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这样评论蔡元培：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
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
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
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A
这一年，蔡元培已经45岁，正在莱比锡留学。他在《自写年谱》中说，暑假中常出去旅行，“辛亥九月间，野氏在维坎斯多弗之一新式中学任教员，邀我往游”。野氏是蔡元培的德国朋友野该尔，他也关心中国时事，他便问蔡元培：“中国革命军有成功希望否？”蔡元培回答：“可成，因运动已很久了。”（见《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第459页）可见“放眼世界”的蔡元培虽然多年身在海外，但一直“胸怀祖国”，对国家大事及发展大势一清二楚。
18日，蔡元培结束在维坎斯多弗的旅行，回到莱比锡。他接到了吴稚晖的来信，当天就回复了一封长信。信中重点分析了袁世凯的复出，蔡元培可真是目光如炬，洞若观火。他看到报载“袁世凯肯任湖广总督”之讯，本来很乐观的心情，一下子就有了“顿挫”感。他分析说：“弟以为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而即借此自帝。”（见《蔡元培全集》第十卷第102页）他判断袁世凯将恢复帝制、自己会当皇帝，几年后这预言果然变成了现实。
第二天即10月19日，蔡元培就赶赴柏林，他在日记中写下了“或言革命军已克南京、九江”。在柏林与留德同学日日聚谈，大家的激动之情可想而知，同学们“竞购晨、午、晚各报，探取中国革命消息”，甚至大家集资向国内拍发电报，敦促某某省当局响应起义。留学生们拍发电报时，有人提醒说，如果用汉文或英文，有可能被上海电报局扣下，于是改用德文，不料德国电报局以“语涉妨害治安”为由拒发电报。睿智的蔡元培想到，将其写成骈体文，才顺利发出。
后来蔡元培写下《辛亥那一年》的回忆文章（见《蔡元培全集》第八卷第366页），刊发在1936年10月10日绍兴《越风》第20期“辛亥革命纪念特号”上，其中提到在柏林的一个细节：来了一位使馆的秘书，带着笑容说：袁世凯出来了，革命军势力孤单了！很得意的样子。一位姓刘的学生，怒骂一声：“放屁！”一个耳光甩了过去。那个秘书悻悻地走了。
在20日的日记中，蔡元培写道：“革命军已大胜满军。”到11月5日，他“决计回国一次”。13日由柏林出发，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归国，那时可没有国际航班，半个月后才抵达上海。
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革命党人辈出。章太炎、蔡元培等等是拿笔的革命者，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等则是不仅拿笔而且拿枪的革命者。在《辛亥那一年》中，蔡元培用如椽大笔，高度赞扬了烈士同乡，说到“徐伯荪先烈刺恩铭于安庆，及秋竞雄先烈等在绍兴遇害之事”，缅怀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对武昌起义更是欢欣鼓舞。
B
时光总是倏忽而过。2011年9月的一天，在百年辛亥的前夕，我从杭州来到绍兴，钻进笔飞弄，非常安静地拜访蔡元培故居。听听那名字——笔飞弄，以及附近的笔架山、笔架桥，这些文气氤氲的地名，都是为了纪念王羲之的。斜阳宁静地打在粉墙黛瓦上，这里也真是太宁静了，在这个时刻，三进故居中来访者只有我和陪同我的朋友蔡老师。故居孑然而立，与鲁迅先生的百草园里熙熙攘攘的人流形成鲜明对比。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到咸亨酒店，都是“旅游目的地”，而蔡元培故居却不是。毕竟那个时代的民主思想和教育理念，没有流传到今天，而文学的流传要容易得多。蔡老师与我一样，对先贤尊敬有加，可是当今的时光已经悄悄地冰封了蔡元培先生的思想。故居一楼是一个个陈列室，先生的音容笑貌，都被安静地收藏在玻璃柜后面。
近现代的绍兴，真是一片神奇的人文土地。这里大师辈出，满地冒出的都是茁壮成长的英才春笋。野草当然也是繁茂的，但一眼望去，是一根根会思想的芦苇，出类而拔萃，挺立于大地，摇曳于风中。
在学者胡国枢所著的《蔡元培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中，第一章的标题是《故乡的厚赐》，说到家乡绍兴历史人物的精神风骨，都在无形中影响着、铸造着年轻的蔡元培的性格与思想：从治水的大禹到卧薪尝胆的勾践，从书圣王羲之到诗人贺知章，从陆游到徐文长……
1892年，天资聪颖的蔡元培进京赶考，中了进士，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受光绪皇帝召见，由庶吉士升为编修。在清廷干活，更直接地体会到内忧外患之际满清政府的腐朽没落。这期间，甲午战争失败，戊戌变法失败，让人看着都难受。19世纪的中后期，在满清帝国极其腐朽的统治下，一天比一天更为“国将不国”。
蔡元培作为翰林编修，居于京中，本来可以一直沿着旧学的道路走下去，但是甲午中日一战，成了他人生思想观念转变的一大激发点。1895年4月17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在日本马关签署《马关条约》；其间蔡元培在日记中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见《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第59页）；从此以后，他开始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不想从之，就应弃之。1898年10月15日，32岁的蔡元培携眷出京，经上海回到绍兴。他开始致力于办学，服务于新式学校，并广交文人志士。
