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了，没有一口气读完一个长篇，这本书是个例外。
或许是年轻时代的经历刻骨铭心，难以忘怀，过去许多年来，我一直在留意着有关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种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具有真名实姓的回忆录、报告文学和记实文学。其中除了一小部分有着明显的官方印记，绝大多数作品真实地记录了那一代年轻人坎坷的命运，以及他们后来不幸的遭遇。当然，也有人从农村插队到大学、硕士、博士，成为文革后的一代专家学者，还有人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跨出国门，以农村插队的精神，奋斗不息，在异国他乡，在不同的领域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同时在生活上也提前进入了小康。更有一些上帝的宠儿，承蒙上辈的福荫，上山下乡的经历成为他们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光辉历史”。但这只是插队知青中的极少数。
不知为什么，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感慨之余似乎总想从中发掘出点儿什么。可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大清楚 。从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一书中，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众所周知，知青是一场狂热运动后的产物。其实早在这场运动之前，什么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什么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等等夸大其词的政治口号，各种喋喋不休的政治宣传，已经将这批年轻人胸中的“革命”烈火点燃，仿佛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们的肩上。他们老早就在摩拳擦掌，盼望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就在这时，文革爆发了。
“红卫兵”和“革命小将”在种种赞美之词的鼓舞下，热血沸腾，忘我投入，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上至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下到基层干部，大中小学的教师以及普通市民，几乎无人能在他们一手制造的雨血腥风中幸免。毛泽东说不破不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fan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于是，他的红卫兵们开始了狂热的革命行动，抓人打人，视人命如草芥。焚书毁庙，挖坟砸碑，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毁于一旦。劫后幸存的文明古迹也多是满目苍夷，惨不忍睹。一时间，他们的“革命行动”令世人颤慄，他们的“革命成果”触目惊心。
不过，风光一时的年轻人，仅仅数月之后，便完成了“历史使命”。鸟尽弓藏。为了安置这些为革命而失学的城市青年，文革的发动者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光辉”指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约有一千七百多万年轻人告别父母，告别土生土长的城市，奔赴农村边疆。知青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
平心而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下乡知青是在穷乡僻壤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与世隔绝的平淡生活，虽然艰苦却也还算太平。
然而，在邓贤笔下的这群知青，那时正出没在枪林弹雨的丛林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用青春、热血和生命在实现着自己“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与抱负。他们大部分是在云南边境一带军垦农场和下乡落户的知青，大约有几千人。他们私自越境进入中缅泰金三角，加入当地反政府军的红色游击队，为夺取政权而战斗。
在那之前，中国强大的政治机器推崇的是暴力革命，武装夺权。1959年，古巴的卡斯特罗夺权成功，立马被誉为加勒比海的巨人，拉丁美洲民族解放的英雄，大肆宣传。1965年9月，由艾地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到政变军的血腥镇压，身为劳工部长的艾地被杀害，一度号称世界第三大党的印尼共产党顷刻间土崩瓦解，共产主义运动从此彻底失败。要想通过议会斗争达到夺权的目的无异于与虎谋皮，社会主义阵营持批评意见者如是说，放弃武装斗争就等于向敌人投降，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等等一大堆主义。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口号叫得更加响亮，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古巴革命成功后，抛官弃爵，只身返回丛林，矢志为解放整个拉美而进行武装斗争的切。格瓦拉，成为那个时代宣传的中心，也是那个时代革命青年心中的偶像。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再加上极端的宣传，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批知青从文革大批判的阵地撤下来之后，又群情激昂地跨过边界，奔向世界革命的战场。
其实，当年的金三角烽烟四起，各派武装力量混战不休。有政府军，毒品走私集团，国min党残部以及号称革命军的红色游击队和它的同盟者赤军。中国越境知青主要加入的是后两支部队，因为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有着类似早期中国红军的革命主张与纲领，有着严明的纪律与坚定的信念：推fan现政府，实现改朝换代。不幸的是，他们也和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为巩固领导权，实行残酷的内部清洗，残杀自己的同志决不手软。可怜许多中国知青战士没有倒在战场上，却不明不白地惨死在自己同志的枪口之下。
