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榆
来源：2016年9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在海外华语文学版图上，女性作家形成独特的景观。作家生活地域的差异，写作风格的不同使作家的写作风貌也与众不同。旅居加拿大的张翎在很长时间做过听力康复师，她的专业是为患有听力障碍（失聪）的病人服务。这份职业做了十七年，除了带给张翎一份稳固的收入之外，也为她打开了一扇很大的窗。她的病人来自各个族群，这个职业让她近距离地触摸到了各个族裔的文化脉搏。在张翎的小说里都能看到她的职业带给她的影响。
最初到加拿大经历过难以忍受的困难,有过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回顾最初的留学生涯，她会感觉后怕——因为没有勇气把那样的路再走一遍。最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国家还处在相对贫穷的状况，这代人习惯了坚忍，像是蒙了眼睛的驴，只知道朝前走，很少左顾右盼。最初几年难以逾越的障碍是想家。一分钟四加元的长途电话费使得她几个月才能和家里通一次话，而国内那时家用电话也不普遍，等到母亲跑到楼上拿起邻居的电话时，常常已经过去了三分钟。剩下的时间，都被眼泪填满了。有一次父亲在旁边焦急地大叫“不能哭了，快说话，太贵了。”这样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恍如隔世。异国生活，适应的过程是缓慢的，不知不觉的。问她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回国，她说是因为习惯了这里的安静。这种安静让她有空间读书，思索，长养独立的意志和心智。
2016年张翎推出新的长篇小说《流年物语》，小说聚焦一个家庭在半个世纪的变迁，以艺术笔触呈现一个南下官员的命运飘零和情感史，写尽半个世纪的家国风云变幻。《流年物语》是关于“贫穷与恐惧、假象与真相、欲望与道义、坚持与妥协、追求与幻灭的”的险象追寻与勘查，这是她在遥远的异国对祖国的回望，也是她站在异族的边地对国人的凝视。
张翎从文学圈进入相对开阔的公共视野，是从她的长篇小说《金山》开始，“金山”，是在加拿大做苦力的华工对洛基山脉的称呼。远赴海外打工的男人则被称为“金山客”、“金山伯”。他们固定每月往家中寄来血汗钱，供家人维持生活。待攒够来回船票，便回乡待上一年两年，娶妻生子后再回金山。1881年加拿大开始修建太平洋铁路，招募近万华工。工程队九死一生，终于完成铁路施工。张翎创作的长篇小说《金山》，讲述从清末到现在广东华侨方得法家族四代人在加拿大始于修铁路的生存史。迄今《金山》已售出荷兰、加拿大、意大利、英国、法国、西班牙、土耳其、德国、韩国、希腊、以色列等国翻译版权。
对于写作，除了独立就是耐心。“开始写作的时候，做好了充分的外围准备工作。想成为作家是我很小就有的愿望，我一生都在做这个准备。写第一本长篇小说《望月》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你准备好十年的时间，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没有人要读你的书。你做好这样的准备，你写作就是真正因为挚爱。我不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才华，也不会取巧。只愿意按照我自己最挚爱的方式认认真真去写。因为没有期待，任何收获都是喜出望外。”张翎说。
从《金山》到《流年物语》
经济观察报：小说家的写作需要做大量功课，写《金山》时需要大量史实调查，写《流年物语》做什么样的功课？它是完全听来的故事么？在这部小说里你放置了个人的什么“秘密”？
张翎：《流年物语》讲述的是一个家庭几十年的生活轨迹，背景是我熟悉的温州小城，耗费在人物和故事上的调研时间，远远少于《金山》那样以广东为背景的小说。《流年物语》的案头时间，花在“物事”上反比“人事”多。比如在“手表物语”那一章中，那只普通消费群体并不熟悉的沛纳海手表的家族历史，独特的功能和用途，以及它如何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圣乔凡尼广场的钟表作坊走到美洲大陆，又从美洲大陆来到朝鲜战场，最后落入中国人全崇武的手中，这段篇幅并不特别长的文字，需要我做不少案头。还有那只经历了广岛核灾难之后，跟随美国海军来到上海，最后被传教士携带到温州的老鼠的故事，也需要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做一些调研。在写这些“物语”时，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叙述上的自由，甚至到畅快淋漓的地步。在这些章节里，我不需要用人的社会里的那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法则来规范“物”的思想和行为。也就在写完这部小说之后，我才意识到在潜意识里我对“人群”和“人事”存在恐惧感，而这种恐惧在“物世”和“物事”中得到了解放。
经济观察报：每本书都是一个路标，两本书之间又形成一个跨越。《金山》聚焦的是加拿大华工的历史境遇和个人命运，《流年物语》回到当代中国人的家庭，回到个人生活，这其中的转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小说的形式感上，你有追求么？比如“史诗性”。