这期间，他曾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一次路过余杭，专门到仓前章太炎家里登门拜访，他在日记里说：“道经仓前，访章太炎，乞得《訄书》。”这是1901年4月5日清明那天。在游历了杭州临安之后，于16日复访章太炎。之后游览了西湖、灵隐。这一年他到杭州多次，并多次从杭州拱宸桥码头出发，坐船去上海。
大时代需要大地方，大地方带来大格局。1902年1月15日，蔡元培携眷到上海，他受聘上海南洋公学——这是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负责“特班”，那是一个让秀才学西学的特别班级，共有42人。如果说在绍兴时期是蔡元培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前奏、序曲，那么接下来在上海，则是他的思想成熟期。
上海是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之地，与保守的京城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更广阔的“海派”大世界里，蔡元培开启了人生重要的新一页。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周佳荣所著的《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中国现代史丛书，香港波文书局1980年9月第1版）一书，是较早研究革命时期蔡元培的专著，其中核心的四章《南洋公学》、《上海风潮》、《办报生涯》、《秘密活动》，这四个标题很好地概括了蔡元培在上海的经历。
教育可以立人，立人方能立国。1902年4月28日，蔡元培被推为新成立的中国教育会事务长。他一方面明里兴办教育，一方面暗中鼓吹革命。此前已筹办爱国女校，尽管来入学的女子并不很多。这年暑假，他还游历了日本。随后他资助陶成章赴日留学。在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之后，蔡元培创办了爱国学社，他当一把手，吴稚晖出任学监，章太炎等都充任了爱国学社的兼职教员。
风云激荡，往往猝不及防。1902年11月16日，上海南洋公学全体学生200余人集体退学，抗议校方因“墨水瓶事件”开除中院五班全体同学。事情始发于11月5日，第五班汉文教习郭镇清到教室主课，看到教师座位上摆了一个墨水瓶。郭是江苏如皋秀才出身，思想守旧，平日讲究师道尊严，一见此不敬之举，大为不满，责问何人所为。学生噤声，无一人承认。下课后，郭将学生杨之福叫去查问，杨之福便诬指平素与其不和的同学伍正钧。郭镇清据此报告校总办汪凤藻，并且要求把伍正钧及坐在他两旁的同学陈承修、贝钧一并开除。11日，学校当局以侮辱师长、不守校规为由，下令开除伍正钧等3人。五班同学为此协商决议，呈请学校当局收回成命，并辞退郭镇清，开除杨之福。12日，总办又宣布五班学生“聚众开会，倡行革命”，一律开除。于是全校震动，学生更是连日开会，每班推选代表1人入见总办、督办，均遭拒绝，遂决议全体退学，以示抗议。17日，各班学生排队出校，秩序井然，步行至静安寺张家花园，由特班学生贝寿向公众宣布退学缘由，指斥“教习以隶待学生”，“是等奴隶教育，凡为国民，谁能堪之”。全体学生合影之后宣布解散。
蔡元培提倡民权，支持学生，他也愤而辞职，并对学生说：“不要散，我们组织一个学校。”办学校要经费，他坐船去南京借款，启程时得知长子病重去世，“他为了大局起见，不想延误行程，只好挥泪嘱托友人处理儿子后事，自己登轮而去”（见周佳荣《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第40页）。由此，诞生了爱国学社。在这里，蔡元培和其他进步师生相互影响，“言论和思想都有了急剧的发展”（见《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第41页）。
蔡元培曾激烈地说，“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见《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第29页）这是清醒的认识，事实证明晚晴推行的预备立宪等改革，确实是软不拉叽，根本就不可能赶上革命的脚步。而推翻一个固有的腐朽政权，需要更广泛的力量、更努力的亲为。
在上海，有一位交往密切的朋友、出版家、翻译家杜亚泉。杜亚泉生于绍兴上虞，是一个忧国忧民而又具有科学头脑的学人。1898年他曾应蔡元培之邀到绍兴中西学堂任数学教员，1900年秋到上海创办中国近代首家私立科技大学——亚泉学馆，后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杜亚泉和蔡元培都赞同进化论，倾向革新，提倡民权、女权。蔡元培初到上海，就住在杜亚泉那里。
在上海，蔡元培结识了重要的革命志士吴稚晖。吴稚晖后来撰《四十年前之小故事》一文，用很生动的文笔回忆蔡元培，说自己在“尚未知有江洋大盗孙汶前五六年时，却知有蔡元培者”；在上海初次见到这个“能作怪八股者”，“却所谓弱不胜衣，恂恂然儒者也”（见《追忆蔡元培》一书第9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蔡元培等诸位志士仁人，通过演说、撰写文章，大力倡言革命，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文章主要刊登在《苏报》上。吴稚晖甚至提议中国教育会以《苏报》为机关报。
上海这一班人宣传革命弄得风生水起，清廷当然也是知道的。他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1903年春夏之交，清政府就曾密电上海道，捉拿“倡言革命”的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上海道曾设计诱捕，想通过邀请演讲而抓捕，他们没有上当。
然而，6月29日这天——在蔡元培去青岛半个月后，上海“苏报案”爆发，章太炎、邹容被关押，因为写文章闹革命而进了“文字狱”，报馆被封，震惊中外。
