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7年，徐迅雷写过一篇关于乔羽与《我的祖国》的随笔，收进了《这个世界的魂》一书中。随笔较长，看完你必有收获。
乔羽VS郭小川——
那地•那岭•那河•那歌
徐迅雷
乔羽乔老爷子的许多歌我都很喜欢。这老头可爱，形象也好。年届八旬了，更加慈眉善目，他的笑容可掬背后，有着一颗年轻的心。也正如此，他那些著名的老歌始终是年轻的，他老来写的歌词，依然那么年轻。
那天偶然看到了小崔崔永元《电影传奇》里关于《上甘岭》的一集。可爱的乔老爷在从容回顾电影插曲《我的祖国》“出笼”的经历，看得我不时会心而笑。当时《上甘岭》已经拍竣，导演沙蒙专门请来俩年轻人为电影写词谱曲，他们就是乔羽和刘炽。沙蒙导演对插曲的要求倒不高，只一句话：到时候我的电影没人看了，你们的歌还有人唱。乖乖，这要求还“不高”哪！
拍摄现场停工待料，乔羽和刘炽在招待所住着要写歌，而刘炽要等着乔羽拿出歌词来他才好开工，电影更是要等歌曲拿出来之后才能补拍坑道里合唱的场景。拍摄现场停在那里，每天得耗资好几千元，那可是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期啊。还没到三十而立的乔羽乔小伙子，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可是，创作的灵感不来，不来不来就是不来，一天天憋在那里，什么叫心急如焚犯了难，这就是了。
沙蒙倒好，偶尔来转一下，也不说什么，看看没写出什么“东东”，就走；没有“促膝谈心”，没有“谆谆教导”，而是很有耐心的等待。那些日子，《上甘岭》插曲，在年纪轻轻才华横溢的乔羽肚子里，怎么都不“怀孕”。
与作词的乔羽相比，写诗的郭小川那时名气更大，这位从延安窑洞里出来的诗人，早在1940年5月4日，就在陕北绥德写下了《我们歌唱黄河》，那时绥德二百多人参加演出“黄河大合唱”。乔羽和郭小川与电影都是有缘分的，乔羽不仅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了脍炙人口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而且还是《红孩子》、《刘三姐》的编剧；郭小川在1959年受到严厉批判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后来被张军钊、张艺谋他们改编成同名影片，成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而相比导演沙蒙，另一位导演水华更著名，他是中国“第三代导演”的代表性人物，所导演的《白毛女》、《林家铺子》、《伤逝》这些影片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乔羽和沙蒙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电影《上甘岭》，而郭小川和水华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电影《土地》。
《上甘岭》是电影名片，可今天还有谁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土地》呢？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倒有部长篇小说《大地》是写中国的，在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美国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大地》写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折射了农民在上世纪初艰难挣扎的生存状态；有意思的是，美国人拍中国农村题材的《大地》，花了3年半时间，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36年秋天林语堂一家到达美国不久，他就观看了影片《大地》，称“非常之好”；《大地》1937年初在美国公映，后荣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和最佳摄影奖。让中国人汗颜的是，20年后中国人拍自己的《土地》，却彻底失败了。