张翎：《流年物语》对我个人来说是一部重要的小说，因为在这部小说里我第一次对“形式”和“方法”有了警觉。我试图逃脱过去那种以时间为轴线的叙述方式，而采用动物或物件世界的视角，串起人世间的各种故事。年轻时仅以倾诉为目的的写作动力会渐渐消逝，将来的写作会有意识地关注内容和形式的互动。
对于小说的形式，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追求。在早期的作品中（如《望月》，《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等），由于压抑了几十年的写作梦想终于找到可以抒发的时机，积攒的阅历和情绪如火山爆发，倾诉的欲望盖过了所有其他的追求。等这种欲望在通过几部小说得以渲泄之后，才慢慢地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开始有了觉醒。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很多大起大落惊天动地的事件，光是1976年这一年，就发生了一系列在太平年代里几十年里才有可能见证的事件。我对人被历史的潮流推着走的那种无奈感，对时光和命运轮回的沧桑感特别有感触，所以会有后来的《流年物语》《阵痛》《金山》这一类的作品。但我的人物都是些小人物，缺乏对身在其中的时代的前瞻和反思能力，他们的各种行为大多只是被灾祸逼到墙角时所产生的自然反应。如《流年物语》中的全崇武对遭遇横祸的苦孩子刘年的疼惜、呵护，《阵痛》中的仇阿宝在乱世中为给勤奋嫂女儿找接生的医生不惜被流弹打死，《金山》中阿法的儿子倾尽所有捐赠抗战所需的飞机，等等。他们都是心脏大于头脑的人，这种人在今天以利益为基础的商业社会里已经不多见。我只想用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来折射历史，而不是用历史来折射他们。至今我并没有特别清晰的写作“追求，”但希望自己的小说在容量上能反映出人和时代的互动，在写作过程里能听从内心最纯粹的呼唤，不逢迎任何潮流，并在形式上找到一些新的切入方式，比如《流年物语》中“人事”和“物事”的交融。
1980年代思想潮
经济观察报：你说新的作品在写抗战，为什么会写这段历史？对这个题材你做了什么功课，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么？
张翎：去年我有机会接触到一批耄耋之年的抗战退役老兵，国共双方都有，他们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我。目前我在进入《战争三部曲》第一部的创作，不是从正面书写战事和战场，而是从战争如何粉碎普通人的生活，并给幸存者带来持久的心理创痛的角度来切入。从某种程度来说，新作也是《余震》这一类故事的延续。
经济观察报：1983年你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这是“思想解放运动”开启的时刻，我知道复旦大学中文系出过几位作家。比如“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写《伤痕》的卢新华，“知青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写《今夜有暴风雪》的梁晓声，等等，“外文系”有作家么？这个时期的大学生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怎么看当时的文学潮流？怎么看当时知识分子们的公共生活以及公共表现？他们和今天的知识分子相比，有什么令你记忆深刻的么？
张翎：我当时的梦想是报考中文系，却阴差阳错进入了外文系，但内心向往的依旧是文学。依当年的考分我可以选择上中国的任何一家学府，但我倾心于不仅仅注重外语也关注这门外语背后的文学的综合性大学外文系。一直到今天，每当我听到别人介绍我是复旦“英语系”的毕业生时，我还会认真地更正：当年我的专业是“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在我看来，“外语”和“外文”这两个名词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
1980年代的大学生活，记忆中似乎大家都很用功，那种用功不光是为了应付考试。外文系的学生除了研读本专业的书之外，会花很多时间在中国文学上。刚刚去世的陆谷孙教授，就是复旦外文系一位有着很深国学底子的外文学者。我的学兄，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教授，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优秀学者。当时记得有一位老师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一个人如果母语的根基浅薄的话，很难学好一门外语，因为在最初的语音语调语法词汇量的难关过去之后，如果没有对文字的深切感悟，就很难再往前深入一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语感。”当时外文系的学生对学识的追求，并不带有太多的功利性，也没有把外文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而是把外文本身看作是一门值得深究的学问。
