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城群星闪耀时》选篇】
痛史铭英烈，悲章颂毅魂
——杭州抗战：浩气壮湖山（续）
徐迅雷
三
1939年，那是一个春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从陪都重庆来到浙江前哨视察。3月17日，周恩来抵达浙江金华，随后途经建德、淳安、分水、於潜等地，抵达西天目山浙西行署，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会晤洽谈，共商抗日大计。
在禅源寺浙西临时中学，周恩来以极大的感召力发表演讲，称赞浙江是东南战场的先锋，号召全体人员团结抗战，收复杭嘉湖，保卫大浙江。之后离开天目山，前往桐庐、富阳一带，视察钱塘江南岸防务。
浙西之行，周恩来广泛地接触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坚定的意志、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渊博的知识，赢得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对巩固和发展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战的出路在于团结统一，抗战的胜利在于坚韧持久。抗战爆发后，作为政治犯的共产党人纷纷获得释放，走出监狱。党员朱镜我、张三扬、张崇文、邢子陶、徐洁身等人获释后，先后来到杭州，担负起重建浙江党组织、指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任务。这里没有“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一切悄然进行。1937年11月，在杭州皮市巷，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徐洁身任书记。1938年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刘英任书记。此后，杭州各县的党组织纷纷成立，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3月18日，日军进犯临安，沈子球领导的余临孝边区抗日游击大队，在泥山湾伏击日军，击毙9人，缴获战马10余匹及部分物资。此后，他的队伍不断扩大，队员增至200余人，拥有各类枪械100余支。建德的党员陈一文，组织起一支50余人的抗日“坚勇队”，开展游击活动。富阳特派员蒋忠回乡，建立亲贤乡抗日自卫队。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谭启龙任书记；之后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谭启龙担任政委。1943年12月，杨思一、蔡群帆率浙东抗日武装主力一部，与金义八大队等部会合，成立中共金萧地委，同时成立金萧支队，开辟抗日根据地。
1945年1月，由粟裕任司令员的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成功控制了东西天目山，建立起方圆300余里、有100余万人口的浙西抗日根据地。余杭、临安、富阳先后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政权，鼎力支援新四军。
1945年4月至8月，新四军苏浙军区为打通浙西、浙东两大抗日根据地，四纵队两渡富春江，十一支队进抵萧山县境，与大批日军遭遇，击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6名新四军战士光荣牺牲；在二纵队及其所属金萧支队的配合下，新四军有效地控制了富春江南岸的广大地区，为夺取浙江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
“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这是当年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
钱塘江、富春江南岸，属于浙东地区；地处萧绍平原的萧山县，当时属绍兴管辖，是保卫浙东的门户。沿着两江，发生了多次极为惨烈的战斗。
日军侵占杭州后的第10天，驻萧山守军为侦探日军兵力部署，组成了一支40人的敢死队，由排长马国星率领，乘夜色偷渡钱塘江，冲上杭州南星桥一带，与数千日军发生激战。前迎强敌，后临大江，寡众悬殊，弹药告罄，他们亮出刺刀，分头猛冲，其中18人壮烈牺牲，被日军剖腹弃于钱塘江。一生壮烈融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十八壮士”如今安葬于萧山北干山脚下。
驻守萧山的中国军队和萧山人民，为保卫家乡、保卫钱塘江南岸，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抢修工事；在枪林弹雨中，一次次击退了日军的渡江南侵。正是他们的英雄壮举，使得萧山军民与盘踞杭州的日军隔江对峙达两年之久。
