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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富春江(续2)

2012-03-15 作者: 上传人:

[font=arial][size=14px]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4pt][size=5]遥远的富春江(续2)[/size][/size][/font][/b][/align][/align] [align=center][align=center][b][/b][size=4][font=宋体]小毛[/font][font=宋体][size=12pt][/size][/font][/size][/align][/align] [size=4][font=宋体]      临江村和邻近村落的农民造房子是很少用砖头的,他们会用石灰和沙石的混合物来夯墙,这样的墙当地称之为“沙墙”。沙墙坚固而且不怕水的侵袭,因此它要远比泥墙来得耐用。上世纪六十年代,临江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已经夯起沙墙,建造了一栋一栋的房屋。粉墙黛瓦、木窗木门的房舍坐落富春江边,不露声色地显示着主人低调的富足。[/font]69[font=宋体]年初我们下乡时,临江村事实上来不及做好接纳我们的准备。也许上级的通知来得太匆忙,也许临江村先前已经接纳过一大批杭州知青,现在有点漫不经心了,反正农民没有用沙墙为我们建造好房屋。下乡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一批八个知青必须吃住在当地农民家里,算得上是货真价实的插队落户了。[/font][/size]
 [size=4][font=宋体]    我落户的农家住的是临江村为数不多的茅草屋。房东大哥要年长我十七岁,当年已经显得有点苍老了。我有点把不准叫他大哥还是大伯。他的命运坎坷,幼年丧父,母亲撇下他独自嫁到杭州去了。临江村的一位童姓农户收留了他。童家有女儿,没有儿子。他在童家的身份算是童养婿了,参照童养媳,童养婿的定义应该不难理解。房东大哥没有能赶上计划生育的年代,成年后一连生了五个孩子。童家老两口已经年迈了,孩子却还小接不上力。房东家在临江村是数得上的贫困户。知青和房东无亲无挂,吃住在房东家,每个月是要付[/font]12[font=宋体]元钱和[/font]30[font=宋体]斤粮票的。钱在知青下乡的安置费里扣,粮票也是知青办出的,我们已经[color=black]拿不出按户口发放的粮票了。[/color]临江村的农民总有人说,我的房东占我的便宜,看中了我的[color=black]粮票、钞票。[/color]房东大哥倒是从来不申辩的,只有在没有旁人时才跟我说:当时生产队里在讨论接纳知青时,谁都不出声,是他看不下去了才站出来的。我觉得房东大哥说的话是可以相信的。[/font][/size]
 [size=4][color=black]      1969[/color][font=宋体]年的春节来得晚,[/font][color=black]1[/color][font=宋体]月[/font][color=black]23[/color][font=宋体]日[/font][font=宋体]我们到临江时才农历十二月中旬。在这段时间大概所有中国农民是最快乐的。[/font][font=宋体]临江村在[color=black]春节前的一段日子里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打年糕。在南方农村各地都有打年糕习尚,用的原料有所不同,工艺也有所差异。[/color]临江村打年糕用的糯米比例要高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因此打出来的年糕不粘牙却特别糯。在这里打年糕不用石臼,是用毛竹杆的。打年糕时两个人骑在毛竹杆,轮番碾压年糕糕团,一个人不停地翻动糕团。糕团经过充分碾压就算打成,接下去就是切块了。有的农户在打成的年糕上还要点上红印,以示喜庆。在那些日子里,我跟着房东大哥每天走家串户打年糕,从村东打到村西。年轻不惜气力,我常常在杆上不肯换下歇歇。[/font][/size]
 [size=4][font=宋体]   打年糕的东家每餐提供的饭菜虽然算不上丰盛,却也要好过房东家许多,有荤有蔬。几乎每户都会在餐桌上提供一碗白煮大块肉,肥的多瘦的少,白花花的肉块看样子就没有煮烂,就象一块块冷年糕。我不想吃,我发现其他人也不吃。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这是一碗“看菜”,这一碗大块肉是只能看不能吃,吃要等到除夕夜。南方的冬天多阴雨。在打年糕的地方,糕团散发着热气,每个人身上都在散发热气,屋里的温度感觉上要比其他地方高上好几度。冬季村民有的是闲工夫,打年糕的屋子里每天都挤满了人。有大姑娘和小媳妇在的场合,男人们总爱说点荤话。上世纪六十年代,文艺生活匮乏,打年糕的地方自然成了大家的娱乐福地。在那段日子里,我暂时忘记了没有城市户口的烦恼,忘记了对自己前途的担忧[color=black]。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淡忘了许多当年的往事,然而,[/color]打年糕的情景依然清晰。[color=black]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人玩腻了杭州的山山水水,把寻找“农家乐”当作时尚。我尝试过几次农家乐,但总有在“耍戏”、或被“戏耍”的感觉。怎么也找不回当年原汁原味的农家乐。[/color][/font][color=black][/color][/size]
