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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为解放生产力，国家要保护“在公平的条件下自由竞争”。
[/size] [size=4] 但即便是在绝对公平的条件下自由竞争，竞争产生的结果也会产生较大的差距。赢者会富，输者会相对穷。因此，社会“一次分配”必然会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一个公平的、稳定的社会，是不允许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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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在民主国家，独立的工会具有很大的势力。一次分配总在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尽管不至于出现过大的不合理，但各国都还是十分关注社会财富分配的平均程度。
世界经济学家采用统计数字基尼系数（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财富平均程度。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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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按国际惯例，认为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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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等于0是绝对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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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小于或等于 0.2为高度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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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0.2～0.3为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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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0.3～0.4为相对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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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0.4～0.5为贫富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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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0.6为贫富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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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国际上通常将基尼系数为0.4看作社会动荡的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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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现今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国家发挥调节作用的“二次分配”。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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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在民主国家，因为政策的制定是由多数人的意志决定的，因此二次分配必然覆盖全社会，或倾向弱势群体（不光穷人占多数的社会必然是这样，就是中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社会也会倾向扶助弱势群体）。经过社会二次分配，基尼系数一定是降低的，贫富差别趋向缩小。通常称这种“二次分配”被称为正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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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具体到各国，情况有不同，做法也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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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北欧瑞典、丹麦等高福利国家，通过“高税收，高福利”调节，能将基尼系数缩小50%，大约从0.4降到0.2 。（所谓高福利，是指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广。比如：医疗政策统一；福利房全民可以申请—— 但严格规定申请人只能有这一套房；必须是用于自住，不得闲置或出租 ——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只为穷人提供福利房，那会使福利房区域的人文环境变差，进而产生贫民区，对贫富之间的融合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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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西欧的英、法、德国等，社会福利覆盖面较前者小，能将基尼系数缩小三分之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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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美国比较趋向自由经济，属低福利国家。福利覆盖面更小。如福利房只覆盖收入在税收起征点以下的穷人。美国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也较小，基尼系数只从0.34下降到0.324。这与美国不主张给穷人钱和物资的救济，主张给就业机会有关（不属于“二次分配”的范畴内）。比如，他们历来觉得亏待了这里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因此，除了赌城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内华达州（地处炎热沙漠，原来几乎没有税源）是开放赌业的之外，美国其他所有的州都是禁赌的。但是禁赌的州大多给印第安人网开一面，政策规定印第安人有开设赌场的特许经营权。他们把这个暴利行业给了曾经最弱的群体，现在印第安人已成为美国最富的群体之一。因此：美国的“一次分配”基尼系数就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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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上述国家的国有企业，有的多些，有的很少，但无一例外的是：国有企业的盈利全部上缴国库，由国家“二次分配”为全体国民谋福利，同时不同程度地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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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综上所述，不管是高福利还是低福利？具体做法孰优孰劣？在民主国家，“二次分配”都是增加社会公平、增加分配平等、减少贫富差距的正向调节，是正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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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如果是完全放任自流的自由经济，没有二次分配，就是零福利。这种国家现在几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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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在少数专制国家，由于政策的制定，只取决于领袖或少数人的意志，国家提供的福利总是偏向少数人。即使这个领袖是好人，制定了“二次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好政策，这好政策也会由于权力得不到民众的监督，难于落到实处。二次分配的大头往往落到各级握有分配权的强势人物手中。社会弱势群体完全得不到，或只是象征性地得到一点点，“二次分配”带来的差距，甚至会远远超过“一次分配”的差距。这使基尼系数更加拉大，贫富差别变得更悬殊。国家的调节作用远不如零福利，而是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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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例如，在帝制国家，皇帝所享受的福利不仅是“从摇篮到坟墓”，而且连佳丽三千、陵寝万亩、在全国的离宫别馆无数……，全部都是由国家提供、由百姓供养的。杜甫诗里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里的“朱门”绝对不是指富商地主（现在可称为“资产阶级”），而是官家（什么人能住“朱门”？是有等级森严的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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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中国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帝制早已臭不可闻。奔向“共和”和“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早已是亿万中国人的共同心声。那时，我们的父兄，全国多多少少工人、农民、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伟大理想鼓舞下投身革命，奔赴延安、奔赴前线。这才建立了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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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建国六十多年了，周艺强所列的现象，总的说是符合实际的：“现阶段，全国1%的人口掌握了70%以上的财富，基尼系数达0.61，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处在世界极端”、“现阶段，每年我国经济发展总利润的四分之一以上流入国际资本。最新数字还显示：2011年富豪、官员、精英移民潮，转移财产达5000亿美元。”“现阶段，中国有6400万套商品房空置着”，与之相匹配的是：许多年轻人因为没有婚房，结不了婚；他们的父母劳苦一辈子攒不够买房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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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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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2000年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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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2004年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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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2006年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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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2010年以后几年，国家未公布。[/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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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据经济学家估计至少在0.