当年的复旦校园是个热闹的地方，那个时候全校学生的关注点是在中文系——他们是复旦的脑子、良心和嘴巴。外文系的学生有相对别的系的学生更直接更便捷的途径接触到西方的文学和思维方式，也许是禁锢的时间太久了，乍一开放几乎调动了我们对外边世界的全部好奇心。那时外文系的学生心思都在外国文学和电影上，并没有太多卷入各种“思潮。”在我个人的思想成长史上，真正对一些社会现象产生独立思考，还是在出国以后。但不可否定，当年在复旦的阅读量，为后来的写作和思考起了重要的积淀作用。那时出国的机会是不可企及的奢望——即使是在外文系，我们对外面世界的观察只能来自过时的书本，是片面狭窄而幼稚的。但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那时的学生对知识本身的兴趣，远远大于对知识的实用功能。
个人体验：《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经济观察报：《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在《收获》杂志刊发，看到这个标题就令人心动。这当然是虚构性作品，我好奇的是，在你个人的历史中，有过这样的夜晚么？
张翎：很多熟知我的人都会认为《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有我个人的影子。这部小说的确是对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感慨，但它并不是我个人的故事，它只是沾染了我的一些情绪。其实这部小说中最接近我个人生活体验的，不是那个遭遇横祸的报社记者，而是那颗在青海的荒野中挖出来的头颅——那是我爷爷的故事（当然经过了虚构）。这一部小说把我带到了一个从前不曾站立过的视点，让我知道个人的伤痛在历史的长河里是多么的无足轻重，任何感觉自己经历了“最黑暗夜晚”的人，站在家国伤痛的废墟上，才会领悟个人的悲伤只是狂风暴雨之下的小呻吟。
经济观察报：你后来的出国是出国大潮的一部分么？你出国，除了可以说的理由，有没有难以言明的原因？在境外看中国，与在境内看中国，这其中的差异很大么？
张翎：当年决定出国，原因其实没那么复杂。首先是因为好奇，一直想看一看那个我在文学作品中读过多遍的西方世界；再者是想改变处境。当时我在煤炭部的一个机关担任科技翻译，每天接触的都是关于采矿方面的英语技术资料，对付那样的资料我用上大学之前的那点英文底子就够用了。习惯于阅读莎士比亚、华兹华斯诗句的脑子，在用于简单而重复的技术资料时总感觉有点不太“兼容”；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生活环境太穷了，每天能洗一个热水澡，夜里不用跑到外边上厕所，都成了当年不可企及的奢望。所以出国是随大流、求变通，却没想到这一走就错过了中国最热闹的三十年。
关于如何看中国的问题，其实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在国外我的朋友们聚集在一起时，每个人对中国的看法都千差万别，甚至会产生极为尖锐激烈的争辩，但没有人会把这种争辩归类到“人品”、“国家”、“民族”这样的大标签之下。在我看来，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是滋生狭隘和偏见的土壤，多元才是丈量进步和开明的重要标尺。
灾后重建、心灵集精神创伤的修复
经济观察报：《余震》所激起的关注，包括被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这个效应想到过么？
张翎：完全没有。当时和《人民文学》的一位资深编辑谈过写地震故事的设想，他出于爱护我的角度建议我放弃这个题材，因为这个题材已被很多人尝试过。我坚持了，因为我觉得任何题材都存在着从一个新的角度阐述的空间——世界上的题材是有限的，而角度是无限的。小说发表后，张艺谋，冯小刚和吴天明三位导演都联系过我，商谈这部小说的电影版权，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电影是大众媒介，《唐山大地震》的电影将我的小说推到更多读者的视野，这是意外的惊喜。
经济观察报：唐山大地震时我还小，不过汶川大地震时我作为记者去过灾难现场，看到过其中的惨烈，山河破碎，城市倾颓。灾后重建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然而灾后人的心灵及精神重建更难。有很多人的生活意志就被彻底摧垮。唐山大地震时，你有多大？当时在做什么？这次灾难对你个人来说意味什么？
张翎：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是温州一家工厂里的一名小车床操作工。由于交通和通讯的阻隔，实际上南方的百姓对唐山地震的真实情况了解得不多，真正对这场天灾的认知，还是我离开中国之后。其实在《余震》这部小说里，我想探讨的是灾难把人逼到墙角的时候，人性会产生什么样的裂变，迸发出什么样的能量；灾难过去之后，会在人的心灵留下的什么样的伤痕。这部小说虽然写了地震，但地震其实只是背景。
