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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消解的思念

作者：  上传人： 发表时间：2014-10-15

难以消解的思念

　　　据说人老了，细胞一茬一茬地死，存在大脑记忆库里的东西就会不断地消解。

　　想想也是。人生一世会有多少事要记忆啊，如果不消解一些陈旧的过时的信息，大脑记忆库肯定容纳不了。
 
　　进入老年之后，个人的体验也的确如此。明明想好要去拿某个东西的，转了一圈又空着手回来了。我称之“老年痴呆症前兆”。
 
　　然而，也并非所有的事都如此。有些事，很小，鸡毛蒜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也不曾刻意地记它，可是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它就会被激活，就会跃然眼前，不要说消解，连颜色也是那样的光鲜，动作也是那样的逼真。
 
　　对于岳母的记忆，大概就是属于此类。我管岳母叫“妈”，孩子们也不叫“婆婆”(外婆)，叫“姆姆”(奶奶)。
 
　　姆姆是金华土话。孩子们叫得亲热，我也觉得怪好。
 
　　妈走之后我和妻带着女儿去参加葬礼。那年女儿还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按金华风俗披一条青色的孝巾，哭得好伤心。¨．子没去。儿子那年正读初三，准备中考，又赶上我母亲从济南来，只好叫他留守杭州陪奶奶。后来母亲告诉我，儿子夜里做梦哭了好几回。
 
　　岳母的葬礼简洁而隆重。那时节大家都不宽裕，花里忽哨的东西是一点也没有的。一口杉木做就的薄皮棺材，几顶纸扎的招魂幡。只是送葬的人多，逶迤着差不多一百多米。有亲戚，更多的是乡邻。一个老婶搀着妻的手，很动情，说：你妈一世没同人吵过一次架，一世都没作弄过人，难得的好人呀!
 
　　老婶讲土话，牙齿又不关风，听起来让人费神，可她那句“一世都没作弄过人”却给我留了很深的印象。毛泽东夸耀白求恩的文章中有一句叫“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想，岳母是可以算得这样的人了。
 
　　岳母没有大名。金华人管小姑娘作“小奶义”，也就是官话中的“小丫头”。长大后当局要报户口，“小奶”就成了她的名。
 
　　岳母八岁就到周家当童养媳。周家是从福建迁来的外来户，又是单丁，既无田，又无势，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解放初村里办、农会，岳父被选为筹备组副组长。农会组织分地主的家产，岳父不要房不要地，只要了一只四齿小钉耙。
 
　　虽然日子过得艰苦，岳母却其乐融融、乐善好施。兵荒马乱时有一个江湖郎中从安徽凤阳流落到金华，身患重病，人地两疏，处境十分困苦。危难之中，岳父岳母把这个落魄郎中接到家里管吃管喝调养了好长一段时日。还有一个木工师傅，得了“黄胖病”，兄嫂怕他传染孩子，把他从家中赶走。在他流落无着的时候，岳父岳母不顾一切，让他在家里调养了三年。再一个泥水师傅两腿患病，医院要他截肢，他截不起，又是岳父岳母用草药把他的双腿保了下来。岳父岳母孩子多吃口重，可是当一个朋友“临终托孤”把一个四五岁的孤女托付给他们时，他们又义无返顾地收养了这个孤儿。
 