民国元老柳亚子先生，当时还是爱国学社的学生，蔡元培是老师，教授伦理学。他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回忆到一个细节：“章先生和邹先生都被捕在虹口西牢，我便找了蔡先生，想去看看他们。”可是西牢对探视限制很严，每月只能一次，一次不可探视两人，而只允一个；探视者要有捕房所发的许可证，这许可证在蔡先生处，他每月去西牢探视一次。蔡先生说，可以把许可证借给我，这一个月要轮到章先生接见了。“我对于上海地方，陌生得很，便由蔡先生陪我同去。他候在西牢的铁门外面，我则进铁门到接见的地方……接见时间完毕以后，仍由蔡先生送我回到客栈住宿……”（见《蔡元培纪念集》第9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蔡元培就是这样关心同仁、关爱学生的。难怪柳亚子在文中感叹：“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
C
“苏报案”后，蔡元培在爱国女校组织师生研制毒药和炸弹，准备实行暗杀，举行武装暴动。蔡元培还在爱国女校旁边专门租了个房子，供同仁们用来实验。当志士俞子夷研制出毒药氰酸，蔡元培找来一只猫亲自进行实验，喂了几滴氰酸，猫就中毒死亡了。俞子夷后来在《孙中山先生与早期同盟会》一文中回忆，一起研制炸弹的何海樵，“曾把玻璃研成粉末与制成品拌和，突然爆炸，满面受伤，久治难愈”（见《亲历辛亥革命——见证者的讲述》上卷第18页，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在日本留学的嘉兴籍志士龚宝铨，受委派回到上海，秘密组建“暗杀团”。这之前在东京就设立了“暗杀团”，通过学习制造炸弹，决心刺杀清廷要员，当然西太后是第一个目标。这上海“暗杀团”是东京“暗杀团”的“扩大版”。蔡元培这时也加入了“暗杀团”。可是，仅仅几个人的“暗杀团”毕竟势单力薄，也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这看起来还真有点“很傻很天真”的味道。
这“暗杀团”就成了光复会的前身。而更早的源流，则可追溯到在日求学的学生章太炎、冯自由等在日本发起的“支那亡国纪念会”，以及随后“留日学生所设军国民教育会”（见冯自由《光复会》一文，中国史学会主编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第5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1904年秋，陶成章向龚宝铨提议，将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的志士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更大的革命团体。陶成章、龚宝铨的想法，得到了蔡元培的赞同。于是，在1904年11月，光复会在上海秘密组建。至于具体的时间，学界说法不同，学者谢一彪在《光复会史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一书中，敲定为11月19日，依据为陶成章《浙案纪略》中之说：“当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见该书第27页）清候补知县万福华，设计要枪杀正在上海逗留、发表卖国媚外言论的广西巡抚王之春，邀其到上海一西餐馆赴宴，但万福华忘了打开保险，发枪十余次，弹也不出膛，王之春趁机逃之夭夭。这一天正是公历11月19日。14岁就加入了兴中会的“革命童子”冯自由，在《光复会》一文中亦说“当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为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之时”（见《辛亥革命》第一册第516页）。
光复会初创，蔡元培出任首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他是实际的主事者，龚宝铨、章太炎都是核心力量。光复会誓词即宗旨：“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作为一个地下秘密组织，光复会在草创时期选择会友极为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员大都彼此不相识，只有多次秘密相聚者才知对方是会友，而且他们制定了一套暗语以及动不同手指头的手势，用以联络识别。
1905年初，徐锡麟抵达上海，会晤蔡元培、陶成章，他由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光复会，自号“光汉子”，成了光复会的骨干成员。后来在日本有了著名的“光复会五人照”——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陈魏、陈子英5个人英姿飒爽的合影。留学日本的鲁迅和秋瑾，也都加入了光复会东京分会。光复会创始人多为浙江籍人士，其中又以绍兴人最多。他们是一个时代义无反顾的先进分子，他们跑在了时代的最前面。
