵德胜攻打苏州北邻的常熟，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守御城中”，“遇伏，马蹶，遂为德胜所擒”，被押监京师。《水浒传》宋江“征方腊”中，有方腊弟弟方貌守御苏州被武松“掠断了马脚”，“颠将下来”，被“一刀砍了”，“首级解赴京师”。（九十三回）历史上的方腊，并无弟弟方貌。

　　再看一下杭州地区朱元璋征张士诚的一些事实，也与《水浒传》中宋江“征方腊”的描写对照一下。

　　据《方舆纪要》，朱元璋征张士诚的占领地杭州时，先遣将“由此（指独松关）以袭张士诚”。《水浒传》中宋江征方腊的占领地杭州时，也是先遣卢俊义“去取独松关”，之后，“合计取城”（杭州）。

　　据《明史·张士诚传》，朱元璋征张士诚占领地杭州时，遣将领茅成在杭州北郊皋亭山“扎寨”。《水浒传》中宋江在征方腊的占领地杭州时，也在皋亭山扎了“总寨”，于此接受诸将“参见”。

　　趁便提一下。《水浒传》中宋江攻杭州时，还有一个情节与上述朱元璋部队攻苏州时之利用杨茂有点相似：宋江部队在钱塘江上抓获了方腊下属的富阳县袁评事，经过说服，便利用其运粮船，使水浒英雄“杂在稍公，水手人内，混同搬粮运米入城”，这自然为攻下杭州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巧妙地利用敌方为自己服务。这也许是《水浒传》的“一种素材两处用”呢。

　　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注意。据查继祖《罪惟录》列传卷之六《吴张士诚》的记载，朱元璋部队攻苏州城时，张士诚麾下张士信在城上，“猝飞炮碎首死”。宋江部队攻睦州城时，方腊麾下包天师也是在城上因“一火炮打中了”“身躯”而死。

　　这里，着重讲一下朱元璋与张士诚在杭州郊区的一场重大战斗。且看查继祖《罪惟录》列传卷之八《李文忠》：

　　“吴司徒李伯升以兵十六万围城，不克，去。乙己复以二十万来攻，而别兵溯钓台，挠严州，以分新城之势。文忠既分遣别路出江浦为声援，而舟师遏钓台。……

　　意气舒详，身率朱亮祖等赴援德济新城，去十里，壁龙潭。……时天方重雾，忽开朗，诡下令：‘此时出战吉。’麾军前，而文忠别以铁骑数十乘高下，出敌后，抵中坚，左右所向草靡。敌乱自蹂，我兵尽合，则动地呼，斩首数万级，溪水尽赤，俘七百余人，委弃亘数十里”。

　　这里所指的“钓台”，即闻名远近的严子陵钓台，在杭州郊区桐庐县境；“严州”，北宋时叫睦州，即今梅城，在杭州郊区建德县境下距钓台不远；新城，今名新登，在杭州郊区富阳县境。这一场大战，以张士诚彻底失败而告终。从此，在梅城，新登一带，完全成为朱元璋巩固的势力范围。

　　也许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舆论成见吧。这场战斗不久便“神化”起来。据乾隆《建德县志》所载，朱元璋的胜利居然有乌龙神的暗中护祐，致使朱元璋的大将李“文忠率兵三千，破其军十八万”之时，就有“阴兵旗帜遍郊野”。不但如此，当朱元璋在鄱阳湖征陈友谅之时，这位乌龙神就曾经护祐过他，看到“烟际有巨人旗戟，阴呼乌龙神兵，既而克捷”。为此，李文忠于攻打张士诚胜利之后，启奏朱远大璋。朱元璋就敇封此神为“乌龙山神”，在睦州北门外的乌龙山麓修建庙宇，“命有司春秋祭祀”。另据乾隆《严州府志》，也刊载与此有关之事，说乌龙山为“一郡之镇山也，宋宣和间，臣僚建言，龙为君象，凡山水地名有龙字当避，乃改为仁安山。明洪武初，号广济神为乌龙山神，仍复今名。”朱元璋竟不管“龙为君象”而“当避”，就是因为乌龙神护祐他征战的胜利，便仍以“乌龙”封之。

　　现在，对照一下《水浒传》中宋江“征方腊”的有关描写。

　　先是，宋江在睦州北门外的乌龙山麓，被方腊殿前太尉郑彪使了妖法，“黑暗了天地，迷踪失路，众将军兵，难寻路径”，结果由于乌龙神护祐他，终于化险为夷。接着，宋江派出关胜与郑彪在睦州城下大战，郑彪的头上“滚出一道黑气，黑气中间显出一尊金甲神人，手提降魔宝杵，望空打将下来。”这时，关胜的头上便“卷起一道白云，白云之中也显出一尊神将，……骑一条乌龙，手执铁鎚，去战郑魔君头上那尊金甲神人。”“战无数合，只见上面那骑乌龙的天将，战退了金甲神人；下面关胜，一刀砍了郑魔君（彪）。”于是，宋江乘胜攻城，彻底打败方腊部队，很快攻下睦州。这就是九十七回的回目所示：“乌龙岭神助宋公明”。为此，宋江于“征方腊”胜利之后，启奏皇帝：“睦州乌龙大王，二次显灵，护国保民，救护军将，以全德胜。上皇准奏，圣敕加封忠靖灵德普祐孚惠龙王。……敕委本州官库内支钱，起建乌龙大王庙，御赐牌额。”（九十九回）这里，因乌龙神的护祐而打胜仗，因而给乌龙神“敕封”，在乌龙山麓造庙之类，《水浒传》中的描写与史志中的记载也是大体一致的。