我对灾难和疼痛这类话题的关注，和我曾经的职业有一些关联。我曾做过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医师，我的病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和从战乱灾荒地区逃到北美来的难民。他们所经历的灾难，是我这样在和平年代里出生长大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战争灾荒使他们听力受到损失，也使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生命体验，对我的写作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我至今记得，当年我在美国辛辛那提荣军医院做实习生时遇到的一个病人。他看上去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中年白人男子，当他看到我推开测听室的门时，却突然发出一阵可以用“锥子”来形容的尖叫，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安抚他的情绪，最后只好叫来我的白人导师才完成了一场艰难的听力测试。事后我才了解到这位病人是朝鲜战场的退伍军人，曾在朝鲜人民军的战俘营里做过俘虏。他从来不谈这段经历，只是见到穿白大褂的亚洲面孔总会情绪失控——我们只能从这些迹象中想象他在战俘营的遭遇。这时离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灾难之后的心理创伤，《余震》是这个思索过程中的自然产物。
海外生活及流散文学
经济观察报：听力康复医师这份职业带给你什么收获？你目前生活状况如何？
张翎：我做过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师，近年才辞职。工作的那些年里，时间是我最大的敌人。一份朝九晚五的全时工作之外，剩余的时间要在家庭生活、阅读、写作和时不时插进来的社交生活之间进行着艰难的瓜分，现在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那时的我一定是个铁人。
辞职以后，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并没有比以前更多，但我有相对多的自由时间可以用于旅行和阅读。我的生活相对简单，在不旅行的日子里，会相对有规律地读书写作，锻炼身体。家务和花园也花去我不少时间，但我也会用这些时间来酝酿小说的腹稿，等我做完杂事坐下来的时候，通常可以笔下生风了。生活环境相对安静，没有职场压力，也没有来自写作的压力。我不想为迎合潮流改变我的写作题材和风格。假若我想改变，这个动力只能来自内心的呼唤。
经济观察报：在海外用中文写作，对你的文学志向有什么影响？作为女性作家，你的小说气质是中性的，女性化色彩不那么浓烈，你也很少写私人生活和个人情感，这跟你的个性有关，还是跟你对文学的理解以及传承有关？
张翎：在海外用中文写作，感觉非常错位。语言的错位，读者和出版市场的疏隔，对当下中国现实的距离感，都给我的小说创作带来了巨大的挫败感。之所以在这样自生自灭的环境里坚持写了这么多年的中文小说，唯一能解释的只是对汉语文字的热爱，简单地说，“就好这一口。”人在自己挚爱的事情上所花的精力是无法用理智来解释的，根本不能用得失来衡量。有一样大爱好的人，居多是无可理喻的疯子。
跟这个巨大的世界相比，我个人的生活和生命没有什么重要之处，完全不值得记录。所以迄今为止我从未想过书写“个人成长史”之类的书——我的成长史是糟糕的故事，是一系列的错位的排列组合。我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女性意识，觉得作家不该有男女之分，小说也是。世界本是中性的，眼睛给了它性别。我没有特别用女性角度来关注世界，尤其是近期的写作，唯一的例外是《阵痛》——那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女性故事。
从阅读口味来说，近年也有变化，过去深深吸引我的女性主义小说，如奥斯丁博朗蒂姐妹、杜拉斯等人的作品，现在已渐渐失去兴趣。用性别来区分题材和作家，是一种简单的论证方法。很多人评价我的小说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容词更适用于我的细节描述，但在题材和视角选择上，我并不属于特别女性特别细腻的那一族，我更愿意用超性别的眼光看待人类经受的灾难和疼痛。
经济观察报：现在看文学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未来的写作生活有什么志向和期待么？
张翎：在刚开始的时候，写作是一种激情和灵感的碰撞，是死去活来的那种爱。在写过了8部长篇小说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后，灵感依旧活着，激情已渐渐淡去，剩下的是一种毅力和坚持。现在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和呼吸一样的自然行为，不需要再特别去想它。与和我同年龄段的作家相比，我开始持续写作发表的时间比他们晚了许多年。对未来写作的期望是：创作生命的极限不要太早到来，思想不会终止成长，也不要给想象力预设边界。
经济观察报：作为小说家，在大陆写作，和在海外写作会有很大差异，中国的经验和海外的经验都会对作家形成不同的营养，对此你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么？
