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城群星闪耀时（连载4）
－－从洪升到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徐迅雷
在杭州的历史时空中，有三个凸起的人文荟萃的高峰：一是南宋，二是清代，三是民国。宋室南渡之后，杭州变成了帝都，各路人才聚合；清代江南的和平时期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清帝南巡”、“京杭运河”、“科举考试”都成了和平时期的关键词，康熙帝在1684年首次南巡，通过对士大夫文化的赞赏，在汉人精英中树立自己的形象；而1949年前的民国时期，社会虽然很乱，但教育不乱，大师辈出。
清代有许多历史文化名人，不说还真不知道出自杭州。比如一位名叫戴笠的，不是后来老蒋手下的大特务，而是清初的名医、学人、书法家，生于杭州，年过半百后游历日本，其书法和医术在日本都有传人，影响很大。
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来自绍兴，却寓居西湖边四十多年，年届九旬才辞世。张岱出生仕宦世家，少为富贵公子，精于茶艺鉴赏，爱繁华，好山水，晓音乐，工戏曲，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散文家，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等绝代文学名著。说杭州西湖之文献作品，立马想到的就是张岱的《西湖梦寻》。但当今更传奇的是《琅嬛文集》，沈复灿手钞本一直藏于宁波天一阁，藏了两百年从不为人所知，新近才被偶尔发现，其中五百余篇诗文首次得见天日，过去被删的版本亦据此恢复原貌。《琅嬛文集》的文字，尖巧生新，跌宕多姿，还原了最性情最真实的张岱。琅嬛者，颗粒宝石孤立聚集也，意指天下大事大志大义之聚集于此，亦指诸多好书珍藏之地，张岱的《琅嬛文集》一如琅嬛，藏在天一阁也。
祖籍浙江兰溪的李渔，是著名的戏曲家、江南才子，两度寓居杭州，作品不断问世，“湖上笠翁”家喻户晓；金农生于杭州，是大书法家，工于诗文书画，晚寓扬州，成为“扬州八怪”之首；“随园主人”袁枚，两岁时从浙江慈溪迁至杭州，其诗文成就突出，代表作品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以及笔记小说《子不语》等。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生于杭州世宦之家的洪升，以传奇戏曲《长生殿》名世。《长生殿》描写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剧。洪升创作《长生殿》，历经十年，三易其稿，1688年问世，立时轰动。《长生殿》被誉为千百年来“曲中巨擘”，洪升与《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并称为“南洪北孔”。“玉环飞燕皆尘土”，《长生殿》却依然活着。
洪升科举不第，终身白衣，晚年归钱塘，生活穷困潦倒。曹寅在南京排演全本《长生殿》，洪升应邀前去观赏，在返回杭州途中，于乌镇酒醉后登舟失足落水而死。近年有学者经过严肃认真的研究，提出“《红楼梦》原作者是洪升”的观点，尽管引发诸多争议，但毕竟学术探讨与争鸣是有价值的。
过去的时代，物质形态没那么丰富，人们更能够心无旁骛，钻研因单一而专一，因专一而专注，人才更容易辈出，大师更容易养成。在西湖孤山南麓，有一幢“俞楼”，是一代国学大师俞樾的旧居，有人曾为俞楼题联云：“千古一诗人，文章有交神有道；五湖三亩宅，青山为屋水为邻。”俞樾，字荫甫，号曲园，出自浙江德清的望族。他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是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俞樾长于经学研究，“俞楼”本为西湖诂经精舍，俞曲园在此主持达30年之久，是他“讲学著书之地”。俞樾工于书法，古雅拙朴，别具一格，着实是大师手笔。如今俞楼有俞樾“鉴定自我”的潇洒一联：“生无补乎时，死无损乎数，辛辛苦苦，著成五百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汤汤，历数八十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乎。”
杭州有诸多的百年老字号，始创于清朝。徽州黟县人张小泉，举家迁来杭州，在大井巷生产祖传剪刀，早在1663年张小泉品牌就成名了。“张小泉”剪刀当年是贡品，如今是百姓生活的良品。“红顶商人”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从小成长于杭州，最终成为晚清著名实业家，被称为“江南药王”。胡雪岩于公元1874年创建胡庆余堂，设下“戒欺”之训，实行“真不二价”。胡雪岩传奇的尾声，是最终被革职抄家，非因产品质量，而在亦官亦商。朱镕基在总理任上，难得挥毫题词，2002年5月他参观胡雪岩故居后很感慨，写下长长的题词，尾句云：“骄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诗人龚自珍的名句。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他的先人当年随宋室南渡，到他一代已定居杭州400年。时至晚清，已是“衰世”，却要伪装成“治世”。作为思想家的龚自珍，他想告别这“衰世”，告别制造“病梅”的制度环境，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降人才”是一方面，“求变革”乃是终极追求。良法不见，善治不继。袭自珍反对“拘一祖之法”，认为死抱住陈旧腐败的祖宗之法，必定坏事，如不更法，“乱将不远”。针对当时的制度性腐败，他提出“更法”、“改图”，要求革新；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要求根据历史发展的趋势进行革新。这是思想上的与时俱进，要冲破当时专制的条条框框，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他还提出经济改革的主张，改变贫富悬殊的局面；他希望建立独立富强的国家，同时反对闭关锁国。这种政治改革的主张，可谓振聋发聩，具有启蒙价值。梁启超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龚自珍是杭州这方水土养育的一代才人，1841年在外讲学期间猝然离世，享年仅五十岁。
如果说龚自珍是诗人+思想家，那么汤寿潜则是思想家+实业家。汤寿潜是杭州萧山人，既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又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早在1890年，他就写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还早4年，他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维新变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官，提倡采用西法，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废除捐官制度，迁都长安，刷新吏治，严惩贪官，废除武举，设立武备院，加强海军等等；在经济实业领域，他主张广造铁路，兴修水利，开发矿藏，改革税制。
可贵就在于，汤寿潜是一个努力实践思想的行动者。他迫使清政府被允诺浙江第一条铁路——沪杭铁路由商民自筑；在主管修建的4年多时间，他不取薪金、不支公费，还把有关奖金悉数捐赠给浙江教育会。非常清正廉洁的汤寿潜，是辛亥革命后首任浙江都督，有着“布衣都督”之称；他的遗言是自己一生的写照，其中有云：“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
正是这样的“护花春泥”，改善了人心，改革了传统，改变了社会。
（未完待续）
本文始发于2014年10月13日《南方人物周刊》，在此连载的是收入书中的完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