几十年过去了，作者弃而不舍，国内国外追踪着当年这些谜一样的知青战士以及隐藏在他们之中的种种谜团。皇天不负有心人。几经努力，作者终于发掘出并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展现在世人面前，对那些幸存者和长眠异乡的不幸者来说，他们的“革命”经历是悲壮？还是悲凉？他们的命运是悲惨？还是悲哀？尽管作者在书中通过不同人物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为不同的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思维空间，去反思那个时代，那段历史。我便是从这本书中得到启迪，找到了求之多年的答案。
罗素说，一个人在三十岁之前不相信共产主义可谓冷血，可三十岁之后还相信共产主义就有些白痴了。不管这话对不对，这些知青战士们的经历或多或少做了验证。六十年代末，这些十几二十出头的上山下乡知青，满怀革命激情跨越过国境，那起了枪。二三十年以后，革命尚未成功，他们中间活着的人却相继放下了武器，身心疲惫地告别了“解放全人类”的战场。他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失去同伴，失去肢体，甚至失去双目永远残废。而且青春已逝，年逾不惑，没有工龄，没有军龄，没有收入，等待他们的是生活的艰辛，充满未知的将来，他们还是重新选择了和平的生活。二十世纪过去了，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他们可以登记的身份依旧是那个几乎被遗忘的名词“知青”。由此看起来，他们的归来可以说是中国知情运动的终结。
种种原因，他们中间有些人留在了金三角，成家立业，成为和平居民中的一员。然而，诡谲的政治与巨大的经济利益使金三角只能有金，而没有持久的和平，一位退役老知青新近死于战乱。另一位留在金三角教书的知青写信给本书作者，道出了自己的困惑：赤军消亡以后，回冒山区已有多年没有打仗，尽管这里的老百姓依然很穷，很落后，但是和平的日子毕竟像冬天里的阳光一样值得珍惜啊。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些自称”解放全人类”的中国知青给当地老百姓，给金三角带来了什么？........如今战事又起，学校只好停课，我们已经锁上校门随时准备外出逃难。仰望苍天，我等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临近人生晚年却还要在无休止的战火中担惊受怕，这份悲凉，这份惨痛的心情谁又能理解呢？可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又怎能体谅这份心情呢？.......
只有经历过战争，才知道战争的残酷。成王败寇，追究战犯罪责是胜利者的特权，可蒙受战争苦难的却是苍生百姓。千百年来，中国政权的更迭无一不是依靠武装暴力来完成的，又往往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毛泽东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问题。为了夺取政权可以不择手段，自然无暇顾及战争中老百姓的疾苦。即使政权易手，百姓的苦难也远远没有就此终止，因为武装夺取的政权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去武装保卫，承担起这个沉重负担的依旧是平民百姓。当政者知道一旦失去政权，他们失去的就是生命和全部，正如宣传中所说的“千百万人头落地”。其实大家都清楚这个政权本身就是建立在千百万颗人头之上的。根基不实，何谈稳固？
能够思考的人都会提问，为什么中国政权的更迭总是伴随着血腥、暴力与恐怖？为什么一切战争苦难总是由百姓来承受？为什么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揭竿而起，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可苦难依旧伴随着百姓？
其实这问题并不难回答，民主宪政，军队国家化。通过公民普选，实现政权和平交接，这种制度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并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可是它却始终与中国的老百姓无缘，原因何在？血腥的夺权过程实在令人刻骨铭心。远的不说，艰苦的八年抗战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国共两党旋即开始了新的战争，目的只有一个：独霸政权。三年内战，又是伏尸百万，生灵涂炭。对此，国共两党的高层可曾扪心自问：除了苦难，我们给中国，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尤其可悲的是，在他们的眼里“打天下者坐天下”天经地义，大权岂能与他人分享？于是专制独裁顺理成章。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权的争夺依然在继续，不同的是它主要来自共产党内部。为此，一系列政治运动也是你死我活，残酷异常，直至文化革命的爆发达到了顶峰。十年浩劫，有目共睹，给中华民族，十几亿中国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一千七百万知青的遭遇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远离民主宪政，远离普世的价值观，奢谈“还政于民”未免有些低估大众的智商。血腥的历史早已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一个小小的“权”字，足以置一个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深渊。当年战斗在金三角丛林里的知青战士，活着的如今都已年过半百，他们可曾像那位教师一样，反思过自己年轻时代的“革命”壮举？退一万步讲，如果他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红色政权，金三角的人民从此就会获得彻底的解放，过上和平安逸的生活？即使这样，谁又能保证他们组织内部不会因为争权而引发新一轮的清洗，给金三角的人民带来新一轮的战争呢？看来所谓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解放全人类不过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去相信它了，尤其是那些经历过风风雨雨的知青。
2008年2月19日 于悉尼 [/size]
[/td][/tr] [tr] [td][size=4]
[/size][/td][/tr][/t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