“痛史铭英烈，悲章颂毅魂。”1939年3月，在富阳发生了气壮山河、威震浙江的“东洲沙保卫战”。日军侵占了江北一线后，企图进犯江南，扫荡浙东。东洲岛当时由浙江省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守卫，面对偷渡上岸的千余日军，自卫团官兵临危不惧，奋勇抵抗。东洲几番易手。历经55小时苦战，最后在当地群众和友军支援下，夺回阵地，重创日寇。共有两百多位抗日军民为国捐躯。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杭州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他们炸桥梁、毁公路、袭战车、拔据点、入虎穴、杀汉奸，大张民族气节。军民合作抗日锄奸的典例，是锄掉大汉奸、杭州市首任伪市长何瓒。何瓒，福建人，早年曾在日本学医，杭州沦陷后，他认贼作父，当上伪市长，发布“一号通令”，对百姓横征暴敛。在聚丰园菜馆做杂工的沈国英等两位普通百姓，协助中统，伺机锄奸。两位行动组员，从浙东悄悄跨过钱塘江潜入杭州。因为沈国英曾被派去何瓒家送过几次烤鸭，他很方便摸清其情况。一日乘何瓒在家吃晚饭之机，行动组员将其击毙。成功后4人撤入附近一浴池，佯装洗澡，把枪塞进浴池通水洞里，机智地躲过了日本兵的搜查。无畏无惧的“杭铁头”沈国英，后来秘密进入富阳游击区，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多少“杭铁头”就是这样走上抗日之路的！“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这是清朝诗人袁枚的名句，留存在杭州青山绿水间的“西湖三杰”岳飞、于谦、张苍水，那悲壮的千古浩气，激励着后来的“杭铁头”们，不惧危险，前赴后继，为国家牺牲，为民族取义！
五
“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只有两种情景，一种是悲惨，另一种是非常非常悲惨。抗日战争中，这两种情景改变了：一种是坚强，另一种是非常非常坚强。”这种非常非常坚强，也充分体现在抗战时期杭州文化人的身上。
竺可桢在1936年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校长生涯，8年笼罩在战火硝烟中。“读书不忘抗日，抗日不忘读书。”他率领师生，踏上漫漫西迁路程，跋涉5000里、历经5省、5易校址，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1938年11月，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并确立了“求是”的校训。在颠沛流离的恶劣环境中，“求是”的竺可桢，奇迹般地把这所“流亡大学”办成了“东方剑桥”。
当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的弘一法师，则是“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他手书这一抗战志言，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弘一法师早年曾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有日本人找到他，请他循当年鉴真之例，东渡弘扬佛法，弘一法师愤怒而坚定地说：“当年鉴真法师去日本，海水是蓝的，现在已被你们染红了！日本，我是万万不会去的！”
杭州沦陷后，大批进步文化人士转移至周边县市，重新组建起形式多样的抗日文化团体，坚持开展群众性抗日文化宣传活动。组织戏剧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汉奸下场》、《打鬼子去》等新剧；着力普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歌曲；各地纷纷举办抗战画展，萧山、淳安等地还发售了《列宁画传》等书籍。“一馆三团”——浙西民族文化馆、浙西民族剧团、最前线剧团、前哨剧团，成为抗日文化宣传的重点机构。
在天目山地区，抗战新闻宣传机构和报刊社，接二连三成立，在艰难条件下顽强地存在下去，有的报纸还绕过日伪军哨卡、封锁线，悄悄发行到沦陷的杭州。《民族日报》《浙西日报》和《扫荡简报》，成为浙西新闻界的三面旗帜。《民族日报》的社长王闻识是中共党员，社址一度成为中共浙西特委的秘密住地；《民族日报》办得富有激情，发行量最高达到8000多份，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斗志和抗战信心。1941年，日本飞机对西天目山狂轰滥炸，《民族日报》社除电台外，其他设施设备全部被毁。“皖南事变”后，王闻识在金华被捕，1942年10月10日逝于上饶集中营，成为烈士，名垂青史。
……
杭州八年抗战，浩气壮湖山！在“我生国亡，我死国存”的誓死宣言中，爱国军民用自己的血肉，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怀激烈的抗日战歌，为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牺牲的每一个英魂，都永垂不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侵略军倒在自己的“太阳”旗下。杭州富阳宋殿村，被指定为侵浙日军投降地点。9月4日，受降仪式举行，不可一世的日军在这里低下了罪恶的头颅。后来为了纪念受降，宋殿村所在的长新乡改名为受降乡，之后改为受降镇。民族的苦难，换来民族的骄傲——杭州抗战史，最后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缅怀先烈，珍视和平。战争并非起源于单一原因，和平乃是诸多力量之间的平衡。记住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永续和平。
而今，在美丽的人间天堂杭州，在曲院风荷，有一个“福井杭州友好公园”；在柳浪闻莺，静静地立着一块碑，上书“日中不再战”，那是和平的回声。
本文始发于2015年7月7日《杭州日报》，收入《杭城群星闪耀时》一书。本书月底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