随后蔡元培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由孙中山委任，蔡元培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光复会后期，陶成章、徐锡麟、秋瑾成了主要领导人。1907年7月，徐锡麟、秋瑾领导的皖浙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先后就义。1912年1月14日凌晨，35岁陶成章被陈其美雇凶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至此，光复会这个革命团体就分化瓦解了，光复会始于上海，也终于上海。后来在抗战胜利之后，于1945年11月在重庆重新组建的光复会，已非当初的革命的光复会，宗旨改为“复兴民族，全国协同建设国家”，一直活动到杭州解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也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 革命的团体，因革命的需要而存在。20世纪之初，那是一个何等黑暗的时代。光复会志士、杭州萧山临浦的赵汉卿，在末代皇帝溥仪的宣统元年——1909年，创办了《越报》，在第一期他发出长篇《宣言书》，激情澎湃而悲愤，开头就说：“呜呼，吾人何不幸生于斯时，长于斯时！呜呼，吾人何不幸生于斯地，长于斯国！”他痛恨“既无自生之道，又乏自卫之具”，“吾国民惟牛马奴隶是作，主权尽失，国事日非”。（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489页，三联书店1977年12月第1版）赵汉卿曾任陶成章的机要秘书，陶成章被刺之后，为纪念陶成章，他与蔡元培、鲁迅等人一起创办了成章女校，并任校董。1927年因为反蒋被捕，由蔡元培、邵力子保释。
辛亥革命之前，面对黑暗时代，能拿笔的拿笔，能拿枪的拿枪，既能拿笔又能拿枪的那最好不过。革命时期的蔡元培，不仅拿笔，还拿起过炸弹。他在上海的主要活动客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办学，培养革命人才；二是办报纸、作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三是从组织中国教育会到参加暗杀团，建立光复会以及同盟会上海分会——这被称为“翰林革命”。（见胡国枢《蔡元培评传》第39页）
于无声处听惊雷——在《蔡元培全集》中，第十五卷至第十七卷共3卷收录的是他的日记和自编年谱，但1903年至1905年的日记全年空缺，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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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7月，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欧洲抵达日本，与黄兴等早在东京的革命党人会合。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会晤黄兴。他们两个的联手是主角和配角的珠联，是革命理论家与革命实干家的璧合。
孙中山与黄兴等商议，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自立门户、各不相关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新的更有力量的革命团体。8月20日，他们在东京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引述了这一天宋教仁的日记：“会场在赤坂区灵南坂坂本珍弥邸。午1时，余到会。时到会者约百人……”（见该书第350页，中华书局1991年8月第1版）会上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为庶务，总理不在时，他代行一切。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被确认为同盟会纲领；最终要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同盟会在各省成立分会，东京光复会会员推举蔡元培为上海同盟会分会会长。不久，黄兴回到上海发展组织，在10月27日主盟，吸收蔡元培为同盟会会员，并携来孙中山的委任书，正式任命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分会会长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会员。蔡元培工作细致负责，通过个别谈话的方式来发展，黄炎培就是蔡元培介绍入会的。黄炎培后来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来评价蔡元培，说：“盖有所不为者，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见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一文，《蔡元培纪念集》第94页）
蔡元培毕竟本质是书生文人，他投向反清民主革命，要救国救民，但多少有些“秀才造反”的特点。在这一革命时期，他曾深感“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见张晓唯著《蔡元培评传》第4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他决心出国游学，根本原因在于他深感“这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的改造，不输一点新鲜血液是不可能新生了”，而在他看来，“灵丹妙药是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见胡国枢著《蔡元培评传》第82页）。大世界才有大视野。他要像孙中山那样，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以此进一步探寻救国道路，用新的观念与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由此，蔡元培于1906年5月赴德国留学，半工半读，成了“海外赤子”。
