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咏叹调
——读《思考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危机》有感
我十分理解周艺强同胞的义愤，也钦佩他忧国忧民的心情。正如有一位学者对改革开放的评价“造就了中国空前的繁荣，也造就了空前的腐败。”
不过，如果把腐败的根源归结为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改变，则有可能会把错脉，从而开错药。为此，作为中国所有制演变史从头看到底的历史观众，愿意用一些实际资料提供参照。
先从吃饭问题说起：
1、1951年，全国土改基本完成。全国农民都拥有了属于自己名下的耕地和宅基地。并且颁发了相应的证书。（附有地图）实现了世代政治家“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因此农民作为自己土地的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此后的几年里，无论粮食、棉花还是依他农产品，都年年有所提高。虽然还说不上富裕，但温饱是不成为题的。工商业也很兴旺。百业欣欣向荣。（尽管还发生过朝鲜战争）而且，由于清除了旧社会留下的一切污泥浊水，包括土匪、恶霸、地痞流氓，赌博、嫖娼等等。整个社会，确实做可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出现了中国从未有过的太平气象。，连资本家也觉得有了奔头。这个好光景，持续了三年。这个年代，被党的理论家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代”，也可理解为“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时代。（因为新民主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基本上属于私有制社会。
2、1954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中国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用短短四年时间，在全国实现了非常彻底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把分配给农民个人的土地，改为集体所有。把所有行业的个体户，全部改为集体经营。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且相信：可以再15年内，迈入共产主义。其经济参照坐标是：在15年内超英赶美。
这个所有制，生产关系和经济模式，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幸福呢？下面两个资料，可供参考：
尽管农业合作社能够唤起许多理想主义的激情，但在现实中，农业合作化运动却大多以失败而告终。恰好在半个世纪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发动的那一场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后也是带着乌托邦的遗恨，带着几千万饥饿的亡灵，一起走进了“人民公社”这一坟墓。（农业合作化历史研究）
这是外国人的研究，可以不论，但挨饿的记忆，70岁以上的中国人可能还不会丧失。文革时，有大字报揭露浙江市委书记江华的罪状之一：“三年自然灾害时，不肯下令把浙江的番薯藤运到外省救济饥民”。这个大字报我亲眼看到过。
再一个实例，就是票证。
城镇粮食的凭折定量供应始于1955年，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副食经营货品，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采取多供户少供数的办法，供应日期在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
3、为什么这么好的制度、却弄得吃饭也成为题呢？领导报告说：粮食问题是世界难题；除美国外，没有国家真正解决过，连苏联也没有过关。
但在中国，当农村集体所有制程度，缩小到十几户以后，挨饿的情况就好转了。但包产到户，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成为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直到文革结束，公社解散，农民不但可以包产到户，而且可以自由支配自己除统购粮以外的农作物。于是奇迹出现了：不到十年，粮票取消了，甚至出现过卖粮难，卖棉难！我们全过关了。地还是那么多的地，种田人呢，少了几个亿。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历史，永远过去了。
至于现在农民的生活情况，也不妨举几个实例：在我们浙江，改革开放前，农民居住的房屋，90%以上是解放前留下的旧屋，甚至是茅草屋。现在呢？想找旧屋还不容易了。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都因为打工比务农更赚钱，而不是活不下去。有的甚至把田让给别人种，或租给种田大户（按以前的说法，是剥削）。他们中的少部分人，也有发了财的。可是，农民的土地却仍然是集体的。无权自由买卖或转让。
就是这条集体所有制的根，成为掌权者的摇钱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