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之路”的新契机

[size=4]毛泽东与黄炎培谈“历史周期律”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那时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自由民主的中国”是指“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摘要）[/size]
 [size=4]    从近代以来民主传人中国的那一刻起，中国的民主之路就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民主的种子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花开花落。回顾历史，我们走过的民主之路可谓曲折，今天我们的民主之路还是任重道远。不过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我们又看到了新的希望：以胡jin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治国理念，标志中国民主之路新阶段的到来。加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积极性日渐高涨，学界也推波助澜发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回音。这意味着中国迎来“民主之路”的又一个新契机。这一契机的出现，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它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在集权制基础深厚的古老中国，在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所必经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初步展示了中国人通过学习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走向“民主之路”的历史必然性。 [/size]
 [size=4]一、     一、 中国“民主之路”的曲折发展[/size]
 [size=4]    从中国现当代史的角度看“民主之路”的发展进程，它的开创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对话中，就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那时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自由民主的中国”，是指“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他还曾经指出：“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当然，他也知道，“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彻底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因此，他在其《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指出了“需要资本主义的扩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的内容。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基本思想。身处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没有太多的精力过问理论建设，他的这些思想经由党内其他同志的发展，到建国初期，已经初步形成了—套理论设想。中国共产党有关民主政治的思想和言论，不仅赢得了四万万中国同胞高度一致的拥护支持，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民主同盟等中间政党团体的热烈支持，以及在华的美英记者、学者、外交官与军人的好感，也是其战胜国min党独裁政权最为有力的思想政治武器。按说，中国共产党打下江山之后，就应当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向人民兑现自己的承诺，也向世人作—个交代。可事实却并非如此。首先在建构国家政权体系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权力制约问题，与此同时把原计划放在“第一”位的，十分繁重的“反专制主义”的历史任务，简单地等同于封建主义社会制度的消灭，并就此中断了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与防范。这实际上只是消灭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本身，没有触及其灵魂，以致专制的幽灵随时有复活的可能。我们对于封建专制主义，虽然从理性上认识到了其反动的一面，并抛弃了它，但并未从思维方法的层次上，更没有从信仰的深度去解剖并扬弃这一精神体系，所以它仍然象幽灵一样附着在我们的肌体里，随时发作，生出的只能是专制与民主共生的怪胎，真正的民主就无法体现出来。所以，毛泽东就可以不顾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放弃自己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建国不到四年就急于提出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迫不及待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拒绝他原来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个历史阶段的存在，进而可以不费周折地发动“反右反右倾，穷过渡的人民公社化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党无宁日，国无宁日，社会和谐遭到彻底破坏”。毛泽东作为新中国民主之路的开辟者其错误之处在于，他不给持不同意见者以妥协的余地。这一做法更深远的影响，是给他的后继者们开了个不太好的头。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探索中出现的重大挫折，迫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进行深刻的反思。邓小平的反思无论从思想的深度，还是理论的高度上，基本上代表了党内的水平。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为我们党从思想理论上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应该说，这是十分卓越的理论贡献，没有这一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无法突破。但他最有代表性、最击中要害、也是他最关心的，是对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专制集权体制及其危害的深刻反思。这些认识，不但奠定了他改革思想的基调，而且已经渗透于中国改革的实践当中，为整个中国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早在“八一八”讲话中就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力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体制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纠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以及如何去改呢?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就改革的时机和条件问题指出：“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l副从三十年改革的实践进程看，他们那一代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了，但他的确已经为“这个任务”的完成，奠定了巩固的基础，确立了正确的方向。改革的实践一再表明，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远非人们当初想象的那样简单。本来“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
　　　