 [size=4][font=宋体]     房东大哥的母亲嫁到杭州后,又给房东大哥添了一个弟弟。他的这个弟弟只比我大三岁,因为少读了几年书,文化知识不够,够不上当知识青年,在杭州艮山门外的一家规模中等的厂子里当上了工人。房东大哥经常为他的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感到自豪,每次他弟弟来之前,就早早地告诉我,每次总不忘记提醒我,他的弟弟是杭州厂子里的一名工人。他的弟弟来时,我也能够借光享受到优质的饭菜。一个人的服饰可以表明他的身份。文革之初,以穿军服为荣,呢子军服那是极品,炫耀的是出身的高贵;高考恢复,学生服走俏,配上几支钢笔,那是象征了文化;改革开放后,西装流行,穿留着商标的西服,那是品位。房东大哥的弟弟下乡来,除了皮鞋、头发刷刷亮,每次都要穿上他厂子里的工作服,他或许希望受到同龄人的羡慕。不假,我非常羡慕他。很遗憾我很少能够凑上机会与他搭上话,大概他不屑与一个连杭州户口都没有的人说话吧。一个工厂里的打工仔,按照当前的说法,也是属于要被人同情的弱势群体。想不通,为什么只有今天的[/font][font=宋体][size=10.5pt]富士康集团公司的工人才要跳楼。现在[/size][/font][font=宋体]房东大哥的[/font][font=宋体][size=10.5pt]后代也有在杭州工厂里打工的,大概[/size][/font][font=宋体]房东大哥不再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也就没有象他们的前辈一样[/font][font=宋体][size=10.5pt]趾高气扬了。[/size][/font][font=Arial][size=10.5pt][/size][/font][/size]
 [font=宋体][size=4]    房东大哥没有文化,说话直截了当,他说不了富有哲理的话,但是他按照实际说话。房东大哥说知识青年到农村来是到他们的锅里扒饭。他说合作化前,田是自家的,如果那时候知识青年到农村来,算是到他的碗里扒饭了,他肯定要拒绝的。现在,田是公家的(集体的),他就没有办法拒绝了。有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反思的,也有对合作化运动反思的,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两个运动是有联系的。仔细想想房东大哥的说法也不无道理,没有农村合作化,就算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要去的话也要看看农民的脸色。让知识青年在集体的锅里扒饭的确比从农民的碗里扒饭简单多了。客观地说,农村合作化不是为了日后安置知识青年。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改农民从地主、富农手里无偿分到了田地,农民打理田地的本领明显是不一样的。几年下来,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合作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防止在农村产生新的地主、富农分子。合作化、公社化、“社教”运动、“四清”运动到后来的“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是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size][/font]
 [font=宋体][size=4]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农民的锅里扒饭的不仅是我们下乡知识青年,至少还有三拨人,一是回乡知识青年;二是回乡的公办教师;三是遣散的劳改释放人员。严格说回乡知识青年和回乡的公办教师只不过是回到原来的锅里吃饭而已。遣散的劳改释放人员和下乡知识青年是一样的。阿龙是一位遣散的劳改释放人员。他跟我说是因为小偷小摸进局子的,他的年龄和我相仿。农民没有因为他的过去,把他另眼相看。在农民眼里我们都是说杭州话的异乡人,都是来这里扒饭的。阿龙除了干农活比我们“油”点,确实和我们无异。他在临江村很开心,在这里他受到知青一样的待遇。我相信他到临江村扒饭前,上级领导一定也对临江村的干部说过阿龙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话。[/size][/font]
 [size=4][font=宋体]   喜叔也是一位遣散的劳改释放人员,他来临江是带着老婆孩子的。据说喜叔曾经是一位政府部门的干部,因为经济问题而劳改的。喜叔大概在经济上没有被完全“清零”,他在临江一直过得很潇洒,吃香的喝辣的,生产队买不到的化肥、农药,他都有办法的。邻村徐家爿的吴叔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吴叔是个文人,五七年因为思想问题被清洗,再到后来又被劳改。吴叔下乡时也是拖儿带女的,当年的吴叔应该快五十了。重的农活、要弯腰的农活确实很难胜任。吴叔干得最多的活就喷农药。这活相对轻松,但农药有毒,尤其是长时间接触。然而对于当年的吴叔来说,已经是别无选择了。吸点毒气也是无奈之举,再说吸点毒气也不是马上死掉,不干活老婆、孩子谁来养。吴婶其实是很要强的,在家缝补衣服,攒点小钱,努力为丈夫分忧。[/font][color=black][/color][/size]
 [font=宋体][size=4]    前些日子,陀陀为老知青的遭遇,感到不轻松。其实我也为他们感到沉重,也为吴叔们、为房东大哥们感到沉重。值得庆幸的是,吴叔终于熬到了回城之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杭州的大街上遇到了吴叔。吴叔身着中山服,气色和精神都比以前好多了,真心为吴叔感到高兴。又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吴叔的身体内应该已经排尽了毒气吧。[/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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