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大队（临江村）除了桑园等旱地归大队管理外，所有水田都属于各生产队。安排农民种植稻谷等粮食作物是生产队的事，以稻草为原料的造纸业自然也由生产队经营了。临江大队除了依靠桑园的蚕桑业外，还承担了村里几乎所有的公共事务。临江小学、临江机埠和大队电工组都是由临江大队管理的。临江小学负责全村孩子的初等教育，临江机埠负责全大队的稻田灌溉和碾米、磨粉等粮食加工，大队电工负责全村的低压电网架设和维护。由大队承担的事务主要是公益性的，无效益或低效益的。大队的蚕桑业每年的收益只有上千元，还不及70年代大队办起来的纸盒加工厂的几分之一。
村民吃饭靠生产队提供粮食，化钱靠生产队卖草纸。村民的劳动主要在生产队，工分主要记在生产队。生产队的工分按天计算，就是做半天也会记半天的工分。按照劳动力的强弱每天的工分从3、4分到10分不等。农忙时节，一天的劳动会超过10小时或干的活相当于几天的，记的工分当然就不止一天的工分了。一个生产队的壮劳力一年在生产队得到的工分往往会超过4千分，也就是一年中许多天的工分都会超过10分。为大队做事情也要记工分的。许多大队工分不是按天记的，而是按年算的。象临江小学的教师，临江机埠的机工、大队的电工，他们一年的工分大概在3千分上下。记工分是为了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前些年，浙江省的一所著名高校，推出了给教师记业绩点的管理新招，考核教师通过记业绩点的方法，上一堂课有业绩点，指导一个研究生有业绩点，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有业绩点。干得多，业绩点记的多，收入就高。用计算业绩点的方法管理大学，被教师们戏称为记工分。其实同样是记工分，记大队工分和记生产队工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每年每个生产队的村民在大队里记的工分是要结账的，大队工分少的生产队要拿出稻谷或现钱给多的生产队。生产队里的壮劳力们是不屑赚大队工分的，认为赚大队工分不痛快。只有知识青年喜欢做大队工，工分少点不要紧，只要生活轻松点。最轻松愉快的大队工要算是开会赚工分了。开会这一天就象全大队过节一样，姑娘、小伙会参加，阿公、阿婆会参加，有奶娃长年不出户的小媳妇会参加，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村民也参加。大队开会往往只开半天，干了半天农活的村民们都会认真梳洗一翻，换上自己以为体面的服饰。共产党历来会多，党代会、人代会、斗私批修会、忆苦思甜会。我已经记不起开了几次大队会，赚了多少大队工分。印象最深的一次会是传达林彪堕机在戈壁滩上。传达者称文件上说事是绝对保密的，只传达到某某级，当时离这一级还差好多好多级的村民们感觉是茫然的。
有人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在1976年结束的。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在大多数人的心里1971年9月以后就结束了。因为1971年9月13日，那个亲密战友、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永远健康的副统帅都要不顾死活地逃出中国去，神话已经无法自圆其说了。在71年以后继续参加运动的无非三种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虔诚的革命原教旨主义者和押宝式的投机者。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都已经当上了革委会主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之类的官，他们是必须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号令的；原教旨主义者对革命有一种虔诚信仰，他们可以不理解革命，但是不可以不革命或反革命的；许多投机者是不会去辨别是非对错的，他们强调的是站队。当然，站队必须站得早，要在某某派得势之前站好队，该派得势后的投靠是不算数的。站队是要交“投名状”的，常见的“投名状”有公开发表观点的，有写效忠信的，如果这些行动能得到别人的攻击或者迫害，投名状才算是生效了。攻击得越厉害、迫害得越残酷，这个人的身价就越高。
我不清楚我是属于上面三种人中的哪一种，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在71年以后参加了春江公社的批林批孔运动。春江公社的批林批孔运动是由公社中学的H老师和T老师导演的。H老师和T老师组织了当年春江公社里有点美术基础的人在公社礼堂里画批林批孔的漫画，这些漫画都是张贴在公社礼堂里的，有点象现在KD作的画挂在“白马”聚会的会场里。只是KD作画是义务的，我们作画是上工分的。我相信大部分人的美术基础都不如KD，但这并不重要。用黑、红两种颜色在大辐的白纸上作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黑的是墨汁，红的就是教师批改作业用的红墨水。秃头、浓眉、尖下巴加鹰钩鼻是林彪，有胡须穿古装的就是孔老先生。我的画应该不是最好的，但我是画得最快的之一。不到三天时间，公社礼堂里已经贴满了批林批孔的漫画，可以接受广大贫下中农的参观了。我不能不佩服H老师和T老师的驾御“运动”的智慧，用了不到100元钱，春江公社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轰轰烈烈”了，当然仅仅是轰轰烈烈而已。
应该在同一个时间，远在乔司兵团的阿猪（绍兴话应该叫阿“支”）也投身到了兵团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能写一手好文章的阿猪很快被任命为兵团师级的批林批孔领导人，阿猪为兵团的批林批孔运动废寝忘食。老丁和我都为阿猪担心，建议他早日全身而退。遗憾的阿猪已经“身不由己”了。“身不由己”是76年我最后一次见到阿猪时听他说的。阿猪在那一年年底经历几次不成功的自尽后，最后如愿了。春江公社中学的H老师和T老师在运动结束后没有受到任何的批判，也没有人来找我任何的麻烦，尤其是没有人要向我索还作画所得的三天工分，我很满足了。H老师和T老师后来都犯些错误，但绝对与批林批孔运动无关。三十年多后，和从大洋彼岸回来的陀陀谈起两位老师，他马上就猜到前者犯的是经济方面的错误，后者犯的是男女作风方面的错误。陀陀的眼光老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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