《土地》的制作班底，云集了当时电影业界的一流人才，编剧是郭小川领衔的一个五人创作小组。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最近撰文，回顾了电影《土地》的台前幕后。这个五人创作组是“在中宣部、中央电影局和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专门从全国抽调人才成立起来的”，“由懂政策的、文学方面的、实践方面的各方面的人组成”；这个影片“党和国家非常看重，寄予很高的希望，并且给予了最好的条件和各方面的便利”。《土地》要拍成“史诗故事片”，那故事发生在距井冈山几百里的一个乡村竹林乡，正面人物是民兵队长，反面人物有地主兄弟二人，也有“中间”人物，比如老实胆小而落后的农民、徘徊游疑的富农；经过斗争，最后斗倒地主分了田地，走向通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这是为当时“土地改革”服务的电影，《土地》这个名字倒取得不错。《土地》光编剧就耗时一年以上。在剧本写作过程中，高层领导高度重视，多次作出指示，他们“都是最有权威的人”，不仅有领导土地改革的“土地爷”，还有文化界的“文化爷”。那个年代，为了突出电影创作，还成立了一个“电影指导委员会”。由于拍这部片子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所以顺理成章地用上了指挥打仗、领导生产的方法，“领导人是在用撰写文件的方式创作电影”。各级领导亲自进行多次“艺术指导”，亦即具体干预；创作人员却从此迷失方向，越写越写不出来；敲定主题、安排人物、拟出细节，这似乎都不难，但就是难以把它弄成一个艺术品。“郭小川作为组长，坚持上级意图”，他是把这次写作当成光荣战斗任务的，然而艺术越是战斗就越无法战斗更无法艺术，“坐到竹椅上思索几小时，常常一无所得……”
郭小川常常坐在竹椅上苦思冥想几小时“一无所得”，乔羽也一样，呆在招待所里冥想苦思也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三天过去，五天过去，一个星期过去……有一天乔羽苦闷中出门散步，来到一条“大河”边——其实那只是一条孩子们戏耍玩水的小河，突然灵感的火花四溅，那仿佛就是开关一拉电灯通电了，所有生命体验中有关“河”的意象都汹涌奔腾而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歌词几乎就是一挥而就。
导演沙蒙又来了，乔羽把歌词递给他，从不多言的沙蒙看了看，最后一拍大腿，说一声：“好，就是它了！”可第二天沙蒙又回来了，他问乔羽：你的这一条大河是指长江吧？乔羽说“是”，沙蒙说：那么既然是长江，为什么不说“万里长江波浪宽”或者“长江万里波浪宽”呢，那样不是更有气势吗？乔羽的理由很简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大河，无论你出生在何时何地，家门口几乎都有一条河，即使是一条很小的水流，在孩子心目中也是一条大河……因此还是用“一条大河”为好。“艺术的大河”就这样轻松说服了“现实的大河”。沙蒙也是很可爱的，一拍大腿，又是那句话：“好，就是它了！”
从此，经过刘炽的谱曲、郭兰英的演唱，一首杰出的电影插曲《我的祖国》诞生了；甚至电影还没有放映，歌曲就传遍大江南北，那“河”与那“歌”，就这样成功了。当时同乔羽作词一样，刘炽的作曲也是自由发挥，没有人来干涉；郭兰英的演唱也是自然天成，没有人来“指点”。其实整部《上甘岭》电影也一样，都是创作者自己拿注意拍出来的，不是什么领导“领导”出来的。
1955年春天，那部经过层层领导层层审查的电影《土地》终于公映了。当时，所有电影出厂都要经过重重审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3年通过的《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称：“必须切实建立统一集中、层层负责的审查制度。”剧本先要通过创作所和艺委会的审查，然后由电影局审查，之后还要经文化部或中宣部的审查。《土地》的拍摄历时长达3年多，与美国拍《大地》耗时差不多。它是一部领导纷纷关心、人人高度重视，所有参与者都为其“贡献了一把”的电影；主创人员个个累得要死，最后牢牢抱住了“政治方向”，却彻底迷失了“艺术方向”。尽管《土地》表面上也有《大地》那样“人与土地”的关系，但实质是写“人与阶级”的关系。很不幸，几乎集中了所有相关领导和主创人员“智慧”的《土地》上映后，没有一个人说好看的，所有的人都极其失望，称之为“失败”。