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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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最近公布说：2012年基尼系数是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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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以常识判断，这只是根据表面收入计算得出的“一次分配”基尼系数。特权阶层享有更多的福利分房、全额公费医疗、车贴、三公消费……，一定是未包括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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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中国的“二次分配”，即由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给谁享受了？是个什么样的调节？现在网上披露的统计数字很多，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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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中国最弱势的群体是农民。革命成功全靠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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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新中国成立时，他们曾经分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但是很快，先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耕地大牲畜”被一纸公文收归公有，那时总算还保留了“作为生活资料的宅基地和坟地”。不久，又是一纸公文，不加任何解释地宣布“凡是生产队范围内的一切土地全部都归集体所有。”农民被彻底剥夺了自有土地。但是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他们被排斥在“国民”之外，享受不到公共住房、享受不到公费医疗、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孤儿残疾人得不到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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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在中国，是工资越高的人，享受越多的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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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拿现今改善最快的医疗保险领域分析，举几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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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例一：2005年，原卫生部部长，在讨论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时披露：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医疗经费的80%是花在领导干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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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例二：近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体系的建立，已在“二次分配”的不合理上做了一些探索，广大农民的医疗福利已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size] [size=4] 江苏省是“新农合”体系搞得最好的省。他们覆盖的面最广（已达95%），人均享受公费医疗的标准也是全国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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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看一看江苏省建立“新农合”后2007年的统计数字（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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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img]http://xinlaonian.com.cn/upfile/CC/QQ截图20130124143911.jpg[/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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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2007年江苏省公费医疗标准及覆盖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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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可以看出：
[/size] [size=4] ▲越是贫困的人，越是享受不到国家提供的公共医疗福利；越是收入高的人，在享受越高的公共医疗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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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按此数据计算江苏省医疗福利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为0.8，它远远高于一次分配的基尼系数。
[/size] [size=4] ▲即使是最好的情况，负福利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二次分配”仍是继续扩大基尼系数，增加贫富差距，只不过是扩大的速度有所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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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例三：2007年，在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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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按全国标准，参加“新农合”的农民每年自己付出10元钱，由“转移支付”出40元钱，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农村合作医疗福利。也就是年人均有40元的公共福利。月平均每人不到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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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与农民形成对照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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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这一年，广西为解决享受全额医保待遇的干部医疗费用无限飙升，地方财政不堪重负的困难，进行了高干保健制度改革，出台了“干部医疗费用定额包干制”，划定了各级干部的定额标准：超出上线，自己负担；不到标准，节约归己。据说这个改革节约了很多干部保健费，大大减轻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干部的定额有多少呢？一位在1945年参加“民盟”的耄耋老人，退休前只是一般职员。也就是新近几年，因为政策放宽才刚被承认“属于建国前参加革命，应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他的医疗保健享受的额度是每个月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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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这仅仅是全国最好的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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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这仅仅是无职无权的离休干部跟农民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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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这仅仅是全国起步最早，改善得最快的医疗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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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其他地方、其他方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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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想一想中国繁华都市与贫困山区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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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想一想权贵们享受住房及其他名目繁多的种种福利与孤儿得不到救济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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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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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如此之大，这是怎样形成的，还不一目了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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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这绝对不是周艺强讲的，是由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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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原因来自于中国的权贵集团不受老百姓监督，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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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这还是全国人民期盼的“人民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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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本文多处援引了清华大学秦晖教授2008年在北京大学《时代转型·中国》系列讲座上[/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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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所作的题为“什么是福利国家？”的讲演内容）[/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