当时大多数学生是“留学东洋”——去日本留学近而方便，所以留日成风。在《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美】费正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4月第2版）下卷中，有一章专述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其中讲到：“到1905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的估计数已增至8000-10000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人数为6000-20000人。”这两年保守的数字也达每年8000人（见第344页）。蔡元培没有跟风，而是去了德国，这是非常睿智的选择。
在德国第一年，蔡元培先在柏林学习德语、编译书籍，还兼任家庭教师，为留居柏林的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的4个侄子教授中文，由此解决生活费问题。
1907年8月底，年届40的蔡元培由柏林迁往莱比锡。学期开始后，在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注册入学。有意思的是，他在学籍卡上所填写的年龄为35岁，他可能觉得40岁不能入学了。他听课并研究哲学、心理学、美学诸学科。在生活上，他开始了素食，“一直吃到民国十年”，尽管后来因腿疾在医生劝告下恢复了肉食，但还是偏重素食。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次月，蔡元培动身回国。这次留德前后4年，他与各方革命志士保持密切的书信联系，求学之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抵达上海后，蔡元培于12月7日回到杭州的家，探视夫人黄仲玉，子无忌、柏龄，女威廉。日记记载三个字：“返杭州。”
归心似箭，为了家更为了革命事业。两天后他又赶赴上海，随后去南京。12月25日，孙中山由欧洲回抵上海。12月29日，蔡元培在南京出席临时大总统选举会议。候选人是孙中山、黎元洪和黄兴3人。当时17省代表参选，每省1票，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黄兴得了1票。（见《孙中山年谱长编》第604页）
开天辟地，辟地开天。1912年1月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蔡元培进入孙中山的内阁，被任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最初孙中山提名章太炎为教育总长，因各省代表会中有不少反对者，因此改为提名蔡元培，由黄兴向代表会说明，经投票一致通过。蔡元培曾“力辞”，但不允。
民国初创，如何用人、用什么人是一个难题。1912年1月1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给教育总长蔡元培有一封复信，收录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其中主要谈的是用人问题，孙中山的主张是“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具体谈到章太炎，他说那只是友谊上的小嫌隙，不能拿他跟“反对民国者”作比（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9页，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在《蔡元培全集》第二卷附图中，收录了该信的手迹。
孙中山属于意志非常之人，他曾对蔡元培说：“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而在众多的绍兴籍辛亥志士中，若要“论资排辈”，那么蔡元培先生当然排在首位。然而，“蔡元培比起其他一些辛亥志士来，对孙中山的交往不能算是最密切的，他们之间的友谊既无洪波巨浪，也无传奇色彩，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倒是很恰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学者胡国枢在《孙中山与蔡元培的真挚友谊》一文中如是说（见《孙中山与浙江》一书第61页，1986年8月第1版）。
后来袁世凯篡权，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时，在就职典礼上，蔡元培代表孙中山致祝词，希望袁世凯“为我中华民国造成巩固之共和政体”（见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卷第41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世人大多没想到，袁氏当国没多久，他就做起了皇帝梦，把共和抛在了脑后，恢复了帝制，毁掉了共和。更没想到的是，这个袁大头上得急也倒得快，现在看去简直就是一个“山寨”版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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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先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中说，综观蔡元培先生一生的业绩，最重要的有三个阶段：第一，是从发起中国教育会到创立光复会，并主持同盟会上海分会，替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不拔的根基；第二，是从民国元年担任教育总长改革学制到后来主持北大，爱护无私运动，使新文化事业有一日千里之势；第三，是从发起民权保障同盟会到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推进革命，领导民众，替后来抗战兴军、各党派精诚合作开先例。