　　这些无疑是可以称之为善举的，但岳父岳母在做这些时可一丝也不曾想到会有什么回报。然而，“善有善报”毕竟是上天定下的规矩，过不多久，善良的农家夫妇就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回报。一是妻十岁那年右腿得了骨髓炎，西医判定截肢。一个小丫头，丢了一条腿，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何况家里也拿不出那么大一笔手术费。就在为难之际，“江湖郎中”得知了消息。他赶到岳母家，用自采自制的草药，硬是保住了妻的一条腿。二是关于木工师傅、泥工师傅的。那年月岳父母还住着一个“窝棚式”的瓦舍。木工师傅、泥水师傅在岳父岳母的“窝棚”养病期间就满山地捡石头，等两个人养好病，大大小小的石头已经堆满了一地。之后，两个人又约来几个伙伴，用一萝萝拳头大小的石块，给岳父岳母垒起了一座二层瓦屋。这瓦屋虽然谈不上气派豪华，但比起仄逼的“窝棚”，毕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岳母是在儿子出生之前才赶到杭州的。那年她已经年届花甲，身子骨却硬实。那阵老百姓的房舍大多简陋，吃水得到距家三百多米的一个公用给水龙头挑。虽然我发出了“挑水我包”之类的豪言壮语，但真正的实践者还是岳母。每看到老人家担着一百多斤的水桶气喘吁吁，我心里真有说不尽的惭愧与内疚。
  
　　儿子出生后，岳母大多住在杭州。那十几年是老人家生命史上最忙碌的时段。那年月的“公家人”不好做。我是“天亮出门，摸黑进门”。妻也彼此。她任教于一所中学，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一日三餐，缝洗浆补，照看孩子……一户人家拉拉杂杂的家务活，差不多都压在岳母身上。不过，那十几年也是老人家最有成就感、最赏心悦目的时段。在老人家的呵护下，儿子长大了，女儿长大了，渐长的孩子们与“姆姆”之间充满了甜蜜的亲情。虽然手头并不宽泛，但每到星期日，我总要推着自行车，驮着一家老小到西湖去玩。我的前车身横档上坐女儿，书包架上坐岳母，踏脚上站儿子，妻在一旁“护卫”，一家五口，浩浩荡荡，可是一道风景。那时候口袋子紧，我们一家出游一天的“预算”是一元钱。这点花销现在看来当然不可思议，当初的我们却一个个眉开眼笑心旷神怡。女儿一岁时到白堤看桃花，小手指着花蕾一遍遍欢叫“花骨朵”的情景，三十几年过去了，我却依然历历在目。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每年两次回金华。岳母到杭，老父在家，妻不放心，每年寒暑两假都要带岳母和孩子回老家。暑期的快乐我是轮不上的，春节的团聚却轻易不肯放弃。不过春节回家我们都坐棚车，每人好省一元五角车费。棚车上没有坐位，妻就想法搞几个小油漆桶，回家的时候装满水果糖、饼干之类分送亲戚、乡邻，回杭州就装满亲戚、乡邻赠送的鸡蛋、花生、黄豆。岳母坐在油漆桶上，悠然自得，一点也不在乎车上的拥挤、肮脏、吵闹。
 
　　到站之后，孩子们总会发现舅舅早已推着独轮车在车站等候。舅舅在独轮车两侧档板上绑好小凳，一侧坐儿子、安行李，一侧坐岳母和女儿。于是，一家人便伴随着车轮的吱哑，悠然自得地行进在清澈如许的婺江侧畔，十五里路程，简直是一首充满诗意的乐章……。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岳母最心满意足的事。有好多次，我都在不经意间看到老人家看孩子们时那种欣慰、自足的眼神。她已经把孩子们视作自己的“作品”。女儿在小学四年级时两次获得全国作文比赛的大奖，老人家虽然不会识文断字，却着实高兴了好久。
 
　　孩子们对“姆姆”很亲。不过孩子们对这“亲”字的表达却有着自己的“创意”。八十年代初，家里买了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只要放电视，岳母必看。可放着放着，孩子们就会听到“姆姆”的鼾声。等电视放完，老人家醒了，孩子们就打趣，问电视好不好看?岳母总说好看。可再问她电视里讲了点啥?岳母就说忘记了，哪里记得那么多?逗得孩子们一阵好笑。
 