    现在看来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受波兰政治风波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担心自己的执政地位有动摇的危险。二是农村局部地出现了私营企业，出现了雇工现象，社会上针对当时的改革潮流，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呼声突然高涨起来。在这种背景之下，邓小平在1980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他3个月前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作了新的注解：要求改革的“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而且特别强调“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这一新的解释，虽然没有改变讲话的精神，却给当时的改革以一种明显的信号：改革缓行。与此同时中央加强了意识形态的工作，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判。邓小平亲自出马，认为它是在“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是作者缺乏“党性”的表现，并就此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苦恋》事件刚“了结”，又起“异化论”风波。1983年3月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在他所作的报告中，讲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周扬、王若水等人受到处理。直到1986年，国内才又出现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这一年，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中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他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及其目标，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和内容作出指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好象很快就要展开了。这时，知识界对政治体制改革也表现出了他们的看法和要求。有些人甚至于直指“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全盘西化”，紧接着全国许多知名高校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学潮平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力”而被“更换”。1987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达到高潮之际，改革和开放受到明显阻碍，迫使党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想要把反对自由化控制在不影响经济改革与开放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由新上任的总书记赵紫阳负责准备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党的领导“既可以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减少了政治风险，又可以采取一些原来认为的一些非社会主义手段来发展生产力。”从理论上缓解了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胡耀邦曾经于1986年上半年就学潮问题发表过以下意见：“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的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事实证明，思想问题靠政治手段很难得到彻底解决。解决思想矛盾，除了手段上应当对症下药外，根本的是要解决现实中的矛盾，用事实来化解它。相反，如果既提供不出有说服力的事实，还不放弃利用政治手段，其结果只能导致矛盾激化，制造出两败俱伤的结局。如此看来，“1989年北京风波”，平事后所言，“是迟早要出现的”。
　
    89风波无疑使中国的改革事业受到严重影响，也对在共和国上空回荡了近十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了一个小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从此，“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大政方针。邓小平明确指出：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变”，并向1989年动乱后新组建的常委班子作出如下“政治交代”：“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目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1992年南巡谈话之后，更加突现了在“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保障和支撑下的“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经济建设而言，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所以，实践中又形成了将GDP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指标的倾向。邓小平排除一切干扰，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并设法将其灌注于他身后的改革实践中，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中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由于这一“战略布局”在实践中贯彻的时候形成了惟经济增长至上的不良倾向，以致造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size]
 [size=4]    二、中国走上“民主之路”的新契机[/size]
 [size=4]   “稳定压倒一切”的改革思路，在2003年春季突发的“非典”疫情中充分暴露出来。它以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向以胡jin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是以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掩盖矛盾，维持社会稳定，以保证经济的继续增长，还是以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为重，来解决矛盾，以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总书记当机立断随即提出：“要把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放在第一位，放在经济发展之上，不是简单地创造GDP。”以此为契机，在中国大地上推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转折。从此“以人为本”逐步取代“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执政理念。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带头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胡jin涛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公开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求全体党员大力宣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八个字。¨训温jia宝总理2007年3月16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庄重地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学术界在“以人为本”新的执政理念的引领下，出现了异常活跃的气氛。人性、人道主义、人的发展、人的需要和利益，以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等曾经“统统让资产阶级拿去”的东西，开始公开地在不少期刊上频频出现。