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吴越文化
李佳，黄志刚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嘉兴314000)
摘要：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生在吴越地区，并长期生活在吴越地区，吴越文化对他的文化性格和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茅盾；吴趣文化；文化性格；小说创作
中图分类号：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880(2006)—06-80．03
Maodun and the Culture of WuYueLI Jia，HUANG
Zhigang
Abstract：Mao dun is all important author of china in the history contemporary。he was born in Wu Yue and lived there all his life，So WuYLie culture has deep effect Oil hi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his writings．Key Words：Mao dun；Wu Yue culture；cultural characteristics；cre
吴越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变迁和驳杂丰富的内涵，呈现出多元的状态，它既古老又新鲜，既超拔又平俗，是一种多重建构。因此，它给予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作为接受主体的作家本人，因为有着不同的心理气质和思想观念，在选择接受文化影响上也表现出各自的特征，这样就使吴越文化和作家本身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本文试从吴越文化的特征人手，谈谈其对作家茅盾的文化性格和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
茅盾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市乌镇。这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位于浙江省北部、京杭大运河西侧，地当水陆要冲，俗称两省(浙江，江苏)、三府(嘉兴，湖州，苏州)、七县(乌程，归安，崇德，桐乡，秀水，吴江，震泽)交界之地。茅盾在乌镇启蒙并读完小学之后，又先后就读于浙西三府(嘉兴，湖州，苏州)的三所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三年后预科毕业，南返上海谋生，并在这个吴越地区最大的都会里生活了二十年。茅盾生在吴越地区长在吴越地区，势必受到吴越文化的深刻影响。吴越文化不仅参与和影响了茅盾文化性格的建构，并且几乎在其中的每个主要特点上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吴越地区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随着吴越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外界往来，尤其是与海外往来的增多。这里最早出现了市镇文化，吴越地区的务实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当时的知识阶层中的部分先进人物开始对老一套的闭门苦读，从“四书五经”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读书方法产生了怀疑，如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口号，一种新鲜的学风开始在吴越地区建立。这些都表现出吴越文化务实的特点。
吴越文化这种务实精神在培养茅盾性格中鲜明的理性精神和求真的务实态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茅盾始终如一地坚持以鲜明的理性精神和求真的务实态度来面对现实人生，并以此从事理论建构、小说创作和审美创造。
茅盾从小就显露出富于理性长于思辨的气质和才思。在他的小学作文中，无论是《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论》对“毁"“誉”及其标准的辨证理解，还是《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臣论》洗刷无忌“窃符之罪”的种种辩白，无不闪烁着少年茅盾理性思辨的犀利锋芒。“五四”时期，这种理性精神和务实态度随着茅盾的成长而继续发展并形成了以科学论证和综合分析为总体特征的思维方式，如提出“文学要反映人生、反映社会，并服务于人生、服务于社会”的现实主义原则，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反对把文学当作游戏和消遣品，主张文学要“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
茅盾的理性精神不仅表现在文艺思想和文艺观的阐述当中，而且还表现在小说创作当中。孙中田在《理性精神与茅盾小说》一文中，高度评价茅盾小说的理性化倾向。他认为，茅盾作品既注重人物的精神状态，更注重人物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一切都在人物——历史的怪圈中动荡，时代、历史已经不是简单的外在空间环境，而转化为作品的“大角色”。即人物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每一次生命的律动，都受制于环境，被这个无处不在的“巨手”所左右。这就是以理性精神烛照而产生的宏大严整的艺术结构。
鲜明的理性精神和求真的务实态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茅盾的理论建构和小说创作，同时又有力地制约着他的审美创造。在茅盾的审美创造中，理性参与意识表现得特别自觉和活跃，发挥着强大的制约作用，其影响力贯穿渗透于所有环节和整个过程，从创作冲动的激发、作品题材的选择开掘、思想主题的酝酿提炼，到人物形象的孕育定型、故事情节的设计安排、环境氛围的布置营造、艺术时空的切割组合……无不受到理性思维的指引和制约。比如代表作品《子夜》的创作就表现得非常突出。茅盾写作《子夜》的最初冲动是要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并且也初步确定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主题意向。最初艺术构思的提纲是三部曲《棉纱》、《证券》和《标金》，萃为写好《棉纱》，茅盾就制定了一个很大的研究计划，内容包括“纱厂内部的组织及工作情形”、“日本纱厂竞争时代之中国纱厂情形”和“日本纱厂竞争的方法”，甚至还因此研读了《中国纺织业及其出品》这样的专业书籍…。正是基于这种精神，茅盾既对艺术构想的审美形式结构反复考量，更对构想中的小说生出许多新的认识，甚至不惜为此一再改变原有的计划重新构思。从最初的“提纲”到新写的《提要》与“简单的提纲”，以及根据这“简纲”所写的详细分章大纲再到《子夜》定稿，不说面目全非，也已大为改观；三部曲改为以写城市为中心的单部长篇，情节也从三个人物的故事变成围绕一个中心人物描写……艺术构思的一系列变更重构无不经过理性的再三掂量和反复审度。