　　还有一回更有趣。邻居有个小女孩与女儿年岁相仿。女儿要拿她开涮，对她说：我教你一句金华话，你同我外婆讲，外婆就会喜欢你!于是就教了她一句金华话。这土话翻译出来就是“我是畜牲”，小女孩哪知是计?一遍一遍跑到老人家跟前念叨，弄得老人家一头雾水。
 
　　岳母是74岁那年离开杭州的，原因是“脑筋糊涂了”。那年妻在学校分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舍，三楼，有自来水，有卫生间，一家人不亦乐乎。可过不多久，楼下的老师来找妻了，说正在楼道生煤炉呢，一盆水从天而降，抬头一看，正是岳母那张饱经沧桑的老脸。老人家在一楼住久，习惯了往道地泼水，很自然就把已经搬家的事给忘了。
 
　　妻只有不住地道歉。老师倒豁达，说年纪大了，谁都有糊涂的日子，不要紧的。话是这么说，妻心里却总不是个滋味。
 
　　其实，初见端倪的事还要早一点。有一回眼见天要下雨，岳母就到妻的学校去送伞。学校离家只有两三百米，丁字路口转个弯就是。这条路岳母走过不知多少回，可这天老人家在丁字路口转错了方向，她又是一口土话，怎么着也找不到学校，一口气跑了六里之遥。亏了妻“桃李满天下”，一个到家里来过的学生发见了她，才使得一场惊恐烟消云散。
 
    妻讲这些时我久久说不出话。我知道岳母的“糊涂”同我有着怎样的联系。“文革”时期，由于我“不合时宜”，屡遭“左派”的另眼。岳母亲眼目睹那些个登堂入室“抄黑材料”者的凶煞模样，心中有多少恐惧、疑惑、忧虑，那是不言而喻的了。老人家要安慰濒临崩溃的妻，要呵护遭人辱骂的孩子。在妻和孩子面前，她必须像山一样挺着，而只有在妻和孩子们离家之后，她才可以关上房门瞎心瞎肝地哭上一场。
 
　　可以说，老人家的“糊涂”是因我而受伤。我有责任让她贻养天年，给她养老送终。然而，妻忠厚善良的兄嫂不同意我们这样做，闻讯后不久，妻兄就赶到杭州把老人家接回乡下。

　　岳母回乡后，我还同她一起过了两个春节。第一年尚好。那年春节杭州市民每人发一斤桔子票，孩子们舍不得吃，统统带回金华，十岁的女儿一瓣一瓣往“姆姆”嘴里喂。第二年就明显的神智不清了，浑浑沌沌，一天到晚难得睁几回眼。春节结束我准备回杭州，走到床前轻唤她。她睁开了眼，表情依然温和。我告诉她下次再来看她，她似乎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只轻轻地颔了颔首。
 
　　我没想到这就是与老人家的诀别。没有亲切交谈，没有郑重嘱托，甚至连手也没同老人家拉上一拉。每忆及此，我都会悔恨不已，深悔自己怎么会如此愚钝。岳母走后，每逢春节，只要可能，我总要和妻带着孩子去给老人家上坟。岳母的坟原在村头，后来村庄不断往外扩展，岳母的坟茔旁也造起了好几幢新屋，儿子女儿戏称这是为外婆守灵的“厄尔扈特人”。因此，每逢祭扫，我们总会碰到住在坟旁的村人。有一回妻讲客套话，说我爸妈在这里给你们添麻烦了。岳父岳母的“邻居”说：姆姆一世好人，才不会给我们添麻烦呢!半夜三更我们也不怕，走到坟前我们还觉得老人家在给我们作伴，姆姆一辈子不作弄人!
 
　　我无言。老人的做人之道叫“多种花，少种刺，一辈子不作弄人。”“不作弄人”，当然说不上轰轰烈烈。可是就在这种看似“中庸”的淡泊中，却包蕴着人类所共同向往的善良与纯朴。正是凭借这种本真的平淡，每每忆及岳母，就总能让人涌动一股难以消解的思念，总能让人的心灵产生一种巨大的震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