本文着重叙述革命时期的蔡元培，作为民主革命家，蔡元培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成就了民主革命事业；作为教育家，辛亥之前的时期是具体的铺垫，当了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之后，尤其在五四时期，在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他成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杰出教育家。这里简述蔡元培为事的风骨和教育的理念：
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1912年3月25日到达南京，组织内阁，他坚请蔡元培仍然担任教育总长；而在3月30日，由蔡元培介绍，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唐绍仪4月迁往北京，但他很快就见到《临时约法》遭到袁大头的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于6月15日愤而辞职离京，任总理不足3个月。随之蔡元培亦呈请辞职：“始信国务重大，诚非迂愚如元培者所能胜任。”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有一个细节是：当时蔡元培的副手、教育次长是范源濂任，两人办学理念相对立。范源濂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这看起来有点像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其实来个折中，两者意见合起来，就是由小学至大学，都得重视，齐头并进。
有人这样概述蔡孑民先生的生平：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的1868年，卒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他富有传奇和戏剧性冲突的一生堪称一部绚丽多彩的“中国近代史百科全书”。他以晚清著名翰林投身革命，创光复会，入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缔造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奠立文教始基；迭赴世界各地，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出长北大，广罗人才，兼容并包，力主思想自由，扶掖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培植无数革命青年；创设中央研究院，发展科学事业；保障民权，援救革命志士；坚持团结救国，推进国共合作。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大、涉及方面广，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学科和领域无不打上他的烙印……
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以蔡元培领头，有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丁文江、胡适等一共16位著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见《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624页）。这篇著名的文章，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出来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蔡元培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师。今天我们只能成长大楼了。他的卓然成就，能否让今人想起来就有点“羡慕嫉妒恨”耳？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这样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只是到了今天，确实已是“世上已无蔡元培”！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读书》杂志上刊文《世上已无蔡元培》，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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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蔡元培先生首先是个思想家，这是总括性的；然后他才是革命家、教育家，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他从旧时代过来，但很快把旧时代抛在身后，走在了新时代的最前列；而且百年过去，他依然是新的。因为他是真正的进步思想家，是当今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
蔡先生逝世后，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都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毛泽东从延安发去唁电，称孑民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见《蔡元培纪念集》第2页）；周恩来的挽联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中伟大的功绩：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