茅盾在审美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有时固然会阻碍想象力的发挥，但是从全局来观照，这种由于理性精神的烛照而产生的宏大、严整艺术结构，又使作品呈现出“社会分析派”小说独有的艺术魅力。
二
由于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作用，吴越文化形成了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开放性。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密切了南北往来，吴越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之阃的交往就越多也越广了。明朝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沿海与世界贸易往来日益加强，与此同时，吴越文化区的地理环境也发生了改变，郑和下西洋，使随船而去的吴越人领略了异国风光，打开眼界；外国文人商贾来往又促使吴越文化吸收了不少外域营养，吴越文化区开始成为受世界文化冲击和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较，吴越文化拥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开放性，这是历史的积淀，又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吴越文化开放性的特征也深刻地影响了茅盾。无形中，他具有了一种自觉放眼世界的强烈要求和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意向，即心态的开放性。这在他小学时代的一些作文中就已见端倪。如《西人有黄祸之说试论其然否》一篇，显露出少年茅盾关注天下大势，追随时代新潮，渴望效法西洋变革图强的开放心态特征。中学时代，茅盾发白内心地替辛亥革命做“义务宣传””1，“五四”时期借托尔斯泰以探求俄国革命的“动力”、“远因”，从尼采学说中寻找反专制的思想武器以及研究西洋文艺思潮流变、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思想，并在编辑《小说月报》时特辟苏联、欧洲文学专栏，介绍苏联文学、文艺思想，也介绍西方现代的各种文艺思想、流派，还介绍过左拉的自然主义……这一系列的举措。都是茅盾开放性心态的有力证明。
与这种开放性心态相关联的，还有广采博取的兼容意识。
茅盾的兼容意识同样萌芽与少年时期。小学作文《杨氏为我墨氏兼爱说》就透露了此中消息。茅盾在文中指出，“杨墨之道，未尝不善”，但失于“过宽过隘”，“不能扩充”，因而“有杨无墨”或“有墨无杨”都不足以治天下。只有兼容“杨、墨二学”，将它们“混合”、“扩充”，才能臻于“包天地而罗万物”的圣人之学，使“天下治，而万民安”。这其中闪现着少年茅盾兼容意识的最初光华。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茅盾的兼容意识日趋强化，并对他“五四”时期确立不同流俗的新文学建构思路和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他虽然大力介绍写实主义，但又希望倾注于新浪漫主义，他最后认定的理想的创作方法——新写实主义(亦即革命现实主义)，是在对新浪漫主义的不断否定和扬弃过程中获得的。
吴越文化的开放性特征无形铸炼了茅盾的精神个性，在他的性格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开放性心态的存在。
三
吴越文化的特质不仅影响着茅盾的文化性格，而且也深刻影响着茅盾的文学风格。小说，作为茅盾文学成就最突出的领域，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创作受吴越文化的影响。
吴越地处江南，濒临东海，属海洋性气候，雨水充足，宜人的地理因素为大自然造就了许多胜景。茅盾的故乡乌镇就是非常典型的江南水乡。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不仅陶冶了茅盾的情操，还培养了他的审美意识，他把这些秀丽的山水、灿烂的文化、古朴的民俗都写入了他的小说中。如茅盾曾说过，他之所以能够写出《春蚕》中那些角色的性格，就是因为他“比较熟悉若干个别农民”。前面提到，茅盾的故乡是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乌镇位于杭嘉湖平原，当时这一带农村的农民主要以养蚕为副业。茅盾虽然“不敢冒充是农家子”，也“从没在农村生活过”，但是“有一些‘乡亲’常来他家，包括了几代的”r姑爷’；但因为‘丫姑爷’，他们倒不把我当作外人，我能倾听他们坦白直率地诉说自身的痛苦，甚至还能听到他们对于我所抱的理想的质疑和反应，一句话，我能看到他们的内心，并从他们口里知道了农村中一般农民的所思所感与所痛。”不仅从创作动机上可以看出吴越文化对茅盾审美意识的重要影响，而且在实际的文本中也能深刻地体现这一点。还是以《春蚕》为例，在这篇短篇小说中，茅盾为读者描绘了一幅自然优美的江南农村景物图：绿油油的“官河”、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岸边成排的桑树、“官河”里的船只等等，都为读者展现出了典型的江南水乡地域特色。另外作者在描写养蚕的程序、礼仪等民俗风情时，几乎用了纪实的手法，例如蚕农修蚕台、糊蚕单、窝种、育蚕花等程序，笔法细腻，让人身临其境。不仅是《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以及长篇巨著《子夜》中的某些素材都来自他的故乡，有的作品更直接描写了乌镇及其附近地区的农村生活。
姜文在《论(子夜)创作的多重动因》一文中从文艺发生学的角度，对作家的创作动因作了深层心理剖析，得出了茅盾的四重情结：参与情结、丰碑情结、乡土情结、原型情结。其中的乡土情结可以认为就是吴越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对茅盾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
纵观茅盾的短篇小说，大多以杭嘉湖平原作为故事的背景，它们既是时代的风景画，又是地方的风俗画，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小说结构紧凑，描写逼真，体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
“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茅盾就是一个深受吴越文化影响的作家，茅盾的思想感情、文学研究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他与吴越文化之间的深层的内在联系。吴越地区绚丽的自然风光与悠久的历史文化陶冶了茅盾，茅盾又为吴越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参考文献：
[1]茅盾．子夜后记[M]．开盟书店1933年版．
[2]茅昏酬乙之类[J]．时事新报·青光1944年10月10日．重良
[3]茅盾我怎样写春蚕[J]．青年知识．1卷3期．
(责任编辑胡小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