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等等，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中国学术的神圣殿堂。一时间，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里一些向来被视为敏感的问题，在学术界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诚然，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形成在平等对话中加深理解，以澄清问题真相的良好习惯，这就使得尤其是在对某些较为敏感问题的探讨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磕碰和摩擦。其中给人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箅有关改革的第三次争论了。2004．年的“郎顾之争”经媒体披露，立刻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由此引发了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很快从经济学迅速扩展到整个学界，并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全面走向公开，转化为全社会的一次反思，进而上升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场关于改革向何处去的大讨论。尽管参与的对象很广泛，但大体上可分为草根派与精英派。争论的过程中，草根派将九十年代实行市场化改革与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借批判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虽然提出了一些不无道理的见解和建议，但其中引发的“非公经济36条’风波”及“物权法风波”已经直接影响到改革的进展，为此引起官方重视。总书记亲自出马，对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的思潮进行有力的回答，“表明了中央继续改革的鲜明态度”。从此，有关改革的争论逐渐平息下去。有学者曾这样评价：“在这场争论中‘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和现代理解的对立，正是中国改革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缩影。”可见，“中国改革已经走到要害地方了。”因而特别需要我们稍微停顿一下，冷静地、全面地反思我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利弊得失，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新的改革观。但遗憾的是，近期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文中说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的主要立论依据，是瑞典搞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恩格斯的思想转变，以及我们党内严重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虽然话说得显然是过头了。但作为用学术形式表达出来的一种政治主张，按照我党“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可以通过学术争鸣，逐个推fan其论据的方法，让其自讨没趣、自消自散，则以后类似这样的错误思潮也就很难传开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瑞典是800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但毕竟我们有自身的不足，而瑞典模式中也有“普遍适用的一般性经验”，我们可以借此机会，结合自身情况，借鉴吸收瑞典提供的一些好办法，完善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也不失为一种对策；而从更深层次上讲，“有争论是好事⋯⋯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不同观点充分展开，在思想上探索各种可能性，比较各家观点的优劣，这是最安全的。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民族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道路，少走弯路，少走错路。”客观地讲，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曾经遭受挫折所得到的最深刻教训。所以，完全不一定因为他不自量力地想“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推荐给中国共产党”，就非得马上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给戴上一顶“企图改变党、国家性质”的帽子，搞得人心惶惶，不知情者还以为真要发生什么大事。
还有，2006年<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文章，引起学者们的热烈讨论。文章以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近三十年历程，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改善为社会背景，以我们党提出并贯彻“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为政治背景，提出了“这个国度中的个人觉醒与人文精神的确立”问题，意在张扬“个体的价值与尊严”，以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因为，“人类前进的每一步，表面上是靠脚带动的，实际上都是由思想驱动的。而任何思想首先都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用一位学者的话说，他是在。呼唤释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寻找出口的能量”，但其中有反对者则以当今美国为例，就科技和经济在文艺复兴中的重要地位，猛烈地驳斥其论点，认为中国需要的“是科技上的自信，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副因而“我们需要耐心的推动与呵护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不需要”“唤醒个人”的“文艺复兴”。最后针对原文中“天地之间，个体为先”的结语，回之以“天地之间，群体优先”。应该说，这位学者的观点本身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站得住的，但是由于两个人的观念相差太远，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类似于上述反对者的观点还有，不用一一列举。这场争论，就笔者所接触到的材料言，基本上算是保持在了学术的层次上，没有过多地扯上政治，但是，作为旁观者还是感觉心情有些沉重。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由于各人观念的不同，在中国目前需不需要启蒙的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分歧。这表明，直到现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这些代表民主政治的最一般观念，即使在学者之间也远远没有达成共识，而这与组织纪律几乎就没有什么关系。可见，中国要走上“民主之路”，还需要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方面付出艰苦的努力。
以上三例都是近年来涉及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大方向的重大问题，在学术上的表现。远的不说，回想我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从计划经济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争论中，确定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又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中，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期间整个民族在精神上所经历的蜕变过程；回想二十多年以前，从周扬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时所引起的风波，到连续两任总书记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问题上所出的问题，使人们精神上所经受的痛苦和磨炼。再看看上面这些事例，自然感觉轻松许多。这足以表明，中国的民意在学术领域里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自由。这是近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
