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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10-15
高山仰止“鲁艺人”
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到来的时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传记文学《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鲁艺人》是我奉献给读者的第八部长篇文学作品,她以艾青、丁玲、贺绿汀、胡风、江丰、冯雪峰、莫朴、彦涵、李又然、周巍峙、贺敬之、王流秋、王昆、于兰、孙铮等一群从延安走出、从延安“鲁艺”走出的红色艺术家为撰述对象,反映他们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再现他们冰清玉洁的高尚情操。
面对装帧精美的图书,我终于可以舒口气了。历时九年、长达126万字的“红色系列”长篇传记文学,到底可以画个句号了。
“红色系列”写作启动,始于1992年,而写作《鲁艺人》并把它作为“红色系列”的煞尾,已经是l995年的事了。那年春天,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叶文玲找我说:中国美术学院准备出一部传记文学集,为美术学院十几个老教授立传,传稿由省作协负责。她交给我一份名单,我不假思索就选择了莫朴。
我与莫朴并不相识,然而我对这位前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却心仪已久。早在孩提时期,我就从教科书上熟读了他的油画《南昌起义》,知道他是中国解放区油画的创始者之一。
相见之后我才知道,现实中的莫朴甚至比想像中的莫朴还要潇洒俊逸,已经上80岁的人了,依然腰板笔挺,光亮的脑门和诙谐的眼睛使我情不自禁就想起了电影演员陈强。
我的采访差不多持续了一个月。起初,我同老人约定每天谈两小时,可是,当他谈到陈毅谈到艾青谈到贺绿汀谈到江丰谈到“鲁艺”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他就会忘记这个约定,思绪流水似的流个不停。
开头的采访是莫朴一个人谈。后来莫朴的夫人、在延安与王昆第一次演出歌剧《白毛女》时同在一个剧组的孙铮老师也参加了进来。两个人的回忆立即使气氛热闹了不少。当孙铮回忆到抗战胜利那天晚上,莫朴与江丰一起把棉絮扯出来扎成火把、在桥儿沟“鲁艺”驻地进行火炬游行的盛大场景时,莫朴脸上出现了甜蜜的笑容。稿子写成后,为怕在前辈面前出丑,我先请叶文玲过目。叶文玲郑重其事地给我写信说“大作拜读,大气磅礴,很好”之后,我才敢把它送交莫朴审读。
莫朴当时已经住院。10天之后,孙铮带着莫朴修改过的稿子找我。谈了一阵后,她特意关照说:你稿子中讲到江泽民同志的名字,莫朴说千万不要这样写。
我怅然。莫朴与江泽民同志的叔叔江上青同志相厚多年,抗战初期,两个人曾一起组织过抗战团体,现在许多人惟恐拉不到一个名人,莫朴却连提一提领导同志的名字都不同意!
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孙铮老师解释说:其实江泽民同志对莫朴一直非常关心,他在中央当部长的时候曾到我们在北京的家中做客,这几年每次到杭州,总要托人带话,关心莫朴的身体和生活。不过莫朴就是这个脾气,他不想给人造成一种“拉大旗”的印象。
我肃然起敬。这番平淡得不能再平淡的话语,使我看到了那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另一个层面,从而也使我产生了好好写一写莫朴的念头。不过那时候我正忙着《生死天山》的采访写作,心想搁一搁吧,反正莫朴还健在着。
没料到莫朴会走得那么突然,而他的突然离去也进一步加强了我的创作欲望,于是就有了l998年到2000年长达一年半的采访。不过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发现,我渴望着所要描述的对象,已经不仅仅是莫朴,或者莫朴、孙铮夫妇,而是与莫朴、孙铮有着惊人相似经历的一群人,一群“鲁艺人”,一群中国“最后的红色艺术家们”。
现在是时兴讲“什么什么现象”的年代了。试用这种观点看看吧:无数先进青年,抱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投奔延安、投奔“鲁艺”,接受战火的洗礼;无数“鲁艺人”在五星红旗升起之后,怀着强国富民的良好意愿,奔赴神州的角角落落,勤恳耕耘;无数“鲁艺人”在连续不断的政治风浪中蒙冤受屈,惨遭迫害;无数“鲁艺人”在沉冤昭雪之后忍辱负重无私奉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对主义、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又是哪一种时髦的现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呢?
也许,这就构成了我写作《鲁艺人》的初衷。正是出于这种初衷,或者说,创作动机吧,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鲁艺人》的创作实践,经寒历暑,三易其稿,在周巍峙、贺敬之、莫朴、王昆、孙铮等前辈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完成了写作。
按理,一本书的出版,对于作家就是一种实践的结束。可是,我却很难像有些人所云,“潇洒地将它们抛之脑后”,尤其是书中的两个细节,总是不时地撞人我的脑海。
一个是关于冯雪峰。“文化革命”中,冯雪峰被投入监狱。在狱中,很多人找他“外调”,要他揭发周扬,“将功折罪”。他不干。在整个“文化革命”中,他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有损于周扬的材料。1972年,他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后,一直蛰居家中写太平天国,他希望通过太平天国的悲剧故事,唤起人们对政治腐败的警惕。可惜文章还没起步,他就匆匆地走了,临走前丢下一句话: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党内来!
再一个是关于冯雪峰的“同案犯”李又然的。李又然是罗曼.罗兰的学生、30年代的著名诗人、延安“文抗”的领导人。1957年打成右派之后,李又然的老婆同他“划清了界限”。他被发配怀来农村“改造”,每月只发生活费18元。他有两个孩子,18元钱养三个人,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有一回在澡堂洗澡,李又然碰到了也在怀来“改造”的画家彦涵,无奈中就向彦涵借钱。彦涵虽然也“囊中羞涩”,但啥也没说就摸出了10元钱。
这样的故事后来还演绎过几回,每回李又然都要声明:将来一定还你。彦涵就嘘他:什么还不还的,用了算了,千万别往心里搁!
“四人帮”垮台后,李又然突然找到彦涵,掏出50元钱要还。彦涵急了:老李,你把我彦涵当什么人了?李又然摇头,说:老彦哪,我欠你的决不是几个钱哪,这是情啊!这个情我用多少钱也买不来,也还不清啊。但是我借了钱就要还,我可是个人哪!彦涵紧握着李又然的手。他想喊,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看吧,这就是“鲁艺人”!这就是“鲁艺”的魂魄!
当然,彦涵没喊,他到底已经是个皓首白头的古稀老人。然而也正因为他没有喊出声,也就使它成了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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