　　等等。总的看来，自润州而常州，自苏州而湖州，在这些地区内，从北宋的宋江与方腊的历史来考察，实在没有任何关联。至于杭州地区虽然历史上有过“征方腊”一事，但是，正如前面已指出的，并无什么具体的有关记载。如从南宋以下，有关故事的发展来看，自南宋而元而明初，上述地区也并未有什么“传说”或文艺作品讲述过宋江如此这般地“征方腊”；而在元代末年，在上述地区恰恰有朱元璋征张士诚的事实。这些事实，其中有些又恰恰与《水浒传》中描写的“征方腊”有多处相似、一致或相合之处。这种现象，总不能简单地认为《水浒传》中的艺术描写只是与历史“偶然的巧合”，因为，既是“偶然”又是“巧合”，决不可能如此之多。一种合情合理的解析，就是：《水浒传》作者在撰写“征方腊”之时，实在是“就地取材”，“参照”了元末的“时事”，其地理态势与历史人事，或多或少地把朱元璋征张士诚的某些事迹，作为艺术加工的素材
 

    三

　　由上，可以引出两点极有积极意义的看法。

　　第一，关于《水浒传》成书的时间。上述朱元璋征张士诚的种种事实，均发生在元代末年。如朱元璋攻下杭州是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攻下苏州是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次年，朱元璋就在南京称帝，建立了明王朝。在当时，传媒工具还是相当落后的条件下，《水浒传》作者，往往只是经过种种传闻，断断续续地得到一些朱元璋征张士诚的事迹，再经过艺术改造，而后撰写出来，这必然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此可以推知，《水浒传》（百回本）的成书时间不会是当前流行的那个“元末明初”的模糊说法，而应当是入明之后的某一个时间。这里，还可以参看《水浒传》一些地名的运用。

　　《水浒传》第四十九回中，已有“登州府牢里”一语。据《罪惟录》志卷之六《地理志》：“登州府……元以州属益都路，后属般阳路。明属萊州府，寻升府。”《水浒传》第五十八回已有“青州府里做个喜庆筵席”一语，据上书《地理志》：“青州府，……元益都路。明改府。”而其确切的改“府”时间是明洪武九年（1376）。又《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已有“卢俊义去打东昌府”一语。据上书《地理志》：“东昌府……元博州路，改东昌。明改路为府。”又《水浒传》第九十一回、九十二回分别提到一些府县，如苏州，宋代为平江府，元代为平江路，入明之后才为苏州府。又如常熟、崑山、吴江、嘉定等处，元代都称“州”，入明之后才为“县”。等等。又，《水浒传》九十九回，有“戴宗，授兖州府都统制”一语。据《明史·地理志》：“元，兖州属济宁路，洪武十八年升为兖州府。”由上述众多地名的建置改革，可见《水浒传》必然成书于入明之后，而由兖州这个名称的更改，可以推知，《水浒传》成书当在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第十八年之后，即公元1385年之后若干的时候。

　　第二，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水浒传》中，采用朱元璋征张士诚的某些事迹，作为艺术加工的素材，而这些事迹主要发生在苏南与杭州地区。由此看来，这位《水浒传》的作者应当熟悉上述地区，是“就近取材”。他应当在这一带生活相当长的时间。这里，还可以参看其它方面的一些描写。

　　且看地理态势的描写方面。凡长江以北，舛错极多。如史进自华阴县去延安找师傅，本应北上，却错向西去千余里的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鲁智深自五台山去东京，本应南下，却错向东去数百里的山东桃花山；宋江北上征辽，一出汴京，便到了辽国的后方，如同空降部队；等等。至于江南方面，对苏州一带的描写还略有些差错，至于杭州一带，连山村陋巷小山小桥，都写得详细、具体而准确。再如气候物象方面，北方的严冬居然有“山排巨浪，水接云天”，更有“漫漫青草”，“袅袅白杨”之类，完全违反常识。至于杭州一带，如春暖西湖是“水色拖兰”、“山光叠翠”，四季花卉有桃杏、鲜藕、金菊、寒梅，完全符合实际。此外，如杭州极小范围内的方言“儿尾”词，如“担儿”、“碟儿”、“盏儿”、“玉簪儿”、“纸标儿”、“小曲儿”等等，在《水浒传》中都运用得甚为纯熟。由此看来，这个《水浒传》作者自当更是长期生活于文人艺人荟萃的杭州，也可以说是杭州人。这，与他所以采用杭州一带朱元璋征张士诚的某些事迹，正可互为引证。而这，又为明人朗瑛在《七修类稿》中的“《宋江》（当是《水浒传》初期之名）钱塘施耐庵的本”一说提供了有力的“内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