《土地》和《上甘岭》两部电影，是比较文学、比较电影学、比较创作学可研究的典型例子，那“地”与那“岭”是如此的不同，一个是千万双上方的眼睛盯着，一个是手写我心的激情挥洒。艺术创作，本质上是自由心灵之作，换句话说，它是自由个性之作。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其名著《论自由》中说到：个性是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人类要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而不能把一切个性的东西都磨成一律。《论自由》中还有一章专门论述“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强调的是“个人自动性有权要求得到自由运用”。文艺之创作，最需要的是缩减“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而让自由的个性心灵得到释放。
自由是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文艺创作更是如此。社会的权威群体如果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艺术家，那么，艺术家本身才华不管有多大，最终都会化为泡影。自由的创作是个性化的事，正如孩子是一个人生的，不可能这个人给生个胳膊，那个人给生条腿，另一个给生个躯干；而《土地》的创作，其实近乎一大群上级领导借腹生子——借作家之“腹”生电影之“子”，而且不同的领导孕育不同的器官，那样拼凑着生出来的，不算丑八怪、只是四不象，就算天大的幸运了。
同样，《土地》和《大地》两部涉“地”电影的创作形态也好有一比。米高梅公司决定投拍《大地》，由导演在1933年12月率领一个摄制组来中国，一边体验生活，以便搜集道具，还拍摄了一些背景素材。摄制组在华中、华北考察了大半年，他们买来新的生活用具，如碗、碟、锅、油灯及一些农具等，与农民交换陈旧破烂的器具，“以新换旧”；为了效果逼真，竟然还买了两头纯种中国黄牛运回好莱坞——没有人管他们买的中国黄牛是不是够黄，或者是公是母……对中国老电影情有独钟的崔永元，曾欲扬先抑地说：“中国的老电影人都很笨，没有一个聪明的。……所以他们特别认真，都下死工夫琢磨电影。”其实比较《土地》和《大地》，前者是管束下的“下死工夫琢磨”，后者是无管束下的“下工夫琢磨”，结果是如此不同。
与崔永元一样，记者柴静也是中央电视台里比较有思想的人士。我比较喜欢柴静的文字，宁静而有思想存焉。刚刚读到她的博客文章《仁慈的忽视》，是说艺术的自由创作和文化的自由生长的，很好，那也是自由心境下的宁静文字。艺术素养的背后，是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这样的人格，需要的不是刻意培养，而是不去干预，行政命令是无法繁荣艺术的……我很赞同这些看法。文章结尾说到，法国大革命前夜，路易十六问一个自然法则决定论者：“我要做什么才能让我的国家繁荣？”回答是： “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这句话通常被译作“自由放任”，是指政府对工商业的态度与政策。柴静说，她把它叫做“仁慈的忽视”。
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可柴静忽视了，艺术创作与工商繁荣是很大不同的，对工商可以管理，这种管理可以“仁慈”、可以“忽视”，可以“宽松”、可以“宽容”，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并不需要“管理方”、不需要“仁慈”的他者，而只需要“独立的自由”。
艺术创作当然不需要斯大林时代那种“残酷的注视”，但需要“仁慈的忽视”吗？不是的，善良的柴静，艺术创作也不需要高处或远处有一双仁慈的眼睛看着，哪怕他看过之后予以“忽视”。今天有此“忽视”，可能明天就有彼“不忽视”；今天有此“仁慈”，可能明天就有彼“不仁慈”；今天有此“宽容”，可能明天就有彼“不宽容”，这一切都是“人治文艺”。换句话说，艺术的繁荣，不需要有仁心的他方宽容，只需要无管束的自由宽松；因为“宽容”与否，皆为管束形态，既然“无管束”是前提，那就无所谓“宽容”与“不宽容”了；既然他者都不需要，那么就不存在“忽视”和“仁慈的忽视”了。你说是吗？
俱往矣！那地，那岭，那河，那歌，那人。百年心事归平淡，百年电影成趣谈。乔羽乔老爷子曾写过一首抒发心曲的无题诗，极妙：沧海桑田，白云苍狗，历史是一个古怪的老头。他要留下的谁也无法赶走，他要送走的谁也无法挽留……
（原载《读者》原创版2007年第9期；收入广西师大出版社《这个世界的魂一书》，该书已4次印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