张翎：我觉得距离是一把双刃剑。首先，距离一下子切断了我和本土生活的亲密接触。本土作家的脚是扎扎实实地踩在土地上的，他们汲取的营养成分不仅丰裕，而且源源不断。而我来到海外，我的根断了，我跟汉语世界的接触不再扎实，跟出版市场、读者群之间产生了距离和隔阂。我是个不入流的作家，跟媒体不熟，跟评论界不熟，跟文坛不熟，跟作家同行也不熟，文坛所有的热闹和精彩，似乎都与我没有太大的关联。一个人孤独地在自己的世界里写作，失去了赖以立足的文化土壤，失去了和读者以及同行切磋砥砺的机会，这都是明显的劣势。现在的交通和通讯状况有了很大改进，微信可以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瞬间串联起来，与从前依赖邮政书信沟联，几年才能回国一趟的情形相比，现在与国内的联系密切了许多，但总体上我已经失去了对一个作家来说甚为宝贵的直接本土经验，我只能从青少年时期的故土记忆中挖掘题材和灵感。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生活在他乡也有一些好处，它营造了一种理性的审美距离。小时候我曾经学过画画，所以对色彩和意象比较敏感。有一次我在罗浮宫观赏“拿破仑加冕仪式”的油画，站在紧跟前时，我发现我只看到了一些斑驳的油彩斑痕，但是挪退几步之后，我就突然看到了画面的整体——这可能就是审美距离。离开本土环境之后，从前一些不知不觉地束缚人的因素也会产生改变。从经历和经验而来的意识、理念、社会文化习俗的捆绑，一旦远离，就会慢慢开始松懈，思维进入一种逐渐失去框架的状况，文字也变得较为纯粹，较少受环境的污染。总之，距离是把双刃剑，生活在他乡的写作人总会困惑在其间，我只能像蚯蚓一样在方向不明的地带里砥力向前，探寻一条能够行走的路子。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离散文学？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倾向。
张翎：所谓的离散文学经验，实际上是一个人在故土之外的漂流经历和他的文学创作之间产生的关系。这些年里，漂流或者离散文学（Diaspora literature）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各大文学院系的研究课题，这和越来越普遍的全球化移民现象有着紧密的关联。移民潮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在试图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可能是比较早的大规模移民的开始；后来欧洲探险家开发新大陆，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对非洲、澳洲和美洲大陆的殖民，是又一大波的移民潮流。近期有大批的亚非人潮涌向北美西欧，同时又有大批发达地区的人们来到发展中地区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这种循环往复的人口流动都是在“寻求”意识支配下的行为，人们想要寻找一个新的生存环境，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只要移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存在着，移民文学必定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和发展着。所以，在故土之外的故土书写，迟早会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关注点。
离散文学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出现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非洲各国的文学，最早都是从欧洲母语文化里产生出来的，相对于欧洲本土，这些文学在当时都是“离散文学”。后来这些文学在新兴国家地区慢慢发展壮大，成为这些新国家的本土文学。现代的作家中也有很多人具有移居他乡的经历，如纳博科夫、勒克来齐奥，多丽丝·莱辛，赫塔·缪勒，米兰·昆德拉等等。他们是从出生地走出来，在其他国家周游，最后定居在某一个国家，在移居地书写关于故土的记忆。离散经历使这些作家的视野扩展了许多，勒克莱奇奥说过一句话：离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大意），我觉得这话是意味深长的。
经济观察报：离散和漂流现在已经是人类的普遍境遇。
张翎：这一部分离散作家的声音在过去会被形容为杂音，因为传统的文艺评论家、批评家不知道怎么归类这一部分作品。今天这些作家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希望有一天海外华文作家的声音也能够在某一个独特的角度充填汉语文学的版图。汉语文学是一棵参天大树，它除了滋生营养的硕大根系之外，也需要许多的枝杈，覆盖很多的内容。我在成为小说家之前学过多年的英美文学，读过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如狄更斯，哈代，艾略特等人。在那个时代作家很少离开自己的故土，去一趟美洲新大陆回来就会写长长的耸人听闻的感想和心得。假如莱辛、纳博科夫们生活在那个时代，他们的声音就有可能被认为是边缘地带发出的杂声。今天的世界格局已经不一样了，文学日益多元，多种声音使得文学世界变得丰富多彩，这是文学生命力绵延不绝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