　　
    学者们深知这种自由来之不易。在经过几番磨炼之后，积累更深厚、眼界更宽广、理性更成熟的他们，更加懂得如何来利用、驾驭及推动这种自由。近几年在潜心钻研的基础上，2007年中国的上空开始回荡着一种既陌生又亲切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迟到的一声，喊出了长时间以来人们想喊却喊不出来的心音；抖掉了长期以来蒙在中国人头上那块神秘的面纱，使我们顿时眼前一亮；这就意味著中国在“民主之路”征程上迈出了新的一步。这象征整个中华民族民主进程的“新的一步”。是从中国广大民众追求民主的。规步”中整合出来的。它真正的动力来自于广大人民对于民主政治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就此而言，首先是因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使人们对政治民主的要求，由理想的追求变成了现实的需要。因为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精神是合拍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民主体制相配套，市场经济就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实践，培养和锻炼了民众参与社会政治事务所必备的思想意识、文化素养和行为方式，提高了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从而使民主政治的规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觉行动。
　
  　诚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截止目前只是“初步建立”，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但是这些年来，竞争作为参与市场经济的主要途径，正在逐步地教会人们如何谈判、如何妥协、如何共赢，从而逐渐地发育出一种理性、务实、兼容并蓄、进退得当的公民气质。这种公民气质在全国政协委员，玖龙纸业公司老总张菌身上得到了最典型的表现，它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走上“民主之路”的新曙光。2008年两会期间，张菌向全国政协提案组提交的三项议案。受到了众多网友及媒体的热切关注。当她关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元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案一出笼，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当即提出要与其就“由于劳动合同法的贯彻给企业增加的成本”问题进行“辩论”，她竟然以“既没有必要，又没有时间”，从容应对。网友们从中所关注的问题是：张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只代表自己的阶层讲话究竟有无合理性。这涉及到一个政协委员的职责问题。对此，反对者认为只代表她所在的阶层讲话，是为富不仁的表现。而支持者则从人民政协的原初职能进行分析，认为，政协委员之所以从各个行业里产生，就是为了能让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同一个会议中。对政策进行评价和博弈，使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能同时听到不同的声音，以便于决策者在比较中择优定夺。这样的看法显然更加理性和成熟。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委员们议案所涉及的问题一定要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就此而言，如果我们放大视角，不要只局限在企业家阶层，而是放眼于各行各业的话，那么，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比如农民工的问题，只有让他们中产生的委员如实讲出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决策者的重视，并给以一定的支持和帮助。从这一意义上讲，除了政协委员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之外，只有现有的委员敢于和能够讲出真话，反映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才能更好地体现民意，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有一位网友就此发表了以下看法：“中国就缺少这样为了个人和群体利益不放弃使用自己合法权利的人，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在各个群体、阶层进行博弈中产生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真正尊重自己的选举权，如果每个代表都能为自己的选民负责发出真的声音，那国家就有希望了。”这就是张菌的议案在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最基本的意义。就2009年两会中所表现的情况来看，我们的会议是越来越进步了，委员发言都很自如，甚至针锋相对，讨论很激烈，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大家可以持自己的观点讲话。”说明党中央也在下大决心推进民主进程。由此可见，在中国发展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共同的奋斗目标。
张菌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就民意表达所发表的以下看法，则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意义更为深远的启发。她认为，中国的民意表达“就象跟父母相处一样，我们永远不能跟父母斗，这块土地是养育你的，父母的原则定了，但你可以提建议。至于提完建议后怎样，这由父母定。我(只是)在代表所在的阶层，说出我所看到的。”从中不难看出，理性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愿，在她已经成为一种平常的心态——表现为一种进退自如的公民气质。尽管造成这种公民气质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还不是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而稳定的”，所以还不能说这种心态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但是，只要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只要我们国家坚定不移地沿着现有的路线、方针、政策走下去，不断地把公平倾注在每一个人身上，那么这种心态就会越来越占据优势。莫基于人心的这种变化，就会使公民行动迅速增长起来。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理直气壮地以一种平常的心态，自觉地从公民权利出发，在日常生活中，在职业范围内就地博弈。这样，任何事业乃至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就不再是由中心规划出来的统一进程，而是以公民个人为主体的分散的进程，由点滴而逐渐汇为江河。由无数个平常人，以一颗平常心，在可能的范围内平和而坚韧地推进，这就注定了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进程最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这一角度讲，我们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就不但因为它是从古到今人们的理想追求，也不因为它是别的国家的经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精神和心理上以及日常行为中的一种自然要求和现实需要。[/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